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争的号召直接调动了更深层次的能动性储备力量的对抗，每一根神经都紧绷如满弓之弦，激起的反响也远远超过常规任务所引起的眷注。预言，甚至是过去的记忆，召唤着战争的到来。令人称奇的是这种记忆的感召力，仿佛是久已战死的勇士的怒火重新在我们平庸而迟钝的血管中炽烈地燃烧起来。无论我们对战争的憎恶是多么理性和温和，心中却有一些东西在欢迎战争的到来，也就是说，正是自然本性使我们不泯于激烈的搏斗和激进的冒险。无论战争会带来什么，有一点非常肯定，战争将带来“某一天”——这一天永远也无法预设，也不是来自潜意识的希望，因此我们无从知晓这一天何时到来。但是，在这一天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将毫无保留地交出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当宇宙还是混沌一片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人们通过各种活动去克服未知的障碍，解决了其中半数的问题，因而整个世界蓦然变得适宜居住了。对于那些心中充满青春活力的人们来说，战争的号召能使他们群起响应，并信誓旦旦地说出：“我能。”对于老年人来说，则号召他们重新从事年轻时所做的工作，并从中找回他们自己，而不仅仅是信心和能力。

无论怎样再三考虑上述问题，我们总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战争情境激活了潜藏于人性中的本能。即使是在日常的争吵中，一个人也会突然发现，由于身体内无法察觉其存在的动力源的激发，他会气得浑身发抖：搏斗的本能被触动了。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愤怒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愤怒，除了包含战争本能之外，还有动物性本能。一种全新的不断攀升的关系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动物性本能被激活了，进攻抑或被攻击，或者先发动进攻，后来又被对方攻击。总之，无论何种情形，由于动物性本能的存在，双方都把对方推向了更加险恶的境地。即使有人受够了这种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他也改变不了任何现实，因为他的对手已经不是昔日温良的“人”了，而是部落或国家的“附属物”。显然，“国家”一词的意蕴已经发生了变异。过去，人们头脑中的“国家”概念是昏庸无能的政府机构，是汇聚着善、恶，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德性的源头；今天的“国家”概念只能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一种含糊暧昧，而非辉煌显赫的形象，成为非同寻常、宽容大度和保护主义的自豪感的客体对象。这是因为，“她”，这一称呼给人的最初感觉是一种根源于群体性本能的效忠，后来才吸纳了人们称之为“爱国精神”的概念作为其更好的形式。而且，从“爱国精神”对人的影响深度上来看，许多人表面上的理智已经被求知欲所代替了。

这种民族认同感造就了一种恒久的情感背景，具体地说，士兵和国民都有着相似的情感背景。一方面，主动杀人的行为，以及与之伴随的残暴的打斗过程，表面看上去似乎仅与士兵本人有关，其实不然，这是因为，当一个国民高喊着：“我们必须继续打下去”时，他的想法实际上已经延伸到士兵身上，好像在对士兵说：“你必须坚持作战！”另一方面，当一个士兵说：“我们明天早上发起进攻”时，他的想法已经掠过夜幕笼罩下的国际边界线，将信息传达到了祖国的每家每户每个工厂里，好像在说：“美国将在明天发起进攻。”可见，军队与国家的概念的界限已经模糊了。

所有的战争经验都被求知欲以及人格的广大外延所掌控了。这也是为什么战争中持久的战斗力不像普通的争吵那样轻易爆发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持久的战斗力不仅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而且非常严肃，举足轻重，不可轻易决断；第二，战争的背景或动机越隐匿，越要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我们的直觉意识到，战争所体现的不是人际关系，而是国家间的关系。这一点在事实上也不易混淆，比如说，在战争中，一个人奉命去杀另一个人并不是由于个人的恩怨——不过，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干扰我们的这种判断。那么，我们不难看出，战争的本能实际上是服务于人的社会性的。群体性的效忠，再加上对冒险天生的热爱，将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积怨完全掩盖掉了，这一现象在战争中是普遍存在的。

然而，除非士兵和国民都能感觉到，无论与敌人之间有多少障蔽，敌人的行为实质上已经触怒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否则健全持久的道德是无法存在的。弗莱格先生著名的海报上曾有这么一幅名为“将事实告诉海军士兵”的画，上面画着一位当时的骑士将外套脱下来愤怒地掷向一则流言传单的情形。该流言称，在几千里的陆地和海域上充满着暴力和堕落。学者们经常争论，用于规约个人的道德法则是否也适用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道德判断。从浅显的心理学来看，任何国家的战争思想，都会将敌对国家的行为断定为威胁的、不人道的、奸诈的、傲慢无礼的，或者是不能容忍的。正如对单个人的行为的道德判断一样，国家必须以同样的手段探究百万大军中的每一个人心中的道德根源。无论多么险恶，外交犯罪看上去总是文质彬彬的，故他们一般不会触怒公众，除非他们在个人暴行中的表现给人们提供了有形的证据。因此，道德的心理学规则是约束个人好战天性的规则中首要的一条。

在处理障碍的两三种方法中，好战的天性是其中的一种。面对障碍，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放弃、绕行，或者撤退，而好战性却是一种必须付出更大努力的办法。不过，这种办法发挥作用的前提是，需要有可以调动的能量，因为一个筋疲力尽的人已经没有力气愤怒了。事实上，人的好战性最初是从人的本性中发展出来的，它是作为一种动态储备以帮助遇到困难的其他人的天性。它将采取一种非常适度的形式，正如人为了打开一扇很难开的门时所付出的适当的力量，而不是不择手段以至于弄坏了门本身。另外，我们把从一些人身上流露出的**称为“亵渎的极限”，这标志着储备力量开始传输了。换句话说，当存在两种典型的人性的**时，其中的一个会增加它的传输水平。在整个传输过程中，我们发现，新增加的能量受人的目的或意图的支配，与此同时，身体上的扰动是为了使器官更能胜任强健而持续的运作。

在人性中，好战的天性总是将它的“对象”“客体化”，甚至到了将像“难打开的门”这样的语句也省略掉的地步。这种“客体化”的做法并不总是科学的。而且，如若好战性的对象是非生命体，那么，这种做法也是不符合经验常识的，试想，当好战性以“勇气”或者“热情”的形式被保留下来，它的那种喜欢追根究底的精神气质将会被逐渐代替。另一个方面，只要所遇到的障碍是个人性的，或者说与单个人有关的，那么，愤怒的情绪总会有其存在的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当各种说服手段都宣告失败以后，事先预设的坏的情绪将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处理的事实。从正常的关系到敌对的关系的变化过程通常是缓慢的、牵强的，是事件积累后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关系的转化不能被简单说成是个人行为上的一种改变，而应该是由假想、观念和希望所构成的整体系统在相互关系不断展开的前提下的一种改变。当相互关系演变到敌对关系的地步时，我们希望能够以希望对抗希望，哪怕只是一段时间的对抗，接着我们发出最后通牒，然后是破釜沉舟地相互拼命，既然对话或协商的裂痕已无法补救，那么“这个世界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人的好战天性首先必须从事实和原因两个方面“肯定自己”。要想平息一个人的愤怒，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向他详实地展现他自己的前提预设的错误之处。第二点，虽然好战性的具体情境是物质的或物化的，但它总是需要有一个“精神上的动机”作为其行动的支撑。这种“精神上的动机”不是体现在财产被盗的事件上，而恰恰体现在偷盗过程中的偷盗行为上，因而它经常采用的一句话是“你应该做”。

动物和孩子为了想要的东西打架，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根本不会涉及“正义”范畴内的良心谴责问题。而成人却很少有这样纯粹的轻率的行为。面对受害者，最厚颜无耻的强盗也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促使他试图弄明白，自己的权利是否被侵犯了，无论以何种方式，如果不是个人侵犯了他的权利，那么就是社会侵犯了他的权利。然而结果是：狼审问小羊，结果却发现了自己的罪。

诚然，深思熟虑和经验丰富的罪犯非常反感沉重的伪善，并扔掉了假面具，明目张胆地干坏事。但是，对于德国领导人来说，如果没有一个正义的理由，即“他们的战争是一场抵御侵略的正义之战”，那么他们无论是在1870年还是现在，都无法取得国家的胜利。并且，随着事实逐渐取代了现在被认为是建立在精心编造的基础上的谎言，同盟国家作战的意图被削弱了，如果不是由于义愤促使他们为自己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斗争，这种作战的意图会削弱得更快。

因此，成年人所表现出来的义愤总是具备“道义上的义愤填膺”的前提预设。这就表明：战争本能实际上是一种“公正”的利益之争，而不是一种洞见道德差别的能力。“愚蠢”本身并不能引起人的不满，但是，如果假定人和动物都不应该愚蠢，并且大家都公认这一点，那么“愚蠢”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有一点需要补充，作为**的一种形式，义愤经常是高度忘我的、普遍的经验；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状态，它放弃了善意的体谅，不再试图挽救双方所剩无几的礼貌和关系，把谨慎抛到了九霄云外，从而为前进扫除一切障碍。这样的做法经常会面临巨大的危险，而且需要付出许多努力，而这些都是谨慎的中立立场或折中主义可以避免的。一种人会义愤填膺，另一种人不会有任何激越的情绪，如果在这两种人之间作出选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谁也不想做一个唯唯诺诺的人。

只有在高尚的人中，愤怒才显得高尚。当一个人爆发出愤怒的情绪时，伴随产生的是失败的迹象被明显地突出出来。对根本原则的服从并不是建设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旨。对别的国家的好战态度也有与人的愤怒一样的情况，即它是一种终极手段，是“致命思想”的体现，如果不是现在，也应该是过去的某个时候。如果两国的关系最终破裂了，那么，与其维持一种虚伪的友善，不如光明正大地承认它，甚至可以发动战争——如果一方认为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进一步说，在战争中，如果好战的天性与人的社会情感和自尊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它就具备了近乎“宗教”的尊严。说明如下：

首先，对好战性非常有必要的是，社会权威和公众舆论对它的认肯。如果一个人为自己个人的战役而战，那么他必须能对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这对于他不能不说是一种沉重的道义负担。但是，群体性的战争行为就不同了，对于作战团体中的一个单个的人来说，他能够直接从身旁的战友的眼中得到对自己的认肯。外界对他的普遍认同淡化了对他来说本来很重要的自我认同问题，因而他带着一种信徒的狂热相信这种认同方式的合理性。

其次，对于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来说，他的战斗精神离不开“道德因素”的支持。无论是什么样的动机，当一个人想要与其他人达成相同的动机的话，他必须首先获得一种道德支持，原因很简单，因为道德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动机。一个人能够对团结精神、忠诚、勤劳以及牺牲精神产生真正的热爱，其实是在用这些精神本身的特质去激发它们自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首先要把原来的那种“人对动机的依赖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当我们认为一个动机是好的时，只有一个理由，即我们是无私地、完全地投入这个动机当中去的，而不是说，正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动机是好的，才为其献身。总之，人的动物性冲动是由其自身激发起来的，并自动地认同和维持战争冲动。

最后，“崇高庄严”的精神既来自人的社会性本能，又服从于社会性本能，而且它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战争的动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战争总是需要勇气和绝对的献身精神。由此发展出了不同等级的兄弟关系，以及紧密的民族关系，这两种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推动力。因为，这两种关系可以汇聚许多人的意志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去服务于一个新的目标。从理论方面看，我们有两点发现，一是私人利害关系的微不足道，二是公众利益的生命力；从实践方面看，也有两点，一是事实上的不舒适感，二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拴在平庸的工作上，这实际上已给他造成了损失。上述的四点促使我们对“存在”进行重新评价，同时标志着个人的发展的新篇章的开始。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我们当中的人说，任何人愿意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动机都是值得尊敬的。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看，出于某种动机而甘愿牺牲的自愿行为是值得尊重的；而把自愿牺牲当作一种用以掩饰不明动机的借口时，就不值得我们尊重了。如果一个人积极地将自己的道德贡献服务于国家理想，同时只相信对含有责任和信仰的爱国主义的权威证明，那么毫无疑问的是，他很有可能忽视或者弱化对非主流问题——其特点在于能够显露出整个时局向正面发展还是向负面发展的迹象——的考察。然而，恰恰是对覆盖整个战争动员的群体性情结的感情和美德的充分认可的出现，造成了对大众心理的主要危害。我们已说过，当好战性与爱国主义联合起来时，它需要具备一种近似宗教性的尊严。但是，无论具备与否，它必然要求尊严依赖于一些超越情感和本能的限制之外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情感和本能就无法为一种永恒的道德——价值的虚伪表象是真正的价值的最糟糕的敌人——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