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细胞集团”。我们的身体也是由细胞构筑而成的。据说，人体有37万亿个细胞。

细胞是构成生物的基本单位——“细胞学说”在19世纪被首次提出。19世纪30年代，马蒂亚斯·雅各布·施莱登和特奥多尔·施旺分别对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显示，细胞会增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进而构成我们的身体。这一结论给当时的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如果细胞是人体的组成单位，那么当身体出现疾病时，细胞会不会出现变化呢？病理学家鲁道夫·路德维希·卡尔·魏尔肖以敏锐的洞察力证明了这一点。对于现代临床医学来说，用显微镜观察细胞来诊断疾病是很平常的事。在医院里负责这项工作的医生被称为病理医生。

如果你的胃里长了肿瘤，内科医生会用胃镜取出一部分，再交给病理医生用显微镜观察，来判断是不是胃癌；外科医生摘除某种病变组织后，也会把它切成薄片，交给病理医生通过显微镜查出病因。

这些在现代医院里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对过去的科学家来说，却是无法想象的。可见，魏尔肖从“细胞的病态变化”的角度来阐述疾病机制的想法有多新颖。

当时有一种被称为“血液化脓症”的怪病，患者一旦发病，会很快死亡。而这种病的病因就是通过显微镜诊断出来的——患者血液中出现了异常增殖的白细胞。

身上没有脓包，也找不到“化脓”的原因，只是白细胞在不断异常增殖，这种病应该怎么称呼呢？魏尔肖以希腊语“leukos(白)”为基础，将该病命名为“leukemia(白血病)”。病名虽然极其简单，却准确地反映了疾病的实际情况，因此被沿用至今。

魏尔肖

此外，魏尔肖的名言“Omnis cellula e cellula(所有的细胞都来源于先前存在的细胞)”，对后世的生物学及医学发展影响深远。

根深蒂固的自然发生说

如果把吃剩的面包放在厨房里，用不了一周就会发霉。这些叫霉菌的生物，乍一看似乎是凭空产生的，其实不然。事实上，一开始就有看不见的菌附着在面包表面，或者被风吹到面包表面，它们随后快速增殖，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样子。

无论是尸体上长出的蛆虫，还是被子上出现的跳蚤，估计没人会觉得它们是凭空产生的，必定来源于其他什么地方。

但是，在科学史上，这样的认知是非常“新颖”的——因为直到18～19世纪，人们都相信“自然发生说”，即生物会凭空产生。

特别是在17世纪，列文虎克确认了微生物的存在之后，要否定生物的自然发生说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肉眼观察不到，就无法捕捉到它出现的瞬间。总之，这种自然发生说根深蒂固。18世纪60年代，意大利动物学家拉扎罗·斯帕兰扎尼对自然发生说产生了怀疑，并进行了一项实验。

他将肉汤放入玻璃瓶中煮沸，确保瓶中暂时不存在任何微生物，然后将其密封起来，一段时间以后与暴露在空气中的肉汤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暴露在空气中的肉汤中出现了大量微生物，腐烂变质，而密封的肉汤没有任何变化。这表明，生物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从外部进入的。

但是这一结论遭到了自然发生说的学者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主张生命的诞生需要与空气接触。他们认为，密封的瓶子内部和空气隔绝，生命的自然发生受到了阻碍。

为了否定自然发生说，有必要证明“即使有空气，生物也不会凭空产生”。法国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破解了这一难题。

1859年，巴斯德用像天鹅一样长着“长脖子”的特殊烧瓶进行了实验。烧瓶的“长脖子”保证空气可以从外界进入，而微生物会被困在瓶颈处，无法深入内部。巴斯德将放入该烧瓶的肉汤煮沸，确保其不含任何微生物，然后长时间静置。最终，肉汤没有发生腐败。尽管空气可以顺利流通，但微生物并没有凭空产生。

巴斯德

实际上，早在5年前，即1854年，巴斯德就做过类似的研究。当时，一个严重的问题困扰着法国至关重要的葡萄酒产业——一部分葡萄酒会因不明原因变质，味道变差，酒厂损失惨重。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腐败和发酵都是微生物在起作用。尽管人们早就知道啤酒和葡萄酒都是通过发酵酿成的，但一般认为这是自然发生的某种化学反应。

为了查明变质的原因，酿酒商求助于巴斯德。巴斯德证明，酵母会将糖转化为酒精，而混入杂菌后，则会产生其他酸性物质，破坏酒的味道。前者是“发酵”，后者则是“腐败”，它们都是微生物生命活动的结果，只是人类根据自己的需求为它们赋予了不同的名称。后来，巴斯德发明了一种消毒方法，以既不破坏风味又能防止腐败的温度对饮品进行加热杀菌。如今，这种方法便以他的名字命名——pasteurization(巴氏灭菌法)。

巴斯德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