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位居第二是一件好事。我从事乐评工作的这些年来—我往往不是报纸杂志唯一负责评述音乐动态的乐评人—总有一位比我年资更高的同事。首先，这代表每当我从小报社换到更有名望的、规模更大的报社时，总有一位前辈做榜样，我可以向他学习。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探索音乐艺术的旅程，从来都没有停下来。

你看，首席评论员差不多没有选择，永远都要扮演“好人”这个角色。首席乐评人必须忍受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季开幕再一次搬演《波希米亚人》，或者纽约爱乐乐团再次演出整套勃拉姆斯交响曲。而我才是那位被派往纽约曼哈顿岛的南北角落，或是邻近新泽西州，那些又深又暗的偏僻地区的人。

那些远离聚光灯的角落，才是发现下一位伟大的钢琴家，或是正在尝试新概念的即将一炮而红的青年作曲家，以及边缘艺术晋升为主流的场所。乐评人的工作，是报告当时发生的事情，并预测下一步的去向。

我还是怀念从前在纽约报社工作的日子，就是我全职报道中国动态之前的年份。千禧年之前，我还在为纽约《新闻日报》（Newsday）撰写乐评。一天，我收到“一大沓”录像带—是的，孩子们，从前有一种录像科技，格式名叫VHS—是弗勒德里克·密特朗（Frederic Mitterand）执导的歌剧电影《蝴蝶夫人》。盒子上还贴着简短的指示：“450字的评论”。之后，首席乐评人打来电话解释说，因为他刚被聘为索尼唱片的项目顾问，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不能撰写任何有关索尼出品的评论。于是，那一周，我突然晋升为影评人。

《蝴蝶夫人》令我印象深刻，因为自泽菲雷里（Zeffirelli）以来，首次有一位电影导演懂得平衡歌剧应有的敏感度与电影式的故事叙述。电影中只有几个叙事环节出现了少许节奏上的瑕疵。此外，观看这部新电影的时候，你终于不用再看着白人中年女子假扮日本少女。在荧幕呈现的各位演员与他们所要扮演的角色，无论是肤色与年龄，都完全相符。

或许没有人预料到这套电影的前瞻性。首先，密特朗（前法国总统的侄儿）后来荣升为法国文化部部长。其次，在电影里崭露头角的“亚洲”演员—女高音黄英、女中音梁宁、男高音范竞马—是后来一大批登上国际歌剧舞台的中国歌唱家的排头兵。

几年后，我又碰上另一个案例。当年，我是新泽西州纽瓦克《明星纪事报》（Star-Ledger）的常任记者。因为首席乐评人正忙着报道新泽西州的夏季歌剧节，我当天的职责，是报道林肯中心莫扎特音乐节（Mostly Mozart Festival）的开幕式。当年莫扎特音乐节的曲目编排，显得特别沉闷—一位同行用上“音乐空调”来形容那些音乐会—但是那天的空气里好像总有一丝不对劲。那天下午，女中音突然取消演出。这场音乐会一早预告，将安排全国电视直播；她不亮相，代表音乐会突然失去20分钟的曲目。

开幕式的另一位独奏是郎朗，而这位年轻小伙子名副其实地“救了场”。从我的角度来看，郎朗不是什么新发现。我一早已经欣赏过他学生时代的演出（在新泽西州最深最暗的角落），是柯蒂斯音乐学院专场。1999年，他在芝加哥交响乐团拉维尼亚夏季艺术节（Ravinia Festival）中临危立命，代替安德烈·瓦兹（Andre Watts）担任协奏曲独奏。可是，莫扎特音乐节却是另一回事。电视监制正在头疼，要用什么办法补加20分钟的曲目，郎朗—他的常演曲目中没有几首莫扎特作品—却提出一个巧妙的对策。他愿意弹奏李斯特改编自莫扎特歌剧的钢琴幻想曲《唐璜的回忆》（Reminiscences de Don Juan）。这部独奏作品的长度，正好是18分30秒。郎朗在拉维尼亚临时代替瓦兹时，第二天的报纸只刊登了一小则的报道罢了。而郎朗在林肯中心这一次亮相，却吸引了全国电视观众的眼球。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经常到访过亚洲了。我首次踏足亚洲，是1998年。当年，我跟随奥菲斯室内乐团（Orpheus Chamber Orchestra）到访越南；他们是首支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巡演的美国乐团。那次，我在香港转机。因为有机会在那里停留几个小时，我坐地铁到中环吃了一顿饭，还购了物，对我而言，那算得上是我第一次到访中国。可是，我祖籍广东的贤内助（我们俩首次相遇在纽约，是越南之行的两年后）却不以为然。她在千禧年离开纽约，远赴香港大学任教。

不可否认，林昭亮策划的台北室内音乐节—尽管大部分节目都是协奏曲音乐会—是我第一次身驻亚洲报道东半球的古典音乐动态。千禧年初期，我经常飞往亚洲各地，在那里提交报道给我的编辑们，然后就赶回家，重拾我在纽约的生活节奏。过了不久，我发现，无论我身处哪里，我报道的音乐人物都是同一群人。

这些机遇造就了这本《评音论乐》以及已在京师爱乐丛书中出版的《谈音说乐》。差不多20年来，我为多份刊物撰文，但是不同报纸杂志的读者群与编辑的定位都不一样。像《乐》（Time Out）这类综合杂志或者是针对音乐爱好者的英国《留声机》月刊，他们要求预告式的报道，在演出发生之前让读者有所期盼。自2004年以来，我差不多没有间断地在伦敦《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他们却要求我提供演出的详尽叙述以及仔细分析。我经常为一份报刊撰写预告式文章，然后在另一份发表评论。

因此，这本书的内容与《谈音说乐》有一些重叠，不仅是人物，也包括演出或录音等项目。正如我在《谈音说乐》中所提到的，那本书的大前提是报道返回中国或刚离开中国的艺术家的想法与抱负。在《评音论乐》里，你会看到我对他们的演出与创作的评价。

书中既有冒险精神，也有发现精神—不只是我个人的探索，而是中国整个渐趋活跃的音乐行业的发现。大约15年前，一个市场推广活动用上了这一口号：“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这是纽约爱乐乐团！”在中国要是套用这个口号，一点都不觉得夸张。“一场音乐会”经常包括一部作品的首演、一位艺术家的初试啼声、一座新建音乐厅的首次亮相。

过去的15年，古典音乐在中国是一场疯狂的体验。时至今日，仍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