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末，尽管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之学已经开展起来，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的思想被广为传播，但人文主义精神并未对教育思想产生什么影响。正是弗吉里奥在15世纪初首先将人文主义精神渗透于教育思想之中，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复兴了被湮没甚久的具有世俗精神的古典教育思想，使之重放异彩；其二，在古典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他结合时代的需要，阐明了人文主义的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
弗吉里奥（Pietro Paolo Vergerio，拉丁文为Petrus Paulus Vergerius，1349—1420年）是第一个系统阐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人文主义教育家，1349年生于帕多瓦附近的伊斯脱利亚（Capo d’ Istria），后从帕多瓦迁至佛罗伦萨，教授逻辑学，并研究民法和教会法。他在佛罗伦萨时，深受该地人文主义的影响，他曾师从克里索罗拉学习希腊文，这使其古典知识基础较其前人如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更为丰厚。1391年他又回到帕多瓦任逻辑学教授，在讲授逻辑学时，他摒弃了经院主义的方法。后来，他进入帕多瓦君主弗朗西斯科·卡拉拉的宫廷为君主服务，约在1404年，他用拉丁文写了一篇书信体的教育论文《论绅士教育》，是写给卡拉拉之子阿伯丁的。这篇论文的拉丁文题目是De ingenuis moribus，英译为The Education of the Gentleman，有的拉丁文版本的题目还加了几个字et liberalibus studiis（意为“和自由学科”）。[34]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写此文的目的；第二部分论述人的性格及其训练；第三部分论述各门自由学科；第四部分论述学习与教学、研究的方法；第五部分论述体育与军事训练；第六部分讨论休闲娱乐问题；第七部分为结语。这篇论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当时在整个西欧引起轰动，到16世纪末，共出现了40多种印本。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
—、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在《论绅士教育》的开篇，弗吉里奥转述并引述他人的观点，认为父母对子女有三项义务：其一，给子女起一个好名字，所起的名字应好听，不使子女为之感到羞愧；其二，给子女选一个好城市，使其有一个好的生活、成长和教育环境；其三，给子女提供好的教育。三者之中教育最为重要。名字不好听可以更改，居住地环境不好可以迁居，但一个人早年没受到教育却很难补救。对于一个人而言，使其受到良好的教育是给予他的一件最好的礼物，远胜于给予其物质财富，他可因受到教育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因出类拔萃而声名远扬，这样即使他有一个最平庸的名字，此时其声誉也给此名字带来荣耀；即使他所出生的城市默默无闻，此时其声誉也能给此城市带来荣光。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但学业上的进步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弗吉里奥以此激励阿伯丁努力向上，自律有为。
教育对个人发展而言助益多多，但弗吉里奥认为，不能只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待教育的作用，因为教育并不只是私人的事情，还关涉国家，国家应将正确训练青年人视为分内之事。[35]弗吉里奥认识到一个高雅的社会始于对儿童的精心教育，他认为对教育行为予以悉心指导至关重要，而这就需要加强对教育的理论研究。弗吉里奥的《论绅士教育》标示出对建立教育理论的深切关注，这种关注在近一百年后的伊拉斯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伊拉斯谟已将人文主义教育理论充分理论化了，在伊拉斯谟那里，人文主义教育理论的成熟度已大大超过了弗吉里奥。[36]
那么，弗吉里奥所言的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他要通过这种教育造就何种类型的人呢？弗吉里奥所倡导的教育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通才教育或全面教育（all-round education），这种教育所造就的人不是中世纪的骑士，不是中世纪的教士，也不是某一行业的从业者（中世纪后期行会教育的目标），而是充满世俗精神的身心俱健的人。弗吉里奥认为身体训练和知识训练皆有利于培育人的高贵情操，且都能给人带来声名和荣誉，受教者可从二者中择其一。然弗吉里奥要求阿伯丁精熟二者，认为这样可给他带来更大的光荣，并可使身心均衡发展。真正的教育旨在对人的心智（the reason）和身体（the body）两个方面予以有效的训练，进行心智训练可使人能明智地控制自己的行为，进行身体训练可使人能更好地服从理性的命令，能保护我们的权利和捍卫我们的尊严。而对于王侯的教育而言，王侯不仅应受到和平艺术方面的训练，更应受到战争艺术方面的训练，应将后者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弗吉里奥对战争艺术的强调与意大利当时四分五裂、纷争不断的政治现状是密切相关的。
博雅教育通过人文学科（liberal studies）或自由学科而达成，“我们称那些对自由人（a free man）有价值的学科为自由（liberal）学科，通过这些学科我们能获致美德和智慧，并成为美德和智慧的躬行者。博雅教育唤起、训练和发展那些蕴含于人身心之中的最高才能，正是这些才能使人变得高贵”[37]。从《论绅士教育》看，弗吉里奥所倡导的博雅教育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军事教育、休闲教育等方面，其用意不是培养武士或某种专门职业者，不是训练人的某种特殊的技能，而是发掘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性，并使这些特性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
弗吉里奥认为，天性粗鄙者以获取物质财富、追求感官享受为生活的目的，而天然高贵者以追求道德价值和声誉为生活的目的。至关重要的是，从幼儿期起，这种高尚的追求就应伴随一个人的成长历程，萦绕于其脑际心底。弗吉里奥断言，除非及早着手于智慧的探索，否则我们将来不能获得智慧。有些儿童天赋甚佳，不需要个人付出多少努力就能在知识和能力方面有较好的发展，弗吉里奥认为，若予这些儿童以正确的指导，他们长大成人时会在德行和智慧方面达到非凡卓越的境地。而对于天赋中常的儿童应予以更多的关注，通过教育弥补天赋之不足。不论儿童天赋优劣高下，教育皆应及早进行，在儿童可塑性较强时就使他们养成努力学习、吃苦耐劳的习惯。
在探讨教育目的时，弗吉里奥涉及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即人生目的问题。弗吉里奥认为，人生是为了追求声誉，获得美名。这里的声誉已获得了近现代的价值色彩。出身、门第、财富、权力不是声誉的来源，人应靠其智慧和美德获取声誉，也就是，声誉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个人后天努力有作用，后天的教育对声誉的获得更是具有莫大的作用。教育对人生有提升之作用，教育不是无为的，实施教育的人也不是无力的。这样，弗吉里奥就从理论上将教育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教育能给人带来光荣，能改变一个人在尘世的命运，这对宿命论无疑是一个挑战。
二、道德教育
在《论绅士教育》中，弗吉里奥首先讨论了道德教育问题，他将道德教育置于博雅教育之上，认为德行的培养重于知识的传授，知识应从属于道德。
弗吉里奥将竞争精神（emulation）列为受教者应具有的一种首要品格（character），认为竞争精神的基石在人的天性之中，人具有一种渴望得到赞扬的天性。但竞争不应是不择手段的，弗吉里奥将之界定为“不含恶意的对抗”。第二种品格是服从，乐于、敏于服从，听从教导，是将来取得进步的重要保证。儿童年少，理智发展水平有限，其行为大多受冲动的驱使，较少受到理智的驱动，因此弗吉里奥要求特别重视竞争和服从对儿童发展的意义。在品格发展中，弗吉里奥还要求重视机智、勤奋、彻底性等品质，要求对儿童身上表现出来的每一个体现这些好品质的迹象予以鼓励和赞扬。
儿童应有羞耻心，应对受惩罚和不光彩的事感到羞愧。儿童应尊敬长辈，待人应友好，有宽容精神和合作精神。
弗吉里奥认为人的外在仪表的尊严与人的内在气质的高贵是相联系的，两者都重要，但相比较而言，他更重视人的内在品质。弗吉里奥转引苏格拉底的话，认为儿童应在一面镜子前注视和审视自己，仪表高雅、风度翩翩者应认识到其行为应与其仪表相称，而容貌欠佳、风度较差者则应尽力求得内在的和谐以弥补外在之不足。
弗吉里奥强调榜样的作用，认为向榜样学习比自我反省效果更佳，并且活着的榜样对儿童的影响又胜于已经不在人世的榜样，因为活榜样离儿童更近，儿童能闻其声、听其言、观其行，易于模仿学习。
在讨论道德训练（moral discipline）问题时，弗吉里奥将儿童品德发展与儿童的年龄阶段联系起来，认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儿童在品德发展方面会有不同的危险和误区。而造成此种结果部分是因为儿童的天性，部分是因为儿童受到错误的训练，部分是因为儿童缺乏生活经验。弗吉里奥以儿童身上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浪费、自大、轻信、易变等对此予以进一步说明。慷慨大度是一种优秀品质，远胜于吝啬小气，然而不重视金钱的价值而不假思索地乱花钱，却绝非好习惯。人骄傲自大久而久之会形成自吹自擂的恶习，进而会歪曲事实，养成虚伪的不良品行，弗吉里奥认为，“自大和虚伪对青年人伤害最甚”[38]。弗吉里奥要求青年人养成少说多做的习惯，颇似孔子之“讷于言而敏于行”，他说：“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至多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沉默寡言；而一个喋喋不休的人很可能会犯五十个错误。”[39]儿童还往往易于轻信他人，这是因他们涉世不深，社会经验不足。儿童的兴趣和现实也易于发生变化，这是其自然冲动过剩、心境心情易变所致，儿童常常感情用事，很少能接受中庸适度的道德教诲，更难接受严厉的批评。浪费、自大、轻信、易变或与儿童的天性有关系，或与他们所受的训练有关系，或与他们不接触世事有关系。弗吉里奥要求教师注意在这些方面纠偏救失，要求善待儿童而不是一味苛求。
年轻人易受外在**的引诱，弗吉里奥要求年轻人注意抵御**。弗吉里奥反对无所事事，要求积极有为，无所事事会使一个人放纵自己。孤僻、沮丧、愁苦等情绪皆对人有害。在人的生理需要的满足方面，弗吉里奥倡导节制精神，认为对生理需要仅仅以满足为限，不可放纵无度，因此他反对暴饮暴食，也反对贪眠不醒。
弗吉里奥要求遵守教会法令，认为这至关重要，应当从小抓起。不应通过强制灌输的方式使儿童虔信上帝，因为强制只会使人产生轻蔑的态度而不会使人形成虔诚的信仰。弗吉里奥还要求儿童尊重父母和长辈，对客人、朋友甚至对地位较低的人彬彬有礼。
儿童的品德发展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朋友、父母、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会对儿童品德发展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狐朋狗友对一个人的品德有败坏作用，而诤友则起促进作用。弗吉里奥认为，诤友的批评就像一面忠实的镜子告诉你有哪些缺点需要改正，如果一个人任性地拒绝听取这种批评，那么他就会掉进谄媚者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豪奢的家庭生活往往对儿童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在奢侈和安逸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如果在所有的场合下都能显示出其智慧与刚强，弗吉里奥认为，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享乐的**，寄生生活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毫无节制地放纵自我，会窒息理性和刚正，使理性和刚正很难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扎根生长。为减少外在**的不良影响，他建议不让这些儿童在豪华的家中受教育，而是到国外、到本城的另外一个地方、到亲属或朋友家中受教育。维多里诺建立的“快乐之家”是对弗吉里奥这一思想的典型实践。
三、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选择服从于身心俱健这一教育目标的实现。对阿伯丁家族而言，体育和军事训练是传统的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其祖父和父亲皆精于此道。但只发展体力还不够，人还应学习人文知识。然而有一些人却认为学习知识既于国家无益又令学习者个人心烦，弗吉里奥的观点与此完全相反，认为于国家于个人皆大有裨益。
弗吉里奥也认识到知识是双刃剑，知识在恶人手中会助恶人作恶，在善人手中则会助善人行善，恶人知识越多、智慧越高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因此，弗吉里奥将道德置于知识之前，认为前者比后者重要。
对于有德行的人，有知远胜于无知。知识和学问不仅有功利价值还有内在价值。不论在公共事务还是在私人事务中，一个人谈吐优雅、文笔清秀会使他占据优势从而受益匪浅。知识和学问还可使人明智地休闲，使休闲充满乐趣而不是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当我们独处时，没有同伴也无事可做，此时没有什么比书籍对人更有益了。在书海遨游，我们看到了巨大的知识宝库，从中可获得乐趣，也许还可激发灵感。书中记述了人类的成就、自然的奇观、上帝的所为，无所不包，书籍还给我们提供了打开未来秘密的钥匙。最为重要的是，书籍及其所包容的精神财富真有永垂不朽的特性，可生生不息，泽及后世。弗吉里奥以诗意的语言描绘读书之乐之雅：通过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了解过去、洞察现在甚至把握未来，使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在我们的精神中融于一体，古典文学作品的魅力之大，无与伦比，人生的其他种种乐趣都无法与之媲美。与书为伴时，没有喧嚣，没有贪婪，没有固执，书随时准备回应我们所有的要求，书籍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财富，是无价之宝。
弗吉里奥哀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些饱含智慧的书籍湮没不彰，有些被部分地损坏，有些则被完全毁坏。而流传下来的一些或者以讹传讹，或者残缺不全，难以呈现其本来面目。而优雅的希腊语即便在现在的希腊人那里也几近湮灭，而在意大利除了力图挽救古希腊文化的一两个人之外，希腊语已被完全忘却，无人知晓。弗吉里奥对此十分惋惜，表明他对古典作品的挚爱。弗吉里奥在写《论绅士教育》时，古希腊语言已在佛罗伦萨复活了，古希腊文化也相应地开始复兴了。正是这种复兴使当时古典知识的积聚更加丰富，进而为教学内容的丰富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弗吉里奥对教学内容的讨论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弗吉里奥将他所倡导的教学科目置于“自由学科”（liberal studies）的名下。他认为在自由学科中，最重要的是历史，既因为历史学科本身具有吸引力，也因为历史学科具有功利价值，不论是学者还是政要都会对历史感兴趣。道德哲学的重要性仅次于历史，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它的确是一种“自由学科”，其目的在于教人以真正自由的秘密。历史给道德哲学所谆谆告诫的道德箴言提供具体例证。道德哲学阐明人应如何行为，而历史则记载了人在过去的言行以及我们为了今日之生活可从中获取什么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重要性上居于第三位的学科是雄辩术。通过道德哲学我们可获得事物的一般真理，而通过雄辩术我们可将这些真理表达得更有条理、更富感染力，并更令人信服。历史史实中饱含人类的智慧，运用历史史实利于加强推理的力量，使论辩或演说更有说服力。弗吉里奥认为，判断可靠、谈吐睿智、行为正直是“真正的自由气质”（a truly liberal temper）的标志。
弗吉里奥将历史、道德哲学和雄辩术视为自由教育的基础。这三种学科在弗吉里奥看来是古罗马人对教育的重要贡献。接着，弗吉里奥又讨论了文学、体育、音乐和绘画四门学科。他讲这四门学科是古希腊人所设计的教育科目。弗吉里奥将绘画逐出自由学科的范围，认为绘画是画匠的职业活动，学习绘画与其博雅教育的思想不相容。但他同时也认为，绘画与书法是相通的，书法就其本质而言是绘画艺术的一个方面，而且热爱艺术的希腊人认为绘画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只是从这个意义上他才认为绘画可在自由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弗吉里奥对绘画并不重视，他更多地将绘画看作一种职业、一种与谋生相关的活动，而不是看作一种发展人的精神的手段。原因在于在弗吉里奥时代，绘画被行会所把持，中世纪的一些陈旧观念仍占支配地位，意大利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展露曙光，绘画还未与教育有直接的联系。弗吉里奥认为文学、音乐、体育较绘画重要，体育可强身健体，同时也是培养军事技能的合宜手段，而文学和音乐则是历史、道德哲学和雄辩术三门主要学科的主要辅助科目。他认为文学又可分为语法、作文规则、逻辑学、修辞和诗歌等小科目。语法和作文规则是学习文学的基础。逻辑学作为探求学问的真正方法，的确是获取任何学科知识的向导。修辞学则有助于雄辩术的学习。弗吉里奥认为，在公共生活中，雄辩术特别重要，然而现在的确不再像过去那样受推崇以致几近失传。现在在法庭上，在会议中，在聚会上，在解释某一问题时，在劝说他人时，在与人辩论时，雄辩术均无立锥之地。现在所注意的只是讲话的速度、简洁、朴素等方面。我们的祖先曾因演说而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语言赢得了巨大的光荣，而现在演说却受人轻视。弗吉里奥认为：“受过真正的教育，对年轻人而言是一种荣耀，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不辱这一荣耀，就必须在演说能力上赶上或超过前人。”[40]而学好修辞学则是提高演说能力的重要前提。诗歌不论对日常生活而言还是对提高演说能力而言都不无价值，然而它更多地与人的闲暇生活有关。谈及音乐，弗吉里奥指出，希腊人不承认那些不会歌唱和演奏乐器的人是“有教养的人”。苏格拉底年事已高时还学习演奏乐器，为雅典的年轻人树立了榜样。沉醉于音乐之中，有助于使人的灵魂达于内在的和谐，而不是耽于感官享受。音乐有益于人的道德和精神的发展，音乐是一门真正的自由学科，应在教育上占有一席之地。
弗吉里奥还主张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等科目。他认为，算术探讨数的特性，几何研究点、线、面、体的性质，二者都是重要的学习科目。天文学研究星辰的运动、大小、距离，把我们带到寂静的星空，我们可以在此研究恒星和行星，预测日食和月食。他说，自然知识内容丰富，包括天地万物的法则和性质，它们的起因、变化和结果，对自然奇迹的种种解释等，这是最令青年人高兴同时又是最有益于青年人的一门学科。
弗吉里奥将医学、法律和神学视为三大职业性学科。他认为医学作为应用科学无疑对学生具有吸引力，但不能将医学视为自由学科。法律以道德哲学为基础无疑应受到尊敬，若将法律视为一个学习科目，法律完全应得到这种尊敬，但从职业的角度看，它仅是一种谋生的行当。在此可以看出，弗吉里奥雷同于亚里士多德，将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决然对立，而且扬前者而抑后者。关于神学，弗吉里奥认为，神学所探讨的问题玄远深奥，远离人的感性认识，要靠纯粹的玄思才能够对神学问题进行探讨。实际上，弗吉里奥并不看重医学、法律和神学，因为它们都是职业性的，与其博雅教育的目标并不一致。他对中世纪最重要的学科—神学，几乎就未做讨论，似乎与其教学计划无关。
四、教学方法
弗吉里奥详尽讨论了教学方法问题。自昆体良之后的1300多年，教学方法问题一直不受关注。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人们就认为《雄辩术原理》一书的全本失传了，后人只能从该书的片断和其他文献中，部分地知悉昆体良的教育理论。直到1418年，《雄辩术原理》的全本才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齐奥发现。因此，当弗吉里奥写《论绅士教育》时，他并没有看到《雄辩术原理》的全本。但弗吉里奥肯定看过残本，因为他对昆体良的思想非常熟悉，而且多处引用。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关于教学方法的思想是昆体良思想的翻版。弗吉里奥并未亦步亦趋，而是在承继中有所创新。例如，在关于才智与记忆的问题上，弗吉里奥与昆体良显然不同，昆体良将记忆视为比才智更重要的部分，人的全部才智的发展均以此为基础。弗吉里奥也承认记忆的价值，认为离开了记忆，才智就无以存在，但弗吉里奥同时认为，两相比较，才智比记忆更重要。
弗吉里奥认为，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并不要求学习者精通每一门自由学科，因为穷毕生之力精通一门已属不易。不应对自己有过高的期望，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能一般，并不超常，我们必须学会知足。如果在学习一门科目时不考察它与其他科目的关系，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这门学科，这是确凿无疑的。尽管如此，我们也许需要明智地选择最适于我们智力和兴趣的科目。学习科目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精神的特性。一个孩子才思敏捷，能迅速地抓住其所研究问题的要点并能简练地陈述之；另一个孩子要迟缓一些，但其判断力强，其判断慎重而可靠，能找出其对手结论中的弱点，弗吉里奥认为，这两个孩子在学习科目的选择上就应各有偏重，前者可能会在诗歌和抽象科学（the abstract sciences）方面有所作为，而后者较适于学习实践性较深的学科。如果一个孩子善于思考但不善表达，学习研究修辞学和逻辑学对他更有价值，长于记忆者适于学习历史。有的人擅于抽象思维但短于处理特殊的和具体的事物，他们会在数学和思辨哲学方面取得好的成绩。而与此相反者则适于学习研究自然科学和实际事务。弗吉里奥强调：在教育中应该认识到人的天性并应该遵循人的人性。应让能力有限的孩子只学习那些能使其有所收获的科目。[41]
弗吉里奥反对培养学究，他认为学习自由学科只是手段。推崇自由学科并不是让人陷于其中不能自拔。他引证亚里士多德来加强其论证。他说，亚里士多德一直强调，人首先是一个公民，是城邦的一个积极的成员，不应将全部兴趣沉迷于自由学科。因为完全沉迷于此可能会无益于做一个有用的公民或君主。从此可看出在知行关系上弗吉里奥更重视行的作用。
为获得知识，弗吉里奥要求学习者要择良师，选好书。即使是打基础也要师从于最好的教师，在选择所读书目时只应选那些一流作家所写的书。人先前所受的教育会在人的精神世界深深扎根，不论这种教育优劣高下皆是如此。若教学方法不当、所举例证有误，初学者就会对事物形成错误的认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结果会对其今后的学习造成障碍，他在今后的学习中就必须克服双重的困难：既要摈弃原来的错误认识，又要学习新的知识。
弗吉里奥对教师在教学中作用的认识反映了一种新的教学认识论，即学习不是一个直接的过程，因为知识在他看来并不像新柏拉图主义者和奥古斯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先天存在于人脑之中的。阿奎那在13世纪提出了获取知识的新方法，强调理性在知识中的地位，要求即便是有关上帝的神学信仰也必须建立在理性理解的基础上，而新柏拉图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强调回忆说，充满着神秘主义色彩和权威主义色彩。弗吉里奥同阿奎那一样也重视理性的方法，但他不用它来论证神学，而是将之应用于完全世俗化的人文知识的研习。弗吉里奥强**师在学生和知识之间的中间作用，是人文主义新教育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42]正是以此为基础，弗吉里奥提出了许多教与学的方法。
弗吉里奥认为，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有两个教师和学生均易犯的错误亟须纠正。一个是贪多，弗吉里奥认为，正如暴饮暴食不利于消化吸收，人的记忆力也不堪忍受重负，“营养不良”的大脑会变得失去活力而不是愈益强健。补救之道是，每次所教所学的知识不宜过多，以使人的记忆能够承受；而且还应天天复习，以使所学知识更加牢固于心。另一个错误是用心不专，很快地将注意力从一个科目转向另一个科目，走马观花，这不利于取得扎扎实实的进步。弗吉里奥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内应专心致志于一个科目，应抑制浮光掠影式的好奇，各门科目的学习应依序进行。不可这儿翻翻，那儿瞧瞧，学习应讲求效率。同时，弗吉里奥也要求正确处理博与约的关系，他认为，以一门学科为学习的中心同时又广泛阅读，利于加深对这门学科的理解。
弗吉里奥还提出了四种具体的学习方法。其一，复习。应复习所学的所有新知识，至少应复习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复习对增进记忆大有裨益。弗吉里奥以加图为例说明复习的重要性。加图才智超群，但依然勤学不辍，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勤于复习。他晚上回顾日间所做、所见，温习日间所读之书，不论工作时还是休闲时始终如此。其二，讨论。与同学讨论所学科目有助于我们理解、表达和记住我们所学的知识。辩论的确有效，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其三，教授。将我们所学教于他人是使知识更加牢固的重要方法。其四，练习。练习不仅使人对知识的认识更加透彻，还有助于使学生更加细心而勤勉。
弗吉里奥要求学习者要有毅力，要珍惜时间。在学习各科知识时，初学者总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的唯一法宝是要有学习的毅力，不屈不挠地直面所遇到的困难而不是回避退缩。每天要有固定的时间读书，任何借口和托词都不能破坏。弗吉里奥举例说，亚历山大大帝甚至在战役中还读了很多书，恺撒在战场上指挥军队时还在写作，而奥古斯都则在战场上吟诵诗歌。面对这些事迹，在平和的城市生活中，还有什么能作为借口去忽略每天的学习？[43]很多空闲时间被浪费了，这些空闲时间可通过读一些比较轻松的书籍并从中获得愉悦而被利用起来。弗吉里奥建议每一个图书馆都要摆放一座钟，并使每一个读者都可看到，以警示每一位读者使其知晓时间流逝之迅速，从而使其惜时。
五、体育和军事训练
弗吉里奥主要讨论了军事训练问题，他认为，文学和军事训练是“最适于君主的两门主要的自由学科”[44]。这两门学科的学习应结合起来进行，不可偏废。
他认为战争既要求一个人有坚强的意志又要求他掌握军事技能。弗吉里奥非常看重人的意志品质。他认为男孩子自小就必须逐渐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以使他成人后能够忍受种种艰难困苦。年轻人应在户外活动中受到锻炼，应当用英勇事迹去激励他们，应使他们能忍受酷暑和严寒，能忍受饥渴考验。奢华的生活使人的身心衰弱，而磨难则使人的身心变得坚强。在逆境之中意志坚如磐石是一个人最值得骄傲的品质。这种身心力量还与蔑视死亡、英勇无畏相伴。不论是在和平环境下还是在战争状态中，如果我们把高尚而勇敢地生活在人世视为我们的第一要务，那么我们就不应过高地估计漫长的人生能给我们赐福多少，因为人生有欢乐也有苦难。如果死亡来临，我们应勇敢地去面对它，而且如果必要，我们应快乐地欢迎它的到来。即使死亡不期而至，我们依然有机会去表现我们的勇敢。
弗吉里奥反复强调从儿童时代起就训练一个人使之具有勇敢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是最最重要之事。弗吉里奥对斯巴达训练儿童的方式褒扬有加。斯巴达人训练儿童时纪律严苛，在训练时要求儿童在双方的竞争和斗争中不能屈服和让步，身受皮肉之苦时不准哭喊，即便鲜血直流，即便人已失去知觉也不行。
在选择锻炼身体的活动项目时，弗吉里奥认为，应选择那些能促进身体健康、能增强四肢力量的活动项目，还应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弗吉里奥推荐的身体锻炼项目和军事训练项目有以下诸种：剑术，矛、盾和棍棒的使用，游泳、跑、跳、拳击、掷标枪、射箭、马术等，弗吉里奥认为，这些是充分训练士兵所必不可少的项目，如果一个人是骑兵，更应接受这些训练。弗吉里奥认为，军事训练的内容和方法不应泥古不化，因为不同时代战争的方式方法是不同的。军事训练的目的不是挑起战争而是自卫。他说，我们不能预见战争何时会发生，也无法预见它的残酷与恐怖，但通过军事训练至少当战争发生时我们能有所准备。
战争的艺术包括很多内容，并不只是指个人的军事技能，战略战术、军纪、供给、营地的安排、军队的驻扎等皆属于战争的艺术。一个指挥官在这些方面应受到训练以承担重任。弗吉里奥认为，战争的艺术只能在战场上从亲身经历中去获得，但他认为不应忽视一些伟大的军人所写的有关战争的书籍。弗吉里奥认为对于获得战争艺术而言，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是必要的。弗吉里奥要求阿伯丁向其父弗朗西斯科和其叔叔雅科比（Jacopo）学习军事技能，因为他们精熟此道。
六、休闲
弗吉里奥认为，除了工作之外，还有休闲。休闲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应学会休闲。在休闲时人可做的事很多，弗吉里奥要求选择有益于身心的休闲方式。他认为，为使疲惫的大脑得到休息而漫无目的地在海边漫步，且边走边拣拾卵石和贝壳，不是一种好的休闲方式。而打球则不然，它会使疲惫的身心重新获得活力，于身于心皆大有益处，因此较漫无目的的散步要好。打猎、钓鱼等也令一些人喜爱，即便要吃些苦头也争先恐后。对那些因为学习和研究而把大脑搞得疲劳者，静静地休息、缓缓地骑马、适意地散步皆为消除疲劳的妙方。听音乐和唱歌亦为休闲之法。音乐既可以使人心绪平静，对人起抚慰作用，又可以激发人的力量，使人斗志昂扬，因此，弗吉里奥认为在选择音乐时休闲者应考虑到自己的心境。弗吉里奥反对玩骰子，认为这种游戏无丈夫气概，而且会引人进入赌钱的歧途，对之应予以大力反对。
有些人完全沉迷于学习和研究之中，废寝忘食，不思休息。弗吉里奥认为，对于这些人，让其在一段时间内完全放弃工作，什么事也不做是有益的，因为弦绷得太紧反而易断。尽管这些人将无所事事视为负担和痛苦，但也必须让他们充分放松，这对其工作是有益无害的。有些人将其一天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用来睡眠，一部分用来休闲和吃饭，一部分用来研究和学习自由学科。弗吉里奥认为三者之中最后一部分最重要，它会使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更加充实。
在讨论休闲问题时，弗吉里奥还要求注意克服一些小缺点，养成良好的习惯尤其是衣着方面的良好习惯。一个男人不应太注重自己的外表，因为这样显得太女人气，不像个男人。但也不应忽视外表，应适度关注自己的衣着，应使之适应于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弗吉里奥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复兴了许多被湮没甚久的古罗马、古希腊教育思想，为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当时和其后的教育皆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应看到，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其一，教育思想的成熟度不高。弗吉里奥的许多教育思想有明显的因袭古人的痕迹，因袭昆体良尤多。以拿来主义态度，重述并复兴古人教育思想的确是当时时代的需要，但因袭的结果往往是创造性不足，使得教育思想缺乏鲜明的个性。同时，由于弗吉里奥承继昆体良多多，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也带有昆体良教育思想的特点，即对教育问题的见解，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性的认识，缺乏严密的理论论证，教育思想的理论性还不够强，无深刻的教育理念，亦无细密的理论构建，具有重实际、轻思辨的特点。其二，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贵族性。教育目的是培养和教育绅士，教育的对象是上层子弟。另外，弗吉里奥将博雅教育与职业教育相对应，褒扬前者而贬抑后者，也反映出其思想的贵族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