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tetenashiko”①在社会中地位的特殊性，其背后还有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宗教原因。如今，在上述尾立浦等地，在生土②祭祀中私生子所担任的是最为风光最为重要的角色，然而一旦出头露面就等同于公开自己的身份，因此，私生子们都尽量避免参与祭祀活动。我感到好奇的是，为何这么重要的祭祀任务要强加在不得不谨慎行事的年轻人身上。然而这一问题如果不从另一个方面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一朝一夕是无法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的。总之，在需要众多人手的渔村这样的地方，母亲们之所以非常厌恶自己单独抚养孩子，并不仅仅因为一人养育孩子的辛劳——这是近代式的理由。
第一个原因是在因循守旧的地方，好坏暂且不论，母亲们极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置于与常人不同的境地之中。因此她们都十分抗拒有可能生出私生子的男女交往。在如今依然残留的民间禁忌之中，与之相近的也有一二。例如，若是青年男女食用了供奉给神灵的食物，那么他们之间的缘分就会疏离，所以人们都会避免这一行为。参加祭祀的直会③虽说是一个神圣的任务，但其前提条件是能够严格保持贞洁的生活，因此寻常家庭通常都会敬而远之，连一些表面的工作也尽量避免。此外，诸如一旦头发和指甲被火焚烧人就会疯癫，穿着袜子睡觉就无法见到亲人的最后一面等，过去曾有不少人巴不得做这样的事来加入神灵的队伍，而其他人则皆无此意，甚至在默默担心会招来这样的结果。因此，如果与之类似的动机能够让人从心理和行动上避免生出“tetenashiko”的话，那也不失为一个好
的影响。第二个原因恐怕只是单纯的“女性的通病”。将委身于一位前途渺茫的轻浮之人，于是被始乱终弃伤心欲绝，对此却丝毫不加反省的行为视为一种令人颜面扫地的懦弱，认为遭到嘲笑与讥讽也理所当然，这种观念时至今日也依然左右着普通女性的言行。日本的文学作品均以华丽的辞藻描写“游女”的心理，也许其影响或多或少地削弱了这种“反面教材”的力量，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上的困难愈发凸显，养育私生子的不安心理终究加强了她们的警戒心与自我约束。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如今的户籍制度下，即便同为私生子，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界限分明的两种类型。正如婚姻中也有不被父母认可的婚姻，私生子中也有单纯不被父亲接纳的“teteariko”①。
在前述广岛县的例子当中，这种情况也被人们算作一种耻辱，但这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在位于广岛县西侧的山口县大津岛等地，与其他“tomariyado”并不发达的地方一样，男性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往返于妻子家与自家之间，女性在有怀孕征兆之前一般不会被带往夫家。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们只是根据事实大概了解男方的身份，而在“嫁入”之前，女方一般不会正式告知父母男方的姓名，因此，父母的意见也只能在这个时候才能表达出来。偶尔会有十分强势的父母反对“嫁入”,而导致的结果就是自家要负责抚养私生子，这一点对于孩子的父亲来说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在这样的事情不断循环往复中虚度年华的女性也并不少见(《民族》二卷五号)。与之相反的是飞驛白川村的所谓大家族中，不知从何时开始出现了新郎家庭不接受新娘前来的习俗。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孩子也归属于女方家，从现在的法律来看，与承受私生子的耻辱并无二致。新的风俗确实否认了上述两种陋习，而将二者统一概括为“私生子”这一种称呼，但这并不一定是基于私生子产生的两种原因(“tetenashiko”和“teteariko”)中存在差别而做出的判断。
十
以每个小规模社会的古老的道德体系为基准而遭到非议的并不是这种类型的私通。**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被视为不道德的行径，这与是否生出私生子并无关联。偶尔有些地方的试婚制度稍稍过于宽松，就会被夸大其词地扣上“道德败坏之地”的帽子并遭到蔑视。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人们将包括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婿入”方式等不以“嫁入”为开始的婚姻一股脑儿地都看作伤风败俗之物，所以人们多少有些自暴自弃，男女关系的混乱程度在进入近代以后反而呈现出变本加厉的趋势。大体来说，在某些地方，由于村中的“tomariyado”的功能受到限制，人们习惯将配偶接到各家的“heya”,于是夫妻间短暂别离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平安时期的上脑①们也时常过着浮萍般动**飘摇的日子，虽然结局与一般女子并无不同，其背后却另有原因。但总而言之，集体生活的松散逐渐抹杀了婚姻的神圣与庄严，这一状况我们从当时的文字记录中便可窥见一斑。尤其是在农村，并没有都府那般来自旁观者的严苛批判，一旦熟知情况的同龄团体间的相互约束与监督开始放松，人们立刻就会各自利用与之相应的“自由”,这正如一旦取消封山的规定，共有的山间田地就会瞬间一片荒芜一样。再加上女性一旦闭门不出，与男性互相接触了解彼此秉性、确认对方真心的机会也就几乎**然无存。当然，盂兰盆舞会、祭祀活动以及插秧等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婚姻前期准备的集会活动依然存在，给年轻男女们互相倾听声音、观察举止和检验劳动能力等提供了方便，不仅如此，有些地方还以聊天、乘凉等为由乐此不疲地召集众多年轻人前来自家做客，并把这当成自家孩子寻找良缘的一种方法。然而仅靠这些并不能满足年轻男女为了自己的终身幸福而需要彼此深入了解的强烈愿望。因此，在父母对孩子的保护还不能极尽周全的时代，对异性的爱慕之心就已经是虚无缥缈却又令人不知所措的体验了，于是所谓“不妥之事”越来越多，最终姑娘们只有在滴水不漏的严格监视和约束下才有希望寻得此生的良缘了。
其他可以算作原因的事项姑且不论，总之，我认为这种集体生活的松散与崩溃才是改变日本婚姻制度外部形态的罪魁祸首。直到最近还保留在农村的年轻团体(一般认为是现在的“青年团”改良以前的状态)实际上一直都在一味地维护婚姻旧习，因此可以想象这些旧习会一直存留下去。“五人组”①和“农业组合”②等许多团体皆是适应时代新的状况而成立并发展起来的，而与之相反的是，只有年轻人的团体与政府及行业的组织均不一致，甚至与现代的家族制度也水火不容的特殊功能却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我们只能认为这是来自前代社会的有必要传承下来的内容，但其发生的理由却无法解释。无论如何，每逢社会变革的转折点，这一组织的威力都会被稍稍削弱，尤其是在婚姻方面，逐渐让步于家长的权威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的判断无误，那么日本婚姻方式的变迁仅仅是一次时间跨度极长的改革。可以说，这一改革正是试图在年龄与阶级制度下业已形成的最古老的习俗与未来的家族制社会之间进行调和的改革事业的延续，而这一改革事业至今仍未完成。因此，正如现在婚姻制度仍在频繁发生变化，前代也曾经一直在缓慢地变化着，而且其变化的方向也基本趋于一致。因此，我们只能接受习俗甲逐渐被乙、丙、丁代替这一结果，硬要追寻其背后的原因，恐怕也只能是白费功夫了。
然而，在此旧习与后来的世态之间进行调和的改革哪怕在今天也多半是无意识的运动，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也就难免产生一些令人不快的乱象。当初最先动摇村中的小型婚姻相关团体地位的是与其他部落的接触。当地方不再闭锁，交通逐渐便利，形形色色的旅人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其中也就有人可能会成为当地女子的丈夫。他们不仅试图直接争取女方父母的同意，甚至会屡屡成为由女方主动迎入家中的“koimuko”①。走出偏远村庄，前往繁华的京城或是其他地方的人们当中，有许多都在体验了各种婚姻经历后返回故土。而在这个过程中，似乎有一种女性一直游走在他们中间。现在我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游女”原本就是以卖春为主业的女性。但不管怎样，她们的婚姻观念是十分淡薄的。她们在通常情况下即使知道离别近在眼前，也会与对方缔结临时的契约。她们时而对世态炎凉扼腕叹息，时而又轻吟充满哀愁的曲调，因此人们即使在心里暗暗蔑视她们的轻佻，同时也会被这纤细柔软的情绪感化。从村中流传的近世民谣“此地曾入花柳者大半”一句中也可窥见一斑。也就是说，人们逐渐对“asobuyado”感到单调无聊，从而对所谓萍水相逢、露水良缘等充满意外的经历产生了兴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也正因此而渐渐产生了。
十一
诸如将“yobai”解释为“在夜间爬行”这样的滑稽而荒谬的误解也在此时开始出现。“gensai”一词后来仅表示“被藏匿的女性”,此后在北方的一部分地区又引申为“出卖色相的可怜女子”之意，这个变化所表现的也是与“yobai”相同的语言变迁的过程。就算在现在思想十分开放的乡下，在百年以前，村民们尚且认为正式“婿入”之前的男女关系已经是婚姻本身，他们并不会在毫无“嫁入”计划的时候就去与人“邂逅”。私生子的母亲之所以遭到嘲讽，也仅仅是因为她将自己尚未知根知底就以身相许的莽撞性格暴露了出来。也就是说，这是女性在婚姻问题上自我判断、自我决定这一惯例的最为质朴的形式。如果全部依赖于父母的指导和判断，那么遭到嘲笑的则必定是女子的父母，但现在来自世间的嘲讽即使在今天也只局限于当事人自身。可以说，这是一个奇妙的过渡阶段。
然而，父母的同意成为必备的条件，却不能彻底避免上当受骗毁终生的结局，反而结下许多不了了之的契约，这也是真实存在的现象。在男方父母做好养育私生孙子的心理准备，只是(女方父母)拒绝交出女儿的情况下，男女双方尚能维持“嫁入”以前的状态，但大多都因为这摆在眼前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而痛下决心一刀两断。其中甚至有人事先预料到这一障碍，因此在毫无后续计划的前提下秘密私会。婚姻方式的严肃化反而催生了更多制度的破坏者，与集权思想的扩张使得盗贼愈发猖狂这两者之间并不能相提并论。盗贼的出现是事先无法预料、无法想象的，但制度的破坏者却从来都不曾缺席，只不过人们一直以来都选择性失明罢了。
总之，自从“宿”的功能受到限制，其中一半转移至各家的监督者之后，一时间女性受到欺骗的危险系数反而提高了许多。在某个时代，作为婚姻选择的一种方式，有些村庄的大户之家曾有夜不闭户的不成文规定。而在某些村庄，深夜手持提灯从正门进入的人也从不被看作盗贼。在这种状态下，谨慎的年轻男子要想保护好自己的妻子，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辛苦的事。这与前述的深草少将不同，为了自己明媒正娶的妻子，他们不得不在寒冬酷暑里夜夜前往守护。同时，这也是农村的人们把迎亲的时间提前，夫妻双方带着孩子共同居住，从而导致家庭成员之间摩擦增多的原因之一吧。作为女性，一旦定下夫家，一般情况下不会再轻易受到**，但是如果无度的试婚期持续过久，那这与订婚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不受约束的妇人们就会错失“嫁入”的时机，一旦年老色衰或是怀孕生子，就会成为没有任何人同情的不幸之人。在我们看来，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境遇，或者说，是制度与习俗之间的矛盾，不能够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某个个人身上。但是在有些地方，用来称呼上述女性的特定名称竟然也是五花八门，人们一般对她们敬而远之，并尽量避免直呼其真名。如果将各地的这一方言进行比较，那么我们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明白何种行为能够被世间允许，而又是何种行为会被认定为不端。例如，在肥前的平户等地，有“urotaemon”①这一称呼，恐怕该词就产生于某种古老的观念。在尾张，作风不检点的女性被称为“susobinbo”②,而在越后的西蒲原郡等地则被称为“yok-unashi”③。近世以来，女性单靠辛勤的劳作已经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加之独自一人抚养孩子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就连花丛间野生的蝴蝶都会寻找秋天的避风港，但经历过这些劳苦的女性却不再为寻找遮风挡雨的归宿而奔波，也不再与谁立下海誓山盟，而是轻易就将自己许身于人。上述这些称呼，虽然都是为了批判女性的这种“愚蠢”的行为，但是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从历史和结果两方面来看，当今社会中所有描述“私通”之意的词汇当中，具有两个明显不同的种类。不论今日的道德体系如何对其做出评价，从史学的角度讲，我们都决不能忽视这些区别。
十二
在方言之后，我想讲述一下有关“嫁入”仪式的重要问题。其中有些事例如果不从相当特殊的侧面切入，就很难实现近距离观察。人们普遍认为在当今的道德体系下，“游女”的出现不仅与婚姻制度不共戴天，还破坏了神圣而古老的法则，但如果去观察过去“游女”之间互相认可的习俗，那么越是向过去追溯，就越是能够发现更加明显的与婚姻制度之间的共通点，这同时也是婚姻制度的一种令人遗憾的退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只抛给那些编纂《色道大鉴》①之流的“穿凿家”②们的原因。在日本，如果不广泛涉猎那些已经失传大半的“游冶郎”①的相关文献，对于这个问题就会不得要领。但其实我们如果能对其中一个名称进行比较的话，就能从中得出一些启示。关于娼妓的方言，我们大多很难把握其命名的理由和动机。例如，读作“keisei”对应的“倾城”或者“契情”,谁都能看出这只是发音与文字间的生搬硬套。而“土娼”“私娼”等自古以来就有的方言中，有不少连“生搬硬套”的工作都没有做。当今尚存的方言中，有分布区域相对较广，不仅仅作为暂时的“隐语”而流行的词汇。试举一例。东北地区的“kusamochi(草饼)”一词在宫城、福岛两县的各个角落，甚至其邻县都广泛流传。其最初的含义是那些将食物放进容器，前往战争营地或是其他人员密集的地方进行售卖的女性。在越后的某些地方叫作“yomugimochi”②。在西边的鸟取县有“dango(团子)”一词，也至少扩散到了出云一带。毫无疑问，这两者的起源相同。在三重县北部四日市富田周边，“私娼”原本是读作“kemanji”。有人认为这是“贝馒头”③一词的讹传，但或许只是因为这里临海从而由此联想出来罢了，在这附近并没有将“贝”字的“kai”讹传为“ke”的现象。这里的“ke”指的是“笥”,一种盛食物的容器，也就是说，“kemanji”一词同样是指带着盛在容器里的食物前来售卖的女子。其他地方的“米馒头”“船馒头”也是一样，人们只是对“manju”发音的特殊性感到有趣，于是渐渐从“团子”“蓬饼”都变成了“馒头”。但是在崎玉县的某地，女性私会男性被称为“sageju”(《秩夫郡志》)。同时，有些地方对“密娼”也用同样的词语称呼。“sageju”的意思是“多层食盒”,同样也表示将食物装进容器里前来售卖。在如今推着小车售卖食物的行商、路边临时搭起的小吃摊都已经不复存在的时代，随身带着糯米丸子也不足为奇，但过去不论是“晴”还是“亵”,饮食都应该是一众人聚集在一起进行的日常活动。江户前期的女训中写道，在房间内做“小火锅”①是女性最应该避讳的不端品行之一，直到今天这种行为也会被称为“rusugoto”②,也就是说趁丈夫不在家时偷偷制作奇怪的料理这种行为令人不快，这种观念在农民之中留存了下来。但是人们的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如今已经演变为“小锅万能”的习俗，于是家庭的统一难以维持，正如简单易行的“灯火火锅”③的流行使得围炉边的场景凄凉惨淡一样。这种“私人饮食”之所以受到限制，其最初的原因就在于这种行为与所谓“情事”相关联。年轻男女相对而坐共享美食，最初是意味着婚姻，它尤其是婚姻成立之日充满回忆的特殊仪式。然而，这世间却曾有独自一人携带装入容器的食物四处行走售卖的女性。可以想象，这就算不能令男性浮想联翩，也足够引起他们的强烈兴趣，给那些孑然一身的孤独旅人们提供谐谑的谈资。《今昔物语》中记录了一则令人作呕的故事，卖鲱鱼的“贩女”喝得酩酊大醉却不知有众人围观，呕吐在盛有食物的容器中，却装作若无其事地离开了。如果人们得知“贩女”也属于“那一种女性”的话，会更加鄙视吧。
在很多地方，人们将受尽凌辱的可怜“土娼”称为“kantsu”或者是“kantsuonigiri”。所谓“kantsubo(爛壶)”①指的是崭新的酒具，因此很多人草率地认为这个称呼与今天的“酌妇”②一词相同，而“酌妇”一词又是如何出现的呢?走到男性面前亲自奉酒的女性，不就是过去浅香山的“采女”③吗?这与现在人们吃“小火锅”相同，几乎成为每天的例行之事，不论是哪位女性奉上的酒，男人们都会愉快地喝下，但是在那个时代，酒是为了举办仪式而特别酿制的稀罕物，考虑到这一点，又不得不说这一角色是举足轻重的了。以加贺白山的“菊酒”的由来为代表，所谓旅途中的“上脑”前来向路人贩卖美酒的故事，恐怕大多指的正是这些“游女”吧。如今，在轻佻低俗的游戏中，无论是多么不胜酒力的人都必然逃脱不了饮酒的行为，这虽说是一种无意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惰性。在岛原的“游廓”①这种古香古色的地方，虽说今日只在形式上还落寞地残留着，但昔日“游廓”里作为游戏的“杯事”,皆是全然不解其中趣的麻烦事。然而大学问家们为了他们的所谓“杯论”②常常会争个你死我活，这意味着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饮酒却伴随选择配偶这项“重大事业”的全部过程，酒绝不单单是一种助兴手段。“tsukesashi”一词已经成为这种宴席上的专用词语，之后虽然又转指长烟管③,但正如道祖神(sainokami)的男女石像所表现的那样，最初应该是限定于婚姻**的宴席和仪式上。
酒食与婚姻的关系在现代仪式中也还有明显的残留。人们普遍用“行杯事”①来表示夫妇与亲子关系的成立。然而如今全国绝大多数人家都将如今的“杯事”纳入“嫁入”之日的惯常习俗中，即使算不上惯常习俗，也通常受到特别的重视，因此，所谓“taruire”的“taru”中盛满的酒，在此后的酒宴中都被当作“份子钱”赠予他人。然而这仅仅意味着增加了一次饮酒的机会，酒的更为古老的作用依然会在这一立下誓约的日子发挥出来。在宫古群岛的伊良部岛，最近流传的“ayago”②的歌词中也描述了男方最初为了征得女方父母的同意，携带“araide酒”③前往的情节。于是女方父母以“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饮下此酒”来表示自己已经应允(《民族》一卷一号)。在东部志州的海滨村落中，也是由男方携带此酒与女方家人共同饮用的。“媒人”会提前往来于两家之间，择良辰吉日，在这一天，新郎自己携带一升④美酒，首先与新娘的父母共饮，之后再与新娘对饮。“媒人”在次日再次前往新娘家中表示祝贺，但此时不再有任何款待，这被人们认为是正式的礼节。新娘的入家仪式会在几天后举行，但是其目的是与新郎的父母结为亲子关系，即“亲子关系成立”,也就是说与新郎一方的亲戚进行“杯事”是主要的环节。于是，女方以娘家人手不足为由，新娘会再次回到娘家，而男方则一直只在夜间前往女方家过夜，直到二人生养两三个孩子为止，这也已经成为一种惯例(《现代结婚宝典》)。这些惯例基本上明示了“katame no sake”①原本就是新郎自己的任务。而“婿入”的酒宴在事后再次隆重举办成为一种习俗之后，也就是说尽可能缩短“婿入”与“嫁入”之间的时间间隔的必要性产生之后，就逐渐演变成今天这样由“媒人”或者“代理人”代替新郎前往新娘家中赠送彩礼的习俗了。在福岛县田村郡的部分地方，在交换彩礼之前，人们会先举行“chaire”②的仪式。当天，“媒人”携带两袋茶叶前往新娘家中，将其中一袋茶与女方家的茶混合在一起，看着新娘及其父母将之饮下，再将剩下的一袋茶倒入女方家的茶混合，带到男方家中让男方及其父母品鉴。结束这一系列流程之后，再与全家人一同庆祝，也就意味着婚约正式成立了(同上)。
“yuino”①的说法在各个地方也有所不同。在常陆的部分地区被称为“motai”。“motai”或许指的是某种餐具，因此彩礼也通常是年糕或者是包子。比较各种名称可以发现，赠送彩礼通常是端来美酒或者是某种食物的仪式，进一步讲，就是新郎与女方的父母及兄弟姐妹共享美食美酒的仪式。在必须征得女方家长认可才能够缔结婚约的年代，上述仪式实际上就是“婿入”的仪式，但后来演变为若不进一步征得男方亲戚的同意，婚约便是不完整的，于是早期的“婿入”方式就容易产生纠纷，此时一般都委托给“代理人”将这一仪式挪至“嫁入”之日完成。与此同时，在“露显”以前只要征得配偶的同意便意味着婚姻成立的年代，如在出云西滨等地，在新婚**，人们会在“娘宿”蒸煮红豆饭。从根本上说，即将一生同甘共苦的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共同饮食在所有的仪式中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不论是年糕、美酒还是红豆饭，都是与日常饭食区别开来的“晴之膳”。而只有那些常年身着华丽服装的身份特殊的“上脑”们，才有义务与自己的丈夫随时随地都亲密无间地共同进食。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根据她们的不同特点而称其为“年糕的分配者”,抑或是“美酒的提供者”。然而，在有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寻常家庭中，女性四处漂泊、无固定职业并不被看作一种罪孽。在这样的家庭里，婚姻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结合，同时也是两个家族或门派的结合，有时甚至是两个部落的结合。因此，至少要经历三个环节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而过去的人们不如说将这些环节看作确认生活变化、巩固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人们相信，正如葬礼和出生礼上也要经历两道程序一样，婚姻也需要将各个环节结合起来，使之更为稳定、成熟。然而，这是仅仅在构成共同社会的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时代才会发生的事。父母们一旦没有欲望用自己的年轻气盛所支配的法则来指导子女，就必须统一两种意愿，并使其中的一种处于优越的地位。新的文化形式尤其对家中的长辈有利。而应该消失殆尽的则是更为老旧、更难理解的婚姻团体的习俗。于是，虽然婚姻的中心逐渐由“婿入”转为“嫁入”,但“miai”以及“iiire”①等无害的行为还残留着些许痕迹。因此，一些必须履行的重要程序会不断地移向应该履行的场合，如所谓“床杯”就是在“改口”之后举行，“三日年糕”②则会在回门之日举行，这些都已经成了惯例。
十三
上述情况不仅仅局限于婚姻的仪式，在许多其他仪式中也会按照相同的顺序来进行，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实际上是某个部分中被置于最重要地位的环节被移至其他部分而已。正如“元服”变得轻便易穿，在幼年时期完成“裳着”“袴着”①,而在儿童最初的节日中祖父母也会出一份力；也正如在神社的祭典中只有进贡食物的仪式才办得庄重森严，而试图通过咒语来聆听神灵的教诲如今已经成为一种余兴节目等，我们从中都可以观察到在这些事例的背后，仍有一些还未探知的促使其产生的原因。毋庸赘言，这并不是因为拥有习惯甲的种族衰退，而能够守护习惯乙的人们开始登场，也并不是因为出现了某种引导国民习俗的强大力量，这些都可以运用常理推测出来，然而，一旦将有时间间隔的两个时期的记录摆在一起考察就能够发现，时代恰恰呈现出如梅树、桃树、李树分别结出不同的果实一样的形态。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则究竟何在?
首先我们必须想到，文书记载的部分仅仅覆盖了繁多的民族、广阔的地域以及漫长年代中的冰山一角。其次，在进行古今比较之时，必须避免将最初就已经失去了类似情况的偶然事例摆在一起而惊叹于变化之巨大。婚姻是千千万万人经过数次计划并实行的重要事业，然而其形式却有着各自的标准，这些拥有不同境遇的人并未打算在这一事业上保持步调一致。例如，京都贵族的做法与各国①武家土豪的做法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被其中一方所代表。因此，即使是比较同一时代的现象，也能轻而易举地看出其中的区别，因此将其看作时代的变化是何其不妥可想而知。从最初的成立来看，武家与农民的情况相似，但后来渐渐被不同的生活方式所引导，率先开始采用新的婚姻法，并在规则改定方面做出了表率。属于这一流派的人大多生活在城市，再加上学问之力量的加持，逐渐征服了古老的风俗，即便如此，在所谓“标准文化”的影响尚未渗透到每个角落之时，这个世界已经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旧两派的对立与混战，反而在农村更为激烈，因此，现实问题中尤为复杂的部分接连不断地在农村出现。农家青年择偶困难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今后的史学是否能够不借助严谨周密的“folklore”就担任解决问题的重任呢?而如今漏洞百出的民俗学对于这个问题又是否拥有投出一票的权利呢?这正是目前困扰我的切实问题。
但至少我们尚存一丝希望。我们所拥有的资料虽然稍稍有些滞后，但日积月累其数量也会有实实在在的增加。如果足够幸运，能够梳理出其中的一致性、类似性和变化，并能够理清相互之间的脉络的话，那么将来就能够证明现在社会状态的横断面就是遥远古代生活的投影，而如今令人不安的演绎法也会平静地结束使命。如此一来，为了就这一专题进行研究讨论，婚姻习俗的沿革对于我们来说是最为合适的切入点，在现实社会中也不会是不切实际的空谈。仅靠我们所能够入手的现有资料就能够断定的，首先是“嫁入”这一仪式与时代共同发展，并且其影响力是逐渐增强的。即使在将“yobai”看作恋爱“生命线”的京城的古老社会里，“迁移”也是婚姻生活中的一个要素，女性迟早要成为一家之主妇并与子女一同住在夫家，然而“迁移”的队列和进门的方式等却没有成为传记家笔下的谈资。而在武家却恰恰相反，他们将“嫁入”看作一家的脸面，有一整套与之相关的严格规定。然而另一方面，即使在当今社会中，也还残留着极其敷衍了事的“嫁入”习俗。例如，新郎故意离家，其间新娘前来与公婆进行“杯事”,或者新郎即使在家，也只是闲坐炉边，自始至终都不会参加酒宴。在所谓正式婚礼中，新娘堂堂正正地从正面入口进入，并且将其看作一生只有一次的华丽时刻。然而在九州、东部的有些地方却恰恰相反，新娘必须从厨房的方向进入家中。还有更加应付的情况，新娘穿着便装前来问候，然后从当天就开始在男方家劳动，甚至有人在男方父母需要看护或者有人生子前来庆祝之时就顺便留下来住。看一看中世时期上流阶层的嫁入方式就能够了解，没有兴师动众的仪式的婚姻实际上与“事实嫁入”没有区别。然而根据这一记录出现的顺序我们大概可以推测，曾经极尽奢华的武家时代的“嫁入”也由于穷困潦倒等而再次由奢入俭了。
根据我的观察，这仅仅意味着“嫁入”仪式只有在武家这一特殊阶层才出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于是其影响逐渐通过町人百姓中那些满口门第血统、家风家法的人广泛传播到一般民众之中，最终将迄今为止的习俗强加给海边山间的偏远角落。如今我们仍然能够通过老人们的记忆来了解这其中的经过。仪式区别于其他日常行为的重要地方，首先是共同享用正式的饮食，其次是服饰的变更——也就是女性要成为“吉女”,但是在偏远地方的“嫁入”环节中，上述流程依然没有得到认可。虽然“晴着”不论贫富都是与“常服”不同的服装，但是在伊豆大岛、八丈岛，以及西海的屋久岛、对马地区(部分地方),直到最近还保留着“有什么穿什么”的习俗。在城市及其周边的许多家庭的婚礼中，有时会准备一些不太得体的“纹服”①或是“栉笄”②,并且在仪式过程中数次更换装扮，称其为“ironaoshi”③,还有以参观房间为理由偷窥新娘换装过程的人，在有些地方，会更加露骨地称其为“yomemise”或者“ishomise”④,不得不允许客人偷看新娘换装。然而另一种情况却与之相反，新娘将所有贴身物品和嫁妆暂时放在自己家中，然后再蚂蚁搬家一般一点一点取回。在能登半岛的某地，举行完“嫁入”,再进行“hatsuchohai”⑤后，新娘会留在自己娘家收拾东西。我之所以说“嫁入”仪式在近世以后得到了发展，就是以上述事实为根据的。新娘的随身嫁妆和行李是迎亲队列中最为华丽的点缀，对于仪式外部的展示效果来说，大多以迎接新娘时的长歌为中心，但在有些地方这个环节并没有被加入仪式中去。在伊贺上野附近，“嫁入”过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双方互相了解了各自的秉性之后新娘的行李才会到来，而公开婚姻的仪式在此时才会举行。在阿波名东郡，迎亲队列与行李的搬运一定会分开在不同的道路行进。总之，后者最初并不是与前者密不可分的环节。
如前所述，“嫁入”一词原本是以“婿入”一词为基准，后来才出现的。在日本东部的农村被称为“mukasari”或者“okatamukae”,而在九州的一些地方则被称为“gozenke(御前迎)”,或者被简单称为“okatanari”“kakanari”。因此可以看出，婚姻与进入对方家中在以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节，正如当今男性结婚与继承家业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样，如果说伴随其中的有另外一个仪式的话，那么便是新娘荣登主妇之位的仪式。在对州佐须奈和伊豆大岛等地，新娘在入家的当天身着常服，而在父母的葬礼之日才首次着盛装，与之相同的例子在其他地方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倘若如此，这一想象最终是可以成立的。总之，“嫁入”原本并不是如此提早且如此兴师动众的仪式。婚姻双方生活状况的变化使得人们选择男方家庭作为“婚舍”,同时委托男方来监督新娘并以此为方便，直到这时，这一环节才变得尤为重要，包括“婿入”在内的所有先于“嫁入”举行的仪式才开始自然而然地衰颓，仅仅留下了形式上的东西。即便没有完全消失，人们也会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嫁入”仪式上。其中，在全国范围内流传最广的“质朴”的奇特习俗，如涂墨、泼水、扔石头、打击臀部，或者在途中拦路索要糖果，在窗户纸上戳洞骂人等，大多都是各种为难新娘的行径，这些习俗的过去都无迹可寻，同时也应该不是后来出现而为人们所知的。而大多数所谓自由思想家都做出让步且以“习俗”一词进行概括，也是因为它们都姑且属于这一仪式的一部分吧。这只不过是在“婿入”之日曾经以“玩弄新郎”为形式出现的习俗，随着“嫁入”本位的婚姻制度的普及，矛头随即转向了新娘而已。过去，在“婿入”习俗还未发达的时候，人们或许是以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一环节，但总之，针对个人的婚姻所必须表达的某种“群体意志”——当今有一种被称为“披露宴”的新形式，应该与之拥有相同的源头——将之称为“公认”或是“同伴的认可”都可以切中要害。正如父母叔伯与晚辈的配偶不能是毫不相关的陌生人一样，当事人周围的社会环境也必须参与这一结合，这是有明确的历史根据的。于是，仪式便是在关系发生变化的分界线上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形式了。
十四
如果正如世人想象的那样，父母们的认可拥有绝对权威的话，那么仪式这一形式的余地反而会变得更小。对于仪式来说，众人的和睦友好是非常必要的。将足以抑制所有反对声音的强大力量压制起来，化为宽大的容忍，另外，就算明知对方不会去做，也尽量不去忽视那些潜在的可能性，仪式最有价值的地方便在这里了。因此，在不断地对一系列未经检验的事情进行认可的过程中，其力量往往在不知不觉间转移或衰退，用讽刺的观点来看，不如说是这一力量即将面临危机，仪式的重要性反而被更加强调了。自古以来，许多祭典总是在稍稍出现信仰倾向的时候最为完善，其目的是维持或复活。在婚姻中，或许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例如，不同家族的亲戚是最为热心的仪式参加者，同时他们也很少主动制造矛盾，但就算如此，如果不主动、积极地寻求他们的认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都会感到心中不快而缺席仪式。农村青年的恶作剧无论是多么恶劣的行径，都绝不会达到妨碍婚姻成立的地步。但是如果明确表示他们的行为无关痛痒，事后他们定会心怀怨恨。他们的权力已经逐渐衰退，而仪式恐怕就相当于这种权力的“纪念碑”吧。
“嫁入”仪式也并不是许诺女方进入男方家中的方式，但至少其中保留着以这一许诺为必要环节的那个时代的痕迹。武家主张早期举行“嫁入”仪式的理由，也就是以“嫁入”作为婚姻开始的制度之所以对他们来说十分必要，只要参照坂东①各个名门的家谱就能够一目了然。许多勇士的母亲都是家中侍女，有时甚至是“游女”,但大多是邻国大家族中的女儿。伊豆河津的三郎祐泰①的妻子是沼平太的女儿，是安房(地名)人。其夫英年早逝，于是前往相州曾我(地名)再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古老的方式先进行“婿入”仪式的话，那么最终新郎就会将最美好的光阴虚度在孤独的旅途中②。据说，甚至有人会将这些旅途中的年轻人迎往家中纳为女婿。《贞永式目》中有不得将达官显贵的公子纳为女婿的规定，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的父亲们最为普遍的弱点，但正是离京的官员们才具有新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有应该遏制的弊端，因此在其他情况下立刻就会产生领地分配的问题。就算挽留、款待他们，从而使得自己一族鸡犬升天是大多数人的希望，但他们的力量原本也有限，因此也不能总是守株待兔，虚度时光。日本独特的婿养子制度逐渐局限于家中没有男性继承者的情况。于是，后来人们以结亲代替结党，即以亲家的亲密关系来互相增强彼此的势力，这种倾向逐渐明显。在战国时代，男子受到欺骗而被岳父杀害的事件屡见不鲜，也有些婚姻甚至分不清女方到底是人质还是新娘。如果不事先经过幕府的允许就不得谈婚论嫁的禁令也时有出现，从中可以看出，总体上来说当时的婚姻都等同于政治势力的强化。婚姻不经过许可就被视为无效，最终导致“嫁入”前的“私婚”变得再无可能。此外，新娘大多年幼弱小，即便年龄增长阅历也并不丰富，因此，不受父母监督的交往是不被允许的。这便是日本近世社会中，以父母亲情代替本人智慧的“家族婚姻”的源头。
而就男性来讲，他们渐渐开始不重视自己的婚姻问题了。这是军营生活培养出的刚毅作风，还是其他更为复杂的要素也在发挥作用不得而知，总之男性青年对于异性的感情在外表上变得十分淡薄。这一点与欧洲中世时期的骑士之风恰好相反。虽然一定有例外情况，但配偶的选择应该委任于父母的这一观念如今仍然有部分保留。这绝不是固有的习俗。由此必然导致的结果，是“嫁入”成了由娶亲一方的父母决定的事情，这也是近世以后才出现的新现象。就我所知，所谓“父母”同意或阻拦中的“父母”一般都指女方的父母。然而到了后来，“nyobo wo motaseru”①“moratteyaru”②
“ie ni ireru”①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出现了。我绝不敢将其解释为单纯的孝道的发展、儒教的感化。比这些更重要的，是牵动寻常家庭生活状态的经济上的因素。一言以蔽之，在家族成员人手不足而感到困扰的时候，得到嫁出子女一方的允诺尤其困难，而当对方特别为难的时候，娶亲的一方又会犹豫不决。也就是说，这是土地与人口的均衡问题，这与所谓“hitogaeshi”②“tachinoki”③等针对百姓的处理方法最初只是一种将人口送还的义务，后来逐渐变成了“oitate”④的权利一样。从我本人的观点来说，这可以看作新娘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或者说是父母们将自己的作用看得更轻了。因此，在女性不必从事劳动的中等以上家庭中，新娘的迁移都会尽早进行，同时也会大张旗鼓地举办。
虽然这是一种稍稍露骨的说法，但是在女性的勤劳品质被高度评价的阶层中，“嫁入”自然而然地被推后举行，而“婿入”则不得不尽早完成。其中的原因在于“婿入”是男方前去“讨媳妇”的方法。然而过去也曾经有过“婿入”仪式越来越受到重视且得到重大发展的时代，这与“嫁入”并无不同。也就是说，如果女方家长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并且不能满足其条件就会遭到拒绝的话，那么公开之前的“私婚”就是极其不稳定甚至是危险重重的。这就意味着有必要以“婿入”作为婚姻开始这一点与此后的“嫁入”(作为婚姻开始)相同，但是实际上父母的亲情一直以来都会对其进行干涉，为了心爱的孩子，在为其制定万全之策上不会有丝毫的怠慢。哪怕在以放纵为荣的才女文学期的婚姻生活中，至少母亲毫不知情的“私婚”是极少能够实现的。只不过按照当时的风俗，不允许公开询问男方的姓名而已，有些文献中甚至记录道，女孩子尽可能地收拾行装焦急等待着“tokoroarawashi”之夜的到来，将新郎的鞋履抱在怀中，兴奋得彻夜难眠。然而读一读《狂言记》等文献就能够看出，这一“koimuko”①“honsomuko”②的黄金时代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一现象在农夫们的平凡小家庭中究竟普及到了何种程度还是一个尚未明确的问题，但直到今天，远近各个岛屿上还有许多在父母的容许下奔走于自家和女方家的新郎，如此可以大致推测出，如今将“嫁入”视为正式仪式的各个村落也曾经经历过上述阶段。但是不能据此事实就判断为娘家亲戚权力的优越。如前所述，这只不过是长期利用家中女儿的勤劳，作为最终安全将其送入安乐之家成为一家主妇的一种手段而选择的方式罢了。
与当今的“嫁入”起点式婚姻进行比较的话，“婿入”本位式婚姻中还存在着若干内容上的古风残留。“媒人”这一特定的人物并不会竭尽全力往来奔走是其一；各方父母都不会多言，换句话说，男方自己的判断发挥了更强的作用，这是其二。此外，女方的才能与心性相对较为准确地为男方所把握，这也是一个事实，其中也有男方暗自帮助女方提高学识，甚至让女方代为书写情书的回信，总之需要自己主动抓住对方的心。此外，另一个特征是仍然有潜在的群体的引导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其他地方突然到来的男子会遭到威胁和戏弄，而本地出生的男子却会得到各种帮衬。当然，最初的选择会遭到干涉和批评，但是一旦被认定为般配的夫妇，其未来便可期。至少是那些毫无理由就要分家的人必须要做好永远离开这片土地的心理准备。虽然从外部来看，住所的孤立必然是影响婚姻持久的不安定因素，但村中有耳聪目明之人监督着，也有伶牙俐齿之人随时指正，多多少少都能够弥补父母在监管方面的不足。
这些都属于即将灭亡的婚姻团体的余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机构虽然有一些缺陷，却在与漫长岁月的不断对抗中最终幸存下来的理由。如果能够将与新时代的感觉相契合的内容甄别并保存下来的话，那么也不必将所有的旧习都一概摒弃，但若要付诸实践，对婚姻史的论述必须更加客观。虽然学校与家庭的性别教育极其不完善，但过去承担这一任务的同龄团体的“实践”却也稍稍有些过火了。哪怕是加上诸多的限制条件也要复活这些团体的话，恐怕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就是“青年会”“处女会”自己。而如今以“嫁入”为中心的婚姻法利用了女性容易获得满足的心理，只是为了将来的容身之处，就牺牲了一切具有积极意义的利益，并压制了一切“miai”和“婿入”等其他方法，这虽然是事实，但归根结底，究竟能否让与农民身份不符的“深闺淑女主义”不必暴露在危险中，同时还能利用新的选择自由呢?为了能够依靠自己的鉴别能力对配偶做出无悔的选择，仅仅复活强硬的农妇气质是远远不够的。若要知已知彼并看清未来的各种可能，走出迷茫与纠结，互相选择合适的对象，就必须服从悠悠众口和“媒妁之言”,但这些所谓“批判者”们从他们与过去的团体成员的境遇心情大致相同的时代开始，就已经时常做出各种错误且牵强的判断了，更何况如今贫富教育的变化极其剧烈，人们容易过分自大。他们只是偶然处在了对这种古老结合体的衰颓、其制裁力量的式微暗自欢喜的情况下。因此，我不会对这些团体寄予多大的希望。幸运的是只要未来的风俗改良能够首先排除那些缺乏理解能力的“老前辈”们的影响，再将若干毫无计划性的“乱婚”形式进行整顿，然后将“媒人”的职业性的，或者是基于私人动机的一些周旋方式一点点地抬升到中坚力量的地位，这些机构的存在就有了意义。我们必须想到，在对村落的勇气与正义进行礼赞的背后，有黑色的瞳孔和长长的睫毛在闪耀着光辉。青年们若要共同磨炼自己的品性和气节，绝无必要像战国时代的年轻武士那样，刻意将七情六欲挡在门外。女性的勤劳、刚强与温柔也是如此，“你是一个合格的妻子”这一句话，正是比任何说教都要精辟的德行标准。然而，此前两个阶段的婚姻形式，正是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且这种一旦发展就无法停止的父权力量的行使，不仅没能根除旧习的力量，还被毫无意义地程式化，最终只留下了“mukoijime”"yomeijime"①这等荒谬的习俗。我指出“婿入”式婚姻与“嫁入”式婚姻相同，在某个时期得到巨大的发展，而后又逐渐衰退，并试图证明它们中存在与更早时代相适应的习俗，绝不仅仅是追随古代史学者的兴趣。凡事有始就有终。如今的“嫁入”式婚姻中，也有许多基于深入思考的改变。而接下来出现的会是怎样的形式呢?这正是我们不得不回答的现实社会问题。
(昭和三年三月史学会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