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抱着协作的态度进行交流时，你只不过是向新的可能性、新的替代方案和新的选择敞开你的思想和心扉。在进行协作的交流时，你对于事情将向何处发展或其结局可能怎样并没有把握，但你内心中有一种激动、安全和冒险的感觉，相信事情一定会比原先要好得多。这就是你心目中的结局。

你一开始就相信，协作交流涉及的各方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见识，彼此的学识和洞察力将会激发出一种动力，带来更多的见识、学问和更大的发展。

许多人在家庭生活或其它形式的相互作用中并未真正体验过哪怕是可以称为中等程度的协作。他们接受的训练和得到的版本是从事辩解性和保护性的交流，或相信生活或其它人是不可信赖的。

这是生活中最大的一种悲剧和浪费，因为人的巨大潜力未得以开发———完完全全地未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碌碌无为的人白白荒废自己的潜能，日复一日地虚度时光。在生活中，他们只是稍稍地感受到协同作用的一点皮毛而已。

在记忆中，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一般的创造性的经历，或许是在体育运动中，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体现出一种真正的协作精神。再或许是当他们面临一种紧急形势时，人们以罕见的密切程度紧密合作，忘掉了自我和骄傲，尽力去挽救某个人的生命或结束一场危机。

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事件可能是异乎寻常的，几乎和生活不协调，甚至是奇迹性的。其实，并非这样。这样的事情可以经常地、连续不断地出现甚至在生活中几乎每日都可以产生出来。这需要极大的个人安全感、坦率和冒险精神。

几乎所有的创造机会都不太好预言。它们经常显得含混不清、零乱而无规律，需要不断摸索。除非人们能高度容忍模棱两可，并从坚持原则和内在价值中获得个人安全感，否则就会感到参与高度创造性的活动是令人烦恼和不快的事，因为常人太需要从直接经验中显现的整体性、确定性和可预性了。协作使人振奋，创造使人振奋，坦率和交流能产生非凡的结果。它具有实实在在的可能性，为人们带来真正巨大的效益和使事物发生极大改观，所以为此做到坦率，即使冒些风险也是值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任命戴维·利连撒尔领导新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利连撒尔组织起一帮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人士，他们本身都是些社会名流，也是自己理论的忠实信徒。这个由各种各样的人士组成的小组面对着极其繁重的日程，他们急不可待，何况新闻界还在不断地催促他们。但利连撒尔却花了几个星期，建起一个有许多存储的感情存折。他让组里的人去互相了解———了解各人的兴趣，各人的希望，各人的目标；各人所关切的事，各人的背景，信奉的理论和模式。他促进了人们的相互作用，在人和人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结的纽带。然而，利连撒尔却为此受到严厉的批评，因为这样做是“不讲效率”。

最后结果是：这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相互之间十分坦率，富有创造力，非常协同。委员会的成员们相互尊重，如果意见不一，他们不是提出反对或辩解，而是真心实意地去努力理解对方。这种态度就是说：“如果一位具有你那般的智力、能力和义务感的人和我意见不一，那么你的异议中必然存有某种我不理解的东西，我需要去理解它。我需要考虑你看问题的观点和理论。”这样非保护性的相互影响关系形成了，一种不寻常的文化诞生了。

最低层次的交流出现在低度信赖的形势之中，其特点是辩解性的、保护性的，常常使用守法的语言，包括修饰词，在情况不妙时使用的一些为自己开脱的例外条款。这种交流只能产生或赢或输的结局。它不会有什么成效，而且为辩解和保护制造新的理由。

中间位置是互敬互让性的交流，这是相当成熟的人互相联系时达到的层次。他们互相尊重，都想避免令人困窘的对抗，所以用礼貌的方式交流，但互相感情却不沟通。在理智上，他们可能能相互理解，却不能真正去仔细考虑自身立场之中的模式和设想，因而不能向新的可能性开放。

互敬、互让**流在独立的形势中，甚至在互相依赖的形势中起作用，但不能开辟创造性的可能性。在互相依赖的形势中，人们往往采取妥协的立场。这种交流不是辩解性或保护性的，不使任何一方愤怒或受某一方操纵，它在诚实、真诚和互相尊敬的气氛中进行。然而它不是创造性的或协作性的。其结果是一种低级形式的赢的局面。

协作意味着1+1可能等于8、16，甚至1600。高度信赖的协作产生的结果比任何原先拟定的都要好得多，而且参与这一过程的各方都知道这一点。此外，他们都真正感到创造性事业是一种享受。

在有些情况下，协作可能无法取得，不做交易的做法也是行不通的。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真诚尝试的精神也经常会产生一种更有效的妥协。

杰出的企业家都具有与人协作的习惯，因为他们知道，协作能使人振奋，并能带来巨大的效益和使事物发生极大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