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早期

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那些成长在不利环境中的儿童跟成长在充满关爱环境下的儿童对生活和同伴拥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原理，即残疾儿童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艰辛阻碍了他们社会感的发育。他们一般不会尽力理解他人，而是以自我为中心，注重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肢体残疾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可能会给潜在的残疾人士带来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并使他们对世界怀有敌意。

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这种稳定的性格倾向。这些儿童早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体会到，跟同伴相比，自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的适应性更差。他们不敢参加同伴的游戏和娱乐活动，过去的种种缺陷使他们觉得自己被生活忽略了，从而表现出一种焦虑的期待行为。我们不能忘记，儿童在生活中处于一个低级的依赖地位，他们一旦离开一个具有社会感的家庭，就不能独立生存。通过观察儿童的软弱和无助行为我们意识到，从一开始，他们就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儿童迟早都会意识到，他们将不能独自处理横亘在生活道路前方的所有苦难。这种自卑感是所有幼稚行为的驱动力和起点，它决定了儿童将通过何种方式达到内心的平静和获得安全感，决定了儿童生活的终极目标及其实现方式。

儿童受教育的潜能与他们的身体条件密切相关。他们对知识的吸收能力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第一方面是被自身夸大、强化的自卑感，他们难以逃避这种感觉；第二方面不仅包括对安全感、内心宁静和社会地位的强烈追求，还包括对环境的征服感和对同伴的支配感。具有上述特点的儿童往往很容易走上歧途。他们是人们眼中的“问题”孩子，因为他们企图打败所有人，认为自己已经被环境和他人所抛弃或歧视。上述两方面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儿童人生发展过程中的性格扭曲、信心不足和频繁犯错。实际上，所有的儿童都有可能经历畸形发展，他们总会在某一个时刻感受到内心的不安定。

因为所有的儿童都会在成人的环境中生活，所以他们总会认定自己处于一个幼小、虚弱和难以独立谋生的地位。他们甚至不敢做很小的事情——虽然成人认为儿童完全有能力正确而高效地完成它们。我们很多人的童年犯错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一旦我们的要求超过了儿童的行动能力，他们就会表现出无助感。有些成人故意利用这一点，有意识地让孩子感受到自身幼小和无助的处境；有的人将孩子看作活蹦乱跳的布娃娃，与他们逗乐；有的人将孩子看作一份珍贵的礼物，视为掌中明珠；还有的人希望孩子感到自己对社会的无用。父母或成人表现出来的以上种种态度经常会让儿童觉得自己唯一应该迎合的两样东西就是长者的喜好和厌恶。

父母给孩子造成的自卑感可能会因为某些特殊的文化而得以强化。这些文化认为，人们无须认真地跟孩子交往。儿童常常得到这样的印象，他们可有可无，没有任何权利；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被人们参观，而不是表达自我；他们必须时常表现出谦恭有礼、举止文雅，等等。许多儿童非常忌惮自己被别人嘲笑。奚落儿童简直就是一种犯罪！它给儿童的精神打上永久的肮脏烙印，这种烙印时常体现为成年后的生活习惯和个人行动。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辨认出那些童年饱受嘲笑的成人，他们总是担心自己会再次被别人嘲笑。不认真地跟儿童交往的另一种恶习是，人们常常告诉儿童一些“显而易见”的谎言。这导致他们不仅开始怀疑自己生存的世界，而且开始质疑生活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已有案例记录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当被问及他们对学校的印象时，那些在学校里经常无缘无故地受到同学和老师嘲笑的孩子认为，学校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父母撒的一个谎，根本不值得重视。

补偿感：为获得他人认可和内心优越感的一种奋争

自卑感、不自信和不安全感决定了一个人生存的目标。从人类出生开始，我们就表现出爱出风头和企图吸引父母注意力的倾向。这给我们的第一个提示就是：渴望被认可与自卑感同时存在于个人的内心，其目的指向是获得一种征服环境的快感。

一个人社会感的大小和类型决定了优越感的目标。我们通过对比个人优越感的目标和社会感的大小来判断个体（包括成人和儿童）的品行。这些目标具有积极意义，要么使人获得优越感，要么提升个体的自我价值感。这些目标使我们的生活经历变得富有价值，它连接并协调着我们的感情，塑造着我们的想象世界，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并决定了我们应该记住和忘记哪些内容。现在，我们可以体会，感受、情感、情绪和想象力其实是相互联系的，而且这些精神活动的不同部分受到我们对某一个目标追求的影响。我们最初的感知为这个目标所扭曲和重新塑造。可以说，它是影响个性最终发展方向的隐性因素。

我们的行动是基于一个人为设定的固定点，我们不能在现实中找到这个点。换言之，这是一个虚构的点，这个虚构的点必然存在，因为我们的精神活动存在缺陷。这个点非常接近于我们在科学理论中使用的虚构概念。例如，我们通过不存在但非常实用的经线将地球分成多个部分。虽然进一步思考迫使我们承认这种假设的心理学固定点就像经线一样并非客观存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假设的目的仅仅是引导人们走出真实世界的困扰，看清某些变量的相互关系。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一旦认准了某一个固定点，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点对所有感觉和情绪做进一步分类。

从这个角度看，个体心理学创造了一套探索性的系统和方法——将人类行为看作各种关系的最终作用形式，这些关系由具有天生能力的人在追求某一目标的过程中产生。我们的生活经历也表明，这种假定的奋斗目标不仅可以方便我们理解人类行为，而且它与人类生活实际上也非常一致，包括意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的生活。对某一目标的追求和精神的目的性既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假设，也符合基本的事实真相。

如果有人问，我们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产生对权力或优越感的渴望——它们是我们文明的魔鬼，我会回答说，达到这个目的非常困难，因为我们这种渴望在我们尚未能很好地表达自己时就已经开始形成。但我们可以等到孩子长大后再改善和消除这种渴望。与儿童共同生活并不会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感，使他们对个人权力的渴望消失。

更困难的问题在于，儿童并不会公开表明自己对权力的追求，而是伪装成对关心和爱护的索求。他们的行为存在一些假象，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不让人们发现自己对权力的渴望。对权力和安全感的疯狂追求可以破坏儿童的正常心理发展，可能使勇敢变为粗鲁、顺从变为懦弱、温柔变为一种狡猾的争取支配感的手段。最终，儿童的所有自然感受和举止都会带有某种程度上的虚伪，其最终目的是征服生活的环境。

教育通过意识和潜意识层面的作用补偿他们的不安全感，其方式包括教会生活技能、培养理解能力和发展对人类的社会感。无论它的实施方式是如何多种多样，所有的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帮助处于成长期的儿童克服自身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我们观察儿童形成的性格特征，从而判断干预的效果，其原因在于性格特征反映了个人心理活动。因为不同儿童对自卑感的理解不一样，所以我们无从对儿童心理至关重要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进行定量测量。

我们不能期待儿童在某一场合具有精准的自知力，甚至成人也未必具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的缺失会引起一些问题。那些成长环境过于混乱的儿童必定怀有更大的自卑感。当然，这种自卑感的大小存在着个体差异性。从总体上来说，儿童的自卑感大小随着时间产生波动，直至最终固化，并以自我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自我评价是“固定”的，它影响着儿童此后的所有行为。具体的日常行为或固定的自我评价指引着儿童，使他们做出补偿行为，以减少自卑感。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儿童总是尽力通过某种补偿机制减少灵魂的自卑感。我们都知道，一些关键的生命器官在受到疾病或外伤的损害后，其功能将会被增强。当机体发生循环障碍时，心脏似乎从全身获得了新的力量，不断扩大，直至能够替代正常的心脏功能。同理，灵魂产生自卑感或无助感后，也会通过各种手段克服这种“自卑情结”。

过强的自卑感会使儿童认为他们无法克服自身的软弱，使他们的行为朝着反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权力和支配地位的奋争被放大并强化，从而产生了所谓的病态奋争——平凡的人际关系将得不到满足。这些儿童的强烈欲望让他们夸大自身的优点，表现出一定的目的性。那些受病态权力驱动的儿童企图通过一反常态、做事鲁莽、躁动不安和心血**等方式保证自己在生活中的关键地位，却一点儿也不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他们的行为特征表现为发狂地追求被夸大的支配能力。他们对别人权利的侵犯反作用地威胁着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站在世界的对立面，同时，世界也拒绝了他们。

但这些特征并非都是显而易见的。一些儿童对权力的追求并不会使他们立即造成社会矛盾，而且他们的欲望在一开始的时候不会表现出一丝的反常。我们一旦仔细研究他们的活动和成就，将会发现这些人的努力并不会给社会整体带来好处，因为他们的欲望本身就是反社会的，经常使他们阻碍别人的发展。随着时间的缓慢推移，他们逐渐地表现出其余的性格特征。他们的人际关系慢慢地带上了反社会的色彩，集中表现为骄傲自满、虚荣和不惜一切代价过得比别人好的欲望。上述最后一种欲望可能不易于为人觉察，因为他们的相对优秀是基于对其他竞争个体的贬低的。其核心问题在于，他们与他人之间存在着“距离感”，使他们脱离了所生活的世界。这种做法不仅对社会造成了危害，而且给个体自身发展造成了障碍。个体经常沦陷于生活的黑暗面，无任何生活乐趣可言。

一些儿童拥有对夸张权力的极度渴望，声称自己已经征服了自然环境，拒绝执行日常任务或承担生活责任。如果我们以理想社会的个体作为参考，很快就能计算出这些被权力扭曲的儿童的社会学指数，即他们与同伴的脱离级别。在身体缺陷和自卑感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对人性的深入解释提示，这种性格特征源于既往精神发展的障碍史。

关于人性的真正知识让我们意识到障碍史是精神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只要我们充分地发掘自身的社会感，它给我们带来的损害就会被远远地削弱。我们也可以帮助人类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大可不必愤慨地嘲笑搬运工的身体残疾或不完美的性格特征，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必要为这些事情而负有任何责任。我们必须尊重他们发怒的权利，且不应忘记我们也是造成这种后果的参与者，因为我们在消灭社会悲剧源头和控制社会悲剧发生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少。坚信以上这种观点有利于我们最终改善社会生存环境。

这些儿童不应当被看作低等的、无价值的社会弃儿，而应该被看作我们的同伴；我们创造的环境应当使他们觉得自己就像任何正常人一样具有生存价值。说实话，看见严重残疾的人会使我们的内心产生不安，这很好地反映了我们应当接受适当的社会教育，且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文明已经亏欠这些饱受折磨的人太多了！

不言自明，先天性缺陷的儿童一出生就背上了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并最终养成彻底悲观的世界观。有的儿童由于各种原因，自卑感被强化了，尽管他们的器官缺陷实际上小到几乎可以被忽略的地步，但他们还是会陷入类似的困境。通过人为强化的自卑感使儿童觉得他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带有严重的肢体残疾。例如，在儿童关键成长时期执行过于严格的管教可能会造成这种不幸的后果。刺痛儿童早期心灵的荆棘一日不除，儿童逃避世界冷酷的行为就不会消失。他（她）可能逐渐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缺乏爱和情感的世界，生活在一个完全脱离的世界。

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一名病人一看到我们就说自己的责任感是多么强，所有的行动是多么重要，但是不能忍受自己跟妻子的痛苦关系。这对夫妻总是习惯于计算生活中每一件事情的精确价值，并以此作为使对方屈服的理由。争吵、责骂和侮辱不可避免地让他们渐行渐远。这位丈夫的社会感真是弱小！他的妻子和朋友都遭受了这种优越感欲望的损害。

倾听他的生活叙述，我们得到了以下事实：在十七岁之前，他的身体发育不良。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一个小男孩；他没有体毛或胡子；他是学校里最瘦小的同学之一。现在，这名患者已经三十六岁了，目前身体状况正常、发育良好。他的身体素质显然已经跟上了同龄人，虽然起步较晚，但营养、发育良好。他已经忍受了八年的发育不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告诉他大自然最后会补偿这种身体的不足，他饱受折磨，认定自己必须时常表现出一个“小孩”似的动作。

应该注意到，这八年可能是患者目前性格特征的起点。他的行为凸显自己的重要性，仿佛每一个动作都被赋予了最有意义的价值。他精心谋划的每一件事情总是为了吸引众人关注的目光，随着时间流逝，他慢慢地形成了今天的性格特征。结婚后，这名患者一直忙于向妻子证明自己的强大能力和超乎想象的重要性，但是妻子总是花时间证明他的价值并没有那么大！在此情况下，这种可以追溯至订婚之前的情感崩溃很难被修复，并完全崩解。本次患者来访原因是婚姻的破裂加速了残存自尊的毁坏。为了帮助这名患者，我们先让他从治疗师那里学会如何理解人性，然后让他辨别童年所犯的错误。这种错误的自卑感评价干扰了患者的正常生活，直到最终接受治疗。

生命的图表与宇宙的景象

在谈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举出关于患者的儿童经历和真正的疾病之间关系的例子，而最为确切的表现方式莫过于绘制生命的图表。经历和疾病这两个点由一条直线连接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绘制这种图表时，我们采用精神曲线记录个体的精神发展，用其他曲线记录个体从儿童早期就已经产生的行为模式。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们贬低了人类的伟大命运，因为我们采用了过于简化的模型；而其他人则说，我们否认了人类是自身命运的掌控者，对自由意志和人类判断力不屑一顾。如果就自由意志而言，那么这种指责并不是错误的。我们面对着一个固定的行为模式。它的最终形状可能会发生细微的变化，但其关键部分、发展势头和本质内涵从儿童早期开始就不会发生变化。虽然随着个体的成长，这种模式会受到他们与成人世界的关系的影响，但它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了解个体的早期童年经历，因为婴儿早期的印象影响着成长期的发展和他们应对未来挑战的策略。在应对挑战的时候，儿童会用尽天生的所有身体和精神能量。他们在婴儿早期承受的特殊压力让他们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态度，并决定了他们对世界的原始看法，即宇宙观念。对于人们在婴儿期过后的“本性难移”，我们不应该引以为奇——他们成年期跟婴儿早期的态度表现方式可能差异很大。

因此，我们不应当让小孩子经历那些可能会引起错误生活印象的事情。在这个方面，儿童的身体强度和耐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社会位置和教育者的特点也同样关键。虽然在一开始，儿童对生活表现为被动性和反射性，但是随后他们对生活的反应可以朝着特定目的进行。身体的需求是调节儿童原始痛苦和快乐的平衡棒，但很快他们就学会了如何绕开和躲避这些原始需求带来的压力。这种现象发生于“自我发现期”，在此时期，儿童开始称呼自己为“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完全发现自己在环境中处于一个固定位置。这个位置不是中立的，因为它迫使儿童改变生活态度，让他们基于自身世界的需求、幸福观和自我价值调整个人与环境的关系。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关于人类目的论（目标导向）的内容，我们将会发现，儿童的行为方式背后隐藏着一个特殊的根深蒂固的统一性原理。在那些具有清晰精神目标的来访者中，我们看到他们认为人际交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因而感到压力较大。

就像有的儿童在学校和家里的行为完全不同一样，有的成人表现出反向性格特征，而他们的真正性格往往难以为人觉察。同理，两个不同的人在外在动作和表现上可能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的内在行为模式却会截然不同。当两个不同的人做着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依照各自鲜明的方式进行；而当他们做着看起来不同工作的时候，他们却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这种模糊性令我们永远也不能将精神的外在表现当作一种孤立的现象进行研究，相反，我们必须通过评价人类行为的总方向来研究心理学。只有将某一现象放入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中进行评估，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本质作用。只有在确保个体的每一种外在表现都是他们总体行为模式的某一层面之后，我们才能深入考察人类的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