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身处比赛、集会，或者战争情绪的潮流中的人服从于大众的心理指向，那么他很快就会意识到，他越来越不像一个能思想的人了，萦绕在他的脑海中的惟一想法就是试图紧跟大众的意志。他对外界的模仿已经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而且更加轻信，更加急于寻找一个可以追随的领袖，好像潜意识地感到自己在根本上存在一定的弱点。与此同时，他更倾向于变幻无常，可能会因为缺乏他习惯的判断依据，而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在大众心理的影响下，一个人如果没有辨别能力，就会变得多疑；如果没有进取心，就容易手忙脚乱；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就容易流于独断专行。简言之，一个人的社会性的新发展往往要为他过分地拘泥于周围环境而付出代价。

一种主要依赖于好战性和民族情感的本能冲动的道德必定缺少一些关键性的东西，因为——如果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的话，“按照自然的规律，这些冲动本身是依赖于其他东西的”。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只有在适当的刺激（比如说，现实中的一些条件和事实，它们能引起人的愤慨，以及对群体性情感的专注）下，这些冲动才能得以存在。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情感是由我们的知识和信仰产生的——如果信仰时常是由情感产生，那么自然规律就被颠倒了。

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须踌躇，我们不是很难在实践中忽略情感吗？许多当前的、有效的心理学不都是否认了情感的先在性吗？

在陆军或者海军中仍然有一些军官——虽然已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固执己见地认为，道德只有通过纪律和团队精神才能在每个人心中得以实现。刚好在最近，还有一位持此看法的军官对我说道：“他们知道在这儿就是为了服从恺撒，这也是他们惟一需要知道的。”“当一个人滞留在这儿已经有两个月之后，你所能给他的最坏的惩罚就是告诉他不能立刻去法国。士兵的职责就是行动，想得越少越好。”这其中包含了一系列的实践智慧：人的观念有很强的能力去接纳那些由习惯和情感的倾向来决定的信仰，在军队中，这些倾向就是由军队意志的统一性方向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塑造出来的。人的躯体中的这种不可抗拒的正统观念使得人能够服务于战争，除此以外再不需要别的什么了。前面提到的“当前的”（实际的）心理学，使智慧仅仅成了意志的一种手段，似乎也确证了如下的格言：

先作决定，然后再进行思考。

但是，关于这个观点，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在军队内部，道德的实际生成过程中包含了许多思想。只有当每一个人已经有了对这些思想的认同之后，才能成功地实现道德。如果人的头脑中什么都没有，那么创造道德就等于创造奇迹。第二，充分符合训练目的的道德并不一定适应于战场上的压力。

被心理学家称为“情感道德”的本质弱点是，它将智力和道德的根据放在了一起。它不仅证明了我们自己是正当的，而且也证明了我们的对手的正当性，使双方都变成了非理性的动物。

实际上，有一本战争心理学的书，其中记载的一些军队中流行的观点很好地证明了这一事实。由于该书中的观点很重要，所以我决定在适当的地方中断自己的行文，用较长的篇幅进行引用。少将艾尔汀治从群众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军队，他所持的观点是：“一支军队是一个经过统一训练的群体，因而比其他群体更容易进行统一行动。”他说：

如果打算向一个群体的大脑里灌输观念和信仰——比如说，现代社会理论，领导者必须掌握不同的策略。这些策略主要分为三个定义清晰的要点，即主张、重复和传播。也许这一方式见效慢，但是，一旦见效以后，就能持续很长时间。

主张一定要简单明了，不需要任何推理和论证。它是把观念渗透到群众的头脑里去的最有把握的一种手段……当这个主张被重复得足够多（而且重复过程中必须保持一致）时，所谓“流行观点”就形成了。此时强大的传播机制开始介入……推理是无法传播人的观点的。

至此，我们发现少校艾尔汀治认为，群众情感的趋向能够控制思想并形成自己的观点，从而成为一种塑造军队道德的法则。下面我们来看，这一方法在公众中的普遍应用，以及针对战争的核心问题的应用：

在目前的伟大的欧洲战争中，涌现出相当多的文章，这些文章证明了论辩的两派中的某一派观点的正确性。这些文章的写作并不是出于无知，也不是由于作者无端地盲从自己的情感而缺乏判断力。恰恰相反，作者都是来自大学的教授，以及文学界和科学界的人士，他们代表着世界上最高超的智慧，最好的教育水平以及最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当然，对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因为各自的观点无法摆脱其自身的情感色彩，从而使推理的最终结果明显地导向他自己那一边。

德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作战就是为了保卫自由，甚至是为了保卫家园。而同盟国家则同样强烈地认为自己代表着正义，是德国肆意地侵略他们。双方最好的头脑都被情感所蒙蔽了……

当战争结束，摆脱了情感冲突的影响，作家们和历史学家们在他们自己的研究氛围中平静地写作。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才能发现，在战争中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理性的推理，仅仅是根据对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的担忧，提出了诸如侵略、虚荣、骄傲，以及渴望自我扩张和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获得政治报酬等心态。这显然不是理性推理所能得出的结果。

一本书很难进一步把敌人的动机和我们的动机都还原到同样的道德水平，因为这样做无疑会从根本上摧毁军队和国家的道德。作者自然不会有此意图，他仅仅是被“大众心理学”的魔力所误导。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大众心理学”道出了许多人本性中真实的东西，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提供一个完备的真理，因为它完全没有观察到所有重要的和长期的行为——笃信和思想者的合理信仰——的中枢神经。

由于冲动，或者由于接受了一些无须反省的信条，群众会作出一些非理性的事情。但是，一支军队并不是一个人群，一个国家就更不是了。一群乌合之众或者一个人群，是由低于所有成员的平均水平的智力领导的。而军队和国家是一个非常有组织的人群，是由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力所控制的。那种促使（必然促使）他们巨大的动力服务于伟大的战争目标的本能，是智力的奴隶，而不是主人。

人类也许只有一点点资格被称为“理性的动物”。依我们之见，他有十分之九的冲动和十分之一的理性或反思。但是，这十分之一的理性具有积累的优势。今天的想法和明天的另一个想法，比如说：这儿的疑问，那儿的怀疑，这个事件或那个交谈激发出的想法等，所有这些想法一方面构筑它们自己，另一方面形成我们生活的控制结构。我阅读今天的报纸所获得的印象消失了，或者看上去消失了，我也无法记起昨天看的东西。但是阅读加强或者削弱了使意图指向动机的信仰。船舵没有必要摆来摆去，给定一个偏转角度，将改变整个航行路线，直到航海结束。

自发的情感既无法可靠地支持行动，也无法指引控制——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如果一个人尝试着将自己的情感向他想达到的“巅峰状态”转化，或者认为他在一些场合——比如说，婚礼，他自己的婚礼，大灾难，甚至是死亡——里能够直接体会到这种状态，那么这恰好证明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当一个说者明显地表达出对情感的诉求时，听者会感到有些害羞，这种情况是又一佐证。情感本质上是自由的、私人的和稍纵即逝的。它的功能就是在所知与所为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可以不需要感情就建立这种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实际上什么都不是。对于自由而智慧的人来说，对他提出的惟一正当的要求就是顺其所想。当一个人在讲述故事，或者在表达自己的论点时，他自己的感觉会引导着他的想法毫不费力地展开。

所有本能的领导在实践中都发现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抱着制造结论的想法，就不会“主张和重复”他们希望得出的结论。他们阐明作为前提的事实，然后让听者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使知识自然地对意愿发挥作用。在我们自己的疆域里，纽约东部以南，从1917年秋至1918年夏发生的最显著的道德变化是，在事实上放弃了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转而寻求一种非常真实的对国家的效忠。一位对这一变化负更多责任的人解释说：“当恺撒推翻了Brest-Litovsk条约，他自动地将社会主义从东岸扫除出去，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让阳光照进来。”在军队中，逃亡率非常高，多是东田纳西州、北亚拉巴马州、乔治亚州的山地居民，驻扎在Oglethorpe边界上的第十一骑兵营的武装的骑兵中队已经将他们分别包围。这些山地居民的孤立与无知直接造成了逃亡问题的产生。骑兵们发现，无论在什么场合，一场启蒙运动要比武装人员的追捕更能有效地将逃亡者带回来。

追捕藏匿士兵的骑兵队伍中，有许多人穿着美国政府的制服，其行军过程就像是一场天然的教育游行，针对的是那些由于无知和谎言才反对战争和政府的人们。

当政治家处理全体人民的道德问题时，也遵循同样的原则。那些对紧急事件直接感到压力的人们很难有耐心去询问对战争动机的解释，也不会关心对战争目的的权威声明。经过对某些国家问题的讨论之后，一位外国的外交官对我说：“这一切都非常有趣，但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把战争进行下去。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让他们知道，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尚未赢得战机。”大约与此同时，英国发表了关于战争目的的檄文，并成立“战争目的委员会”，在全岛展开讨论。事实上，除了“保持所有人的思想一致”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将战争继续下去”。无论在军队里还是在民间，都不可能完全弄清楚战争的精神背景。当故事被经常重复时，剩下的惟一的问题就是表述上的困难了。一位情人在回答他的女友的问题时说：“我曾经告诉过你一回，这难道还不够吗？”从逻辑上来说，他是在自我辩护。但是，从心理学上来说，他远远不对。而且，战争中的人多少像那位付出一切的女士一样，处于相似的地位。情感和意志被越深地卷入战争，对知晓的渴求就变得更加不容易满足，也更加理所应当。

一位军队中的朋友提醒了我一些事情，即，思考和行动都需要时机，深思熟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的回答是：无论何时，问题一旦产生，就是思考的时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主要的担忧确实过去了，但是，正如战争的第一股热潮让位于长期的抗衡，合理道德的敌对势力也会在全线展开。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处理一些知识和信仰中的道德的更普遍的障碍。如下：

1.对战争本身的认识的失败；

2.敌人情感的内在的多变性；

3.不完善的政治正当性的粗陋意识；

4.含糊的、不清晰的“国家”形象——作为看不见的实体，它的许多利益被牺牲掉了——随之而来的是爱国主义的藩篱。

下面首先要讲的是，认识战争本质的困难（这个困难无法完全被克服），然后弄清楚战争事实上是什么。

注释

［1］陆军上尉保罗·H.麦克库克，《步兵杂志》，1918（4），780页。

［2］曾经有数以千计的事例描述了一位名叫汤姆的英国人在1914年秋季大撤退中的各种事迹，本注释所择取的一段情节就是其中的一例，正是通过这些记载，我们才得以了解那场战争。事实上，汤姆这一人物从来就不是“完全在场”，我们只可能在某些场景中的滑稽幽默的角落里发现他，或者说，只能发现一种滑稽的方式，以通向其自身所潜藏着的哲学理念：

第四兵团的汤姆·布里奇斯上校在星期五的下午被派往圣坤斯汀查看是否能找到更多失散的士兵。在玛瑞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他发现了200多个来自不同分遣队的士兵，这些人躺在走道上，筋疲力尽，他们似乎已经感觉到自己没有力气跟上撤往遥远的南方的军队，对于这种被遗弃的情形，他们竟然完全丧失了抗争的勇气。汤姆·布里奇斯试图弄清楚这些人走了多远，以及他们疲劳和绝望的程度。但是，无论是强制的命令，还是礼貌的询问，甚至是甜言蜜语，统统都不起作用。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力量只够在没有粮食和睡眠的情况下不停地连续跋涉36小时，除此而外，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忽然，这位天才上校的脑际闪出一个主意。他走进一家玩具店，买了个玩具鼓和一个一便士的哨子。他把小鼓绑在自己的皮带上。

“你会演奏‘英国近卫军’吗？”他问他的号手。

“是的，长官。”号手回答道。

转眼间，这两个人开始绕着广场行进，声音嘹亮的玩具哨子清晰而尖锐地吹出：

在世界上所有勇敢的英雄中，

没有一位能够与

成排成排的

成排成排的

英国近卫军相比。

他们就这样一圈一圈地绕着，号手被上校的热忱所感染，竭尽全力地吹好每一个响亮的音符。而布里奇斯用他的一双大手抓住细小的鼓槌，发疯似的敲着腰间的玩具鼓，像是一场滑稽表演。

他们到达歇息的士兵旁边，沿着成排疲劳的人们行进，直到最后一位。这些人能否感受到这富有昔日光辉传统的、跳动着的音符中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力量？能否明了上校的苦心孤诣？要知道，他是多么想用这创造出来的一点点幽默来完成这场拯救任务！

终于激发出希望的火星了！一些人热泪盈眶，一些人大声笑着，跳起来加入了欢乐的行列，以僵硬的四肢回应着苏醒了的意志的召唤。“成排成排的，英国近卫军”。现在他们一边唱着，一边跟着玩具鼓的敲击声和气喘吁吁的号手沿街而下。

“继续吧！上校，我们愿意跟你去地狱！”走在最后的一位只能用伤脚蹇行的爱尔兰人唱道。

这群人中没有一个人被落下。

——弗雷德里克上校：《从Mons到Ypres》，65页。

［3］1914年秋天，在向玛恩的大撤退中，整个战争的局势要求战线上所有军队必须整体撤退。如果其中的任何一支部队为了维护自己的局部战果，或者想借此机会扬名立万，而不肯撤退，并因此失去了与侧翼部队的联系的话，就很可能落入德军已布好的圈套之中。威尔逊·麦克奈尔描述了当时各地士兵对这次撤退的必要性的看法和感受：

“我们的人是多么痛恨这次撤退啊！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些人由于对领导的行为不满而气得嘴唇发紫并满口谩骂。看来，这些人对领导怀着一种特别的委屈，每次当他们浴血奋战‘赢得一场战役的胜利’时，都会被命令马上逃跑。但是，更为士兵诟病的并不是法国军官本身，而是法国军官的智慧和凝聚力，大撤退是法国人的主意，他们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主意了。因此，法国军官的威信在那些天里降到了最低点，直到后来的玛恩战役告捷才使法国人的威信再次激增。”

——《血与铁》，194页。

［4］引自1914年8月在比利时的Grivegnée发布的一条命令：

我坚决主张我所统辖的区域内的所有居民，尤其是Beyne-Hensay，Fléron，Bois de Breux和Grivegnée地区的人，必须脱帽或者将手举到头的高度行军礼，以表达对德国军官的尊敬。

毋庸置疑，应该向所有的德国士兵行礼，任何漠视这一法规的人，都应被视为触犯军规，将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强制其执行。

签名：DIECKMANN

同样的法规体现在1918年10月21日沃尔特·杜兰特先生在Bruges的报告中：“宣判书上写道：一位英国妇女因为‘在政府大楼里穿带有反纳粹德国标志的服装’而被处以300马克的罚金，或入狱一个星期。”

选译自［美］W.E.霍金:《道德及其敌人》,第1～4章。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18。梁晓杰、牛冬梅译,万俊人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