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生存》（1945）（节选）

《西方文化的生存》（1945）（节选）

一、个人主义道德的兴起

赫拉克利特（Hearclitus）打破了把世界视为静止的这种陈旧观念，指出这个世界处在永恒的变易之中。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也就把整个时空问题引入了社会，至少在爱利亚学派（Eleatics）所涉及的范围内是这样。而在过去人们对这个问题是加以漠视和否认的。通过伊壁鸠鲁（Epicurus）和后来罗马的卢克莱修（Lucretius）的原子论，他的学说给世人提供了一种广泛而又深远的形而上学观念。而现代科学从未能够与之划清界线。赫拉克利特主义的整个精神特性是摆脱静止而趋向运动，摆脱死亡而趋向生命，摆脱单一而趋向多元。赫拉克利特主义汲取了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的思想，他进一步强调心灵是隐藏在一切差异和运动之后的形而上学的事实，普罗泰戈拉又为之增添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文主义学说，从而为苏格拉底（Socrates）提出个人确定性学说开辟了哲学道路，不过，他说的确定性不是当下此时的，也不是普罗泰戈拉的感觉确定性，而是道德直觉的确定性。苏格拉底这一道德发现是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希腊文化史上最卓越、最重要的发现。

寻求道德上的自我实现是产生现代文明的最初冲动，这一事实并非与社会进步无关，也并非微不足道。要把这个行为古怪、西勒诺斯般的人物[1]说成是一位道德复兴者似乎不很恰当，他在自己同胞的眼中显得非常讨厌，而此时尚处希腊文明衰落之前的伯里克利（Pericles）时代的辉煌刚刚逝去的时候。但是，在古怪的行为、滑稽可笑的相貌、令无知者信服的敏锐辩诘之外，也还有自信心和毫不含糊的精神热情，直接朝着探寻道德真理的方向前进，毫不推诿。有些人在这个怪人身上只看到他那可笑的英雄气概，通宵达旦不离酒桌地狂饮，同伴们都醉倒后他却在黎明时分稳步回家，但这个人的道德眼光是清晰的，为了坚持原则他拒绝越狱逃跑，他为雅典人高悬的这个原则绝不是自我放纵和做一个酒囊饭袋。

由苏格拉底发现并向这个吹毛求疵的、堕落的世界宣布了的这个不灭的真理无非就是个人的道德责任。人能够知道什么是错的，也有能力做对的事情。我们不能假定在苏格拉底以前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真理、荣誉和正义，但他确实发现了正义可以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得到确认，正义有一个哲学基础，亦即宇宙秩序的确定性。雅典的僭主们可以在他们掌权的日子里神气十足，狡诈多变的雅典平民也可以愤怒地鼓噪，把雅典的拯救者和保惠师处死，但是可以看到，这个人是在向历史、时代、命运发出呼吁，一切不义者对此作出的反对都是徒劳的。宇宙是正义的，只有正义方能长存。隐藏在个人背后的这个宇宙秩序使他必然要取胜。

如果那位以兽皮为衣，以蝗虫和野蜜为食，在阿拉伯沙漠中穿行的社会叛逆者可以被称作耶稣的先驱[2]，那么可以在更广泛、更严格的意义上把苏格拉底称作耶稣的先驱，——他在耶稣到来之前已经预备了主的道。苏格拉底的正义观经过斯多葛学派的整合为罗马世界的真理观开辟了道路，这种观念认为：如果一个人摔倒了，那么他有可能摔成碎片；但若真理在他面前倒下，那么它会把他压成粉末。

如果说西方文化有什么东西值得赞扬，能够经久不衰而不被时代湮没，那么不是政治或法律方面的成就，甚至也不是科学，而是这种对真理永恒性和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正义的认识，这就是苏格拉底给西方人提供的主要哲学信息。由于情感的原因，这种认识与宗教诉求纠缠在一起，但它确实在西方世界开启了创造性想象之源，使我们能够在法律、民主、教育、艺术、科学各方面取得最高成就。

相关材料告诉我们，正义并非由苏格拉底首先提出，正义的观念亦非西欧人特有的东西。苏格拉底正义观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是一件个人的事情。个人不能在法人团体中丧失自我。他的国家要去打仗，而他自己却受到一种个人的罪感的驱使，无法解除。这一事实使他要不断地批评自己国家那些不义的、也经常是不虔诚的制度，——这种自我批判的能力也几乎成了西方文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