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法国传统的文化势力一直较强，人文主义在法国遇到的阻力比在其他一些北欧国家要大一些，因此，尽管人文主义的萌芽在法国出现很早，但人文主义的真正发展却较迟。

一、法国人文主义的产生

在中世纪，法国较之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彼特拉克来法国阿维尼翁教廷供职以前的意大利）对过去残存下来的拉丁文化更感兴趣，而且法国和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接触也很早，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在法国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14世纪教皇驻地从意大利罗马迁至法国的阿维尼翁，使得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发生了密切的文化接触，这种接触对法国的一些文人产生了影响，表现在从1360—1420年，法国掌玺大臣公署的一些秘书过着“人文主义者的典型社会生活：他们热心传抄古典著作的手稿；互相交换模仿古代样板的书信和诗歌”，然而这种影响没有进而对法国的整个文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到15世纪30年代以后，这些活动的势头衰退了，显然没有留下长久的效果”。[1]原因是这些秘书们重视的是古典文化中的修辞研究，这种技巧、技术性的东西不能对当时的文化价值标准产生影响，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更为重视的是古典文化中的价值内涵。法国人从古典文化中所得的只是皮毛而已，故难成正果。虽然成熟的人文主义运动在如此薄弱的文化基础上不可能发展起来，但由于古典文化研究在法国一直未断，加上意大利又是法国的近邻，法国宫廷文化较早就表现出对古代作家的兴趣。从14世纪中叶起，国王的图书馆里除了珍藏宗教文献和骑士文学作品外，还增加了许多译成法文的希腊和罗马著作的手稿，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李维的《罗马史》、西塞罗的《论老年》《论友谊》等。除此以外，国王图书馆里还藏有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尤其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一些作品。

然而，翻译古典作品并不能说明宫廷文化是人文主义性质的，因为按照人文主义的要求，翻译古典作品应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应有优雅的表现形式，而法国国王图书馆里的这些古典译著则是粗劣的意译和改编，并无人文主义所要求的那种求真（内容）求美（形式）之精神。骑士文化在当时的法国的世俗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法国宫廷将中世纪骑士文化复杂化、制度化，“骑士的爱情和诗歌，在法国的宫廷里也变成了一种有计划和有组织的制度。从14世纪末起，廷臣们设立了恋爱课程（cours d’amour），他们在正式集会上讨论骑士仪态和恋爱的微妙问题，朗诵他们依照骑士恋爱诗的传统风格写作的诗篇。这些制度的目的在按照同一的模具铸造宫廷所有成员——上至王公下至他的中产阶级出身的秘书们的心灵”[2]。在这种宫廷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如此大力支持墨守骑士时代的观点和习俗”，法国15世纪文学的主流依然是骑士文学，例如，当时的作家拉·萨尔虽然已经见到过人文主义的意大利，但他在书中论述主人公的教育时，却仍然主张通过马上比武和宫廷恋爱对一个青年骑士进行训练。不仅文学，历史也受骑士文化的影响，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秘书们在他们编写的《法国大编年史》中收容了中世纪许多骑士的传奇故事。进入16世纪后，法国历史的编纂才开始运用人文主义历史学的原则。[3]

与世俗文化的骑士传统相呼应的是大学里占统治地位的经院主义传统。“传统的、烦琐主义的求知方法已经足以适应该国文化界的口味”，“在1470至1520年的整个时期，学校教育一直固守旧日的传统”，“旧教科书仍然与过去一样流行”。[4]巴黎大学则是经院主义的顽固堡垒。巴黎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大学是一个巨大的国际学术中心，是欧洲主要的神学派别的所在地，绝大多数学者对于人文主义新文化没有任何兴趣。15世纪末巴黎大学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但不是因为是否应该接受人文主义新文化而引发的争论，而是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者与唯实论者之间的斗争。1474年唯实论者占了上风，结果唯名论的学说遭到官方的谴责和查禁。唯名论者并未因此而停止争斗，在他们的努力下，1481年官方终于把禁令撤销了。此后，唯名论在巴黎大学称王称霸。不论是唯实论占上风还是唯名论占上风，学术空气都不自由，而且这两派都反对柏拉图主义。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兴起的柏拉图主义启动了尼德兰、德国和英国的人文主义运动，北欧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意大利的柏拉图主义有内在的联系。

尽管经院主义在大学中仍居统治地位，人文主义仍然逐渐向大学渗入，尤其在艺术院系中，人文主义的成分更浓厚一些。艺术院系在15世纪下半叶就开始聘请意大利学者来讲授希腊语，蒂费纳特（Gregorio Tifernate）从1456年到1458年、贝罗阿尔多从1476年到1478年、巴尔博从1484年到1491年、维泰利从1488年到1489年都在巴黎大学讲授过人文主义之学。1476年希腊流亡学者赫尔蒙尼莫斯（George Hermonymos）来到巴黎大学讲授希腊语，造就了一批才华出众的学生，罗伊希林、伊拉斯谟、比代等人都是由他引导去学习希腊语的。但是，巴黎大学直到1508年才正式开设希腊语课程。法国学者罗贝尔·加圭安（1433—1501年）在巴黎的学术界比较有影响，许多逗留巴黎的外国学者，包括年轻的伊拉斯谟和许多意大利学者，都极愿博得他的青睐。他曾是蒂费纳特的学生，热衷于古典文化，热烈崇拜西塞罗，认为把人文知识和雄辩术结合起来，可以推动神学的进展。他在写作中极力模仿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风格，在语法和修辞方面造诣颇高。然而他的这种人文主义不反对经院哲学，不但不反对，而且在经院哲学的轨道之内利用人文知识为经院哲学服务。因此，这种人文主义对经院哲学的方法和体系并无颠覆作用，是一种皮毛的、肤浅的人文主义。15世纪末，巴黎的出版社除出版传统的经院主义著作和骑士文学作品外，还出版了相当多的古典的和人文主义的原文作品。这些都表明，人文主义在法国的影响逐渐增强。但是，不应对之做过高的估价，“尽管法国与意大利相隔咫尺，在十五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之前，巴黎的学者们一直轻视意大利的严重影响，不屑在他们的课程表中作任何重大的改变。不错，在1450年以后，艺术系已经聘请少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去充当希腊语教师；有些人文主义的教科书已经代替了中世纪的拉丁文法；巴黎的出版社从1470年开办起就刊印了一些人文主义方面的书籍。但是，这些只是次要的改革，并未影响任何院系的学习方向；大学生活的中心依旧是阿奎那派、司各脱派和奥康姆派之间的激烈论战，以及很少变化的关于传统的逻辑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在巴黎，正如在牛津一样，在意大利人文主义开始运用古典学者对《圣经》的解释方法，以及把注意力转向古代遗产的神秘和宗教因素、为神学探索人文主义的途径之前，对待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冷漠态度是没有改变的。在巴黎，坚冰也是在1495年左右被打破的”[5]。

坚冰是由勒费弗尔（Jacques Lefèver）打破的，打破坚冰的武器是基督教人文主义。勒费弗尔在意大利旅行时，结识了人文主义者波利蒂安和皮科等人，熟知了意大利晚期人文主义的精华，对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甚感兴趣，这种兴趣使其神学研究有了一个与经院哲学不同的起点和方法，他对早期基督教作家著作的推崇、对《圣经》评论的热衷、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各学派传统的反对、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新解释（其目的是要使人们了解真正的而不是被中世纪评注家歪曲的亚里士多德）、对彻底改革神学研究的热情，都标示出他是16世纪早期法国最有才华的思想家。至此，法国的人文主义才真正产生并步入正轨了。

二、法国人文主义的发展

进入16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的发展就大步向前了。原因有四。第一，15世纪末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勒费弗尔的人文主义新神学（基督教人文主义）与经院神学的决裂，为法国人文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点。第二，对意大利的战争促进了法意文化交流。意大利由于经济富庶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而成为欧洲列强角逐的场所。1494—1559年，法国和西班牙在意大利领土上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角逐。连年的战争虽然耗费了法国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却促进了意大利人文主义在法国的传播。[6]第三，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Ⅰ，1515—1547年在位）对人文主义文化的支持。他同英国的亨利八世一样被人们誉为“人文主义国王”，他对法国人文主义的推动作用超过当时的巴黎大学，法国人文主义能成为一种文化运动，弗朗西斯一世功不可没。第四，一些杰出的人文主义者的推动。法国人文主义运动在艺术、科学方面建树不大，其成就主要表现在神学、文学、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方面，人文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是比代（Guillaume Budé，1468—1540年），文学的代表人物是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约1494—1553年），哲学的代表人物是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年），而历史学和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是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这些杰出人物既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产物，又是推动人文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动力。在他们的推动下，法国的人文主义的发展遂日盛一日，异彩纷呈。

人文主义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弗朗西斯一世的推动下，大学里设立了人文主义的课程；比代在弗朗西斯一世的支持下于1530年创办了人文主义性质的法兰西学院；古维亚（Andre Gouvéa）于1534年于波尔多（Bordeux）设立了人文主义性质的奎恩学院（College of Gugenne），这些对法国人文主义教育实践推力甚大。法兰西学院和奎恩学院成为法国人文主义学校的典范，蒙田就曾在奎恩学院学习过。法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比代、科迪埃、拉伯雷、拉谟斯（Peter Ramus，1515—1572年）和蒙田等人。他们的教育思想各具特色，比代是法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其教育思想具有浓厚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色彩，关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与伊拉斯谟相像。科迪埃是奎恩学院的教师，其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于教学法方面，关注的教育问题比较微观。拉伯雷、拉谟斯、蒙田的教育思想则洋溢着浓郁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的强劲是对法国文化教育中传统势力的保守与强大的反动。尽管国王积极扶持人文主义文化教育，尽管也建立了人文主义性质的法兰西学院和奎恩学院，但传统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大部分比较古老的学校继续固守其阵地，疯狂地反对一切新鲜事物的到来。然而，这种反对的结果再一次与其愿望相反。为了弥补这种改革愿望所受到的挫折，主要在学校之外，产生了一种教育的理想主义。在这种教育理想主义里面，个人自由的**，注定在欧洲教育思想中出现了”[7]。过分的压制带来了过分的激越，拉伯雷、拉谟斯、蒙田的教育思想尽管各不相同，但都反映了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其中，拉谟斯的教育思想对法国大学教育的改革具有直接的针对性。

拉谟斯出身贫寒，12岁时到巴黎大学给一位有钱的学生做私人仆从，21岁时成为大学的教师。他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论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他真正反对的，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本身，而是经院主义把亚里士多德树为权威这种做法。他对经院主义视亚里士多德为权威不满，对人文主义者视西塞罗、昆体良等人为权威也不满，他认为人应有自由思考的权利，不应不加选择地求教于权威。他的激进的思想遭到了巴黎大学当局的反对，他的课有三次被勒令停讲。后来他到了学术空气比较自由的法兰西学院主持雄辩术和哲学讲座，1551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长，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一些教育革新。拉谟斯反对空疏无用的知识，他的教育革新的指导原则是讲求实用，其目的在于使各种知识付诸实践，教师所教、学生所学的东西都应该与生活现实相联系，不能事事求教于、依赖于古人，例如，他认为应当参照语言的实际运用来研究文法，必须通过对事实的直接调查研究来探讨物理学。他指出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学生应了解他周围的世界而不是只学习书本上的教条。他要求扩大大学的学科范围，认为不应只重视三艺即文法、修辞、辩证法的教学，还应重视四艺即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的学习。他重视数学方法的意义，认为纯数学和应用数学都很有价值，这对笛卡儿影响很大。拉谟斯信奉加尔文教，在1572 年法国天主教与新教的激烈冲突中，拉谟斯被迫害而死。

在法国，人文主义文化教育的发展会遇到如此强大的阻力，是与法国将天主教定为国教分不开的，而法国将天主教定为国教又是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相关联的。同英国国王一样，在中世纪法国国王的权力也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封建贵族，一是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削弱了封建贵族的势力，加强了国王的权力，但国王的权力尚不十分稳固。1464年法国一些大封建领主结成军事同盟反对国王，经过10余年的斗争，到1480年时国王彻底挫败了这些封建地方势力，封建贵族对国王已不能构成威胁。与英国相比，法国国王很早就企图控制教会，1438年查理七世发布敕令《国事诏书》，赋予国王在法国境内以高于教会的明确权力。诏书规定，教士大会和修道院有权选举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但明确容许国王和贵族可以提出和推荐候选人，因此这很容易造成一种变相的强迫，即不得不选举国王和贵族所推选的候选人。这种规定实际上使法国的教会成为国王的御用教会而不是教皇的教会，国王控制了教会的人事权。《国事诏书》还规定，任何宗教案件不经下级法庭初审不得上诉至罗马，从而限制了罗马教廷在法国的司法权；同时还规定，取消给罗马教廷的年贡。《国事诏书》引发了教皇与法国国王的斗争，结果国王取得胜利，1516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与教皇利奥十世签订波伦亚条约，规定法国大主教、主教等职务都由国王任命，法国教会收入的大部分要交付国王，少部分交给教皇，这样，国王实际上成为教会的首脑，教会成为王权的驯服工具。但法国国王的教会是天主教会而非新教教会，宗教改革兴起后，法国国王站在罗马教廷一边而不是新教一边。

法国教会是天主教性质的，而经院主义则是天主教会的理论基石，因此，法国国教的天主教性质使经院主义势力强大，以致它可强力与人文主义抗衡。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影响到法国以后，人文主义的发展又多了一层阻碍，传统势力将古典人文学科看作与新教教义结盟，而新教在法国天主教会和法国国王看来无异于洪水猛兽，这样，阻碍人文主义运动就又多了一个难得的、对人文主义极具破坏力的理由。如此看来，不论宗教改革前还是宗教改革后，人文主义在法国的发展都是颇为艰难的。由于国王是法国天主教会的领袖，国王对人文主义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

16世纪法国的主要历史事件是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王的权力，也对法国人文主义者尤其是蒙田和博丹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16世纪初，宗教改革思潮在法国开始传播，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相继而至，相比较而言，加尔文教传播更广，城市市民和农民贫民都迫切要求宗教改革，许多城市纷纷出现加尔文教团体。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看到新教的传播对王权十分不利，便开始迫害新教徒，1540年颁布“惩治异端条例”，1549年还成立了专门惩治加尔文教徒的法庭。然而新教徒却有增无减，16世纪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以后，许多大贵族也接受了加尔文教。1559年，法国在与西班牙争夺意大利领土的战争中失败。法国新教贵族企图乘意大利战争法国国王战败、王权衰落之机，仿效德国新教诸侯，在法国没收教会财产，割地称雄与王权相抗衡。这些改奉加尔文教的法国大贵族称为“胡格诺贵族”。1562年胡格诺贵族一方和天主教贵族一方爆发内战，史称“胡格诺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持续至1594年。战争给法国造成极大破坏，致使经济残破，财政空虚，民生凋敝，政局不稳，农民起义不断扩大，城市贫民的**也日益加剧。旧教贵族、新教贵族和富有的新兴资产阶级都感到只有建立强大的专制政权，才能使社会稳定，才能使他们的自身利益切实得到保护，因此在16世纪90年代初，他们先后转向拥护王权，从而结束了混战。1598年4月，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的国教，已没收的天主教会土地和财产一律归还；胡格诺教徒得到信仰和传教的自由，有权召开自己的宗教会议，在担任国家官职上享有与旧教徒同等的权利。“南特敕令”是交战双方妥协的产物，它使一度动摇的法国王权重新得到恢复和巩固。王权的加强在当时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博丹于1576年8月发表《国家论六卷》一书，热情地为君主制辩护，他倡导宗教宽容，要求结束宗教战争。

博丹认为有三种国家形式，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主权掌握在一人手中、整个人民被排除在主权之外的国家是君主制；主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或多数人手中的国家是民主制；主权掌握在联合成集团的少数人手中、并由这个少数向人民中的其余部分（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作为个人）发号施令的国家是贵族制”[8]。博丹认为君主制是最合时宜的政治形式。他把君主制又分为三种，古代的或东方的“暴君”的君主制、中世纪以封建制为基础的“领主的”君主制和“王权的”君主制。博丹所推崇的是王权君主制，他认为王权君主制是一种权力得到良好实施、行政管理有条不紊的政治体制。在王权君主制中，君主不是占有财产和农奴的领主，也不是专制性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君王，而是按照公正准则进行统治的人主。君主不等于国家，由于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即使在王权君主制下，君主也不直接去实施什么，而是一切由司法、行政机构承担。如果国王想以合法方式进行统治，就应该通过司法、行政机构行使权力。“在这种政治前景中，博丹关于行政政府的论述便成为一种为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能接受的制度化解决方案”，国家不再是哪一个教派的，国家维护的是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为此，应强化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包括税收、教育等）的管理。博丹在此构建的是现代世俗国家的初始框架，对于解决当时的宗教战争问题极富建设性。

与博丹的进取意识和入世精神相比，蒙田则像一个旁观世事的隐士，他和博丹一样都是血腥的法国宗教战争的见证人，但博丹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政治方案力求解决冲突，蒙田因憎恶所见到的纷争和仇杀而在其精神上的隐居世界中寻求一个避难所，他对世事的反思是深邃的，充满着理性的光辉而非宗教的偏执，具有浓郁的世俗精神。他的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对经院哲学具有毁灭性的消解力，对新的文化价值的形成具有强有力的催生作用，但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消极悲观情调。“带着逃避现实和失望情绪的蒙田哲学恰当地标志了法国文艺复兴的结束。但是尽管蒙田态度消极，他为人们所做的好事比大多数他的同时代人多得多……不但是他的嘲笑有助于扑灭残酷无情地镇压女巫的烈火，他的怀疑学说的影响在反对普遍的狂热行为和为以后更为大度的宽容铺平道路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