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纪后期，随着智者的出现和智者运动的兴起，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智者在对社会、政治、道德等与人们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探索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问题的思想见解。这直接导致了希腊教育思想的正式确立。不仅如此，由于智者的教育主张涉及许多教育的基本问题，因此，他们的思想对希腊教育思想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智者与智者运动
在希腊，“智者”（Sophistes）一词很早就存在了。在荷马时代，它是指在技巧、占卜和预言方面的特殊才能及拥有这种才能的人。在《荷马史诗》中，造船工、战车驭手、舵手、雕刻家、占卜者、预言家等，凡是在各自领域内有别人所没有的禀赋和技能的人，就被称作智者。以后，诗人、音乐家、医生、自然哲学家等各行各业有专门知识、技艺的人，也被称为智者。再到后来，人们把凡是有智慧、有理解力、技术超群的人，以及具有治理城邦技艺的人，都称为智者。诸如梭伦、泰勒斯等人，就曾被称作智者。
到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Sophistes）一词获得了特殊的含义。它是指以普罗塔哥拉为代表的一批教授辩论术和其他知识并收取学费的职业教师。文化史和教育史研究的主要是这种意义上的智者。
智者通常划分为早期智者和晚期智者。早期智者的主要代表有：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前481—约前411），高尔吉亚（Gorgias，约前483—约前375），普罗狄克（Prodicus，生卒年代不详），希庇阿斯（Hippias，生卒年代不详），安提丰（Antiphon，生卒年代不详）和克里底亚（Critias，前480—前403）等。后期智者的主要代表包括卡利克勒（Callicles）、波卢斯（Polus）、普罗塔库斯（Protarchus）、塞尼亚得（Xeniades）等。
智者的出现和智者运动的兴起，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希腊社会思想、政治、经济形势的必然产物。
希波战争后，希腊的奴隶制经济和奴隶主民主政治进入了高度繁荣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希腊人的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反映在：第一，在这个时期，希腊人逐渐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和能力，认识到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人。在《荷马史诗》中，支配战争，乃至整个人类活动的决定性力量是神和神的意志，人在自身活动中只具有从属的地位。而在希罗多德《历史》所描述的希波战争中，决定战争结果的主要是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和谋略。人不仅是战争的主体，而且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因素。这两部文献对人和神在战争中作用的描写，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自身力量和能力的不同认识。
第二，随着希腊人对自身认识的进步，同时由于商业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希腊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不断增加，希腊人逐渐认识到法律、社会的行为规范等并不是神授的，并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因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逐渐认识到各种社会、人事的东西如法律等，并不是自然的事物，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或按某种永恒自然法则存在的，而是由一些人自己通过思考、选择、讨论决定的东西，是某种“人造的”或人们“约定的”东西。
第三，由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发展，希腊城邦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日益复杂，原有的政治知识已经不能适应城邦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这种新形势下，发展一种新的政治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道德知识，便成为城邦政治的必然要求。与这种变化相联系的，希腊世界中原有的传授政治知识的方式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智者兴起之前，希腊人的政治知识教育的方式，或者是游吟诗人在公众面前朗诵自己的作品，或者是观看戏剧演出，或者是通过直接参加公民大会等政治活动，并没有一种较为专门的传授政治知识的形式，也不存在较为“专业化”的传授政治知识的教师。而当政治知识由于政治本身的复杂化变得更丰富和广泛时，原有的教育方式显然不能适应政治知识变化的要求。智者的出现，正是适应了这样一种社会的客观要求。
古典时期，被称为智者的人很多，仅现在知道名姓的就有20多人。但是，有关智者的史料现存很少且不完整，主要集中在普罗塔哥拉等少数几个人上，因此，后人只能从有关这些人的史料来把握智者和智者运动的基本情况。
（一）普罗塔哥拉
普罗塔哥拉是希腊北部城邦阿布德拉人。关于他的生活年代、活动时期，有着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他生活于公元前481—约前411年，他的主要活动年代是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极盛时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前期。
普罗塔哥拉是德谟克里特的同乡。关于他的早年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可靠的资料，只有两个不同的传说。一个传说说他早期是个木料搬运工，发明过扛木料的垫肩。有一次，德谟克里特看到他在捆扎木料，他纯熟的技巧使德谟克里特吃惊，于是收留了他，让他受教育，他以后出了名。另一个传说说普罗塔哥拉是阿布德拉最富有的公民的儿子。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侵入阿布德拉时，普罗塔哥拉还是个孩子，他的父亲款待薛西斯，于是波斯王令占星术士教育普罗塔哥拉。这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传说，但都说明了普罗塔哥拉在早期曾从别人那里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一方面使他本人有了智慧；另一方面也使他以后能够自称智者，以教人为职业。
关于普罗塔哥拉的较为可靠的资料，是他从事智者活动来雅典之后。在雅典期间，他同伯里克利交往密切。普鲁塔克在《伯里克利传》中说他们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有一次，两人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掷标枪的人，或是主持竞技的人要对一个被枪刺死的人的死负责。这是一个关于法律责任问题的探讨，而不是诡辩。因为当时雅典规定：凡动物或工具致人死命的应受法庭审判。在这类论辩中，伯里克利从普罗塔哥拉那里得到很大益处，增进了思考和雄辩的才能。后来，伯里克利委托他去为雅典在西西里的殖民城邦图里立法，表明了对他的政治品德和能力的高度评价和信任。普罗塔哥拉在雅典期间，曾目睹伯里克利在两个儿子死于瘟疫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风度和高尚品德，并为之感动：“伯里克利的年轻漂亮的儿子们在8天以内都死了，他（伯里克利）克制住内心的悲伤，表现得镇静自如。在众人眼中，他每天都从这种沉着安静中得到幸福、自由和荣誉。凡是看到他承受住莫大悲伤的人都认为他是个高尚的、勇敢的、超群的人。这使他们知道在这场灾难中什么才是自己的幸福。”
普罗塔哥拉在雅典时，积极支持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受到了伯里克利的重视。据柏拉图回忆，伯里克利的两个儿子都跟随普罗塔哥拉学习。普罗塔哥拉是以自己的教学职业来影响雅典青年的思想的。因为他是个外邦人，不具有雅典的公民权，不可能掌握政治权力、直接参与政事，所以他只能以演讲、谈话、规劝来施加自己的影响。他认为自己的目的就是使人们“学会把自己的家庭处理得井井有条，能够在国家的事务方面做最好的发言和活动”[48]。
（二）高尔吉亚
智者学派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是高尔吉亚。高尔吉亚在创立和完善修辞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高尔吉亚出生在西西里东部的林地尼。他的生卒年代不详，但是历史上的记载都说他很长寿，活了100多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他被派到雅典，劝说雅典同林地尼结盟，反对叙拉古。在那里，他击败了反对联盟的修辞学家忒西亚斯，使得雅典人决定和林地尼结盟，并派出一个舰队支持林地尼。他还多次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讲演。在一次悼念伯罗奔尼撒战争阵亡者的葬礼上，他呼吁希腊人团结起来，显示出了非凡的演说才能。
高尔吉亚曾游历希腊许多城市，收徒讲学，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据说由于他在演说、修辞学方面的成就，雅典人为他铸了一个金质的雕像。
高尔吉亚的著作大部分已佚失，只有《海伦颂》和《为帕拉墨得斯辩护》两篇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另外，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大段摘录过高尔吉亚的《论存在或论自然》，这些都是研究高尔吉亚思想的重要史料。
（三）安提丰
关于安提丰的生卒年代，没有任何资料。一般认为，他的父亲是奴隶主贵族，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且很富有，曾把安提丰送到当时雅典鼎鼎大名的诗人欧里庇得斯那里受教育。在欧里庇得斯家里，一个叫刻菲索丰的有学问的奴隶经常给安提丰上课，使得安提丰渐渐地对这个奴隶产生了好感，并萌发了奴隶不低贱的想法。
17岁时，安提丰告别老师，回到家中继续学习。他父亲派一个叫吉拉的年轻女奴专门服侍他。几年后，他把吉拉从奴隶地位解放出来并与她结婚，为此，他与家庭决裂，开始过着贫民的生活。由于经常和下层贫民接触，他知道穷人多数没有文化，因此，在和富人发生纠纷时，法庭总是做出有利于富人的判决。他决定帮穷人打官司。他曾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法律条文，常常迫使法庭不得不按规定条文办事，这样减少了穷人的损失。他也在一般民众中出了名，找他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他就开始教人如何进行诉讼，逐渐成为一名智者。
在从事智者职业的过程中，安提丰越来越认识到奴隶主思想家所谈论的真理是颠倒的。在奴隶主看来，把人分成天生高贵的奴隶主和天生低贱的奴隶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安提丰以毫不含糊的词语反驳道：“出身高贵的人，我们敬仰；出身低贱的人，我们看不起。这些都是野蛮的习惯。因为就自然的禀赋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不管我们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我们大家都用嘴和鼻孔呼吸空气。”[49]为了把颠倒了的真理重新颠倒过来，阐明真正的真理，他写了《真理论》。这本书以后散失，很长时间不为人们所知。直到1915年，考古学家才在古代埃及奥克西林赫城的遗址中发现了《真理论》手抄本的残篇。
智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学派。智者们并没有统一的哲学理论，也没有统一的政治学说。但是，共同的职业、共同的治学内容、面临的共同的时代要求，以及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又使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包括如下。
第一，敢于破除陈见，自称为智者。普罗塔哥拉是第一个自称为智者的人。他曾指出，智者的技艺其实古已有之，只是由于古代具有这种技艺的人因惧怕遭受迫害，因而用各种名称作为伪装，如荷马、赫西俄德伪装成诗人，奥菲斯和穆赛马伪装成先知和预言家。但他不是这样：“我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承认自己是一个智者，是教人的。”[50]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改变。
古典时代，认为智慧是神授的，自称有智慧就亵渎了神灵的陈旧观念开始动摇，智慧逐渐被认为是人的思维和活动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自称为具有智慧的智者，虽然已经不存在任何危险，但仍需要破除世俗观念的巨大勇气。
在普罗塔哥拉之后，智者们通常都自称为智者。“智者”一词逐渐成为职业教师的代名词，希腊也因而有了最早的职业教师。
第二，收费授徒。在智者以前的很长时间里，希腊世界一直存在着师徒相传的传统。例如，高尔吉亚就曾是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学生。但在智者以前，学者授徒通常是不收费的。智者兴起以后，为传授知识而收取报酬，才逐渐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现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智者收取报酬的事。这也正是智者遭到抨击的主要原因之一。色诺芬在其《回忆苏格拉底》中，曾给智者下过一个定义：“那些为了赚钱而将智慧出卖给需要它的人，就叫智者。”柏拉图则说，智者是“批发或零售精神食粮的商人”。
第三，智者大都致力于逻辑学、修辞学、演说等的研究。一方面，智者适应了古典时代奴隶主民主政治对演说、辩论的客观需要，把学术研究和教学的重点放在与演说、诉讼相关的修辞学、文法、逻辑学等科目上。另一方面，之所以注重这些科目，实际上也与智者所追求的教育、教学目的相关。智者收费授徒的目的是，他们能使那些跟随他们学习的人取得诉讼和政治上的成功，因此，他们的教学更侧重于语言和思想的表达。与此同时，由于智者坚持相对主义和感觉主义，否认普遍的知识和真理的存在，因此，在他们的教学中，知识内容的地位当然远不如知识形式的地位。
第四，智者们的教学没有固定场所。智者们通常居无定所，广泛游历，出没于希腊的许多城邦。由于这个原因，智者们既没有固定的学生，也没有固定的校舍。据伊索克拉底（Isocratēs）说，智者之所以居无定所，是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不必承担城邦的公共福利费和税收。尽管如此，智者们的这个特点使他们扮演了文化、教育“使者”和流动学校的角色。
二、智者的哲学思想
如上所述，智者并不是一个学派，因而并没有统一的哲学思想。在哲学史研究中，通常采取的做法是通过对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等人思想的把握，从整体上了解智者作为一个群体的哲学思想。
（一）感觉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认识论
1.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学说
普罗塔哥拉的著作，除了还剩下几段残篇外，几乎都散失了，后人只能根据柏拉图等人著作中所记述的材料来研究他的思想。
普罗塔哥拉在认识论上是一个感觉主义者。他认为“知识就是感觉”。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转述了普罗塔哥拉的哲学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51]
普罗塔哥拉这样解释这个命题：事物本身存在着对立的方面，比如，蜂蜜并不是只有甜的一面，也有苦的一面。究竟是甜是苦，完全由人来决定。一个正常的人吃到蜂蜜，蜜对他来说是甜的；一个发高烧的人吃到蜂蜜，蜜对他来说又是苦的。再比如，有时候一阵风吹来，你觉得冷，我觉得不冷，或者我觉得稍冷，你觉得很冷。这样蜜是甜是苦，风是冷还是不冷，就以人的尺度来决定了。哲学上的命题也是这样。事物本身有存在和不存在两个方面，有的哲学家看到存在的一面，有的哲学家看不到存在的一面，这些都是以哲学家的尺度来说的。
柏拉图在分析解释普罗塔哥拉的哲学命题时认为，根据普罗塔哥拉的观点，“对各个人而言，万物是如何也就等于各人感觉如何”，而“感觉总是对某物存在的感知”。感觉的特点是：第一，人的不同知觉起因于不同的知觉对象和不同状态的知觉者，所以，此时此境的知觉者和彼时彼境的知觉者的知觉是不同的。第二，人在此时此境下对某物的知觉绝不同于彼时彼境下对他物的知觉；引起我如此知觉的东西，如果和他人相遇绝不会产生和我一样的感觉，不会产生同样的性质。第三，人不会自行产生这种感觉，物也不会自身产生这种性质。这种感觉性质只能是在感觉者和对象相遇时产生的。“当我变成知觉者的时候，我必定是某物的知觉者，绝不可能有此感觉而无此物。”在《克拉底鲁篇》中，柏拉图进一步概括了普罗塔哥拉的思想：“对于我来说，事物就是向我呈现的那个样子；对于你来说，事物就是向你呈现的那个样子。”
普罗塔哥拉把个人作为衡量事物存在与不存在的标准，认为事物的真假、是非都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不存在普遍的标准。这种思想显然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作用，过分强调个人的感觉对判断活动的意义。他把感觉的相对性夸大成为绝对性，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因而陷入了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普罗塔哥拉的命题充分肯定了人在认识活动中的巨大作用，确立了人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蒙意义。黑格尔指出，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就其真正的意义说，这是一句伟大的话”，是“一个伟大的命题”，由此确立了思维、理性在哲学和认识中的崇高地位。
2.高尔吉亚关于存在的学说
高尔吉亚在《论存在或论自然》这篇著作中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假如有物存在，也不能被认识；第三，假如它能被认识，也不能传达给别人。
高尔吉亚在论证第一个命题时说，如果有物，它就或者存在，或者非存在，或者是既存在又非存在。但这三种情况都是不可能的：①非存在并不存在。如果非存在存在，那么它必定同时既存在又不存在，而这是荒谬的。②存在也是不存在的。如果有存在，那么它或者是永恒的，或者是生成的，或者既是永恒的又是生成的。但这三者都能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存在是不存在的。③由于存在是不存在的，非存在也是不存在的，因而就不可能既存在又非存在。
他在论证第二个命题时说，如果存在能被认识，就无异于说思想着的东西就存在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想到会飞的人或能行驶在海上的车，并不就真正存在着这样的人或车。相反，如果说存在能被思想，那么，“非存在”就应该不能被思想，但事实不是这样。像六头十二足的女妖以及吐火怪兽等并不存在的东西，人们却想到了。可见，说存在能被认识是荒谬的。他指出：“如果被思想的东西并不是存在物，那么存在便不能被思想，这是合理的，合乎逻辑的。”
他论证第三个命题时，提出了两点理由：首先，人们是用视觉、听觉来感知事物的，那么，怎么能把所视所听的东西用口来告知别人呢？其次，我们告诉别人时用的信号是语言，而语言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因此，我们告诉别人的仅仅是语言，而不是存在的东西。存在是无法告知别人的。
高尔吉亚以上三个命题的论点可以概括为：知识只限于感觉，只限于个人的主观经验；在主观经验之外的客观事物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存在的，我们也不能认识它们；即使可以认识它们，我们也无法把认识到的传达给别人。因为语言文字只是感性经验的符号，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不可能等于个人的感觉经验本身。
高尔吉亚的这三个命题无疑是错误的，他否定了事物的客观存在和人们对客观的认识。他的论证烦琐诡辩，而且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但他在论证中涉及的存在与思维、语言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对于澄清“存在”这个概念及对以后形式逻辑的创立，是有益的。
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等人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对这些倾向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事实上，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些倾向应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些倾向反映了智者所处时代的客观要求，对于思想启蒙和解放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智者的政治、道德学说
对社会、政治、道德和法律问题的关注，是智者的共同特征。事实上，正是从智者和苏格拉底开始，希腊哲学才完成了从自然哲学到人生人事哲学的转变。
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智者中存在着自然说与约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约定说的主要代表有普罗塔哥拉、克里底亚、吕西斯（Lysis）、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等。自然说的主要代表则有高尔吉亚、安提丰、希庇阿斯、塞拉西马柯（Thrasymachus）和卡利克勒等。自然说的主要观点是人应当按照自己的本性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应受外在法律和习俗的约束；约定说则强调人与动物、社会与自然物的区别，主张用社会的力量约束和改造人的本性。
1.自然说
在智者运动中，最早明确提出自然说的是高尔吉亚。他在《海伦赞》（或译作《海伦颂》）一文中，通过为海伦的辩护，阐明了关于人的本性的见解。
海伦是希腊主神宙斯和斯巴达王后的女儿，是希腊著名的美女。她出嫁后又爱上了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被带到了特洛伊，从而引发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海伦因此成为罪魁祸首，不断受到谴责。而高尔吉亚则为海伦的行为辩护。他指出，海伦“之所以去特洛伊，或者是由于神意和命运的安排，或者是被暴力劫持，或者是被言语感动，或者是被爱情支配”。而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海伦都不应受到谴责，反而应得到同情。这是因为，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由于没有人能够违抗神意，因此，应当受到责难的是谴责海伦的人。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由于是劫持者加害于海伦，因此，海伦是不幸者，应当受到惩罚的是劫持者。如果是第三种情况，由于语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因此，受语言的**犹如受暴力的劫持，海伦是身不由己地同意了别人所说所做的事。所以做错了事，应受责难的是那**者而不应是海伦”。如果是第四种情况，海伦也不应受谴责，这是因为，情欲是人的本性，海伦之所以跟随帕里斯，那是“自然”的选择而不是海伦的选择，因此，海伦的行为无可指责。
高尔吉亚辩护的目的，实际上既不是要说明神力的强大和人力的微不足道，也不仅仅是为海伦的行为进行辩护，而是企图说明天性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而说明受天性支配的行为的合理性。与此相联系的是，既然天性或自然是合理的，那么，违反天性或自然的就是不合理的，应当受到谴责或加以变更。显然，高尔吉亚的思想已经明确把“自然的”和“人为的”加以对立，并认为合乎“人为的”是可以选择的，“自然的”就是无法选择的，而无法选择的就是必然的，因此，“自然的”应超乎于“人为的”之上。
在高尔吉亚之后，安提丰进一步阐述了“自然说”的理论。他认为，法律所要求的与自然所要求的是完全相反的；法律所规定的利益是对自然的束缚，而自然所确定的永远要比法律所规定的有价值。他指出：“法律所确认的许多正义行动是违背自然的。”“……法律所做的限制却使人们越来越背离自然，它教唆人们逆自然而动。其实人的生存本身就是属于自然的……”这就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的”与“人为的”的对立，进而明确肯定了自然的合理性。
“自然说”反对人为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恰恰相反，它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自然说”对传统的法律和道德提出了挑战，使人们得以重新认识法律和道德的本质，从而为法律和道德的变革提供依据。这适应了古典时代希腊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自然说”对传统法律观的挑战，进一步促进了希腊人对法律、伦理和风俗习惯三者关系的认识，并产生了希腊人对“未成文法”的探讨。
2.约定说
普罗塔哥拉从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哲学观出发，批判了奴隶主贵族把政治制度、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说成是“自然的”“神造的”，因而是“永恒不变”的观念。他指出，政治制度、法律和道德并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东西，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人们为了共同生活而创造的。它们是“人为”的产物，“约定的结果”。这些东西只有当它们对人有好处时才能存在，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应当由新的、对人们有好处的政治、法律、道德所代替。他还认为，所有人都同样地拥有“政治的智慧”或政治的本领，可以判断什么是可尊敬的和可耻的，什么是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应当同等地参加社会政治、法律、道德生活。普罗塔哥拉说的“所有的人”指的是公民全体，这种思想为奴隶主民主制取代奴隶主贵族制做了有力的论证。
以后，许多智者继承普罗塔哥拉的思想，更加重视法律的作用。著名演说家吕西斯曾说：“雅典人用自由人的精神指导城邦事务，用法律表彰善良，惩治邪恶。因为他们知道，用暴力彼此相残是野兽行为。人类应以法律为正当行为的准则，以合理的言论为劝说的手段。”在这些约定派看来，法律和理性使人具备动物所没有的道德准则。虽然法律不能促使人行善，不能阻止人们私下作恶，但至少不会违背道德，可以阻止公开的恶行。
（三）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
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智者中存在着约定说与自然说之争。
在智者以前，希腊人还没有区分“社会”“城邦”“城市”这几个概念。在希腊人看来，人为了防卫而聚集在城市里就等于社会的形成和城邦的建立，所以，城市的建立、城邦的形成和社会的产生是一回事。至于人类自身的起源问题，当时希腊人还没有一般人类形成的观点，他们把不同的神作为不同部落和民族的神话祖先。在此之后，自然哲学家们开始用元素的混合解释人体的结构，但这只能说明具体人体的形成，对于一般的“人”的形成问题没做专门探讨。智者在这种神话与理论背景下，从当时社会实际情况出发，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和城邦的形成问题。
在智者之前，有两种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一是以赫西奥德为代表的社会倒退论；另一种是早期哲学家提出的历史循环论。智者们认为这些理论都不足以解释世界的丰富多彩、纷繁复杂。他们将人类发明耕作、制造工具、使用语言、组成城邦结合在一起，进行理论说明，从而创立了历史进步论。
柏拉图的《普罗塔哥拉篇》记载，普罗塔哥拉用神话表达了这一思想。普罗塔哥拉说：最初，神用土、火等元素的混合物造成各种生物。当它们产生出来时，神命令普罗米修斯和艾比米修斯把它们装备起来，并且给它们逐个分配特有的性质。艾比米修斯对普罗米修斯说：“让我来分配，你来监督。”于是他就用各种手段来装备各种生物，有的给予力量，有的能飞快奔跑；有的凶猛，有的弱小，则给予自保手段，如能飞翔或钻到地下来逃避危险。为了抵御寒暑，给它们装备了皮毛，还给它们提供各种食物，如草、根、树上的果实，以及给一些动物以别的动物为食物。此外，还让它们能够繁殖，以便保存物种。艾比米修斯做了这些，但他智慧不够，忘记了他已把所有的手段都给了野兽，而对于人就无法再提供什么了。这时，普罗米修斯来检查他的工作，发现别的动物都有了适当的装备，唯有人是赤身**的，而且没有防身的武器。但是，指定人出世的时刻已经到来，普罗米修斯找不到补救的办法，就从赫斐斯特（冶金之神）和雅典娜（智慧女神）那里偷来技术与火，把它送给了人类。因此，人有了智慧来维持生活。这样，人类因分有神的属性而高于其他动物了。他们不久就发明了语言，造出房屋、衣物、鞋子和床，学会了农作和畜牧。但只是分散为生，还没有城邦，自然无力抵御野兽的侵害。以后，自我保护的需要使人类聚集到城邦。但因为他们没有治理城邦的政治技术，因而相互危害，又陷入新的危险之中。主神宙斯担心整个人类会灭亡，就派赫尔墨斯来到人间，把相互尊重和正义带来，作为治理城邦的原则和人们友好联系的纽带。赫尔墨斯问宙斯，他应该怎样分配正义，是只给少数的熟练掌握那门技术的人，还是也给那些不熟练的人？宙斯答道：要分给所有的人，我愿意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份；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享有，像别的技术那样，城邦就无法存在下来。还有，要按我的命令制定一条法律，把不尊敬和不正义的人处死，因为这种人是国家的祸害。[52]
可以说，普罗塔哥拉是用约定说观点来解释国家起源的，他的学说以后被一部分智者继承并发展。这些持约定说的智者认为，人们为了获得在自然条件下得不到的利益而组建国家，国家是集体的人工产物，法律是这个集体的约定，国家和法律都不是天然生成的。
自然说并不完全否认国家是约定的产物，但强调约定是一个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然发展过程，并且约定的内容由一部分人的本性决定，不需要全体人的同意。克里底亚曾在《西叙福斯》中解释了与普罗塔哥拉完全不同的社会约定过程：最初，人生活在无序的野蛮状态，为了向恶人报复，人制定了法律，让正义统治，使暴力屈服。但法律不能阻止人们私下作恶，一些聪明博学之人就首先发现使凡人害怕的神，这样，即使他们偷偷地做、说、想坏事，也会感到害怕。克里底亚明显表达了对人为的约定的蔑视。他主张国家是在符合神赋予的自然本性基础上产生的。
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比，智者的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思想明显缺乏系统性，还远未形成体系。但即使是从现有的这些非常有限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到智者的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思想为他们的教育学说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
三、智者的教育学说
智者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在希腊文化和哲学上。但是，作为希腊最早的职业教师，智者在希腊教育和教育思想发展中的独特贡献，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种种原因，智者们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在现有史料中，只有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等人的教育论述被较多地保留下来。
智者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教人学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的教育目的观
柏拉图在《智者篇》中，批判智者是只知收取学费，没有真正考虑学生需要，而不受社会欢迎的人。他为智者勾画出六种形状：第一，“他似乎是猎取年少富豪子弟的猎夫”。第二，“他是心灵上知识的商人”。第三，“他是这类货物的零售者”。第四，“他也是知识上自造品的发卖人”。第五，“他是言论上竞争的能手，诡辩术的专家”。第六，“他有商榷的余地，扫除一切有碍知识的成见”。这些智者“只有逞臆的知识，其所知并非真理”。实际上，智者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进行教育活动的。普罗塔哥拉在承认自己是第一个最早使用“智者”名称的人之后，又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他要教给人什么样的知识。在与苏格拉底的谈语中，他说：“如果希波克拉底到我这里来，他就不会受到别的智者惯常给学生受的那种罪；他们逃脱了各种技术的束缚，却被这些教师们拿住，赶回到这些技术上来，要学算术、天文、几何学、音乐。可是他如果到我这里来，他会学到他来学的东西。这就是私人事务及公共事务中的智慧，他会学到把自己的家庭处理得井井有条，能够在国家的事务方面做最好的发言和活动。”苏格拉底接着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教给人政治的艺术，你答应把人教成良好的公民？”普罗塔哥拉指出：“这正是我所从事的职业。”[53]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普罗塔哥拉认为智者的教育目的就是教人学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
智者所设定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当时希腊，特别是雅典社会的基本趋势提出的。当时希腊教育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斯巴达教育。以培养城邦的保卫者为目的，单纯重视军事体育训练，教育内容非常单一、狭隘。第二类是帖撒利教育。那里多是贵族政体或僭主政体，对教育不太重视，只是个别奴隶主贵族子女受到有限的教育，公民们大多粗俗、闭塞。第三类是雅典教育。与斯巴达相反，雅典认为城邦是为公民而存在的；教育要为发展每个公民的心灵服务，要提高公民的品行和智慧。雅典从梭伦时代起就开始重视教育，公民子弟从小要学习阅读和书写。到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已形成一套根据不同年龄进行的分级和分科教育。六七岁以前，儿童由父母在家庭进行教育。六七岁至十四岁的孩子要接受初等教育，初等教育包括音乐和体育。音乐方面所学的内容除音乐外，还包括读、写、算、诗歌等，道德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在一些学校，读、写、算术分化出来成为单科，由专门老师传授。体育对年幼者只是进行简单的体操训练。14～17岁的少年接受中等教育，学习文法、修辞、文学、绘画和几何学等。这时期的学生还要进入体育馆，接受高级的体育训练，同时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在活动中受到实际教育。到了十八九岁，雅典青年要受两年军事训练。第一年的内容是体育、骑马、战术和武器的使用，第二年是侦察、守卫要塞、服役。在初级和中级阶段，雅典的教育是私立的、收费的。但两年的军事训练是城邦的事务，由城邦组织。
雅典的教育要比斯巴达和帖撒利进步，但也只有富人的孩子才有条件接受比较完备的教育，一般公民家庭是难以负担这样的教育的。而当时雅典民主制度鼓励公民无论贫富都应参加社会的政治事务。所以，原有的这种教育状况与雅典民主制的要求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而且，由于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原有的教育方式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曾说，雅典原有的教育“教育不出马拉松战役的英雄，却是要年轻人讨厌商人和市场”[54]。另外，雅典原有的教育内容也明显不适应当时雅典政治发展的需要。雅典民主政治迫切需要公民具有演说、论辩、修辞、诉讼等方面的能力，要求公民具有更多有关政治、伦理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原有的教育难以做到的。智者们把学会处理个人与公众事务看作教育的基本目的，这是适应雅典社会的基本需要的。
对于智者这种以实际需要为目的的教育，黑格尔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说，智者们的教育，“既是哲学教育，也是演说教育，教人治理一个民族，或者通过观念，以便使一件事情能够办得通……此外，他们还有着最普通的实践目的，就是给予政治家一种预备教育，以便在希腊从事一般职业性活动”[55]。这种教育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要使人有智慧。也就是说，要使人有政治眼光，有能力来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智者之所以给希腊教育一种巨大的影响，就在于他们知道什么是希腊教育最需要的。
（二）政治技艺与政治才能是可以传授的
智者的教育目的是提高公民（主要是青年）参与城邦政治活动的才能，这些才能包括后人所说的政治才能和道德品性。智者本人出现在法庭和政治论坛上发表演讲，与人辩论的并不多，他们多是通过对青年人传授这些品德与才能来达到他们的教育目的。
对于才能、品德能不能传授的问题，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争论。一部分代表传统势力的人认为才能与品德是人的自然禀赋，只是各人程度不同而已。犹如马能奔跑但快慢有别，船能在水上行驶但质量不同；人能通过驯马使它跑得快些，但不能通过训练使马学会鸟的飞行本领；物品可以想办法造得好些，但不能通过精巧制造使这一事物具有另一种事物的品性。人也是如此，人的才能和品德是自然的，它是人在生长过程中由父母、长辈影响，范例感染，自然而然成就的，是潜移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别人有意识、有目的教育的结果。他们论述的理由是：第一，政治技艺或政治才能不能像一般工艺那样可以传授给人，即使是最优秀、最聪明的公民也不能将自己的政治才能与品性传授给别人。例如，伯里克利就不能将自己的治国才能传给自己的两个儿子。第二，有的人在智者门下学习却没有什么收获，例如，阿尔基比德兄弟受教6个月却毫无所得。第三，许多没有教师的人却是成绩显著的人。
对于上述观点，普罗塔哥拉等做了有力的回击。他认为，第一，一般技艺和治理城邦的技艺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两者的区别不在于可教和不可教，而在于前者是少数人的禀赋，而后者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能力。比如，在一般技艺中，如果一个人吹嘘他擅长吹奏或其他技术，而实际上他并没有这种技能，人们会嘲笑他，恼恨他，他的家属会赶来指责他发疯；但如果他讲实话，人们则会称赞他。然而，当问题涉及正义或其他政治德行时，如果他在公众面前讲实话，承认自己的行为的不正义性，那么人们即使知道这个人确实是不正义的，在上述的技术中他们所称赞的讲真话，在这里他们却会认为是发疯。人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表白自己是正义的，无论他是否正义。因为宙斯已把正义分给了每个人，没有正义，他就不属于人类。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一般技艺可以传授，却不是人人都能学会；政治方面的技艺人人都有，但一定要经过学习才能会，如果不经过学习，公民就不会从事政治活动。
普罗塔哥拉坚定地声称：“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参与公众议事的才能与品德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教育和尽心学习才获得的。”[56]首先，父母、保姆、学校教师、城邦法律都起着教育的作用，人们从小就在父母和识字老师那里受到教育，谁用心谁就有收获。其次，惩罚实际上就是一种教育。对于天生的缺陷或命运遭遇，人们不会指责或惩罚，而是给予同情；但是一个人如果缺乏本来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的才能和品德，而行不义或作恶，或染上这些坏的品性就要受到惩罚。因为不义、不虔诚这些坏的品性是和政治上的品性和才能相反的。“惩罚做错事的人，不是为了他过去做的错事，而是为了将来避免同一个人或别的人做同样的错事。这种主张本身就意味着品性、才能是能通过教育加以灌输的。”[57]
第二，为什么政治智慧和美德不一定能父传子呢？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自然的特殊天赋”的不同，父母是不可能把他的才能全部传给自己孩子的；再者，由于每个人都分有正义，每个人都可以做正义教师。父子所接触的人不同，孩子不可能完全习得父亲所具有的智慧和美德，孩子是向他自己所接触的人学习，知道了什么是正义与合乎法律的，这种学习实际要比仅随父母学习少量的知识要好得多。伯里克利也认识到孩子很难从自己这里学得广泛的才能与品德，所以请普罗塔哥拉等人做他孩子的家庭教师，大家互相学习，共同教育。
第三，有些人在智者门下学习收获甚微，主要原因是没有好的教师；至于未经学习却有才能的人，并不是他无师自通，而是人们都在用心教育自己的孩子，只是没有“智者”这个名称而已。这样也不能证明才能与品德不能传授，智者们坚决主张政治才能与品性是可以传授的，而且必须从小教育和训练。
智者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重要的。既然治理城邦的才能和品德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获得，那么广大门第和身份不高的自由民就可以通过教育获得政治技艺和才能来参与政治活动；反之，出身显贵的豪门贵族如果没有经过教育和训练来获得政治技艺和才能，同样有理由将他们淘汰。这场争论从思想上看是一场传统与反传统的斗争，从教育上来看，反映了智者们对教育在国家发展中作用的看法。他们确实为希腊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天性教育与法律
智者重视教育在人的天性改变和发展中的作用。现今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篇无名氏之作，详细论述了智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58]
智者认为，教育保证了人在各个领域的成功。他们认为，人的成就取决于几个因素：首先是自然的禀赋，这是命运方面的因素，我们无能为力。除此以外，都是人自己能支配的，这就是对美德的追求、勤奋好学、严守规则、孜孜以求完成所选择的事业。如果缺乏这些，做事完满就是不可能的；若是受到教育与约束，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智者强调每个人应从小接受训练、刻苦努力。因为荣誉只能是长期奋斗的成果。依靠教师，人们可以在短期内掌握修辞技艺，但是，只有通过大量的训练和实践活动，才能和品德才会得到发展；只有通过频繁的交际，持之以恒的训练并力戒一切不良的行为和活动，才能获得才能和品德。与此相联系，智者们强调应艰苦锻炼，做到自制，要将追求正义和才能看成是高于金钱和享受，才能获得自制的品行。
智者认为，人不可把提高自己的地位当作奋斗目标，也不可视守法为软弱，不可将扩张权力看作美德。这种想法是和人的本性背道而驰的。人们不可能单独生活，他们必须联合。一旦处于共同体中就不可能没有法律而生活，因为这比单个生活还要糟。法律和正义是人类的主人，这是不能改变的，是自然规律确定的。智者强调，必须考察服从法律的好处，以及无法律状态的坏处。服从法律的好处是可以互相信任，这将导致财产公有。有了相互信赖，即使是少量公产也可以满足，否则即使有大量公产也无法满足。城邦是否繁荣昌盛，法律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德治下生活，阴谋诡计难以滋生，人们可以享受最大的欢乐。
以上可以看出，这篇作品的主要论点是人生来具有的自然本性要通过教育锻炼，通过法和伦理规范才能加以提高和发展。法律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是指导人们生活的共同准则。
当然，并不是所有智者都同意这种观点。安提丰就认为法律的要求同自然的要求正好相反，法律所规定的利益是自然的桎梏。人们亲手制定的法律、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契约协议在不断变化，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也在不断动摇，人们怎么能把这些不确定的法律教给青年人，并让青年来遵守法律呢？对青年进行教育，不需要看重法律，用法律来约束他们，而应该从尊重青年本性方面来训练、教育他们。
（四）教学内容
根据上述主要教育观，智者们把修辞学、辩证法、文法作为他们的主要教学科目。
1.修辞学
古代希腊人所说的修辞学，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关于语法和用词的修辞理论，而是指如何使用语言的技艺。它包括如何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发表演说和进行论辩的才能。和现代所说的“口才”“辩才”比较接近。
早在荷马时代，希腊人就将善于辞令、能说会道当作一种值得羡慕的能力加以赞扬。公元前8世纪城邦制度形成以后，在公民大会和议事会上发表演说，成为重要的政治活动。谁的口才好，便能制服政敌、取悦民心。以后，由于城邦间的纠纷，特别是在希波战争中城邦之间出于结盟的需要，各城邦出现了使者。使者们大多能言善辩，以语言为武器。有名望的智者差不多都担任过这样的使者。到公元前5世纪，民主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城邦间交往的增多，直接推动了修辞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的提高。修辞学日益成为一门重要的技艺和学问，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为适应社会对讲演、雄辩的广泛需要，为了使年青一代具有政治技艺和政治才能，智者把修辞学的教学作为一项基本的教育内容。修辞学的教育，是智者活动的重要内容。
在修辞学方面，最有建树和影响的智者是高尔吉亚。高尔吉亚的修辞理论，目前已无任何资料，但他的两篇修辞学范文《为帕拉墨得斯辩护》和《海伦颂》保存了下来。这两篇文章对于了解当时希腊修辞学教学的情况很有意义。在《海伦颂》中，高尔吉亚通过多方面的论证，从道德上为海伦的行为进行辩护，力图改变希腊人的传统偏见。但它的主要作用是表现语言、雄辩的力量。
高尔吉亚的另一篇修辞学范文《为帕拉墨得斯辩护》，则是为帕拉墨得斯写的辩护词。帕拉墨得斯原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统帅奥德赛诬陷他私通特洛伊国王，并将他处死。这是一件历史冤案。高尔吉亚以此为题，从法律角度考虑，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为帕拉墨得斯做了申辩。申辩一环紧接一环，环环相扣，生动有力，反映了当时希腊人在公民大会或法庭上典型的辩护方式。
除了两篇保存比较好的范文外，据记载，高尔吉亚还经常在雅典举行的葬礼、宗教节日上发表演说。他的修辞学教学有几个基本特点：一是修辞教学范文和演说带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他认识到青年人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在写作和演说中，选择在希腊人中已成定论的帕拉墨得斯和海伦的故事作为范例，为其进行辩护，做翻案文章。这种思想很新颖，深受青年的喜爱。二是他讲求修辞学教学方法，论辩中先设定各种可能性，然后用归谬法一一加以否证，达到论辩目的。三是他强调使用语言的艺术。高尔吉亚很讲究排比、对称和语调，善于利用动作、手势和装饰。他能让人随便出个题目来进行雄辩，创造了即席演说、辩论的技艺。
2.文法
智者们在研究修辞学同时，也开始重视用各种文法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语言。他们研究了写作中的语法问题及正确使用名称问题。
在文法方面最有建树的是普罗塔哥拉。他第一个提出应按照词所代表的事物的性质来规定词性，主张严格地将词性定为三种：阳性、阴性、中性。他主张采取严格的措施来纠正希腊文中的词性的惯用法。例如，他认为希腊字“愤怒”“斧”原系阴性，按其性质应改为阳性。阿里斯托芬在其《云》剧中，用戏剧的手法记录下普罗塔哥拉在矫正词性中做出的贡献，例如，希腊字“和面盆”的原字本是阴性，但这字的尾部是阳性的字母，因此，应把它的字尾改为阳性。
为了在演讲和辩论中正确、有效地使用语言，揭露对方用词不当的错误，智者们又深入研究了正确使用名称的问题，即“正名”。
“正名”是由普罗塔哥拉首创的，但成就最大、影响最大的是智者普罗狄科。在《普罗塔哥拉篇》中，普罗狄科说：“参加讨论的人应该是不偏不倚，却不应是‘同等的’，这二者是不同的。他们必须同样注意听，但不是给予同等的评价。对于比较聪明的人应给予较高的评价，反之则给予较低的评价，这就是不偏不倚。”“你们的讨论应该是争论而不是争吵，争论发生在朋友之间，心怀善意，而争吵是发生在不和与敌对的人们之间。采用这种方式，我们的会议必将取得巨大成功，你们这些发言人也将得到我们这些听众的很大的尊敬，是尊敬而不是恭维。因为尊敬发自于听者的心灵，是真的而不是假的，但恭维通常是恭维者所说的一种违背心意的话。如能这样，我们这些听众也将因此而能够得到极大的喜悦，但不是享乐。因为说一个人得到喜悦，是说他学到了一些东西，并能在他心中得到一种切实的理解；而说他是享受的，则是说他吃了某些东西或是他得到了其他身体上的享乐。”[59]
普罗狄科的这个研究方法就是从两个或几个相近的词中找出它们的共同含义，同时又找出它们的细微差别，这是词的划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也常使用这种方法来讨论，这对后来希腊文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3.论辩术
智者们所教的论辩术，就是对某些具体观点加以论证，提出正面理由和反面理由来辩难，使弱的论证变为强有力的论证。在智者以前，希腊哲学家通常只注意揭示认识对象中所包含的矛盾，而智者则进一步探索人的思维本身以及表达思维的语言中的矛盾。这对人的思维和语言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辩的盛行，在古希腊由来已久。但由于长时间内希腊并没有形式逻辑，人们不懂得矛盾关系中两个判断既不能同时肯定，也不能同时否定。智者们从感觉论和相对主义出发，认为知识就是感觉、看法、见解。一件事情，你说对的，我可以说错的；你说好，我说不好；你说美德是不能传授的，我说是可以传授的。两个命题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却并不矛盾，二者可以同真，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真假关系。相反的两个命题都是真的，然而，它们并不是等值的，其中有一个好一个不好，或者说一个强些另一个弱些，论辩的取胜关键在于能不能建立起比论敌更强有力的说服命题，或者说使不利命题的有利观点突出出来，将不利观点掩盖下去。这种以个人愿望、有用、有利为原则的论辩术，也可以被人用来为任何不正当的行为辩护，可以为恶行找到理由。一切东西只要符合自己的愿望就是真的，这显然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性。有无道理，不在于是否与事实相符合，也不在于是否经得起群众的检验，而在于雄辩的力量，在于语言和修辞的力量，这也是后来智者成为诡辩者，遭人反感的主要原因，也是智者运动衰落的根本原因。
4.自然科学
智者的教学科目还包括自然科学。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反映了智者研究并教授自然科学的情况。智者观察天象，“观察月亮的循环轨道”，用空气、云的运动来说明下雨、打雷、闪电的原因。
智者中教授自然科学最为有名的是希庇阿。《普罗塔哥拉篇》中说他曾回答了一些关于物理学和天文学的问题。普洛克罗在其《欧几里得几何学注疏》中说，希庇阿发明了一种曲线规，能用来解答三等分一个角的问题和等于圆的正方形的问题，向高等几何作图迈出了第一步。
此外，智者们还在音乐方面加以施教。《云》记述了他们教人学习“音量”“音律”，教人“三步音”“四步音”的诗行。他们认为音律“能使人在交际场中显得风雅”，还能够使人知道什么是“战舞节奏”，什么是长短节奏，等等。
从以上可以看出，智者的教学内容是很广泛的，只要与能使人很好地讲话，发表打动人心，激起人感情的演说有关的知识，智者们都认真研究，向学生传授。
（五）智者的教学形式
智者们摆脱了早期哲学家只在狭小范围内传授本派哲学，批评别家思想的做法，他们既在本地施教，也将学生带到雅典求学，有的还四处讲学，发表演说。普罗塔哥拉曾往返于阿布德拉、雅典、西西里等地讲学、演说；高尔吉亚则从西西里到雅典，又到帖撒利、玻俄提亚等处活动。高尔吉亚和希庇阿等人还常在奥林匹亚赛会上穿上节日紫袍，发表自己最新著作并回答各种问题。他们对学生有时只做一次或几次讲座，有时则进行长期系统的教学。他们既有事先准备的书面发言，又有临时即席讲话。他们的讲授方式也很灵活，有个别传授、集体讨论、允许随意提问等方式。《普罗塔哥拉篇》讲到三位智者的不同方式：体弱多病的普罗狄科穿着睡衣，披着羊皮袄躺在**，周围坐着聚精会神听讲的青年；走廊对面坐着希庇阿，学生将他团团围住，聆听他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普罗塔哥拉则在走廊上边走边讲，听众们分列两行，并有秩序地跟着普罗塔哥拉来回走动。这体现了智者们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
四、智者运动的历史贡献
在历史上，由于智者们大多收费授徒，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指责。由于黑格尔的影响，人们才开始较为客观地评价智者的历史贡献。其实，智者并不是柏拉图等人所批评的那样是貌似有智慧，而是确实有智慧。智者是那种将自己的智慧用作达到实用目的手段，教人学会在民主政治中获取胜利的人。这与以往以智慧为追求目标的哲学家大不相同。智者并不注重传授具体的知识，而是把自己拥有的智慧如修辞学、论辩术传授给学生，着重培养学生演说、论辩的实际能力，而不是让学生去寻求真理。这种思想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追求绝对真理的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思想观念的不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对智者们横加指责。
就智者未看到事物本质而言，柏拉图等人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若完全否认智者的智慧，否认智者观点的正确性一面，则是错误的。在当时，智者教人以实用知识，是一大进步，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此外，大多数智者是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开始授徒讲学的。如果没有大智大慧，智者，尤其是早期智者是不可能来到外邦授徒讲学的，别人也不会愿意向他们学习、求教的。从希腊文化史的角度看，许多新知识领域最初是由智者开始探讨的。与此相关的是，智者们常被指责狂妄自大，原因是他们自诩能够教人智慧。事实上，智者们以教学为专门职业，教给人们水平更高的修辞学、演说和论辩的技巧，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少数人具有的智慧。而智者们之所以受到责难，主要是长期以来希腊人一直认为神最有智慧，只有神才能教导人、指导人，给人以智慧。从历史的观点看，恰恰是在这方面，智者真正适应了当时在雅典出现的新的思想观念变革的趋势。
智者的另一个罪名是被认为败坏青年，毒化社会风气。后期智者，特别是自欧绪德谟等人玩弄文字游戏和诡辩，确实对青年、对社会起了不良作用，但实际上，智者的正面作用要远远大于负面影响。他们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出发，教育青年一代去反抗旧的传统束缚，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另外，并非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所说，智者对雅典的不良社会风气负有责任。这是因为，雅典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雅典人道德水平的下降，并不是智者所能决定的，而取决于雅典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状况。
智者收费也是当时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这一点同样反映了希腊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在传统上，希腊人的教师是游吟诗人，他们的教育面向公众，并且是不收费的。到公元前5世纪，由于雅典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财富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凭借自己的手艺、智慧获得钱财，在当时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而且由于智者大多来自外邦，并无其他谋生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谋生，应当说是很自然的。因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指责，事实上也有强人所难之嫌。
对于智者收费问题，伊索克拉底曾做过申辩。伊索克拉底年轻时曾是智者高尔吉亚、普罗狄科的学生，后来又跟随苏格拉底。他说，许多智者教人修辞、演说、诉讼，以及天文、几何知识，他们不是像有人想的那样危害城邦、获取钱财，而是教有益于城邦、有益于学生的知识。伊索克拉底指出，虽然有些智者过于好辩和过于追求金钱，但大部分智者认为对他们最好的报酬是看到自己的学生变得更聪明、更值得尊敬。虽然收费授徒，但没有一个智者积聚了大量金钱。通常认为高尔吉亚很富有，其实他是因为没有固定场所，无须承担公共福利费用，再加上他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因而显得富裕一些。即使这样，他去世时，也只留下很少的钱。伊索克拉底的申辩旨在说明，智者收费是正常的，他们并没有如柏拉图所指责的那样积累了大量的金钱，也不是将智慧当作商品出售，获得高额报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反对智者以智慧换取报酬是一种保守思想的体现，他们难以接受这种新事物的出现。
智者运动在历史上有着多方面的贡献。从哲学上看，智者运动标志着古希腊旧的自然哲学的终结，哲学从对外在的自然现象的研究转向了对人本身的探索，开始着重探讨有关公民的现实生活的种种问题。哲学由此突破了以往学派的圈子，走向公众，成为公众的事务，成为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思想活动。
在政治上，智者适应了奴隶主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以前三艺（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教导青年，培养他们雄辩的才能与政治知识，这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思想文化上，智者的个人主义实际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由于人、个人被当作判断一切真假、善恶、美丑的标准，人不仅成为世界的中心，而且成为认识、思维的中心。人的主体作用被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智者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最早的人文主义。
在教育上，智者是最早的职业教师。由于他们是以收费而不是以门第为标准授徒，因而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从而促进了希腊社会的流动。他们把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和政治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更新和扩展了希腊的教学内容，确立了新的教育方式。所有这些，都为希腊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智者们研究社会起源和社会现象时，持有感觉主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态度，破坏了追求确定知识的哲学思辨，也就没有比较稳定的教育思想，这对哲学、教育的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同时，他们在对传统哲学、教育进行批判时，又太重修辞、论辩，以致后期智者把“人是万物的尺度”变成了为所欲为的借口，使得智者成为以诡辩术来骗取钱财的人，这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负有部分责任。智者运动的不足中又蕴含了很大的能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正是看到了他们的缺陷才认识到自己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因此可以说，智者学说在希腊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