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企业动态能力理论的发源与兴起
2.1.1 企业动态能力理论的基础
在现代经济学当中,对企业组织的能力的讨论起源于潘罗斯(Penrose)的《企业增长理论》。在这本书中,企业被定义为“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并强调认为企业的增长源泉是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她把知识分作两类:客观的和经验的。客观的知识独立于个人或团体之外,可以通过书籍、广播或电视等媒介向任何组织和个人传播。经验的知识却无法通过这种途径来传播,与个人无法分开,而且离不开一个由一起工作经验的个人的集合(即组织)。同样的资源,当被用于不同的目的或以不同方式并与不同类型或数量的其他资源相结合时,会产生不同的服务,而且从特定企业的经验中所产生的知识还会是独特的,这就是后来被概念化为独特的或难以模仿的企业能力的“雏形”(Penrose,1959)。受潘罗斯的启发,理查德森(Richardson)在《工业组织》一文中使用“能力”(Capabilities)概念来指企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他认为工业开展着无限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需要有具备适当能力的组织来开展(Richardson,1972)。
尼尔森和温特(Nelson & Winter)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认为:理解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变迁,那么经济理论的分析单位不能像正统经济学那样停留在总体变量上,而必须置于微观的企业活动基础上。重构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努力使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一个关于企业能力和行为的演化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企业被定义为一个由组织惯例所组成的层级结构(Hierarchy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s)。于是,企业是在任何时点都具有一定能力和决策规则的实体。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能力和规则作为有目的解决问题的努力和随机事件的结果而被更改,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作为自然选择的相应经济机制决定哪些企业赢利,哪些企业不赢利,并且淘汰掉后者。在这个企业模型中,组织惯例在解释企业行为方面起着中心作用。第一,惯例执行组织的记忆功能,即组织活动的惯例化构成组织的特定运行知识,惯例是最重要的知识储存形式。第二,惯例是一个组织的技能(Skills)。正如个人技能一样,组织的知识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但组织的学习是一个社会的和集体的过程,它不仅通过个人之间的模仿,而且通过对理解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共同努力,所以组织学习要求沟通的共同规则和有协调的搜寻。从学习活动中产生的知识储存于组织的惯例和运行程序之中,并且惯例代表了成功解决特定问题的互动模式,并存在于团体行为当中。由于这种集体行为的复杂性,嵌入在惯例之中的知识大多是“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即组织成员并不完全意识到的操作的细节知识,而且感到很难或不可能把这些细节知识全部用语言表达清楚。组织惯例在任何时点上都决定了企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它是组织能力的载体(Nelson & Winter,1982)。
综上所述,演化经济学把企业看作知识的库存:企业把已有的知识储存在组织惯例之中(解释现有企业的能力),并且在竞争过程中搜寻新的知识和新的惯例(解释企业能力的发展)。理解企业能够在未来做什么就必须理解企业现在能够做什么,并且,如上所述,企业的行为可以由它们所使用的惯例来解释,所以给企业做模型意味着给惯例及其时间的变化做模型。这样的话,企业就是动态的,并且处于发展和搜寻的过程之中。演化经济学详细分析了企业能力产生和演进的机制,为“企业动态能力观”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1.2 企业动态能力理论的演进分析
企业为什么能够赢利以及怎么获得超过行业平均利润的经济租金是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基本、永恒问题(Penrose,1959;Porter,1985;Porter,1991;Amit,1993)。为了回答企业如何获得以及保持竞争优势这一基本问题,企业所拥有资源和能力如何与其所处环境相机匹配逐渐成为研究热点(Andrews,1972)。安德鲁斯(Andrews)认为:战略管理的核心作用是把环境中的机会和企业的力量相匹配,同时保护企业的弱点不受到环境的威胁。这个框架同时注重企业内部能力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其战略问题焦点在于企业自身力量和外部机会的匹配上。对于企业的内部因素(即企业的力量),安德鲁斯使用了独特的胜任(distinctive competence)——一个公司能够在某些领域做得特别好的力量。
20世纪80年代,波特教授(Porter)的竞争战略理论认为,企业战略中心问题是对付竞争,而如何对付竞争,取决于企业对所处的产业和竞争者进行分析,然后找到能够抵御或影响这些竞争性力量的位置。可以认定,这种定位的本领就是企业的能力。总结起来,以Porter(1985)为代表的战略定位学派(The Positioning School)认为环境决定企业能力和战略,进而影响企业是否赢利。他们提倡企业应对产业和竞争者进行详细分析,然后在市场中找到一个恰当产业并在产业中处于优势的地位。但是过于强调对宏观环境与产业环境和竞争者的分析,却失去了对自身能力应有的关注,会物极必反(项保华,2003)。也就是说,为什么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绩效上的明显差异?是否存在内部的什么因素,使企业能够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
理论在不断地发展,“基于资源观的战略”认为企业竞争优势(以在产品市场上获得超出正常平均的收益来衡量)的源泉是企业所控制的战略性资源。它以两个假设作为分析前提:①企业所拥有的战略资源是异质的(Idiosyncratic)。所以,拥有异质性战略资源的企业由于拥有其他企业所缺乏的资源而获得竞争优势;②这些资源在企业之间不能完全流动,具有某种程度的“刚性”,所以异质性得以持续(即竞争优势得以持续)(Wernerfelt,1984;Barney,1991)。巴尼(Barney)认为低价高产出的战略性资源可以被某些企业在不完全竞争的战略要素市场上获得,但Dierickx和Cool(1989)却批评巴尼假设为执行产品竞争战略所必需的所有资产都是可以买卖的。他们认为,真正带来竞争优势的资产(资源)是不可交易的资产,也就是不可能从公开市场上获得的资产,这些资产必须由企业“建设”(Build)出来。这些资产的例子包括诸如质量声誉、企业特定的人力资本,代理商的忠诚、研发能力、品牌忠诚等。因此,战略性资产是在一段时期里遵循一组连贯性政策的累积性结果,即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不是可交易的资产流量,而是通过在一段时期内所选定时间路径的资产流量(Flows)所积累起来的战略资产存量(Stocks)。换句话说,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是“内生”的,只能通过连贯性的投资才能积累出来,是有价值的(Valuable)、稀缺的(Rare)、不能完全模仿的(Inimitable)和难以替代的(Nonsubstitutable)。
总之,纵观战略管理理论发展的历程,以资源学派和能力学派为代表的对企业内部要素进行研究的理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逐渐打开了被新古典经济学称之为“黑箱”的企业的真实面目,使人们了解了为什么在同样的市场环境和产业结构下,有的企业具备长久的战略强势和竞争优势,而有的企业却难以为继的原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学派和能力学派也被学者不断质疑(Leonard-Barton,1992;Teece et al.,1994,1997,2007)。
对于资源学派来讲,首先,资源概念的确定很模糊,未形成统一的企业资源概念。一般来讲,企业的主要资源有人力资源、财务资源、自然资源、管理资源、技术资源,但这并未在学术界取得完全一致的认同,资源概念内涵的界定困难给企业战略的制定带来难以逾越的困难。其次,由于技术发展、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资源不再具有资源学派所主张的稀缺性、难得性、难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在同一市场体系下的资源越来越多的具有同质性。再次,资源学派强调企业内在成长和对企业内部资源的积累和运用,以此来形成和创造战略优势,但对企业如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技术的动态性和难以确定的技术环境考虑不足,有些单一。最致命的是,资源学派对于企业长期竞争优势源泉的解释,并没有给出可行的用以识别、培育、维护资源的方法,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对资源的积累和使用进行有效管理的操作性途径或思路。
能力学派认为能力是企业拥有的关键技能和隐性知识,是企业拥有的一种智力资本,它是企业决策和创新的源泉,但学者们逐渐发现企业能力的调整极大地受制于企业原有的互补性资产。互补性资产是企业的专用性资产,是企业在建立已有能力时做出的不可还原性投资,仅与特定的产品、技术或经营方式联系时才具有价值。能力的调整既可能提高也可能毁掉互补性资产的价值。能力的调整如果损害互补性资产的价值,则会提高沉没成本效应,从而减少了企业采纳变革的可能性。而企业员工对专用人力资本的投资,在能力调整中面临着重大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降低了企业员工做出新的、专用性投资的愿望,从而也降低了企业能力调整的可能性。同时,自Prahalad和Hamel(1990)的《企业核心能力》一文发表以来,能力理论的分支——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理论得到了重视和快速的发展。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核心能力的局限性突显出来。
Leonard-Barton(1992)最早对能力刚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一个企业经过多年的积累而形成其独特的能力后,就会有意或无意地排斥其他方面的能力,形成能力刚性,主要表现为:倦怠,缺乏动力与进取精神;不愿向新业务领域渗透,视野狭隘,只满足于已取得成功的产品或市场;因循守旧、怕冒风险,只相信过去成功的经验,极力维护已有的能力等。由于企业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性、企业资产的专用性、沉没成本效应、替代效应、片面追求核心能力的静态效率、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企业成员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惯性(Simon,1978)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存在厌恶风险的倾向(Kahneman & Smith,2002)等原因使企业固守现有的能力,对环境变化反应迟钝,产生了能力刚性。因此在复杂动态环境下传统的核心技术资源由于其具有相对黏性(Teece,1997),而往往成为企业进化过程的绊脚石。同时,核心能力的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e)解释了企业昨天的成功,但是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作用往往使企业发展适应新环境的新能力,陷入“惯性陷阱(Incumbent Inertia)”(Lieberman & Montgomery,1988)或“核心刚性(Core Rigidities)”(Barton,1992)。另外,路径依赖还使得现有企业引入“体系性创新(Architectural Innovation)”时困难重重,主要原因在于现有企业引入构造创新的机制和渠道还是老的机制和渠道,并不适用于新的知识范式。所以Williamson(1999)认为,在很多时候,路径依赖必须为现有企业的低效率负责。这说明在动态市场环境中,由于沉没成本效应、替代效应以及创新的路径依赖所造成的刚性使得企业无法保持与环境的动态战略适应,核心能力有可能发展成为妨碍业绩的能力陷阱,成为动态环境中组织持续发展的桎梏(Teece,1997;Eisenhardt & Martin,2000)。Christensen(2001)也认为,今天的竞争优势可能变成明天的障碍,除非战略家协调自身,在不确定条件下寻求变革。
因此,能力的刚性问题是企业动态能力理论出现与兴起的动力与原因。由于能力的刚性问题,企业以往竞争优势在新的环境中变成了企业劣势。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特殊能力是其持久竞争优势的来源。但能力自身的特征决定了企业能力具有强烈的惯性。这种惯性使得在超竞争的环境中,无论是特殊能力或是核心能力都很难保证企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由于能力是企业拥有的关键技能和隐性知识,是企业拥有的一种智力资本。隐性知识和智力资本意味着企业在辨识能力方面存在着含义的模糊。尽管可以确认企业在哪些方面比竞争对手做得好,但要识别企业为什么会做得好却很困难。即使是企业自身有时也不能准确地识别出自己竞争优势的源泉。这种“普遍模糊性”一方面保护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企业能力的调整。同时,企业能力这种特殊的智力资本建立在组织与个人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突出地表现为一个组织整体所拥有的资产,这种复杂的相关性也会影响企业未来的行为和战略调整。
企业能力惯性的存在使得企业很难在超竞争的环境中做出重大的变革,以保持动态战略适应。因此,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化和企业拥有能力的刚性之间的矛盾不能促使企业快速适应环境进而塑造企业竞争优势。但是,随着全球一体化整合趋势的加强,企业所处市场和行业环境都趋向于复杂、动态与不确定性变化,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之间竞争更加异常激烈。现实中,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诞生了如秦池、三株、巨人等无数的短暂明星企业,这些企业在商业历史中的昙花一现,原因多种多样,如CEO缺乏远见与持续学习的能力等,即企业家没有持续更新自己的心智模式与在企业内部构建不断超越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动态跃迁能力(吴晓波,2001)。因此,企业在以往所处稳态市场环境中形成的静态均衡不断被打破,企业竞争优势往往也不能持续存在,因此理论研究和商业实践都迫切需要新理论的出现。
于是,为了适应动**复杂环境的需要,在20世纪末,企业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这一崭新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同时企业动态能力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重视(Teece, Pisano & Shuen,1997;Teece,2007)。特别是自Teece,Pisano 和 Shuen(1997)从动态匹配视角正式在《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提出企业动态能力理论以来,能力理论在学术界和商务实践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Teece 等(1997)认为企业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构建和重组内外部胜任力(Competence)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因此,企业只有从流程、路径与位势上入手构建改变能力的能力,才能动态适应环境并最终获取超出行业平均利润的经济租金。这里的动态能力的定义来源于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脉相承。如Kogut和Zander(1992)用联合能力(Combinative Capacity)来描述组织流程,通过这个流程企业合成和获得知识型资源,同时创造这些资源的应用。相似的术语还有Henderson和Cockburn(1994)的建构能力(Architectural Capability)。Amit和Schoemaker(1993)更强调唯有整合组织的独特能力(Distinctive Competence)或策略性资产(Strategic Assets),才能够产生持续性的竞争优势。由于企业动态能力理论强调企业整体性、复杂性和动态性,具有解释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源泉的潜力,许多学者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和探讨,极大丰富了企业动态能力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