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
幻想是另外一种精神创造性能量。我们以往讨论的许多现象中都包含着这种幻想活动的痕迹。就像特定记忆可以反映意识的主要焦点和想象具有奇异的上层结构一样,幻想和白日梦成了创造性精神活动的组成部分。预测和预先判断的能力作为所有可活动有机体的关键功能,对幻想的形成同样重要。幻想与人类身体的活动能力紧密相关。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人类预见未来的一种工具。
儿童和成人的幻想(有时候被称作“白日梦”)总是与未来有关,这些“空中楼阁”成为他们活动的目标,它作为一种虚构的理想状态指导着现实生活。对儿童幻想的研究明确表明,对权力的渴望在他们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儿童的渴望表达在他们的白日梦中,他们的大多数幻想都是以“要是我长大了”等类似词汇开头。有很多成年人的生活过得就像儿童一样,我们明确强调“对权力的渴望”再次暗示着精神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目标。在我们的文明中,这种目标牵涉到社会认可和社会意义。任何一名个体都不会终生只有一个暗淡的目标,因为人类的群居生活总是一直伴随着自我评估,从而满足自身的优越感和成功竞争的欲望。在多数幻想的情境中,儿童都希望自己可以行使一定的权力。
但我们确实不必担心这是否会成为一种普遍情况而存在,因为我们难以确定何种程度的幻想或想象才是错误的。我们的理论只能符合多种情况,但未必符合所有情况。好斗的儿童拥有更大的权力,因为他们自我保护的需求深受强硬的人际关系的影响;而体质较弱的儿童过着不太愉快的生活,他们的幻想力也很强,表现为专注于内心世界的倾向。在儿童发展的某一阶段,他们的想象力可能是逃避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被现实抛弃的人可能会滥用幻想,对他们来讲,幻想犹如带着人们乘着想象之风而起、飞离恶劣生活的魔毯。
社会感和对权力的渴望也在我们的幻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儿童的幻想中,对权力的渴望几乎总是跟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相关。我们可以在救星或圣斗士打败邪恶和受压迫力量的幻想中明显地看出这个特点。另外一种常见情况是,儿童常常幻想着自己不是爹妈亲生的,许多儿童坚信他们是从另外一个家庭来的,以后他们的亲生父母——一些异能人士会过来把他们接回去,这在那些怀有深深自卑感的儿童中尤为常见。他们觉得自己得不到父母的爱和照顾,或总是被迫融入家庭生活,因此他们为自己虚构了一个新的家庭。这些过于空泛的想象还从另一种常见态度中得以窥知,这些儿童通常会模仿成人的行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幻想表现为一些几乎呈病理性的行为,比如,男孩想要使用父亲的刮胡膏;女孩的动作更为男性化,行动和衣着都接近男孩。
有的人还会说,有些儿童是没有想象力的。这是一种误解。无论是不善于表达的儿童还是被迫放弃幻想的儿童,他们都应该具有想象力。有的儿童可能会从压抑自身的想象力中体验到自己的强大。在极力适应成人真实思维的过程中,这些儿童坚信幻想是幼稚的,不值得沉溺。但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儿童由于过度追求真实而完全丧失了想象的能力。
对梦的一般思考
除了前面提到的白日梦外,我们还必须讨论那些发生在睡眠中的重要而深刻的活动——“夜”梦。我们通常认为夜梦是对白日梦的一种重复。一些有经验的心理学家发现,人类的梦境明显反映了人类的不同性格。事实上,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梦就已经深刻地主导着人类的发展。无论在夜梦,还是在白日梦中,我们都尝试着勾画、计划和引导未来生活往一个更安全的目标发展。两者的明显差异就是,白日梦相对容易理解,而夜梦很少为人们读懂。对于梦境的这种不可读性,我们应该习以为常。有的人可能会轻率地说,这种不可读性暗示着梦境是多余的、无价值的。对此,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梦境反射着那些竭力克服困难和维持未来地位的个体对权力的渴望。梦使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人类情感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移情和认同
精神不仅拥有感知现状的能力,还能凭直觉感受或猜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后者是所有可活动有机体的预见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有机体常常面临着适应环境的问题。这种能力也跟认同或移情有关——人类的这两种能力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了,它涵盖的范围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可以发现,它渗透在每一种心理现象中,是有机体生存的先决条件。为了在特定情境下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我们必须事先通过联系我们的思考、感受和理解形成合理的判断能力。我们有必要找到一个使我们既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解决新问题,又可以通过谨慎的措施小心规避风险的办法。
移情发生于人与人的语言交往中。如果一个人不能够认同他人的角色,那么他将不能理解他人的思想。戏剧是最能清晰表达移情的艺术表现形式。剧作家通过运用各种技巧,使我们迅速地认同舞台上的角色,深入各种角色的内心。移情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当我们注意到别人正处在危险中时,我们自身也会跟着产生一种奇怪的不安感。这种移情的作用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虽然并没有真正的威胁靠近,我们仍然会不自觉地做出防御动作。例如,我们都会在别人的眼镜突然掉在地上的时候做出捡拾的动作;在保龄球场上,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运动员追着保龄球的运动轨迹,就像是他们可以影响它的运动一样。同样,在观看足球比赛的时候,看台上的观众会不自主地倾向自己喜爱的球队。另外一个常见例子就是,当感受到威胁时,汽车中的乘客往往会做出刹车的动作;看到高楼大厦的窗户清洁工时,我们几乎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害怕颤抖;当公共演讲者因为忘记稿件内容而不能继续演讲时,台下的观众往往会产生某种焦虑和尴尬。我们生活的所有内容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这种身份认同的能力。如果继续探寻这种使我们的动作和感受跟别人几乎一样的能力的根源,我们就会发现,移情是一种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天生技能。这是我们对独立个体统一于宇宙的普遍感受和反映,是人类必然拥有的一种特征,它使我们认同自身直接经验之外的世界。
就像社会感和团体精神具有不同层次一样,共情也表现为不同的层面。这种多样性甚至早在童年期就表现出来了。有些儿童与布娃娃玩耍,就像它们是真正的人类一样,而其他人总是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些童真的行为。要是我们将群居精神从人类自身转移到动物或无生命物体上,人类的发展将会完全停滞不前。
仅当儿童几乎完全丧失社会感和无视自身与其他生物的关系时他们才会表现出对动物的残忍行为。这种天生缺陷造成的后果是,儿童只对那些无助于自身融入人类社会发展浪潮的事物感兴趣,他们只看到自己,而忽视了他人的喜乐伤悲。一旦这种从他人位置进行思考和加强人际交往的无能发展到一个严重的地步,这些儿童可能会选择完全拒绝跟他人合作。
影响、暗示与催眠
个体心理学回答着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个体是如何影响他人行为的?”它指出,个体对影响的易感性正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主要表现之一,除非一个个体可以影响他人的行为,否则我们的群居生活将难以实现。这种影响方式在一些关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师生关系或亲子关系。由于人类具有天生的社会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乐意受到他人的影响,而这种乐意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影响的施加者对受施者个人权利的关注高低。我们不可能与敌人建立长久的友谊,却可以在充分保护他人权利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对他人产生影响。这点在教育方面显得特别重要。虽然人们或许还能构想甚至实施一些其他类型的教育形式,但是一个充分考虑他人权利的教育机制将更加高效,因为它能很好地唤醒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即他们与全人类和宇宙的关联感。
但如果接受教育的对象是刻意逃避社会影响的人,这种教育机制将无效。这些逃避者并非只包括少数人,他们必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逃避过程,直至最终公然与社会叫板。试图影响这一类人的行为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猛烈地拒绝一切产生影响的行为的奇异现象。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受到环境压抑的儿童对教师的提问很淡漠。当然,如果外界压力足够强大,它将足以清除所有的心理障碍。结果,儿童会记住并遵守那些命令式的教导。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遵守并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有时候,一些儿童会产生荒诞的想法,认为他们并不适合活着,因为他们奴隶般的顺从使得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应该干什么或想什么。培养儿童这种唯命是从的态度的危险性在于,随着这些儿童逐渐长大,他们会不加思考地服从一切命令,甚至是那些违法的命令。
帮派就是体现了顺从和支配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执行帮派命令的人往往是一些小喽啰,而上级领导通常不会亲临作案现场。在帮派参与的大多数重大犯罪案件中,这些奴性的小喽啰一般都是替罪羔羊。一旦这种盲目的顺从深入骨髓,我们将不难发现,有的人会以自己的奴性为荣,并把它当成满足自尊的工具。
通过观察正常人的相互影响过程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容易受到影响的人都是崇拜推理和逻辑,而且在社会感受到最低程度扭曲的人。相反,那些渴望追求优越感和支配感的人则很难被影响。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
父母很少会责备自己的孩子盲从,却常常责备他们的叛逆。如果仔细观察这些孩子我们将发现,他们感到自己的行为被父母约束才会表现出反抗行为。他们想尽一切方法打破生活环境对自己的约束,他们的家庭方式决定了我们不能够用一般的方法教导他们。
我们对权利的渴望跟我们接受的教育成反比。此外,家庭教育的意义非凡。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促使儿童形成欲望,唤醒他们夸张的想法。这不是由儿童缺乏思考能力造成的,而是由深深植根于我们文化背景中的妄想诱发的。家庭就像社会一样,家长最关心的是谁最出名、谁过着最好的生活和谁受到了大家的崇拜。在以后探讨虚荣的相关章节中,我们将有机会看到这种以欲望为中心的教育如何损害我们生活的群体,以及健康的思维发展是如何受到欲望的阻碍的。
那些具有绝对服从性格的人很容易受到每一次环境细微变化的影响。他们就像是催眠师手中的玩物一样。你可以尝试一下,自己绝对服从身边任何一个人的命令,坚持、再坚持几分钟——催眠术就是利用了这种服从的性格!有的人可能会说,并且坚信自己很乐意被催眠,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做好服从命令的精神准备。另外一些人可能表现为意识层面的反抗,但在潜意识里,他们仍然乐意被催眠。在催眠过程中,被催眠对象的精神态度决定了效果的好坏。他们说了什么,他们在想什么,等等,实在是无关紧要。由于对这个概念模糊不清,人们通常听说的关于催眠的传闻都是假的。我们常常会担心那些表面拒绝催眠术,但实际上乐意听从催眠师指令的人,他们的催眠效果可能会因为命令的顺从程度深浅而时好时坏。患者是否乐意被催眠绝对不是由催眠师决定的,而是完全取决于催眠对象的态度。
从本质上讲,催眠跟睡眠差不多,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催眠要求存在他人的命令,而且只有那些乐意接受命令的人才会有较好的催眠效果。我们通常说,催眠的决定因素是催眠对象的性格和品行。只有那些乐意服从他人命令,而且抑制了关键个人功能的人才会被催眠。催眠与普通睡眠不同,它强烈地控制着个人的活动能力,甚至被催眠者的运动中枢也会受到催眠师的调动。在正常的睡眠中,人们能够记住少许临近睡醒的梦境,但在催眠状态下,被催眠者只会记住催眠师指定的内容。关于催眠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恍惚的催眠状态下,那些最能体现灵魂本性的关键能力几乎完全瘫痪了!可以说,被催眠者成为催眠师的一个工具,一个只听从催眠师命令的活死人。
大多数可以轻易影响他人的人都认为自己具有某种神秘而特殊的催眠本能,这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然,这指的不仅是他们的恶意行为给舞台催眠师造成的麻烦,还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自吹自擂的家伙做出了完全反人性的行为,以便利用一切手段达到自身卑劣的目的。在此,我们无意否认他们确实曾经做了一些正当的事情。人类这种动物啊!你总是不幸地盲从,成为那些伪装异能人士的俘虏。为何盲从而不检验权威的人会有如此之多?公众简直就是在自讨苦吃!他们彻头彻尾地吞下那些荒诞不经的谎言却居然没有一个人会提出客观的质疑!这些谎言绝不会给群居生活带来一丝的和平,却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加重被骗者的仇恨。世界上没有一辈子成功的舞台催眠师,他们会频繁地遇到一些所谓的来访者,被他们当猴子一样戏耍。有时候,这些来访者也包括一些重要的科学家,他们来访的目的是逞强,证明自己的能力。在一些情况下,催眠师会遇到真假难辨的患者——被催眠者是一名撒谎老手。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玩弄了催眠师,却又对催眠师的指令言听计从。在这个意义上,真正起作用的绝不是催眠师的能力,而是被催眠者受影响的乐意程度。要不是催眠师的自吹自擂,根本就不存在影响被催眠者的神奇力量。那些习惯了理**的人,那些自主决策能力较强的人,那些不会未加批判就接受传言的人都不能够被催眠,更不会显示出任何心灵感应的能力。催眠术和心灵感应术都是奴性服从的外在体现。
话已至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考究“暗示”这个概念。如果我们将它划分到印象和刺激这一大类概念中,我们的理解会更简单一些。显然,一个人不会“偶尔”受到刺激的作用,而是经常受到外界无数刺激的作用。此外,刺激绝不是简单的感知,每一种刺激都有其作用效果,而印象从一形成开始,就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我们。当印象表现为他人的请求、争辩和说服的行为时,我们就称之为暗示。在这种情况下,先知先觉的人会改造或强化目标人群的某种观点,真正的困难在于,不同的人对外界相同刺激的反应差异巨大。个体被影响的程度跟他们的自主独立能力紧密相关。
在关联中,我们必须小心观察以下两类人群。第一类人总是过分在意他人的意见,而不加分辨地妄自菲薄。这类人很容易受到暗示或催眠的影响。第二类人将所有刺激或暗示都看作一种无礼行为,他们总是认为只有自己的意见才是正确的,却从来不会在意它们的客观正误,他们无视别人的所有意见。以上两类人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软弱感。第一类人表现得唯唯诺诺,第二类人表现得妄自尊大。虽然后者常常声称自己开诚布公,却摆脱不了好斗的天性。他们强调自己的坦率和理智,只是为了加强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对这些顽固不化的人,我们很难做出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