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素质是决定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这一点，罗耀拉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会章中，他多次强调在教学中，要有充足的、合格的教师。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在他看来，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而且要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同时还须刻苦、勤奋、乐于奉献。同时，即使是普通的耶稣会士，在未来的拯救他人灵魂、传播天主教教义的过程中，也同样要应对如何教人的问题。因此，罗耀拉把培养优秀的教师，把耶稣会士作为教师来培养的思想贯穿于耶稣会的教育实践中，并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

第一，借助严格的入会审查和考核制度，保证耶稣会招收高质量的新会员。根据会章规定，凡申请入会者，都要接受包括知识、性格、身体及社会适应能力等多方面的严格审查，“越具有知识，越具有道德光彩，越具有长期从事研究的健康体魄越好”[16]。那些品行有劣迹者、动机不纯者、意志不坚定者、智力低下者、身体不健康或有缺陷者都难以入会，即使他有地位、财富和声望。通过检查者被编入学舍，作为见习生，接受时间长达两年的严格的精神和身体上的训练。这又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在训练期间，凡被认为对上帝不忠、对长官不敬、侵犯他人、违抗命令或玩忽职守、弄假作弊，以及能力不强、身体不壮者都将被淘汰。只有通过这样严格的淘汰选拔，才被正式接纳入会。因此加入耶稣会的都是身心各方面的素质突出的“精英分子”，这就保证了耶稣会教育的高效、高质。

第二，利用金字塔式的组织系统和无情的选拔性考试，促使会员不断提高。一般说来，通过见习期的训练和考核者进入学院，作为学者接受系统正规的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教育，时间约为5年。学成之后有资格在耶稣会学校教授人文学科，未能完成学业者只能担任“院外助工”，在会中从事简单的或体力工作。结束学院学习的人可以升入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通过考试后成为“神父”，其中的杰出者再学习数年神学，经过严格考核，就可以获得“发愿神父”的称号。这是耶稣会的核心和中坚力量，人数极少。在罗耀拉去世时，一千多名会员中只有大约40名的“发愿神父”。他们除其他职责外，大都在耶稣会大学任教，教授神学、哲学等高级科目。这种金字塔式的教育结构，一方面为提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筛选出了各种层次和水平的师资力量，使他们能人尽其才，各尽所能。同时，从见习生到“发愿神父”，用15～16年，即使是充任人文学科教师的，也都接受了7～8年的严格教育与训练，这就使得耶稣会学校教师的素质要高于当时欧洲普通教师的水平。

第三，通过对会员进行有关教育学和教学法方面的培养和训练，使耶稣会士具备教育他人的良好能力。在《耶稣会章程》第四部分中，罗耀拉专门列出一节谈这一问题。虽然谈的是具体方法，而且不全面，但反映出罗耀拉的上述思想。他要求在耶稣会学院的教学中，应该让会员掌握使自己的布道讲演能最好地影响听众的方式，这种方式应该不同于“学究式的说教”，应该让会员懂得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应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的原理，以及让会员学会如何组织做弥撒、布道、忏悔、圣餐等宗教仪式，等等。[17]罗耀拉在世期间曾多次用通信方式回答耶稣会士有关教育、教学等问题，并鼓励他们在这方面大胆探索，积累经验。

罗耀拉去世后，其后继者继承并发展了他的重视师资培训和耶稣会士说教能力培训的思想，并将罗耀拉设计的培训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充实。1565年，耶稣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要求各省建立对会员进行师范教育和训练的“教育学院”及类似机构。1599年颁布的《教学大全》明确规定：耶稣会学校校长应在本校内聘请有经验的人文学科教师，每周三次对准备担任这一工作的学生进行如何做好教学工作的指导，而教师基本技能的训练则贯穿整个教育过程。

在漫长的中世纪，教士、修道士充任学校教师在欧洲是个普遍的现象，但是没有一所教会学校像耶稣会学校那样，把训练教师的工作自觉地纳入自己的教学计划中，也没有一位教会教育家像罗耀拉那样，具有把教士培养成为合格教师的明确意识。在教士—教师这一普遍的模式中，罗耀拉的贡献在于，从宗教的角度提高了教士对教师工作的职业认识和责任感，从教育的角度加强了教士作为教师的职业准备与训练。正是在他这一开创性的思想的指导下，耶稣会才形成了重视师长教育的传统，才能稳定地培养出高素质的师资，才能在迅速发展的近代教育中经久不衰。

综上所述，罗耀拉为耶稣会设计的教育是：“将文艺复兴精神和古代经典纳入服从基督教理想和教会之中，将产生于文艺复兴思想的新个人主义引导到为上帝服务。”[18]由他一手开创的耶稣会教育，不仅有严密的组织管理、良好的师资、自成一体的教学内容，而且还有有效的教学方式及手段，所有这一切保证了当时的耶稣会学校的学生“在6个月的时间里学到比在其他学校中2年还多的东西”[19]，使得耶稣会能从当时众多的教育组织中脱颖而出，并经久不衰。但同时应该注意到，耶稣会教育依然是一种宗教性教育，它的教学目标、内容及方法的选择无不受此束缚。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局限性最终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

[1] Paul Monroe，A Cyclopedia of Education，Volume 3，p.533.

[2] Robert Schwickerath，Jesuit Education：Its History and Principles Viewed in the Light of Modern Educational Problems，St. Louis，1904，Chapter 8.

[3] E. A. Fitzpatrick，St. Ignatius and the Ratio Studiorum，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33，p.6.

[4] Loyola，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London，1838，p.102.

[5] 这是罗耀拉提出的耶稣会的座右铭。在他亲笔起草的耶稣会章程中，这一口号出现250多次，几乎达到平均每页1次。

[6] W. J. McGucken，The Jesuits and Education，New York，1932，p.6.

[7] Robert Schwickerath，Jesuit Education：Its History and Principles Viewed in the Light of Modern Educational Problems，p.87.

[8] Loyola，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Part 4，Chapter 11.

[9] Nicolas，Powers of Imagining：Ignatius de Loyala，New York，1986，p.105.

[10] Loyola，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Part 4，Chapter 5.

[11] Loyola，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p.43.

[12] Loyola，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p.43.

[13] Loyola，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Part 4，Chapter 6.

[14] Loyola，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Part 4，Chapter 13.

[15] Loyola，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Part 4，Chapter 4.

[16] Loyola，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p.29，and see Part 1，Chapter 2 and 3.

[17] Loyola，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Part 4，Chapter 8.

[18] S. E. 佛罗斯特著：《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247页。

[19] Thomas Hughes，Loyola and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the Jesuits，William Heinemann，1892，p.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