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政治家，可以说是与文化发展关系最浅的阶层。其证据之一，便是学问、文章及其他一切技艺都有着向中央集中的倾向。这是我国让人完全无法称颂的特点之一，恐怕世界各国都难以找出同样的例子。而这与施政之术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无论直接还是间接，这一点都是公认的事实。并非国家加强了中央的政府机构，于是将天才们带到了首都。今天东京的出版业，名副其实是君临全国，政府不要说支持，就算是管理也难以做到，而这一倾向是继承自前代。江户时代直到中期以前，良书佳卷主要出自京都，后来武藏国东部①需求增加，制版师的技艺在江户发展起来，最终能力过剩，连无益之书也做得极尽精巧。在乡村享受读书乐趣的人，其兴趣受到都市著述种种任性的支配可以说渊源已久，并非是印刷复制技术出现后的事。以文字进行教育的方式，本来就是兴于帝都，并仅在帝都维持的。只有千里迢迢负笈上京并长期停留才能潜心学问，而利用学问也需要居住于都市之中。明治时代以前，身有“学艺”即受过书本教育就能受到高度承认，被委以重任，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数不胜数。既然学问在十几个世纪中一贯为都市人严密垄断，那么一旦踏入这一领域就会尊崇都市而以乡村为“鄙”,也便是不得已的结果了。

但是，到了教育普及、文字的恩泽将要遍及穷乡僻壤的时代，自然需要有其他的准备。所谓文字之师，也是都市文化的颁布者。人们在无意识中受到感化，也在有意识地进行模仿。这时对文学有自信甚至野心的人，把都市当作自己一展风姿的舞台，希望登高一呼而号令天下，实属自然，而争先恐后以市井喝彩之声吸引远方的注意，也成为一种需要。村落率真的赞美却带来自我轻视的风气，其原因便在于此。无论学问还是技艺，原本都并非与都市密不可分，只看其题目之宽、取材之广便可得知。其渊源远比市镇的诞生更早，在我们的祖先都还居于乡野之时便已出现。因偶然被盛入异国之花篮，主要装饰于贵人之家，而终为雅俗二流，长期以来前者仅仅代表都市的文化。如果任其自然，不经过大幅的补充修订，当然不可能有助于当今农村与都市的调和。不幸的是，并不希望发生这种变化的，依然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