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和著述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18），罗马帝国时期传记作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家，对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普鲁塔克出生于希腊中部维奥提亚地区的凯罗涅亚镇一个富裕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有很深的哲学造诣。由于父亲的影响和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熏染，普鲁塔克幼年时即对学问充满了热切的兴趣，渴求知识，孜孜不倦。青年时代，普鲁塔克游学于雅典，师从逍遥派哲学家阿摩尼奥斯（Am-monius），学习哲学、数学，兼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各派学说之精华，同时涉足医药学和历史学。他喜爱游历，希腊本土的名城胜地、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埃及、意大利等地，莫不留下了普鲁塔克的足迹。每到一处，他都广泛收集历史文献资料和口碑传说。这些努力为其史学著作的撰写奠定了丰实的基础。广泛学习和四处游历的经历，使普鲁塔克受益匪浅，为其在文学、历史和教育等方面的成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不但博闻强记，而且关心世道人心，热心公益事业，是一位学问渊博且富有人道精神的哲人。

普鲁塔克生活的时期，正值罗马帝政时代的初期。此时希腊地区并入罗马帝国已有两百余年，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希腊—罗马文化。普鲁塔克既是希腊的硕学通才，又是罗马的公民。在他身上，体现着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相融合的结果。

普鲁塔克曾在罗马讲授哲学，其间结识许多名人。据说，普鲁塔克曾经先后为罗马两朝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讲过课，博得赞赏并被擢居高位，担任过执政官和希腊总督。普鲁塔克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家乡凯罗涅亚度过。他一方面潜心著述，另一方面担任地方的首席行政长官。他还做过希腊圣地德尔斐阿波罗神托所的终身祭司。他曾在家乡开办了一所学校，自己担任多门学科的讲授，但以哲学和伦理学为主。

普鲁塔克是古代多产作家之一，著作等身，计有两百余种，可惜大多数早以散佚。流传下来的著述由后人编辑成两集。一是《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二为《道德论丛》（Morialia）。前者意在说明古希腊罗马在行动领域的成就，后者意在说明古希腊罗马在思想领域的目标。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其中，传诵较广的是《希腊罗马名人传》。该传记1990年被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相传，这是普鲁塔克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这是一部融历史、文学、教育和人生哲学为一体的鸿篇巨制，是西方古典文库中的瑰宝。在外国古代文学传记中，《希腊罗马名人传》堪称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希腊罗马名人传》主要以古希腊罗马广阔的历史舞台为背景，将希腊和罗马伟人中品行事业相类似者加以并列，对照叙述，然后给予评价，塑造了希腊罗马历史上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表明了两种民族伟大、光荣的历史。正是由于它的流传，我们才得以回到希腊、罗马时代，才能体会到与当时的代表人物接触的喜悦。这部《希腊罗马名人传》现存仅仅50篇，有23对，46篇采用对比写法的名人传，希腊、罗马各占一半，另外还有4篇单人传记。但后人为了方便，把原著中各组相比较的人物按年代顺序重新进行了排列。普鲁塔克文笔流畅清晰，瑰丽多姿，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栩栩如生，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启人遐思。奇闻逸事和名言隽语穿插其间。《希腊罗马名人传》开创了传记体史学著作的先河，后世多仿效该书笔法进行写作。但是，普鲁塔克主要是一位伦理道德学家，再现历史并不是他撰写传记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发挥和宣扬自己的伦理理想。书写传记是实现其教育目的的手段。《来库古传》是《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主要涉及斯巴达文化教育的一篇，同时提供了大量斯巴达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材料，是后世史学家研究斯巴达各方面情况的重要资料来源。普鲁塔克在为来库古树碑立传的过程中，以美饰和赞同的笔法，叙述了斯巴达的教育概况。其中，普鲁塔克非常推崇斯巴达教育的某些实践活动。比如，重视军事体育训练及优生的问题，少年可与宠爱他们的男性长辈交往的问题，语言训练的问题，热爱智慧等，都可以在普鲁塔克《论儿童教育》（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中发现相对应的似曾相识的理论。

《道德论丛》则由六七十篇杂著组成。以苏格拉底式宣讲，柏拉图式对话或辩论，以及家庭聚会中的非正式谈话为主要形式，颇有后世“席间漫谈”“炉边闲话”的风味，质朴、自然，以训世为主要目的。内容涉及教育、哲学、伦理、宗教、政治、科学、文艺等。《论儿童教育》是其中关于儿童教育的专论，详细论证了如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儿童。普鲁塔克注重良好教养、好习惯的养成及全面的人文训练的教育，目的是为特权家庭培养年轻绅士。他自己的经历也说明，只有良好的教育才能成就有哲学智慧、优雅风度、英雄气概、政治谋略的人。

在哲学上，普鲁塔克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他以柏拉图学说为核心，融毕达哥拉斯学派、斯多葛学说、亚里士多德学派为一体。他的伦理道德思想主要来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至上”和“哲人治国”等理论。他认为人生应当受理性的节制，以道德为准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恬淡寡欲，崇尚朴素谦和，不慕名利，忠于职守，造福人群，顺乎人情，而反对放纵情欲，奢侈过激，贪婪残忍等行为。他尤其注重道德实践，这种主张对他的教育思想有重要影响。

普鲁塔克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从唯心史观的宿命论出发，原始的宗教迷信色彩较浓厚，以善恶分明、因果报应的伦理思想为基本原则。首先，他尊崇神性，信奉天意。同时，他深信生命无常，灵魂不朽，晚年又增添了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提倡灵魂转世和生命轮回的学说。他认为，在神与人之间存在一种中间状态，他称之为“精灵”“魔障”或“亚神”。人在世上，如果一生树德行善，摒弃邪恶，死后就会荣升为精灵，犹如他心目中的“护法神”苏格拉底先师一样。之后，如果继续发扬光大其美德，则升天变为真神；如作恶失去光洁，则堕入红尘，轮回转世。精灵有恶有善，有强有弱，有幸与不幸，因而神谕有时应验，有时失灵。《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英雄人物的建功立业，功败垂成，都与神谕有关，处处脱不开精灵或魔障的法力。[48]

他主张在人的灵魂中要努力使非理性服从于理性。幸福来自于德行，而德行在于遵守宇宙法则的根本教义。在政治上，普鲁塔克倾向于开明的君主制，对雅典的民主制持怀疑态度。

二、论公共教育

在《来库古传》中，普鲁塔克详细介绍了斯巴达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这是现在人们研究斯巴达教育的主要资料来源。

斯巴达的教育属于非常古老的早期人类教育类型，其生活有着明显的原始生活习俗的痕迹。拉哥尼亚平原东、西、北三面环山，唯一临海的南岸由于海岸线平直而缺少良港，使斯巴达成为保守封闭的农业国家，墨守着原始部落时代的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斯巴达的教育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斯巴达人的教育生活化，寓教育于生活，把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与品德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二是注重军事体育。教育的任务是使斯巴达人在长期严肃训练中成为坚忍不拔的战士和绝对服从的公民。

在斯巴达的政治、法律生活中，来库古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于他的立法，而立法又是与教育紧密关联的。立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成员内部在政治、经济、法律活动中的平等权利。竭力防止两极分化，使所有公民既不穷也不富，“使一切人生活方式上都平等一律”。

来库古的立法主要有三项内容：①创建长老议会。由28人组成。长老议会同国王们在最重要的事务上有同样的决定权，从而给国家大事的协商带来了稳定和节制。②重新分配土地；分配斯巴达人的流动财产；取消不必要的、多余的技艺。重新分配土地，可以杜绝当时斯巴达骇人听闻的不平等，使人们彼此在划一的、生计上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分配流动财产的方法是用易碎的、币值很小的铁币替代所有的金银货币。同时，因为没有销路，大部分技艺也随着旧的货币一同消失了。这样，再不存在与外国的买卖，传播异邦思想，教唆邪恶的修辞学教师和占卜者也被拒之门外，蓄妓的风气和金银匠人也不复存在，“于是，奢侈就这样渐渐地失去了刺激它、支持它的因素，自然消亡了”[49]。③建立公共食堂制度。目的是进一步打击奢侈风尚和铲除致富的欲念。这是来库古精心构思的政治措施。在公共食堂里，人们相互结伴，吃饮同样的食物，而不是在家里，倚靠着华贵的睡椅，坐在华贵的桌前，让人侍候，吃得脑满肠肥，屈服于每一种贪欲和各种饕餮之徒的恶习。普鲁塔克认为这一切不仅毁了他们的性格，而且败坏了他们的身体。通过共同居住和简单饮食，财富不再成为人们渴求的对象，成为“非财富”。普鲁塔克称赞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且是一个更加伟大的成就”[50]。公共食堂不仅是斯巴达人餐饮之处，还是青少年男子接受教育的场所，是培养共同行为规范的学校。男孩子们出入公共食堂，就像到正经学校里去上学一样。他们在那里倾听政治辩论，领受开拓心胸的有益的教育典范。要练习容忍揶揄。要申请成为食堂的会员，还得得到原有成员的投票通过。因为共同进步的人要保证志趣相投、好恶一致。在食堂饮酒要适度，进餐后在夜色中回家不得拿火把，以培养他们勇敢无畏的品德。

普鲁塔克认为，来库古的这三项措施在整体范围内涵育了斯巴达人的民族品德和性格：稳妥和节制，坚定和平等，俭朴和实用，反对奢侈，遵守公共习惯，友爱，志趣相投，好恶一致等。斯巴达的每一个公民都只属于国家。来库古的目的是不使他们有独立生活的愿望和能力，使每个人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来库古领导下的斯巴达教育完完全全承担了立法的功能。以教育代替立法，把民众教化与立法紧密结合。来库古制定的法律并未形成文字。他认为：“倘若那些促进城邦的繁荣与美德的最主要和最有约束力的原则，深深地在公民的习惯和训练当中扎下了根，它们就会经久不变和牢固可靠，因为通过教育使青年人民明确坚定不移的目的，要比强制更具有约束力量。”[51]

元老院议员的补缺要选最德高望重的人，这是对美德的奖励。议员竞选是对全体公民的一次教育和感召。丧葬方面，来库古主张破除迷信恐惧，不用陪葬，除战死的男人或殉葬圣职的妇女，不准刻写墓碑，使得丧葬也成为英雄和美德的表征。普鲁塔克评价道：“来库古将对德行的颂扬或对罪恶的谴责同生活中一切必要的细节融合在一起了。”

来库古认为，优秀的典范不断出现，必然对沿荣誉大道迈步的人产生支配性和决定性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来库古反对斯巴达人吸收外邦未受过训练的，在不同政体下的人们的生活习俗，并拒绝外邦人，以杜绝外邦人的信仰和教唆的腐蚀。来库古认为：“防杜腐败的风习侵袭和充塞斯巴达比防止瘟疫更有必要。”[52]

普鲁塔克认为，正是由于来库古通过以上训练和教育斯巴达人的方法，将他的法律灌输到他们的性格里去，培养他们对政体的爱，使来库古保障了其法律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斯巴达人后来对来库古教诲的稍离，导致他们丧失了对希腊的控制权，濒于毁灭。普鲁塔克认为，这也是从反面证明了来库古的英明和功绩。

三、论遗传的作用

普鲁塔克关注赋予儿童生命的父母的出身，主张如果父母想把其子培养为达官显贵，就要对与之同居的妇女进行选择。要克己自省，远离下流的妇女，如妓女和妾婢。因为父母之中无论哪一方出身不高尚，则天性卑鄙低劣，即使终其一生也不能根除。人人可以斥之，辱之。这样的父母所生育的儿童，是得不到幸福的。另外，为了避免父亲将恶习遗传给孩子，那么父亲在与其妻亲近之时，不得饮酒或浅尝辄止。普鲁塔克相信，如果父亲在醉酒的情况下使其妻受孕生子，则其子必钟情于杯中之物。他甚至借第欧根尼之口，对神智不正常的青年人断言：“你父亲在养育你的时候一定喝了酒。”[53]

普鲁塔克认为，品行的善恶取决于三个重要因素，即本性、理性和习惯。只有这三个因素同时具备，才会有正常、良好的行为。人的本性拜遗传所赐，理性经学习所得，习惯通过实践而养成。人在自然禀赋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而获得进步，通过不断重复而使其善行得以巩固。只有三者的结合，才会使人的品行趋于完善，缺一不可。因为“没有经过学习的本性，是盲目的；没有本性的学习，是不完整的；既没有本性又不学习的实践，是无效果的”。这就好比种田一样，首先要田肥地沃，其次要求农夫技艺高超，最后是选用良种。培养儿童也同此理。禀赋之如土地，教师之如农人，语言教化之如种子。柏拉图、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这些出类拔萃、享有盛名的人物身上，正体现了这三种素质的完美结合。

普鲁塔克的优生论与来库古的教育实践保持一致。来库古把教育看作立法者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并且追根溯源，着手调整婚姻与生育状况。来库古深信，婚姻的目的是生育。斯巴达的年轻姑娘的婚嫁习俗与她们接受的教育一致。来库古只是在她们完全成熟并热望结合时，才让她们做新娘。成熟产生的相互渴望使男女产生体贴入微的爱情，这时的新娘也强健有力，足以应付怀孕和生育的紧张劳累。斯巴达实行抢婚制。新郎在夜间和妻子短暂约会后仍回到原来的住处，与其他青年男子共居一处，直到做了父亲才可在白天看望自己的妻子。目的是锻炼克制和节制的美德，并且由于节欲，使双方身体内部充满创造力，并保持情爱的高涨与新鲜。

来库古抵制丈夫对妻子的独占欲和妒忌。他主张为了得到气度不凡、高贵典雅的孩子，妇女可以与比自己丈夫优秀的青年同居生子。因为儿子是国家的公共财富，而非父亲的私有财产。他嘲笑当时法律中的愚蠢之处：“他们繁育犬马时反倒坚持要得到最佳的雄性良种，不惜金钱或利用私人友谊；但是，他们将自己的妻子锁在深宅内院，让她们只给自己生儿育女，哪怕他们自己是些笨伯，或是孱头，或是病夫。”[54]因为婚姻关系的目的只是得到健壮的体魄和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总之，普鲁塔克的教育思想中已出现了优生学的萌芽。他重视遗传的作用，强调父母要有良好素质才能养育正常儿童，并且把人的天赋列为决定健全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他又肯定了教育的重要作用。

四、论智育

（一）哲学素质的培养

普鲁塔克赋予哲学至高无上的学科地位。他说，自由民的孩子，必须要熟稔文雅教育中的每一学科，但是，只要求他们随机学习，只需了解而不必深究。而哲学应是一切教育的核心，最为重要，最有价值。正如旅游时可以观光许多城市，但要定居，则须选择其中最好的才会使儿童们享受到裨益。

知识可以分别医治身体和心灵的疾病和创伤。在身体方面，医学知识可以保证人的健康，体操知识可以使人强壮。而对心灵方面的疾病和烦忧，只有哲学才能医治。普鲁塔克指出哲学有三个主要的作用：①使人能分辨何者为荣誉，何者为羞耻；何者为公正，何者为不公正。即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②可帮助确定人与神，与父母，与长辈，与法律，与朋友，与权贵，与妇女，与孩童之间的关系。尊敬神明，孝敬父母，尊让长辈，服从法律，顺服权贵，爱护朋友，礼敬妇女，悌爱儿童，不恃傲于奴仆。③不因得而过喜，不因失而过悲，不放纵声色，不蛮横粗暴。这些都仰仗哲学知识的指引。

普鲁塔克主张，哲学要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应重视哲学的实用性。他认为生活方式有三种：世俗的生活；思索的生活；享乐的生活。享乐的生活即纵情声色，耽于情欲的生活，卑下低级，不应仿效。思索的生活不应脱离实际，一旦脱离实际，就会成为空乏无益的生活。世俗的生活如果缺乏哲学的成分，就会枯燥无味，没有文化气息，没有修养价值，这样的生活也不能带给人幸福。可见，生活离不开哲学，哲学也不应该脱节于生活。在这方面已经给人们树立了典范的是那些把政治才华与哲学智慧适当地结合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他们于社会，于公共事业，于个人有益，又达到了潜心研究哲学的最高精神境界。在现实生活中，伯里克利、阿克斯特等人就是把政治和哲学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的典型。

（二）阅读、语言、音乐、诗歌的训练

普鲁塔克要求孩子们必须阅读古代的作品。要像收集耕种时使用的农具一样收集这些作品。因为教育所要依附的工具是书籍的使用，这样，我们才能对知识进行研究。

斯巴达少年要接受严格的语言问答训练，要求答话有理有据，言简意赅，言辞辛辣优美。讲粗话者受罚，绝不说思想苍白或毫无意义的语词，不信口开河。

普鲁塔克对斯巴达人交谈的评价是：“虽然简短，但确定有力，中肯，能抓住听者的思路。”[55]因此，普鲁塔克断言：“热爱智慧胜过热爱健身活动是斯巴达人与众不同的特点。”[56]

斯巴达人关注音乐、诗歌方面的修养。其歌曲**饱满，振奋人心，风格古朴，主题严肃，扬善抑恶。热爱音乐和尚武好战同时体现在斯巴达人身上。普鲁塔克通过对诗人泰勒斯的赞美，说明诗歌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颂诗可规劝人们服从命令，和谐如一，诗人做的工作与最有成效的立法者对等。他说：“韵律整齐的诗歌里，充满了井然有序的宁静。因此，凡是听过这些诗歌的人，不知不觉就柔化了性情，以至于摒弃了当时风靡一时的相互憎恨，从而和睦共处，一道追求高尚的、崇高的情操。”[57]来库古在发现《荷马史诗》中包含的政治与纪律的教诲比它提供的欢乐与放纵的刺激毫不逊色后，把史诗抄录编册，使之在斯巴达广为流传。

以上普鲁塔克阐述的斯巴达教育的一些史实，比如，斯巴达教育实践中对音乐、诗歌、艺术的重视，热爱智慧胜过健身活动等情况，与我们现在掌握的斯巴达人嗜武成性、没有文化的说法互相矛盾。要解释这一矛盾，须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后期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

在迈锡尼文明时代，斯巴达是希腊本土上重要的文明中心，在各城邦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公元前1200年左右，另一支叫作多利亚人的希腊人，侵入希腊半岛中部和南端的伯罗奔尼撒，毁灭了迈锡尼文明，征服了原先居住在那边的土著部落，繁衍为斯巴达人。之后，希腊本土出现了延续约400年[58]（约公元前1200—前800年）的黑暗时期。由于迈锡尼文明的毁灭，希腊本土经济倒退，文化陵夷，又倒退到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直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才重新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在征服和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斯巴达国家产生、形成。在扩张过程中，这支多利亚人把大部分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变成了集体的农业奴隶，或将之驱逐到边远山区。从公元前8世纪后期开始，斯巴达人又侵入西部的美塞尼亚，史称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让大部分美塞尼亚人（即“希洛人”）沦为奴隶。公元前7世纪后期，美塞尼亚人掀起大规模起义，史称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这次战争给予斯巴达沉重的打击。战争之后，斯巴达的文化发展突然停滞了。在此之前，斯巴达人生活安逸自由，热爱音乐和艺术，对殷勤奴隶也有较好的态度。博伊德与金合著的《西方教育史》也述及在斯巴达阿尔特弥斯神庙遗址的出土文物揭示了这个民族艺术的突然变化。“整个7世纪，都能看到一些生气勃勃、地方色彩浓厚的艺术品的证据。这些艺术品无论在优美还是滑稽方面都表现着典型的希腊人的意识。后来，在非常短暂的时间之后，神庙里奉献的祭品就不再精美了，而且具有幽默感的奇形怪状的面具在祭品中甚至绝迹了。”[59]

在《来库古传》的最前面，普鲁塔克考证了传说中斯巴达立法者来库古的在世年代。历史学家对于来库古其人的出身、游历、去世的情况，意见不一致。估计来库古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末以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来库古时代斯巴达教育对智慧训练的重视了。

（三）记忆力的训练

记忆是学识的储藏所，要锻炼儿童的记忆力。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像记忆那样，能创造和孕育新的事物。不论是记忆超群还是记性驽钝的儿童，都要进行训练，增强他们自然的禀赋或补救其所不足。这样，优秀者更胜一筹，落后者也会有所进步，积少成多。凡教学中可以训练记忆力的科目，对儿童的学业成就和实际生活都有助益。

五、论道德教育

普鲁塔克强调本性、理性和习惯在人的品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并不认为禀赋欠缺的人就要抱憾终生，无以弥补。他说，如果上苍赐降这三种素质于一身，则是极端的荣耀和上天的厚爱。如果天性不全，教育则是改变个人处境的适当的渠道。因为除天性外，理性和习惯后天可以习得。学习、实践、教育可以弥补天性的不足。习惯长期坚持逐渐积淀，则形成性格。“习惯”在此等同于“教育”。好的习惯不是自发形成的，它是良好教育的结果。为了证明教育、实践、习惯在人的性格形成中的更重要的作用，普鲁塔克以斯巴达立法者来库古的例子来说明。[60]来库古用不同的方式饲养了两条同种猎犬。一次，当众人聚会时，来库古对他们说道：“斯巴达的人们啊！习惯、训练、教养及生活指导对人的美德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现在就让我做个证明。”于是，他在狗的前面，放了一盘食物，一只兔子。当一只狗飞奔逐兔而去之时，另一只却津津品尝盘中食物。来库古说：“这两只狗都是同一种类。由于教养方式的不同，一只成了狩猎者，另一只成了贪食者。”这就是普鲁塔克关心儿童教育的原因。

普鲁塔克也谈及了早期儿童教育的问题。早期教育在孩子落地之日就应开始。要立即对孩子的肢体加以限制，使其长直，避免畸形。同样，出生伊始，就要重视孩子性格的塑造。因为幼儿易受外界影响，可塑性大，思想还未定型。一旦外界的不良影响进入孩子的头脑，就很难清除，就像在松软的蜡上盖上的印章。所以，要用正确的教育占据儿童易被感染的心灵，保护他们不被污染。

简言之，良好的教育，适当的训练，要持之以恒，贯穿人生的婴儿期、童年、青年时期。只有这样，才能修得品行完美，人生幸福。在人的本性中，两种资质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智力（mind）和理性（reason）。智力制约理性，理性是智力的奴仆。对于这二者，万贯财产不可腐之，病魔缠身不可摧之，恶语中伤不可毁之，时光流逝不可蚀之。虽然年年岁岁，时光飞逝，湮没了其他很多东西，智慧却随年月增辉，远离了琐屑与粗鄙。

另外，普鲁塔克特别指出，他的教育理论普遍适用，既面向富家子弟，也面向平民孩童。并且专门指出，穷人须尽其所能，给孩子提供最佳的教育。如果做不到，那他们必须运用别的办法来获取教育。

在道德教育方面，普鲁塔克论述了道德教育的方法、道德教育的内容及青春期教育的问题。

普鲁塔克主张用鼓励与说理、批评与表扬相结合的方法来教育儿童，反对掌掴等体罚手段。他说体罚不适合于自由人的孩子，只有奴隶才可以被体罚。儿童受罚后，不但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心灵上也难免被伤害——他会认为自己没有被别人尊重，没有被当作自由人。对于自由人的孩子来说，批评与表扬的方法最为有效，胜过任何其他不正当的途径，因为奖励和表扬可以激励他们奋发向善，渴望荣誉；责备和批评避免他们堕落为恶，鄙弃丑行。同时，要注意批评与表扬的交替使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时机选择要恰当。在儿童自以为很了不起的时候，加以批评，使他们感到惭愧，然后再辅之以鼓励，使他们重新振作。就如同奶妈的方法：打一巴掌，揉一揉。表扬时应注意实事求是，不要言过其实，以免诱发儿童自高自大、忘乎所以的心理。

在道德教育的内容方面，普鲁塔克也做了一些阐述。他主张杜绝孩子讲污言秽语，并援引德谟克里特之言——“言语是行动的影子”，要求儿童的语言彬彬有礼，举止合宜。因为再没有比性格粗鲁更令人厌恶的事了。要教育青年人在论辩中态度谦逊，控制情绪，在不能获胜时审时度势，及时让步。这才是聪明的表现。要培养青年人说真话、实话的习惯，因为谎言是奴隶的行径，众人莫不痛恶欺骗。即使在地位微贱的奴隶中，也是以欺骗行为为耻的。

普鲁塔克为青年人的道德修养设计了一个原则，即生活俭朴、言语谨慎、抑制愤怒、约束行为。

另外，普鲁塔克谈到了青春期教育的问题。他指出，对青年的关心要比对儿童的更多一些。因为青年人如果犯错，性质会严重得多。在这一阶段，青年易滑向堕落，行为无节制，贪婪，偷父母的钱，赌博，寻欢作乐，酗酒，与已婚妇女行为不轨等。因此，要谨慎监督青年的行动，加以约束、限制。因为人在本性上是喜欢作乐、放纵奔放和无所羁绊的，所以需要人去驾驭。在这一阶段，为人父母者对青年放纵不管，任其胡为，则愚蠢透顶。但凡有头脑的父亲，都应对处于该年龄阶段的青年特别警惕小心，用生活中正面、反面的各种实例来说服、教育他们恢复理智。如果以上方法仍不能使浪子回头，他们仍肆意妄为，听不进忠告，就应考虑让他们成婚。婚姻是青年人最好的联合方式。择媳时，不能贪图富贵人家，攀附高枝，而要选择门当户对的亲家。因为如果娶了个金枝玉叶，则不知不觉会将自己变成嫁妆的奴仆，而非妻子的丈夫了。

六、论体育

普鲁塔克认为，体育是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实施得当，全力以赴。体育不仅是为了形体健美，更是为了强壮有力。因为孩童时的强壮身体是成年后强健的基础。恰似在晴空万里的日子，人们应该有未雨绸缪的打算。所以，年轻时应该经历充分的磨炼和自我节制，以便老来应用。

体育锻炼要适度，不可过火，以免太劳累不能读书。他引用柏拉图的说法，睡眠和劳累都是有害于儿童的。

体育的重要性还在于体育锻炼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他看来，锻炼的基本职能就是培养勇敢的战士。出于战争的缘故，孩子们必须接受掷标枪、射箭、打猎等训练。因为在战争中，“征服的果实，是属于胜利者的”。室内的生活不足以生产出战场上所需要的身体条件。有些士兵身体虚弱，只有通过体操训练才能较顺利地接受军事训练。

七、论妇女教育

普鲁塔克赞赏斯巴达对女子教育的重视。斯巴达的这种做法与原始部落的生活风俗有一定联系。虽然希腊英雄时代已经是父权制社会，但仍保留了尊重妇女的风尚。在斯巴达社会，妇女地位高于希腊其他城邦。同时，这也是为了给她们生育身体健康的孩子创造必要的条件。妇女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国家生育健壮的战士。妇女在家接受教育，不必去军营。主要内容是通过跑步、摔跤、扔铁饼、掷标枪锻炼身体。这些运动既可以使将来腹中胎儿健壮结实，又可顺利分娩，并使她们摆脱娇气与娇弱。妇女在运动时同青年男子一样，只着短袖束腰。这样既可对围观的青年男子中行为失检的进行揶揄，挑剔，又可对高贵品德者进行赞颂。普鲁塔克认为，这些妇女衣着虽少，却丝毫不失体面，反倒培养了她们庄重贞节、质朴的习惯和对健美身体的热烈追求等美德，也使她们体验到一种高尚的情操，使她们拥有勇气和抱负。在家，她们绝对地管理家务；在公开场合，她们参与辩论并无拘无束地发表对重要问题的意见。在这样的公开活动中，不仅妇女，所有的青年都身临其境，接受生动的道德教育。

八、论父母与教师的职责

教育在人的性格形成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而教育能否正常发挥其效能，教育性质是好是坏，则取决于教育者。[61]普鲁塔克眼中的教育者依次为父母、奶妈、教仆、教师。对教育者的要求及责任，普鲁塔克做了以下阐述。

母亲应该亲自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她们在抚养孩子时，母爱盈怀，情真意切，小心翼翼，待之若掌上明珠。而女佣和奶妈的爱则是不真诚的，来自于外界，为报酬而付出。因此，为人母者要鞭策自己，尽可能担负起抚育和养护的责任。如果因为身体孱弱或子女众多的原因，要雇用奶妈或女佣的话，则要谨慎从事，择优而用，以希腊人为首选。希腊妇女浸**在高度发达的文化传统中，性格与德行要较其他民族的优越。

为人父者，应洁身自好，谨言慎行。只做其所应做之事，为子女树立学习的榜样，成为子女自检行为的明镜，教育子女趋善行而避恶果。如果父亲一生劣迹斑斑，偷盗行窃，则连忠告奴隶的资格都丧失了，更别说教育自己的子女。父亲在让孩子学习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孩子的接受能力。普鲁塔克说，有些父母对孩子的要求过高，效果适得其反。因为“当他们过于迫切地想在种种学问上使他们的孩子出人头地、鹤立鸡群，他们就会给儿童安排一些不合情理的难以完成的任务，结果造成孩子的难过和负性情感体验，从而厌恶学习”[62]。在为儿童选择了优秀的教仆、教师之后，为父者如果从此对孩子的实际教育情况甩手不管，不闻不问，则不算尽到了父亲的责任。他们应该过几天就检查一下孩子，不能把对儿童的全部希望寄托给外人去实现。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国王的眼睛，能使马儿肥硕”[63]。父亲对孩子的教育要刚柔并济，不能过于严厉、生硬和粗暴。自己不如年轻人的地方，父亲应该坦白承认。为父之道，在于宽严结合。偶尔可放纵一下孩子的欲望，放松一下缰绳，有时却要严格要求。应制怒，以镇定对待青年的错误，要忍耐得了青年人无关紧要的错误。有时甚至需要熟视无睹或装聋作哑。既然我们可以忍受朋友的短处，为什么不可以容忍自己的子女的呢？即使不能做到镇静，那么发火之后，应马上冷静下来。有张有弛，严厉与慈爱的有机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普鲁塔克赞同青年人与眷宠他的成人亲近、交往。他认为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值得仰慕的人，都可以对青年产生良好影响，指导他们心向学业，行为美满，并使他们见习领袖风采。在来库古领导下的斯巴达就有类似现象，那里的老年人对青少年的成长和训练非常关心，出于父亲、师长、长官的责任心，时常去观看他们的训练并激励他们。部分有声望的男子钟爱、宠幸一些少年，分享其荣辱、罪罚。同性之爱（包括女性）在斯巴达人中颇受赞许。普鲁塔克对此持肯定态度。他说：“此中毫无嫉妒、竞争，相反，那些把他们的感情集中在同一少年身上的人，倒把他们的感情变成了彼此发展友谊的基础，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使他们所钟爱的少年成为尽可能高贵的人。”[64]

除了父母，还应该为儿童选择教仆作为儿童的教育者。他们身兼仆人和游伴二职。这种人要求性格健全，口齿清晰，最好是希腊人，以免孩子跟瘸学跛，被野蛮人及卑鄙的人玷污。到孩子年龄稍长，就应该为他们选择教师，交给教师照管。教师的挑选要慎之又慎，不应随意把儿童交给从战争中掠来的奴隶，或野蛮未开化的或居无定所的人。普鲁塔克指出，时下有许多人在处理为孩子择师一事上荒诞不经，不能仿效。因为他们把孩子托付给一些自己信任的奴隶去监护照看。这些人往往是照管农场、船只等东西的，有的是管理家务的，个个好吃懒做，酗酒成性，百无一是。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像《伊利亚特》中的亚乞利斯的教师那样忠诚可靠。

普鲁塔克提出选择教师的标准是：生活正常，品行端正；行为高雅，无懈可击；经验丰富，无可匹敌。

九、贡献与影响

作为一代宗师，普鲁塔克在世时就深受景仰，其作品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读物。文艺复兴时期，普鲁塔克的伦理观念和他所歌颂的人生模式，还有迥异于经院主义教育的把培养有教养的人作为教育目的，把哲学思考、文雅举止和政治风度结合的教育理想，正切合西欧人文主义学者的需要和主张，而备受他们的青睐。《道德论丛》和《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希腊文原本被刊印，后被译为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其传更广，声名更胜，几乎家喻户晓。拉伯雷、蒙田、莫尔、莎士比亚、培根、歌德、马克思等，都十分喜爱普鲁塔克的作品。后世很多史学家、文学家都从中汲取营养。不但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人物成为人们教育孩子的活的典范，而且他对教育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卢梭的巨著《爱弥儿》中，我们时时可以体察普鲁塔克对他的影响。

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普鲁塔克的著作也很流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景慕古典时代的奴隶主民主制，对普鲁塔克笔下的古希腊罗马英雄人物充满敬意。19世纪，由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学者们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性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态度，普鲁塔克的影响开始消减。虽然在20世纪他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是一般人关于希腊、罗马的历史知识仍然得之于普鲁塔克的作品。在英美和西欧的一些学校里，普鲁塔克的作品至今仍被列入世界名著第一年必读书目。

普鲁塔克的《来库古传》在叙述斯巴达立法者来库古生平事迹的过程中，记述了大量有关斯巴达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是研究希腊历史的重要文献。作者本人在写作的过程中，通过对斯巴达教育制度的叙述和赞美，表明了作者对教育，尤其是对当时罗马教育的看法。

对于历史上是否有过来库古这个人物，西方学者长期争论不休。普鲁塔克记载闻名于世的斯巴达社会制度，包括教育制度，是来库古一手缔造的。英国教育史家博伊德和金在他们合著的《西方教育史》中指出了这个观点的双重错误。应该说普鲁塔克在《来库古传》中大力宣传来库古的历史作用，对斯巴达的教育制度充满溢美之词，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历史材料的缺乏，另一方面也是普鲁塔克通过对斯巴达教育的赞美而折射出其对当时罗马教育现状的批评态度。

在罗马共和时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雄辩家，这在昆体良、西塞罗的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到了帝国时期，在罗马皇帝独揽大权的情况下，人们并不能对国家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雄辩术的作用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是人们在法庭辩论时还需要雄辩术，雄辩家变成了辩护家（律师）而成为一种职业。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塔克高度重视教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认为来库古正是因为把教育青年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才确保了斯巴达的长期稳定。他认为罗马的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在维护国家稳定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要培养罗马青年具有完美的德行，即具有诚实、节制、勇敢等品德。因为它不仅有助于培养罗马人“忠君爱国”的思想，而且有助于罗马统治者对各地区的不同民族的人民进行精神统治。

普鲁塔克重视遗传的作用，但他同样重视教育的作用。他从人的天性与教育的关系出发，认为人的成长需要三方面的因素：人的自然本性、理性与习惯。在这三者中，本性是先天就有的，而理性和习惯则来自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本性、理性和习惯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人的成长就是在自然本性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而实现的。教育不仅具有发展人的本性的作用，而且具有弥补、改善本性的作用。普鲁塔克特别强**育在人的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普鲁塔克虽赞美斯巴达的教育制度，但并不像斯巴达那样只强调单纯的军事体育训练，而是主张对青年进行德、智、体等几方面的教育，提倡通过公共教育把罗马青年培养成为德、智、体和谐发展的人，以便使他们成为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身体健康的人，成为罗马的优秀公民。

[1] 西塞罗：《论友谊》，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8页。

[2] 西塞罗：《论共和国》，转引自博伊德等：《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3] 西塞罗：《论雄辩家》，见《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任钟印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192页。

[4] 西塞罗：《论雄辩家》，转引自博伊德等：《西方教育史》，第70～71页。

[5] 西塞罗：《论雄辩家》，见克伯雷：《外国教育史料》，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6] 西塞罗：《论雄辩家》，见《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93页。

[7] 西塞罗：《论雄辩家》，见《外国教育史料》，第30页。

[8] 西塞罗：《论雄辩家》，见《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93页。

[9] Paul Monroe. Source Book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for the Greek and Roman Period. New York，436.

[10] 西塞罗：《论雄辩家》，见《外国教育史料》，第42～43页。

[11] 西塞罗：《论雄辩家》，见《外国教育史料》，第225页。

[12] 西塞罗：《论雄辩家》，见《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92页。

[13] 西塞罗：《论雄辩家》，见《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32页。

[14]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83页。

[15]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29页。

[16]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一塞涅卡道德书简》，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页。

[17]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一塞涅卡道德书简》，第207页。

[18]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62页。

[19]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214页。

[20]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29页。

[21]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209页。

[22]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103页。

[23]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252页。

[24]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214页。

[25]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188页。

[26]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181页。

[27]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188页。

[28]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207页。

[29]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198页。

[30]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49页。

[31]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48页。

[32]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265页。

[33]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259页。

[34]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250页。

[35]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75页。

[36]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76页。

[37]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264页。

[38]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264页。

[39]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250页。

[40] 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第2页。

[41]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9页。

[42]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2～333页。

[43] 罗素：《西方哲学史》，第330页。

[44] P Merla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Greek and 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124.

[45] 张斌贤、褚宏启等：《西方教育思想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46] 张斌贤、褚宏启等：《西方教育思想史》，第163页。

[47] 张斌贤、褚宏启等：《西方教育思想史》，第135页。

[48]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中译本序言。

[49]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96页。

[50]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97页。

[51]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97页。

[52]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119页。

[53] Robert Ulich.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al Wisdo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7，p.92.

[54]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106页。

[55]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110页。

[56]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112页。

[57]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90页。

[58] 田德全：《世界古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59] 博伊德等：《西方教育史》，第10页。

[60] Robert Ulich.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al Wisdom，p.92.

[61] 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

[62] Robert Ulich.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al Wisdom，p.96.

[63] Robert Ulich.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al Wisdom，p.97.

[64]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