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 样本
本部分的研究样本除了研究一和研究二取自上海、杭州、南京、开封、新乡以及北京等地的企业外，我们还与山西省某市经济开发区和山西省某市税务局合作，在山西省发放调查问卷，以全部回收到的样本作为实证的分析对象。通过对这些作为样本企业情况的了解，研究企业动态能力的多层次影响机制。具体而言，在山西省的问卷发放采用访谈发放、邮寄方法和网络在线问卷方法发放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保证样本数量能满足统计分析的要求。发放时间为2009年12月至2010年2月，共发放问卷230份，回收问卷100份，剔除不合格的35份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65份，有效回收率为28.3%。
总结起来，研究三的样本问卷由在复旦大学进修EMBA和MBA学位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上海大学、苏州大学和河南大学进修MBA学位的企业中、高层人员、山西省某市经济开发区的企业以及作者借助个人与学习团队的人际网络所覆盖的企业高层人员填写，共227份样本数据。我们在发放调查问卷时，要求答题人以匿名的方式填写。同时，问卷填写人来源的多元性也确保能够有效减少数据搜集时的系统误差，从而保证数据可靠性与真实性。被试对象基本情况、被测企业的基本情况如表8-1和表8-2所示。
表8-1 被试对象的基本情况统计
表8-2 被测企业基本情况统计
续表
由于这部分研究的问卷是两个时间段搜集的，为了检查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应答偏差（Response Bias），我们通过SPSS 16.0统计软件比较被调查者中早期回答者（第一阶段搜集的65份随机有效问卷）和晚期回答者（第二阶段搜集的65份有效问卷）是否存在差异（Armstrong ＆ Overton, 1977）。该方法先假设晚回答调查问卷者同没有调查问卷者是相近的样本，我们随机选择控制变量公司性质、公司年龄、公司规模和公司战略类型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对照比较两组后，发现两组的控制变量公司性质、公司年龄、公司规模和公司战略类型在5%的置信区间水平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初步说明该样本没有显著的无应答造成的偏差。因此，在本研究中不存在应答偏差的问题。
8.3.2 研究测量
本部分调查问卷的测量项目基于李克特量表法进行设计，即问题由针对某种事物的态度或看法的陈述组成（李怀祖，2004），所有指标也采用6级打分法。
企业家个人层次影响因素。我们采用个人层次影响要素来衡量，主要包括创新性维度、超前行动性维度和风险承担性维度。其中创新性维度主要参考Goldsmith et al.（1995）、Marcatia（2008）的研究，从“一般而言，我是同行中最后一个采用创新的”、“和同行相比，我拥有很少的创新”、“一般而言，我是同行中最后一个知道最新创新的”以及“我先于他人知道创新的内容”等方面来测量。超前行动性维度主要参考Bateman和Crant （1993）的研究，从“我喜欢面对和克服困难的过程”、“当看到我的想法得以实现，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我擅长识别机会”、“我喜欢挑战现状”以及“和他人相比，我能提前识别出很好的机会”来测量。风险承担性维度主要参考Slovic（1972）、Palich和Bagby（1995）、Covin和Slevin（1989）的研究，从“总的来说，我愿意经营那些有风险的业务”、“总的来说，在决策过程中，我总是倾向于高风险的项目，以期获得高回报”、“总的来说，我相信在公司发展过程中，为了完成公司目标，应当采取大胆的、冒险的行动”以及“当决策制定中面对不确定的情境时，我总是采取大胆与积极的姿态，从而抓住为公司带来巨大潜在收益的机会”等方面来测量。
高层管理团队影响层次。本研究把高层管理团队特征分为共享愿景维度、社会整合维度以及权变薪酬奖励体系维度。共享愿景维度主要参考Tsai和Ghoshal（1998）、Sinkula等（1997）的研究，共4个测量项目。社会整合维度主要参考O'Reilly等（1989）、Smith等（1994）的研究，共5个测量项目。权变薪酬奖励体系维度主要参考Collins和Clark（2003）的研究，共4个测量项目和条款。
组织层次影响因素。本研究把企业动态能力组织层次影响要素分为资源存量维度和战略联盟维度。资源存量维度参考Lippman和Rumelt（1982）、Leonard-Barton（1992）、Collis（1991）、Amit和Schoemaker（1993）、Gulati（1998）的研究，共3个测量项目。战略联盟维度主要参考Hartman、Sifonis和Kador's （2000）、Prieto和Easterby-Smith（2006）、Easterby-Smith和Prieto（2007）的研究，共4个测量项目。
环境层次影响因素。本研究把企业动态能力环境层次影响要素分为市场的动**程度、竞争强度、技术的动**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的动**程度。测量主要参考了Dess和Beard（1984）、Clark（1985）、Milliken（1988）、Sharfman 和Dean（1991）、Jaworski和Kohli （1993）、Jansen等（2006）、Menguc 和 Auh（2006）的研究等，共19个测量项目。
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所在地分为长三角地区、京津唐地区、珠三角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五个地区。
公司性质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四种企业类型。
公司年龄按5年及以下、6～10年、11～15年、16～20年、21年及以上五个阶段来划分。根据组织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的不同阶段具备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阶段应该具有相应的能力集合与管理对策。因此，把公司年龄也作为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按50人及以下、51～100人、101～500人、501～1000人、1001人及以上五个范围来划分。
公司主要业务所属产业类型按高科技、传统制造、建筑与房产、商贸和服务以及其他等范围来划分。其中高科技是指计算机、软件、网络、电信、通信、电子、生物制药、高分子、化工等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传统制造是指机械、设备、仪表、纺织、建材等科技含量低的产业；商贸和服务是指运输、仓储、金融、保险、创意、娱乐、会务、会展、旅游、餐饮、教育等。
公司战略类型。本研究的公司战略类型主要分为探索型策略（运用此种策略的企业，总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开发新的产品和市场）、防御型策略（运用此种策略的企业，主要在寻求成本控制和稳定，产品市场范围较窄，且不积极寻求新的机会，大多集中全力在现有市场区域）、分析型策略（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既追求在核心市场维持稳定的地位，又希望透过新产品开发，寻求新的市场机会）以及反应型策略（运用此种策略的企业，通常只是因应外界环境压力才做出相应行动）。由于公司实施的战略类型为多值名义级变量，需要把它转化为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来处理。本研究根据马庆国（2005）的建议，将公司战略类型变量转为为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进行处理。因为公司战略类型变量有四个取值，分别为探索型策略、防御型策略、分析型策略和反应型策略，这时需要设置三列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以D1、D2、D3来表示。因为四分类变量如果设置四个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解释变量之间就会出现完全线性相关的问题。具体设置如下：当公司战略类型为探索型策略时，D1=1，同时D2=D3=0；当公司战略类型为防御型策略时，D1=0，同时D2=1且D3=0；当公司战略类型为分析型策略策略时，D1=0，同时D2=0且D3=1；当公司战略类型为反应型策略时，D1=0，同时D2= D3=0。
8.3.3 数据同源偏差检验
在问卷调查时，所有问项在均由同一填写者填写的情况下，就会容易出现同源偏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的问题。消除的一类方法是在研究前尽可能使用提高事前预防的措施，本部分研究使用了答卷者信息隐匿法和选项重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预防作用。
检测同源偏差的常见方法是潘德斯科夫和奥甘（Podsakoff ＆ Organ，1986）建议的哈曼（Harman）单因子检测方法：问卷所有条目一起作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反映了CMV的量。在本部分中，也采用这个做法。问卷所有条目一起作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占到的载荷量是27.303%，并没有占到多数，所以同源偏差并不严重。因此，通过哈曼单因子检测方法，我们综合控制了同源偏差问题，保证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同源偏差基本不会影响研究结论。
8.3.4 统计方法
对回收的有效数据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包和AMOS18.0统计软件包进行处理分析。主要分析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其中，SPSS16.0统计软件包主要被用于描述性统计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功能；AMOS18.0统计软件包主要被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功能，能够比较若干模型之间的优劣，以及对测量量表的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进行分析。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主要在控制一些变量的基础上，利用SPSS16.0软件进行处理，从而来研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