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王”思想的提出

（一）哲学家的本性

在古希腊，哲学一向被认为是智慧之学，而且是一切智慧之中的“最高智慧”，哲学家就是具有“最高智慧”的人。哲学最初便是以“爱智慧”的面目出现的，而哲学家也是以最富于智慧的形象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仰。到了苏格拉底，他为了使自己和智者相区别，就不再称自己是具有智慧的，也不愿意人们把他看作最有智慧的人，而只认为自己是智慧的爱好者和追求者。

苏格拉底反对称他为最有智慧之人，这并不是出于谦逊，真的认为自己无知，而是出于对智慧本质的重新理解。苏格拉底推崇的是那种具有普遍性和原则性的根本知识，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知识才配称智慧，而只有真正达到和掌握这种知识的人，才能称为哲学家。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按照柏拉图的观点，真正的哲学家在于洞悉“相”的本性，并且能够把它运用到国家的治理中去。哲学家的本性就是“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15]。哲学家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不是爱好智慧的某一部分，而是爱好全部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任何学问都要去涉猎一下，那种对任何事情都好奇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只有那些热忱于寻求真理的人才是哲学家。“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被千差万别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学家。”

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要掌握知识，必须具有良好的天赋，而“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16]，这种天赋并不是人人都具有的，只有少数人才具有。哲学家是节制的，而且不贪图享乐，他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热心追求物质享受和肉体的快乐，而是关注自己灵魂的改善和自身心灵的快乐。人越是追求真知，越不受肉体的污染，不受饮食男女等欲望和喜怒哀乐等情绪的影响；灵魂越是能离开这些罪恶，便越能进入那个神圣的、不朽的智慧世界，人的灵魂便可以获得自由。哲学家是胸怀坦**、眼界广阔之人，能观察和研究所有时代的一切存在，胆怯和狭隘不属于真正哲学家的天性。哲学家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热爱真知。哲学家还是性格和谐老人，既不贪财又不褊狭，既不自夸又不胆怯，具有天然有分寸而温雅的心灵，能够本能地导向每一事物的“相”。[17]

柏拉图认为，作为哲学家，他的灵魂必须具有最高的美德——智慧的美德。必须经受住各种困苦的考验，百折不挠，喜欢一切意义上的劳苦。只有经受住各种考验，他们才能完成最重要的学习，掌握“善的相”。哲学家必须具有正义的美德。柏拉图认为，正义包含了全部最基本的美德。当各个等级的人都能忠实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完成自己所处社会地位要求的职责时，社会便实现了正义。但正义的本质不仅在于社会职能和关系的外部调节，更重要的还在于人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品质。对于哲学家而言，正义就是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天职，按照善的要求去行动，从而引导国家走向善。因此，柏拉图主张哲学家从政，哲学家应过两种生活，即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哲学家需具备统治艺术。柏拉图把政治知识和艺术看作编织国家之布的才能。他说：“统治的艺术就是用真正的编织方法，把刚毅和智慧之士的德行结合起来，使他们志同道合、和睦团结地共同生活，从而编织出最壮丽、最豪华的国家之布。”[18]柏拉图认为掌握“善的相”的哲学家不应只停留在哲学生活中，还应深入充满艰难与危险的政治生活中。他说，哲学家不是为了城邦中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城邦的整体幸福。柏拉图这样劝告哲学家：

“哲学家生在别的国家中有理由拒不参加辛苦的政治工作，因为他们完全是自发地产生的，不是政府有意识地培养造就的；一切自力更生不是被培养而产生的人才不欠任何人的情，因而没有热切要报答培育之恩的心情，那是正当的。但是我们已经培养了你们——既为你们自己，也为城邦的其他公民——做蜂房中的蜂王和领袖；你们受到了比别人更好更完全的教育，有更大的能力参加两种生活（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译者注）。因此，你们每个人在轮值时必须下去和其他人同住，习惯于观看模糊影像。须知，一经习惯，你就会比他们看得清楚不知多少倍，就能辨别各种不同的影子，并且知道影子所反映的东西，因为你已经看见过美者、正义者和善者的真实。因此，我们的国家将被我们和你们清醒地管理着，而不是像如今的大多数国家那样昏昏然地管理着，被那些为影子而互相殴斗，为权力——被当作最大的善者——而相互争吵的人统治着。事实是：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19]哲学家虽成为统治者，掌握了权力，却不贪图享乐，这是“因为，事实上……只有当你能为你们未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比统治国家更善的生活时，你才可能有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里才能由真正富有的人来统治。当然，他们不是富有黄金，而是富有幸福所必需的那种善的和智慧的生活。如果未来的统治者是一些个人福利匮乏的穷人，那么，当他们投身公务时，他们想到的就是要从中攫取自己的好处，如果国家由这种人统治，就不会有好的管理。因为，当统治权成了争夺对象时，这种自相残杀的争夺往往同时既毁了国家也毁了统治者自己”[20]。哲学家喜爱真正的哲学生活，而轻视政治权力。让不爱权力的人掌握权力，这正是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精髓所在。

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掌握最高知识，是具有统治才能的人，但在当时希腊人的心目中，哲学家被认为是怪物，是无用之人，这是因为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智者给哲学带来了坏的名声。哲学家的本性如果得到好的教育培养，便可以发芽成才；如果遇到坏的教育，会变得比谁都坏。败坏青年的是智者和诡辩家，他们在公共场所蛊惑青年，将他们喜欢的称为“善”，将他们不喜欢的称为“恶”。他们向那些具有哲学家本性的青年献媚，**他们走上歧途；出身高贵、富有财产的年轻人的野心被鼓动起来，妄自尊大，便不可能继续研究哲学。另外一些不具备天赋的人却闯入了哲学的神殿，他们不能研究哲学而只能制造诡辩去败坏哲学。这样，剩下来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微乎其微了。他们或是出身高贵又受过良好教育，灵魂没有受到腐蚀，依然在真正地研究哲学；或是一个伟大的灵魂生于一个狭小城邦，他不屑于关注这个小国的事情；少数人或许由于天赋优秀，脱离了他所藐视的其他技艺，改学哲学。这极少数的哲学家像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只能脱离现实保持沉默，但求自己躲开祸端。

这种现实使柏拉图认识到，“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看作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众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哲学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21]。所以，柏拉图提出，只有在合适的国度里，哲学家才能充分成长，而当前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不适于哲学家成长的。“哲学如果能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那时可以看得很明白，哲学确实是神物……”[22]因此，必须创造理想的政治制度让哲学家真正发挥作用，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柏拉图要提出理想国。

（二）理想的国家呼唤哲学家

柏拉图不仅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决心献身于政治的人物。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在他所提出的理想政治制度之外，现实存在的政治制度有四种。第一种是荣誉政体。这是一个善恶混杂的政治制度，统治者不是有智慧的人，而是单纯而勇敢的人，特点是争强好胜、贪图荣誉，类似于斯巴达的政治体制。统治者的性格特征是比较自信而崇尚武力，但缺乏文化，爱权力和荣誉，他们是依靠武功获得权力。第二种是由少数富人掌握统治权的寡头政体。统治者的性格特征是贪婪，贪财的欲望是他们的神圣原则，理性和**都得服从它，理性计算如何赚钱，**用来赞美财富和富人。第三种是民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中，城邦的每个公民都有同等的权力担任公职，官员通常由抽签决定。和这种民主政体相应的个人性格特征是：他们都过于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受理性约束，称傲慢为有礼，放纵为自由，浪费为慷慨，无耻为勇敢，完全沉溺于不必要的欲望之中。他们的生活没有秩序和节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却以为这就是自由和幸福。柏拉图将这样的人叫作民主的人。第四种是专制暴君、独裁者当政的僭主政体。统治者的个人性格特征是属于兽性和野性的欲望占了上风，其最优秀的理性部分受到奴役。这种人在疯狂的欲望驱使下，成为暴君。以上这四种政体都是在当时希腊世界实际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与这些政体相对立的是，由哲学家担任统治者的理想国家，即贤人政体（aristocracy）。

柏拉图认为，任何个人都不能独立生活，人们需要结合在一起，组成城邦。城邦首先要有食物、住房和衣服，因此，要有农民、瓦匠和纺织工人，还需要有商人，有老板及卖苦力的人。这些只求满足于物质需要的城邦还是初级的，他称为“猪的城邦”。城邦还应有医生，有各种艺术家，有保卫城邦和人民财产的军人、卫士，以及统治者。柏拉图提出，理想的国家由三个不同的阶级组成：统治阶级、卫士阶级和生产阶级。与此相适应，一个理想的国家应具有正义、智慧、勇敢、节制四种美德。少数统治者具有智慧的美德，具有治理整个国家的知识。卫士阶级具有勇敢的美德，但这种勇敢不是兽类或奴隶的那种凶猛，而是由教育培养而成的。生产阶级具有节制的美德，服从统治者的管理。但节制和智慧、勇敢不同，并不专属于某个阶级，而是国家中全体人民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具有的美德。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和谐一致。而正义并不是在智慧、勇敢和节制之外，与它们并列的另一种美德，而是在这三者之上，是比它们更高一个层次的，对它们普遍适用的美德。柏拉图认为国家的正义就是各人做自己分内的事情而不去干涉别人，依靠各自拥有的智慧、自制和勇敢为国家做出贡献，这就是正义的国家，也就是柏拉图理想的国家。

正如理想的国家有三个不同的阶级，个人的灵魂也由三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即理智、**和欲望。理智起领导作用；**服从它，是它的助手；欲望是贪得无厌的，必须受到理智和**的控制。人的灵魂中的这三部分和谐相处，各自起自己的作用，理智起领导作用，**和欲望服从而不违反它，灵魂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这样的人便是正义的人。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财产共有，统治阶级的个别成员不允许拥有财产，并且妻子、儿女也是公有的，不允许各自组织各自的家庭，这样就排除了“我的”和“不是我的”，从而使国家免予分裂。男女平等，受同样的教育，享有担任同样的公职的权利。没有固定的婚姻关系和家庭，要注意培养优秀的人种，最好的男人和最好的女人相配。孩子公共养育。统治者所需要的一切由公民供给，活着受全体人民尊重，死后受哀荣备至的葬礼。

但这样的国家只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要使它从理想变为现实，柏拉图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哲学家为王。“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23]“哲学王”思想的提出，实际上说明，柏拉图把希腊的城邦危机的根源完全归结为缺乏有德行、有能力的统治者。柏拉图认为，统治者的个人特征决定着政治制度的好坏，因此，他把“哲学王”的政治看作克服城邦政治危机和建立理想政治制度的根本出路，提出了“哲学王”的思想。“我不得不宣告……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利，或者城邦中拥有权力的人，由于某种奇迹，变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的罪恶将永远不会停止。”[24]“只要让真正的哲学家，或多人或一人，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权。他们把今人认为的一切光荣的事情看作下贱的、无价值的，他们最重视正义和由正义而得到的光荣，把正义看作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事情，通过促进和推崇正义使自己的城邦走上正轨。”[25]

（三）对“善的相”的认识呼唤哲学家

柏拉图认为，“相”是不变的、抽象的、纯粹的、永恒的、不朽的，而具体事物是变化的、不纯粹的、不永恒的、注定要毁灭的。对“相”的认识不能由感觉而只能由智慧去把握，而只有哲学家才具有智慧的美德，所以，也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相”。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又提出了“善的相”。他认为“善的相”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么别的知识再多，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益处，正如别的东西，虽拥有而不拥有其善者，于我们无益一样。或如我们拥有一切而不拥有其善者……或者懂得别的一切而不懂美者和善者，这有什么益处呢？”[26]

“善”原意是指一个东西的好处和用处，曾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理论，并将“善”纳入他的相论体系，不但提出了一个“善的相”，而且认为这是其他一切“相”的原因，是最高的相。柏拉图认为，现象世界中的善不过是“善的相”的儿子。为了说明什么是“善的相”，柏拉图用现象中的善做比喻来说明它，这就是有名的太阳的比喻。

柏拉图指出，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一方面是眼睛有看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有被看到的对象——颜色，但如果没有第三种东西存在，人的视觉便什么也看不见。这第三种东西就是光，正是光将视觉和对象联结起来。光是从天上的太阳来的，有了太阳的光，我们的眼睛能够很好地（善）看见，对象也能很好地（善）被看见。在所有感觉器官中，视觉是最像太阳的，但眼睛和视觉都不是太阳，它们的能力是从太阳流射出来的。太阳不是视觉，却是视觉的原因，同时又是被看到的对象的原因，因此说太阳是“善”在可见世界中产生的儿子。太阳同视觉和可见事物的关系，正好像在可知世界中的善本身同理智和可知对象的关系一样。在这个比喻中，“善的相”相当于太阳，灵魂中的理性能力和它所认知的对象——真正的存在，即“相”，相当于视觉能力和它所感知的具体事物，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光相当于真理和存在）。他说，人的灵魂好像眼睛一样，只有当它注视被真理和存在照耀的对象时，它的理性才能知道它们，如果它转而去看暗淡的变化世界时，便只有意见了。所以是“善的相”（通过真理和存在）给知识的对象以真理（和真实的存在），同时又给知识的主体（灵魂）以知识的能力，“善的相”是真理和知识的原因，是在这二者之上的。真理和知识只是像善，还不是善自身，善比它们高贵。柏拉图进一步说明，善比真理和知识高贵，不仅因为它是这二者的源泉，而且它也像太阳一样，太阳既能使对象被看见，同时又是事物产生、成长和得到营养的原因。同样，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还得到它们自己的真实的存在。太阳促使万物成长，同样，善也是知识的对象——“相”产生和成为真实的存在的原因。所以，“善的相”作为可知世界的根源，既有认识论的意义，又有本体论的意义。从认识论讲，它既是主体——灵魂中的理性具有认知（知识）的能力的原因，又是客体——存在，即“相”能被认知的原因。从本体论讲，它是所有存在（“相”）能够存在的原因。这个关系可以用图5-2表示。[27]

图5-2 “善的相”关系图

波普尔指出，在柏拉图的“相”的王国中，善是最高的，是“一种超级的相”，其他的“相”均由它产生并获得存在。[28]他认为“善的相”是指灵魂总在寻求的那种可以得到最后的满足的东西，是物的存在和认识的根源。“善的相”不仅应用于个人生活，而且应用于整个宇宙，是万物存在的终极目的，从而它超出一切有限的差别，超出认识和存在的差别，超出理智及其对象的差别，结果，“善的相”成为超出一切原理并成为其他原理的最后根据的那个原理。[29]范明生认为，“善的相”不但在伦理学上是最高、最后的原则，其他伦理原则都要服从它，以它为最后根据；同时它又超出存在和认识的区别，超出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因而无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它都是最高、最后的原则，是其他一切原则的最后根据。[30]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在讨论漫长的培养“哲学王”的教育路程以前，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讨论，这便是关于“善的相”的问题。“善的相”是最大的知识问题，正是由于它，正义等美德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所以，“善的相”是未来统治者最需要学习的问题。可以认为，柏拉图在这里提出“善的相”，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哲学家的最高追求，每一位哲学家只有掌握了这一最高、最后原则，才能达到真知，成为合格的理想国的统治者。正如柏拉图所说：“这个（‘善’）就是每一个人的灵魂所追求的，也是他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像这样的、如此伟大的原则，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一切事务托付给他的那最好之人，难道可以处于无知的黑暗之中吗？”[31]对“相”的认识并不是一般人所能为的，对“善的相”的认识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柏拉图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正义和美怎样才是善，他就没有足够的资格做正义和美的护卫者。我揣测，没有一个人在知道善之前就能足够知道正义和美。”对于这一人生和宇宙的最高、最后原则和根据，只有具有真智慧的哲学家通过漫长的学习与钻研，才能努力去掌握它。而只有掌握了“善的相”，哲学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完善的、彻底的哲学家，才能洞悉人生和宇宙的最高原理，从而去引导城邦走向真正的“善”。

（四）古希腊的政治现实与柏拉图的实践

培养政治家或统治者，是古希腊教育的主要任务。在斯巴达和雅典等城邦中实行的教育，从本质上看，就是以培养未来的统治者为基本宗旨。特别是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兴盛产生了政治家培养的必要性，普通公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参政、从政机会，而要参政、从政就必须在公众面前讲演、辩论。讲演和辩论又需要一定的知识、智慧和政治常识。智者的教育活动适合了这一现实需要。正如黑格尔所言，智者的教育是一种教人认识权力，从而获得权力和运用权力的教育，即培养政治家的教育。

苏格拉底亲身经历了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由极盛到衰败的转变，他认为城邦衰落、民主制变质的根源在于统治者并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甚至缺乏必要的政治常识。苏格拉底认为，与其他技艺一样，政治也是一门专门的技艺，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能力。因此，苏格拉底把培养政治家看作他教育的主要任务。可以说，苏格拉底比智者更明确、深刻地认识到了培养政治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更系统地论证了政治家培养的必要性。苏格拉底主张使政治知识化、专业化，而柏拉图则进一步主张应由哲学家统治国家。在74岁高龄时写给朋友的第七封信中，柏拉图追溯了自己这种思想形成的过程，他写道：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跟其他许多人相同的经历，我希望自己成年后立即参与政治生活。但当这样的时机到来时，政治形势却发生下列变化。

那时存在的政府，为大多数人所不满，于是发生了革命。革命是由51个人领导的，其中，11名在城邦，10名在比雷埃夫斯港，——这些地方都需要管理市场、处理市政问题。“三十寡头”的统治建立了，成为最玩忽职守的统治者。这里面有许多人是我的亲戚和朋友。他们也确实立即邀请我与他们共事，觉得这似乎十分相适宜。由于年轻，我那时的感受并无惊人之处。我相信他们是城邦的管理者，会领导城邦摆脱不正义的生活方式而享受正义的生活。所以，我非常热切地关注着他们，注视着他们的行动。但我看到的是，时间不长，他们就搞得怨声载道，使人人都怀念前期，觉得那是黄金时代。更有甚者，他们竟敢陷害我的老朋友苏格拉底。

……

我思考着这些事情，思考着这些人治理城邦的方式，思考着他们的法律及习俗。越是思考这些，年龄越是增长，我越觉得正确管理城邦事务之难。没有忠实的朋友和可靠的伙伴，做任何事业也不能成功。由于我们的城邦已不再按祖先制定的原则和制度来统治，要公正地治理实在不是易事。而要很快获得另外的新朋友也根本不可能。除此之外，成文法和习惯皆被败坏，世风急转直下。因此，尽管我一开始极度热心于从事政治活动，但一想到所有这些事情，看到它们如何以惊人速度向四面八方急速恶化，我变得头晕目眩，迷茫不知所从。尽管我继续考虑着用何种方式可以改善这些事情及整个政治，但一涉及政治行动，我却不断地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最后，看看所有现存的城邦，我意识到它们都处于极坏的统治下，它们的法律已经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除非来一场剧烈的变动和极大的运气。我不得不宣告，必须颂扬正确的哲学，通过它，一个人可以认识到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各种正义的形式。因此，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城邦中拥有权力的人，由于某种奇迹，变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中的罪恶将永远不会停止。[32]

这就是柏拉图为之终生奋斗的“哲学王”理想，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这一理想的生动阐释和具体展示。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已不像早期希腊哲学那样只是对自然界的沉思，而是涉及整个人类生活。“哲学是人的本质。他随处表示了对哲学尊严之最崇高的看法：唯有哲学才是人应当寻求的东西。他对哲学具有最深刻的情感和坚决的意识，而对于一切别的东西都表示轻视。”[33]柏拉图把哲学当作“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从来没有，也永不会再有比哲学更伟大的东西”[34]。哲学是以最高的善为对象，它是整个世界遵循的最高原则，因而哲学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学问。掌握了哲学的人具有最高智慧，能够洞悉最高的“善的相”，理应成为国家的统治者，按照“善”的原则建立理想的国家。对于这个见解，黑格尔曾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说：“说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说国家的统治权应该交给哲学家手中，这似乎未免有点妄自尊大。不过为了判断这话是否正确，我们最好记着柏拉图意义的哲学及当时对于哲学的了解，即把什么算作哲学……我们知道，柏拉图这里所了解的哲学，是与对超感官世界的意识，亦即我们所谓宗教意识混合在一起的；哲学是对自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意识，是对国家的普遍目的的意识和对这种普遍目的的有效性的意识……由此得到的结果就是：当柏拉图说哲学家应该管理国家时，他的意思是根据普遍原则来决定整个情况……这样的原则构成政府和权力的实质。”[35]

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在希腊并不是什么创见。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克罗顿的统治就是实际例证。在游历时期，柏拉图曾到继克罗顿之后兴起的另一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中心塔壬同，结识了当地民主政体的领袖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阿契塔，彼此结下了深厚而持久的友谊。在阿契塔的领导下，塔壬同推行温和民主政体，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上也比较进步。阿契塔本人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受到当地人民爱戴，又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是许多知识部门的先驱，特别是在数学和力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因而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著名学者欧得穆斯的称赞。阿契塔在哲学上也颇有贡献，以致亚里士多德本人也要写一部著作《阿契塔的哲学》，专门阐述他的学说。塔壬同的政体和阿契塔的为人、学识，给柏拉图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了他日后追求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相结合的一个理想的雏形。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结束了游历，马上在朋友们的资助下，参照毕达哥拉斯盟会的经验，创建了自己的学园，试图通过培养一批精通哲学、自然科学，又善于治理国家的哲学家，来实现他的“哲学王”理想。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的，培养贵族子弟为上层统治者的高等学校。学园设在雅典城外西北郊，园址原是用来纪念希腊英雄阿卡得摩斯的一座花园和运动场。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这里真正的英雄是柏拉图，他使原来的名字失掉了意义，以致阿卡得摩斯的名字在后代只是凭借柏拉图而得传。

柏拉图的学园和当时希腊的政治有密切关系，它为许多城邦的政治家提供政治咨询并帮助他们立法。柏拉图自己不但参与叙拉古的政治活动，还由于他的名望，也参与了其他城邦的政治。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说：帕菲勒（Pamphile，罗马尼禄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回忆录》中曾记录，阿卡狄亚人和底比斯人建立美伽洛波利城邦时曾请柏拉图为他们立法，当他发现他们的所有权不平等时便拒绝了。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柏拉图曾为卡伯里亚（Carbrias，死于公元前356年，曾两次领导雅典军队打败斯巴达的职业军人）辩护。卡伯里亚受审讯时，雅典没有人出来为他辩护，当柏拉图陪同卡伯里亚走向卫城时，告发人克洛彼卢威胁他说：“你是要去为他辩护吗？难道你不知道苏格拉底服的毒酒正在等待着你？”柏拉图回答说：“正像为祖国服务时，我临危不惧，现在为了尽朋友的责任，我也将同样如此。”[36]

学园不仅是培训统治者的一个基地，而且为希腊世界的那些已经获得政治权力的政治家们提供实际的指导。古代作家普鲁塔克等人在有关著作中记载，当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三世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要求学园派一名顾问时，柏拉图派去欧佛赖俄。他告诫宫廷团体要“研究几何和从事哲学思考”，并说服佩尔狄卡三世，在青年王子菲利领导下设置一个专门组织；以至在菲利登基后，斯彪西波（Speusippus，继柏拉图出任学园领导）提醒菲利，他的掌权要归功于柏拉图。此外，他还派科里司库和厄刺斯托到小亚细亚的阿索斯，与阿塔纽约斯的统治者赫尔弥亚（Hermeias）建立密切关系。柏拉图还为他们当政治顾问，促使赫尔弥亚把他的僭主政体改变为比较合法的政府。赫尔弥亚也积极支持柏拉图的朋友和学生狄昂组织武装力量，推翻狄奥尼修斯二世在叙拉古的统治。柏拉图还相继派他的学生阿里斯托倪穆、福尔弥俄、梅涅得穆到阿卡狄安厄勒安斯、皮尔海安改革当地的政体；派欧多克苏、亚里士多德为他们自己出生的城市克尼杜斯和斯塔癸刺制定过政治制度、法律。就是柏拉图本人，也不止一次受到昔尼勒等地的邀请，要求他去制定政治制度（他拒绝了）。后来，亚历山大大帝也曾向学园的第三任领袖塞诺克拉底（Xenocrates）就王权问题进行咨询；并曾派柏拉图生前的一名学生德琉斯，到亚洲的希腊居民中去进行工作。塞诺克拉底本人当时就备受雅典公民的尊敬，于公元前322年作为雅典的使节，会见亚历山大死后统治雅典的马其顿总督安提帕特（Antipatros）。[37]这些事实说明：柏拉图在学园内以培养未来的哲学家为己任，希望他们在将来的政治现实中实现他的理想。柏拉图贡献毕生精力的学园，是他实现自己“哲学王”思想的直接阵地。一个现实的雅典帝国消失了，但一个体现着柏拉图理想和追求的精神王国在它的废墟上诞生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思想正是他这种实践活动的反映，而非一种纯粹的乌托邦。

哲学构成国家的基础，哲学家掌握国家统治权，由此引出一个重要的课题，即如何培养哲学家。柏拉图虽然提出过不同等级的人的灵魂中所具有的美德是不同的，但他更关注的是哲学家的后天培养。在柏拉图那里，教育成为实现理想国、培养统治者的根本手段。柏拉图认为，单纯凭借立法，而不主要依靠教育，要想实现理想国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国家的头等大事就是教育。在《法律篇》中，他也强调指出：立法者应把教育当作头等大事，要重视负责教育事务的官吏的选拔，把它看作国家最高职务中的最重要职务，由全体公民中最优秀的年高德劭的公民担任。未来的统治者，虽天赋甚高，但要经过严格的教育培养.使他们从低级的感性认识上升到高级的理性认识，直到凭借辩证法的训练，把握最高的“善的相”。而“善的相”也就是理想国的原型，只有认识、掌握了这种至高无上的“善的相”，被教育之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以此来缔造和治理国家。正因为如此，柏拉图不仅于公元前387年创立了学园，致力于培养未来的哲学家，而且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以斯巴达和雅典教育为蓝本，精心设计了一个完整的，以培养哲学家为最高目的的教育计划。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体系就是围绕培养哲学家这个中心而提出的。

二、“哲学王”的培养

（一）建立公民教育制度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第一等级的哲学家管理国家，第二等级的军人保卫国家，第三等级的生产阶级供养国家，三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互不越位，是为正义。为了证明这一点，柏拉图又借苏格拉底之口，吞吞吐吐地讲了一个著名的“高贵的假说”。苏格拉底说：

（我们应该）首先说服统治者们自己和军队，其次说服城邦的其他人：我们给他们教育和培养，其实他们一切如在梦中。他们是在地球深处被孕育被铸造成的，他们的武器和装备也是在那里制造的；地球是他们的母亲，把他们抚养大了，送他们到世界上来……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绝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你看你有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38]

一些研究者从这段话出发，推测柏拉图是个“遗传决定论者”或“血统论者”，其实，这是对柏拉图的误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虽然柏拉图认为统治者是金子铸成的，具有智慧的美德，军人是用银子铸成的，具有勇敢的美德，而生产阶级是用铜和铁铸造的，具有节制的美德。但是，柏拉图并没有将他们固定化，而是主张按照先天的能力来安排他们的位置，统治者和军人的子女有可能成为工人、农民，而生产阶级的子女也有可能成为统治者和军人。在理想国里，根据法律，禁止男女监护者一起住在单位的家庭内，妻子应该是所有男子共有的。同样，儿童也应该是共有的，父母不应该认识子女，子女也不应该知道父母。在父母与子女互不知道的情况下，又怎能知道谁是未来的统治者、军人和生产阶级？不是遗传决定论，那么依靠什么来选拔统治者、军人和生产阶级呢？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了一个严格而又公平的教育筛选制度来决定各个公民的命运，奠定了社会分工的基础。应该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是依靠教育而不是靠血统或其他因素来决定每个公民的未来。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极端重视教育在培养统治者中的作用。试想一下，如果成为统治者的主要条件并不是个人的能力，而是门第、血统等先天因素，那么，教育在培养统治者的过程中并不起主导作用，并且由于先天决定，能够成为未来统治者的人已知道。这样，统治者的教育不可能在国家生活中引起普遍的关注。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恰恰相反，教育被列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教育在选拔和培养未来的统治者中起关键作用。虽然理想国中的教育以培养“哲学王”为主要目的，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柏拉图设计了一个完整的公民教育制度。其内容如下：柏拉图强**育应是终身进行的，统治阶级应注意优生，最优秀的男女相互婚配，生育子女越多越好；劣种的男女相互婚配，生育子女越少越好。前者所生的儿童，要妥善地抚养、教育；后者所生的儿童，应当抛弃；即使原属优秀的男女，偶尔生出劣种的孩子，也要抛弃。柏拉图重视胎教。0～6岁，为幼儿教育阶段，儿童主要通过游戏学习，并适当地接受宗教教育。6～18岁接受普通教育，主要是学习音乐以陶冶心灵，进行体育运动以锻炼身体。以上阶段，为国家全体公民都享受的教育。在完成普通教育之后，选择一部分人继续接受教育，成为未来的哲学家或军人，大部分则不再接受教育，成为生产阶级的一员。18～20岁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除继续受音乐教育外，还应该学习初步的科学知识，这是一个军人所必需的。20～30岁，选拔少数人学习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谐音学等高级课程，为掌握辩证法，成为“哲学王”做准备。30～35岁，再挑选合适的人完整地学习辩证法。35～50岁为实践时期，掌握了辩证法的哲学家在最高的统治地位上为公众服务。到50岁时，真正的哲学家已经认识了“善的相”，他们既可以从事哲学研究，在轮到他们时也可以统治城邦。等他们培养出继承人可以接替他们时，便可以辞去一切职务，安享晚年了。

在公民教育制度中，柏拉图特别申明，女人也可以和男人一样参加各种活动，受到同样平等的教育，成为统治者。在担负国家职务方面不分男女，不论哲学家还是军人，女人同男人一样，可以成为候选人。既然男女所担负的职务相同，那么女子就应当受到同男子一样的教育。女子与男子的唯一区别，就是女子的体质较弱，所以在战场上可做辅助性的较轻的工作。但在军事教育方面，女子应与男子相同，要培养女子勇于作战的能力，要使她们和男子一样在体育场接受军事训练。

柏拉图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较系统地提出了幼儿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他是最早提出并阐述幼儿教育思想的人。首先，柏拉图强调优生。他主张成年男女公民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婚姻关系和性关系。柏拉图是把男女婚姻关系按优生学原则，建立在养育最佳下一代公民的需要之上的。他主张使婚配成为高尚的事业，目的是生育优秀的后代。任何个人无婚配自主权，权力属于统治者，他们为成人选择配偶。其中，勇敢的军人，在战争中战绩卓越的，除应得到种种荣誉外，还享有更多的和女子交往、结合的自由，以便为国家生育更多的优良后代。柏拉图还对男女婚龄做了严格的规定，男子为25～55岁，女子为20～40岁。因为这个时期是男女在精神上、体质上最旺盛的时期。凡不符规定婚龄和健康标准而结合生养的子女，则是非法的，国家不予抚养。即使合法生育的子女，从一开始就要由政府官员进行检查，只允许健康的婴儿被养育，不良、孱弱的则被抛弃。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民的素质一代胜过一代。

其次，柏拉图不仅主张优生，而且强调优育，认为教育应从幼儿开始。“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他塑成什么形式，就能塑成什么形式。”[39]基于柏拉图的“儿童公有”的观点，幼儿教育当属国家的职责，国家要统一设置育儿院，把认定优良的孩子放入院中，由专人照料。柏拉图对幼儿教育做了划分：0～3岁为第一阶段，儿童出生后立即交给国家特设的育儿院养育，并用摇篮曲、儿歌对儿童施加影响；3～6岁为第二阶段，儿童要被集中到附设在神庙里的国家儿童场里，由性格温和、富有知识的保姆监护，通过讲故事、寓言、诗歌等形式对儿童进行教育。

幼儿教育的主要任务，在柏拉图看来，就是对儿童进行道德的熏陶，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他认为，人皆有行善的天赋，弃恶从善是人的本性，而个人是否能这样做，关键在于个人是否有识别善恶的能力。一个人能知善，他肯定会行善；一个人知恶，他肯定会避恶。成年公民应对幼儿进行教育和训练，把关于善的知识的种子播种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使之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讲故事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好的形式。柏拉图主张对故事内容进行选择，把那些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积极向上的作品奉献给孩子，而取缔那些描绘神怪离奇、死难恐怖以及不合乎道德要求的故事，使他们知道敬神、敬父母，并且相互友爱。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柏拉图认为模仿是人的天赋本性，“从小到老一生连续模仿，最后成为习惯，习惯成为第二天性，在一举一动、言谈思想方法上都受到影响”[40]。教育者应让他们从小开始模仿忠诚、勇敢、虔敬、节制的英雄的言行，成为良好的公民。反之，那些损害神和英雄行为，与贤人勇士道德标准不相符合的故事，则应防止儿童去仿效。如果儿童去模仿这些，就会变成残暴、凶狠、自私、胆怯或狂妄的人。柏拉图一再告诫人们：“先入为主，早年接受的见解总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41]

柏拉图十分重视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他认为，3～6岁的儿童本性是喜欢做游戏的，但游戏不仅仅是玩耍和娱乐，更是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形式。柏拉图强调要对儿童的游戏严格控制，使他们在相同的条件下，按照相同的规则，玩相同的游戏，从相同的玩具中获得同样的快乐，这样，他们的性格就可以相同地固定下来。因此，游戏的内容和方法要符合法律的精神，有利于国家的安定。“我们的孩子必须参加符合法律精神的正当游戏。因为，如果游戏是不符合法律的游戏，孩子们也会成为违反法律的孩子，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了。”[42]柏拉图建议游戏活动要尽量适合儿童的年龄特点，简单、易行、自然，同时要有一定的规则和程序，防止出现违反纪律的现象，通过游戏逐渐培养孩子的勇敢、聪慧、严肃和守法品质。

6～18岁为普通教育阶段。在这个阶段，课程是音乐和体育，用音乐陶冶精神，用体育锻炼身体。这个阶段的教育主要是为选拔国家的军人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