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只是还不太懂得欣赏他音乐中费尽心思的真诚。

1928年7月29日，卡米拉及儿子奥托依照与雅纳切克商定好的计划抵达布尔诺。这是作曲家雅纳切克期盼已久的假期，是卡米拉丧母之后二人的第一次重逢，不想却成了最后的诀别。雅纳切克郑重地穿上白色套装到火车站迎接心爱的人。隔天中午，雅纳切克与卡米拉一家前往Hukvaldy，他随身带着歌剧《死屋手记》的第三幕，打算在假期再顺一遍乐谱。临行前，他阖上钢琴，喃喃自语道：“一切都准备好了，似乎再也不会回来。”家里的女佣觉得主人表现很是奇怪。

Hukvaldy的夏天很美，雅纳切克细心地布置着属于他与卡米拉的乡间小屋。他每天带卡米拉母子俩去乡间散步，返回时总要在Micanik酒店落脚吃些点心，日子平淡，却很符合作曲家心中追求的安静。8月8日，雅纳切克第一次感到耳朵、喉咙的阵痛。当地的医生、市政要员相继探望并催促雅纳切克尽快去医院接受治疗，但他有些不信邪，坚持等病情恶化了再说。

关于雅纳切克临终的故事，为人所熟知的版本是：卡米拉的儿子在森林里走失，雅纳切克出发寻找，由于暴风雨染上了风寒，病情急转成肺炎。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音乐学家罗伯特（Robert Smetana）发表的重要文章，还是最后服侍在侧的女佣Krskova小姐的回忆都未曾提及此事，这只是雅纳切克的妻子兹登卡心中认定的一种“官方说法”。

8月10日，雅纳切克被确诊为肺炎，病人自觉精神状态良好。隔天晚上病情急转直下，雅纳切克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呼吸十分困难，他拒绝注射强心剂。在镇静药的帮助下，雅纳切克于8月12日上午9点入睡，一小时后去世。卡米拉一直守在他的床边，人们把她错认为雅纳切克的亲人。8月15日，在布尔诺举行了雅纳切克的盛大葬礼：他的遗体被陈列在国家歌剧院，纪念音乐会曲目包括德沃夏克的《安魂曲》、雅纳切克的《狡猾的小狐狸》中的“护林人的告别”……卡米拉并未出现。

依照雅纳切克夫人兹登卡的意思：将卡米拉变成一个不被人提及的“影子”，在此后关于作曲家的书中小心翼翼地略去她的名字。1938年，卡米拉患癌症逝世，享年43岁，她的去世几乎无人知晓。同年，雅纳切克题献给卡米拉的四重奏《私信》印刷出版，但题词被尽数抹去。时值纳粹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与一位犹太人交往过密总是危险的，人们便也不再提这位犹太女人的事。“避而不谈”的态度持续了近40年，直到莫拉维亚博物馆拿到了这些私人信件，卡米拉才渐渐浮出水面。卡米拉死后，她的丈夫设法逃到瑞士；她的两个儿子与非犹太裔结婚并在战争中幸存；而卡米拉的其他亲人，包括其父亲均葬身于纳粹集中营。

在去往Hukvaldy的旅途中，卡米拉随身带着一本纪念册。从1927年10月2日起，雅纳切克总会在这本纪念册上写下他们的相逢时光，纪念册里尽是美好的文字与雅纳切克随手记下的音乐灵感，包括他们在Hukvaldy充满温暖爱意的最后时光。8月10日，全身滚烫的雅纳切克在晚间记下了他对卡米拉最后的感激。纪念册在纯粹的快乐中画上句点：

我，亲吻过你。

而你，正坐在我身边，我快乐且平静。

就这样，与天使共度的日子。

对于雅纳切克，这是一个虽有遗憾却很美的终点。说来可气又好笑，追求真诚的雅纳切克周遭却充满了谎言。生前最渴望拥有的两样东西——卡米拉的爱与自己理想的“散文化”音乐创作，他最终都得到了。但种种世俗的因缘，使得卡米拉在作曲家死后被兹登卡等人抹去一切痕迹成为默默不语的影子，而最后一首作品同样遭受到不应有的篡改与过于草率的评价。雅纳切克生前表示要把几部作品的所有权及总价值十万克朗的版税留给卡米拉，包括《卡佳·卡巴诺娃》、《失踪者日记》、《死屋手记》以及献给卡米拉的第二弦乐四重奏《私信》。该遗嘱并未得到合乎意愿的执行，版税及所有权归属妻子兹登卡与捷克马萨里克大学。多年后，卡米拉的丈夫将此事付诸法庭，意为卡米拉讨个公正的说法。作曲家的爱意变成闹哄哄的一团糟。

最后一个夏天，雅纳切克人生**般的快乐与辉煌被谎言团绕着，仿佛从未泛起涟漪的湖面。

前往死屋的路上

在前往死屋的路上。

我为什么要走进黑暗、冰冷的罪犯巢房，与“罪与罚”的诗人为伍。看着一个老人从火炉上摔了下来，掉在死尸上，他立刻在胸前对着它划起十字架，用迟钝的声音啜泣着：他也曾有母亲，不是白白凭空生出来的。

这是死屋温暖的地方。

雅纳切克死后，人们在他的内衣兜里找到了这张字条。很明显，比起死，作曲家更害怕失去人活时纯真温暖的天性。人们却不太习惯接受他音乐中费心琢磨的真实。即便是一个十分具有戏剧感的伟大主题——死，雅纳切克依然表现出“乡野范”。

《死屋手记》，是雅纳切克“反戏剧式”音乐的最后一次大胆远足。虽然延续了其他作品中一贯的人情味，在题材选择上却是史无前例的沉重。在此之前，雅纳切克塑造歌剧人物的速度快得令人害怕：从卡佳·卡巴诺娃、狡猾的母狐狸到马克罗普洛斯，一个紧接着一个，而这最后一部却花费了作曲家几年的时间，才只不过刚刚找到心目中大体的基调。这是继卡佳·卡巴诺娃之后，雅纳切克又一次对俄罗斯世界的全身心投入。雅纳切克喜爱玩味斯拉夫世界，阅读柴科夫斯基的信件，研究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及戏剧《行尸走肉》（Zhivoy trup），希望在其中找到歌剧创作的故事蓝本。最终，他选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主题基调，而死亡恰恰又是常规观念中一部成功歌剧不可缺少的构成要件。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几部小说都被改编成了歌剧，其中以捷克作曲家的改编占据相当重要的份额。如1922年至1927年，捷克“二战”后担任布拉格歌剧院院长的作曲家耶利米阿斯就曾创作歌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但雅纳切克在故事的选择上有完全不同于传统歌剧的心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称不上小说，只是长篇报告文学，具有纪实的片段特征，是在狱中家书基础上形成的文本。比起《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赌徒》，它根本算不上有完整戏剧冲突的好本子。恰恰是这无情节、零散的风格令我们再次回味起雅纳切克的标准形象——小个子的他在摩拉维亚省游游****，记录下菜场里人们闲谈和树枝上鸟儿歌唱的方式。

在这世界上除了这一位，再没第二个是通过看报纸创作歌剧的，且他竟一口气写了两部！雅纳切克热衷于读报，特别是晚报。他每天结束工作后都会拿起一张《人民报》（Lidové Noviny），并两次发现了新歌剧的题材。1916年5月，该报刊登了一位年轻农民与一个吉卜赛女孩私奔后留下的一捆诗歌，很快这被证明是一出恶作剧，不过雅纳切克已经据此创作了《失踪者日记》。雅纳切克的第二次报纸灵感是在1920年6月，他发现女佣对着一幅卡通画笑得直不起腰。“什么这么好笑？”女佣指着一张图，上面是一只公狐狸和一只母红狐狸手拉手走路。雅纳切克也开始笑。女佣说：“先生，您总是记录动物的叫声。难道这不会成为一部精彩的歌剧吗？”雅纳切克给《人民报》编辑打了电话，然后就去森林闭关创作。《狡猾的小狐狸》成了一部顽皮芬芳的歌剧杰作，讲述性感的小母狐的毕生历险，从被捉到逃脱，从生儿育女到猝死。从1893年12月创刊号起，雅纳切克成为《人民报》的重要写手，直到去世共为报纸撰文60多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报告文学是雅纳切克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最恰当不过的题材。

1927年2月18日，雅纳切克开始动笔创作《死屋手记》，他在给卡米拉的信中反复地强调：这是现在最最重要的事。然而早在1926年的英国之行，雅纳切克对“死”已然有了震撼、惊恐之感。亲眼看着斗争情绪高昂的工人、随意被射杀的司机，雅纳切克对生命被随意践踏忽然心生茫然。他感觉沮丧，创作似乎没有意义，死竟是这么容易。离开伦敦后，雅纳切克决定动手创作《灵魂的朝圣》，作品原名《游**的小灵魂》。11分钟的旋律几经修改都未能完稿，最终成为歌剧的序曲部分，这才应该算是《死屋手记》创作的真实发端：不是为了写死，而是为了度生。《死屋手记》创作过程很令雅纳切克痛苦，他深陷恐怖与孤独之中。

致卡米拉·布尔诺，1927年10月16日

今天我是如此痛苦！这是怎样的生活，如果清风拂面的幸福不能与天地长存，如果一滴雨尚未落地滋养大地就失去了生命，该怎么办？

我亦然。

总有人在旅程过半的时候便停了下来，因为他们无法前行！更有甚者，他们不被允许继续前行！那将是怎样的滋味，只有痛苦。

今天我再次感觉到孤独，这部大作品正进入最后的尾声，很可能将是我一生最后一部歌剧，它看起来是那么像我。每次想到快要离开这些伴随我两到三年的故事人物，我总是很忧伤。只有你，能了解我的苦痛悲哀。

致卡米拉·布尔诺，1927年10月16日－17日

我可爱的灵魂，昨天和今天，我完成了这部作品：《死屋手记》。

一个很可怕的标题，不是吗？在第一幕的尾声，一位罪犯描述自己如何杀了上校，他对自己说：“我是上帝，是沙皇！”晚上我梦见在鸭绒被下躺着一个死尸，他躺在我的身上，如此真实，我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头！我惊恐地喊叫起来：“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鸭绒被从我身上滑落，我松了一口气。我觉得似乎你柔软的手臂枕着我的头，天啊，这些梦，只是梦，只是梦而已……

故事虽然贯穿了生离死别的痛苦，自然、人性的冷酷，但最终雅纳切克天性里的温暖真诚又一次赢得了悲剧中的胜利。作曲家在其中穿插了众多散落的小场景，一张张关于“自由”的美丽剪影：第二幕中放飞的鸟儿，以及复活节的节目庆典都在创造令人快乐的世界。雅纳切克死后，人们在他的工作台上发现了第三幕的草稿——作曲家最后一部歌剧永久地停留在兴奋的、令人陶醉的**。

那么，结局呢？

雅纳切克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扮演一个怯懦角色，一心期盼国人对他音乐的认可。为了作品能上演，他忍受了蠢货们无数次的嘲笑讥讽，甚至是任人随意删改。即便是为雅纳切克赢下声名的歌剧《耶努发》，也未逃过被同族人耻笑的命运。

《耶努发》第二幕：在患产褥热的日子之后，耶努发下了床，得知新生儿已经死去。她的反应出人意料：“那么，他死了。那么他成了一个小天使。”她在奇特的惊愕中平静地唱着这几句，没有叫喊，没有动作，像是疯了似的。旋律的曲线多次地升起而后又立即降落，仿佛它也被击瘫了，它是美的，它是激动人心的，而同时，它又始终是恰如其分的。

当时，最有影响的捷克作曲家诺瓦克取笑这一场戏：“耶努发好像在叹息她的鹦鹉死了。”一切尽在这句愚蠢的挖苦话中了。人们不是如实想象一个正得知自己亲生儿子死讯的女子，而更愿意依照范式来设想歌剧的“高大”。一件事在人们的想象中，与这件事事实上发生的样子，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雅纳切克在所谓现实主义戏剧的基础上创作他的歌剧，然而那个时代，此举已然扰乱了常规，使他吃尽闭门羹。在整整14年中，布拉格国家歌剧院指挥——一个叫科瓦诺维茨的平庸作曲家始终拒绝上演《耶努发》。即使最后他终于让了步（1916年，是他亲自主持了《耶努发》在布拉格的首演），他也没有停止过说雅纳切克的实验纯粹是闹着玩的业余爱好，并且对乐谱做了多处修改，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删节。雅纳切克反抗了，但是他那时候默默无闻，反抗也没用，只会令《耶努发》更无出头之日。如今桌上搁着未完成的《死屋手记》，此时的似乎作曲家已不再默默无闻，但他死了。结局是：他终是躲不过又一场滑稽的“续貂行动”。

1930年，《死屋手记》的首演以奥塔（Ota Zitek）及雅纳切克的两名学生奥斯瓦尔德（Osvald Chlubna）、巴卡拉（Bakala）修订后的版本登台亮相。他们的分工明确：奥塔负责增添文本与舞台提示说明，另两人负责作品的重新配器。两名学生整理了未完成的乐谱手稿，准备付印出版。原本歌剧的结尾是声势雄壮的：主人公从苦役营中被释放。劳役犯们高呼：“自由！自由！”看到他出发踏上了归途，他们苦闷地抱怨道：“他连头都不回一下！”然后，看守官叫了起来：“干活去！”这是剧中的最后一句，全剧在铁锁链带切分节拍的哗啦哗啦声中，在强迫劳动的粗野节奏中结束。雅纳切克的学生们稍稍修改了最后几页，“自由！自由”的叫喊声被移到了最后，扩充成了长长的结束句、欢快的结束句、一次“升华”。这不是一个旨在延续作者意图的追加，而是对这一意图的否定，在最终的谎言中，作者的本意被歪曲了。直到1964年，环球的版本重新恢复了雅纳切克原先草拟的结尾附于乐谱的背后，之后的演出才重新回归作曲家的本意。

此前，雅纳切克创作的歌剧剧本多被称为“业余货色”，作曲家这次直接借鉴《死屋手记》的俄文原版并写就独立的剧本，有雅纳切克标注的复本如今被保存在布尔诺莫拉维亚博物馆。有人认为雅纳切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报告文学的改编很粗略、不恰当，只是比将故事中一些毫无关联的情节串起来好一些而已，谈不上什么深刻。当年曾大力在国际上为雅纳切克摇旗呐喊，安排其前往伦敦的罗莎·纽迈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音乐》一书中写道：“严格意义上而言，《死屋手记》并不能称为一部歌剧。因为它里头没有男英雄形象，也没有女主人公，没有情节，各部分没有关联，除了四个囚犯对于可怜卑鄙现状的忏悔，毫无故事可言。”虽然罗莎是雅纳切克多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的支持者，对于作曲家的创作风格竟是完全的误解。雅纳切克曾试图在逻辑、动机上花的心思，刻意营造的生活感成为权威眼中不符合规矩、不入流的玩笑话。

今天，世界不得不承认歌剧《死屋手记》是20世纪歌剧史上伟大的创作，是雅纳切克的巅峰之作。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意图才刚刚有一点领悟，不想，走在前往死屋的路上是这么曲折。

前往爱的路上

在我最新的作品里你是可爱的Aljeja[1]。

我告诉她，如果将我与你相连的线断了，那么我的生命之线也将随之中断。

1928年，除了“死”，剩下的全都是“爱”了。这一年，雅纳切克完成了同样珍视的另一部作品——《第二弦乐四重奏“私信”》，如果说《死物手记》写得艰难，那么这一首活泼生动的弦乐四重奏创作得极为顺畅，一鼓作气。1928年3月8日，雅纳切克写信给卡米拉。

今天，我完成了四重奏《私信》的修订本，我们俩的“私信”。我对兹登卡说：“作品最终将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美，你不得不承认卡米拉对我灵魂的重要影响，对我作品的重要影响！”哦，小灵魂，我们将在光芒中摇曳生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是徒劳。很难说，我在《私信》中放入了哪些故事和插曲，到处都是令人颤抖的情绪，我将所有感情都放置于作品之中。音乐仿佛把我和你带入空中，周围总是欢乐，我们渴望飞翔。正是在这样热烈的情绪中，《私信》诞生了。创作它时，我的笔仿佛正燃烧着！多么流畅！多么不愿意停下来！

我恳求命运，恳求上帝，你我之间细小的瞬间都不该被淡忘。看着这些文字，不禁眼泪在打转。我如此地深爱着你，因爱你而格外快乐。……

虽然爱人的回信速度依然令雅纳切克着急难耐，但卡米拉似乎一瞬间将作曲家的爱全部纳入怀中，一首《私信》将音乐领域里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两个人奇妙地连在一起。很快，一封令作曲家激动不已的回信飞来了。

亲爱的大师，

真不知道如果没有你的信，这么糟糕的天气该怎样度过？！我把你的信反反复复地读了好几遍，它们真好，即使我不愿意，我也不能不想着你。读着信，令我想起很多我们过往的事。你曾说过认识我之前与之后的日子大不相同，那么我自己呢？我对生活从不有所期盼，只是没有爱与快乐的日子一天天过罢了。现在觉得似乎是上帝在试探我们，当他觉得我们值得获得这样的爱时必会给与我们。可能我这一辈子就只是在等待你的出现，我从未找到你这样给与我爱的男子。这么说恐怕周围的人都无法相信。别人对此一定是一笑而过，将信将疑的。但我必须说，你要是再年轻些，我们会更加亲近。我向你保证现在的生活十分快乐，我不会有更多的奢望。而对于你的一些歉疚，我总是心存感激。……

5月份，雅纳切克将《私信》拿给摩拉维亚四重奏试奏，乐手在看过乐谱后说：“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雅纳切克对卡米拉说，“我的—你的”作品美极了，是奇特的、不受拘束的，充满灵感，超越所有的凡俗与条条框框！总而言之，我们将迎来一场胜利。这是我首部完全从感觉感情经验中脱胎而出的作品。在此之前，我只从记忆中搜寻创作的可能，而这首“私信”却是在火焰中写成的。以前的作品都只能被称为冒着热气的灰烬。作品将题献给你，你是它的起源，创作它给我带来从未有过的快乐。作曲家想着可以带着卡米拉带着《私信》在世界各地巡演，恨不能全世界人都能分享他的“情书”。

在音乐中追求“反戏剧”创作的雅纳切克，在追求真爱的道路上是绝对百分百的戏剧腔调：激烈火热、无止境地索取对方的爱，不惜无限量放大孤独思念的情绪。有时候一日一连数封信的追问，令卡米拉喘不过气来，干脆一封不回。就在这节骨眼上，卡米拉的母亲于6月份被确诊患上癌症。卡米拉身心交瘁，无暇顾及作曲家的精神危机。

致卡米拉·布尔诺，1928年6月27日晚

我亲爱的卡米拉，

今天，他们（即摩拉维亚四重奏）在家里把《私信》从头到尾演奏完了。他们充满**，仿佛是他们自己在书写这些情书。

我似乎已经完成一生的作品了。很奇怪，似乎一切都在匆忙地奔向终点，似乎再不会拿起我的笔了。

听着他们的演奏，不禁疑惑，这真是我写的吗？快乐的欢呼，还有摇篮曲之后忽然发出的恐惧的呼喊。得意扬扬的一场爱情宣言，哀求着，难以抑制的渴求。当你第一次出现在面前，我是如此惊讶，似乎一股脑儿地掉进了井底，井水灌进我的嘴。混乱中，有一个高声的胜利之音在说：你已经找到了命中注定的女人！这真是一部从活生生的肉体中雕刻而出的作品，我想我再也写不出比这更深情、更深刻、更真实的音符。所以我决定就此搁笔，业已走到了终点。

你永远的

L.

雅纳切克在这封信里第一次提到终点，冥冥之中欢乐与恐惧相伴。这些情愫并没有被卡米拉放在心上，她责备雅纳切克不顾及她的感受，甚至是一个离了她便不知怎么独立生活的小孩子。他们在互相折磨中度过了6月，直到卡米拉的母亲过世。两人相约度夏，故事便回到了文章的开头。

不论从年纪、身份，还是从文学、音乐等方面的品位上看，卡米拉都不可能是人们想象中“音乐家恋人”应有的形象，她太过简朴粗鄙，写的信也常常文法不通，甚至出现拼写错误。作曲家对于爱人的选择恐怕要被旁人再次耻笑作“乡气”。卡米拉不在身边的时候，雅纳切克总是怀念她高高低低的笑声和没完没了的细碎唠叨，他怀念的不是卡米拉说话的内容，却是声调，在他心中，那便是全部的美与爱。雅纳切克对于真实有着苛刻的挑剔，在他喜欢的东西中有牛奶、面包、果酱、木屋、森林、小动物们、吉卜赛小孩……最后再加上音乐与卡米拉，他们都属于一类：天真的。比起马勒与阿尔玛，雅纳切克与卡米拉的通信像是《人民报》的生活版，实在没有什么内涵可言，不过在作曲家心中那是对爱、对美最高级别的抒情方式。

一片夏日的草坪，雅纳切克的音乐散发着莫拉维亚乡村生活并无多大深意的**、真实、平淡。要是没有草坪，我们看到从地上长出的漂亮大树时，也不会太兴奋。1928年的夏天，爱与死在此相聚，没有谎言。

[1] 《死屋手记》里的鞑靼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