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协调奏响伟大复兴进行曲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毛泽东曾说过：“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按下去，那就不成调子。”当今中国，处理复杂经济社会关系如同弹钢琴，统筹兼顾各方面发展如同指挥乐队，只有协调，才能奏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响曲、民族伟大复兴进行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协调发展放在我国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补齐短板、缩小差距，努力推动形成各区域各领域欣欣向荣、全面发展的景象。协调发展作为针对我国当前发展失衡的矛盾而提出来的新理念，坚持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统一，聚焦于解决发展难题，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协调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同时也是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升华，为理顺发展关系、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发展效能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节 “三大失衡”成为发展制约瓶颈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运行，而发展也常常伴随新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在创造世界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让“成长的烦恼”不断显现。从区域差距到城乡差距，再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同步，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在我国经济社会呈现新常态趋势的三重叠加期，暴露出发展面临的瓶颈制约，更催生着发展理念与方式的深刻转变。

东部是发达国家、西部是贫困国家

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这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自豪遗产，但是国土辽阔，不同地区之间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各异、历史基础有别，因而长期存在较大发展差距。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先富带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差别化发展战略，差别化发展战略促使我国在取得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呈现出“东部是发达国家、西部是贫困国家”的特点。

从发展大格局来看，我国一般分为东部、中西部、东北三大区域，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十分突出。比如，从GDP总量上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2015年上半年，广东省GDP总量为34526.64亿元，位居全国第一，而排名倒数第一的西藏为418.98亿元，不到广东的八十分之一，甚至西藏、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贵州、云南西部七省的总和也只达到广东一省的一半左右。从人均GDP来看，天津在2013年是全国人均GDP第一位，达到1.6万美元，相当于世界第43位乌拉圭的水平，而倒数第一位的贵州则为3700美元左右，相当于排名第110位的圭亚那，二者相差近4倍。如果从人均收入来看的话，差距更大。从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来看，2012年，全国人均用电量为3662.5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西藏及中西部人口大省人均用电量较低，其中西藏人均用电量只有902.4度。西部地区公路、铁路网密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2013年，山东、上海、河南、重庆、江苏等省市公路网密度已高于140公里/百平方公里，接近西欧水平，而西藏和青海仍不及发达地区的十分之一。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铁路网密度已超过5公里/百平方公里，与欧盟水平相当。而新疆、青海、西藏三地区铁路网密度仅分别为每百平方公里0.29公里、0.26公里和0.04公里。各地区之间民航发展水平差距也非常明显。2013年，北京民航人均年旅客运输量达3.09人次，已超过世界第一美国的人均每年2.35人次的水平，而安徽和河北两省人均年旅客运输量均为0.04人次，仅为北京的百分之一。通信方面，我国整体水平已好于世界平均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东西部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2013年，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地互联网普及率均超过60%，百人拥有电话（含手机）数量达到130部以上，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和百人电话拥有量仅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其他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平衡指数方面对比，东西部也仍具有较大差距。

如果说全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我们可以理解，毕竟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单就小区域而言，纵然在同一个省内也同样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就拿20多年来一直占据着全国省份GDP排行首位的广东来看，有人开玩笑说：“全国最富有的地方在广东，最贫困的地方也在广东。”比如，2013年广东珠三角人均GDP超过1.6万美元，但也同样存在还在全国平均水平6000美元的地方，粤东只有3

800美元，粤西只有4800美元，粤北只有3700美元。

虽说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高度强调发展整体性，先后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发展战略，但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难题，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目前中国经济水平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过大的区域发展差距使得落后地区收入水平处于低位，不可能将潜在的需求欲望转化为有效需求，导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间产业发展和需求结构断层日益扩大，不利于国家整体经济平稳发展；在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情况下，不论是为地方整体发展考虑，还是出于政绩考量，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会本能的采取各种地方保护主义手段，将市场竞争可能带来的利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限制要素的流动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地区间差距的加剧会导致不同群体间的矛盾，少数民族大多聚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区域差距的扩大极易引起这些地区人民的不满情绪。此外，由于东部地区的快速经济发展吸引了大量产业落后的中西部人口向东部沿海流动，严重加剧了东部既有的城市病。

因此可以说，区域发展不平衡不仅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不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几乎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长期以来，我国始终存在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建国以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将全国人口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民，在城乡之间筑起一道人为“鸿沟”。城乡二元体制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集中力量发展取得重要作用，但是城乡二元体制也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差距较大，形成“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严重失衡局面，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也严重制约着全国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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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障碍，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两种不同资源配置制度，以及在城乡户籍壁垒基础上的其他问题。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不解决，不但会造成一个城乡断裂的社会，甚至连城市本身的发展也会失去支撑和依托，要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取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当前，大城市建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繁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不比美国纽约、曼哈顿差，甚至还更加现代化和繁华。可是我们的农村，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总得给我们留下点乡愁，但是我们现在都找不到可以放乡愁的地方了。我们中国的农村状况恐怕不会比当年鲁迅先生写闰土的时候对农村的描述好多少。我们每个春节回去过年的人都会有切身感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2015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69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554元，倍差为2.83倍，其中新疆、贵州、甘肃、云南等八个地区的城乡居民年均收入倍差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新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更是高达9.24。虽说和2013年、2014年相比，收入倍差有所降低，但是收入的绝对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尤其是收入倍差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都是西部省份，也就是说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特点在城乡居民收入方面也有所关联。再从贫困这个全面小康最大短板来看，我国当前有贫困人口7000万左右，基本都是在农村。或许有人说城市也有贫民，但是我们知道在城乡二元格局体制下，城市人口有低保，可是我们广大的农村不在低保范围之内，“养儿防老”在农村还依旧是常态。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是“一个都不能少”、不存在发展短板的小康，没有农村协调发展的小康不能叫作全面小康。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这必将对我国的城乡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要促进中国整体发展，就必须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促进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滞后

于物质文明建设的双重矛盾，呈现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没有跟上的半残疾状态。

我们先来看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这一矛盾。在我国，社会建设是一直都在进行的，只是最初不叫社会建设，叫社会发展。毛泽东在1941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最早把我国的建设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三方面，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规划时常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为架构，直到1982年才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新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对经济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毋庸置疑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是显著的，城乡居民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问题。党的十七大为此专门作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决策，这一决策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要求，有利于调整社会结构，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但社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国家在社会事业建设方面欠账太多，同客观需求差距较大，要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业有所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当前，我国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三期叠加期，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同时又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同时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了新的期盼，民众对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医疗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对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提出了新挑战。虽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广大人民群众时刻关注的社会建设却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不仅难以向民众做出交代，同时也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举个例子，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8年的25.1%,30年中下降了近3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率从1983年最高点的32.3%下降到2008年的8.8%,25年间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而且当前仍处于比较低端层面，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不敢消费，究其根本在于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一病回到解放前”、上学难等医疗、教育问题严重桎梏着民众的消费。此外，人的需求层级是逐步提升的，我国已经进入小康社会，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温饱已经不再是问题，人的需求有了新的内容，这就需要伴随民众需求层级的提升而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处于动力转换期，传统“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助推作用有限，我们强调要发挥新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这就迫切需要加强社会建设，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只有解决好医疗、教育等“后顾之忧”，民众才敢拿出手中的钱财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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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指社会主体根据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与过程。社会建设的内涵很广，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实体建设，诸如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环境建设等；二是制度建设，诸如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等。社会实体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社会制度建设则使社会更加有序与和谐。

此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全部成果的总括和结晶。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确定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但是精神文明建设还是始终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成为当前全面小康的一个重大短板。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以及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不仅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家家仓廪实衣食足，也应包括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人人知礼节明荣辱。这些年来，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旺盛，多样化、差异化特征日益明显，但一些地方精神文化生活仍然比较贫乏，尤其是在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有的党员干部信仰迷失，在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比较严重，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决胜阶段，我们必须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树立新风尚，把满足需求与提高素质结合起来，把服务人民与引导群众结合起来，努力实现“文化小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