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回顾到展望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社会党国际同中国的关系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演变，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首先应当清楚的是，社会党国际并非铁板一块。作为一个成员党有很大的独立性、组织结构相对比较松散的国际政治组织，它虽不乏引人注目的内聚力，但其成员党仍然是主要在主权国家范围内进行活动，由于所处客观环境（例如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以及意识形态和主观认识的差异，因而相互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并反对外界对本国的干预。正因如此，社会党国际组织从建立伊始便强调其职能定位不是什么“超国家的政党”或者“国际指挥中心”。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几乎在每次大会都要强调“社会党国际不能也不想排斥成员党的复杂性和多样化……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社会民主党的世界执委会”。（SI:SA,1977, No 1）社会党国际之所以能够吸引和容纳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不强行干预各成员党本国的政策，不排斥成员党之间的差异，而是奉行“求同存异”的行动原则和组织原则。尤其是随着社会党国际放弃“反共不交往”原则等传统做法，随着越来越多与西欧传统社会党有很大不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加入以及全球治理思想的传播，上述趋向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这种情况说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应当对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加以具体的分析，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相同或相似点，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从而可以细致的区别对待。这也是中共在处理同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的关系中长期坚持的一项方针。例如，在社会党国际尚坚持敌视、蔑视中国的时候，中共并未因此对其所有成员党均持否定态度，而是**、明智地注意到日本社会党坚持对华友好，坚决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对抗中国的企图，因此中共采取了鼓励、支持日本社会党的友好态度，并由此为日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孙平化、刘德有：1985）此外，还充分估计到英国工党当初追随美国、支持“冷战”甚至执政时派兵介入朝鲜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原因，因此在20世纪50 年代中期便与之开始交往。

其次应当谨记的是，社会党国际并非一成不变。从过往的历史经验看，它在理论上和实践活动中都表现出典型的实用主义特色。一方面，它可以根据现实的变化，为求得自身的发展而修改甚至放弃某些长期坚持的观念和原则；另一方面，它又往往随机应变地解释和运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高度抽象且内容庞杂的理论见解，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和演变调整、修正自己的政策方针。因此，正如前面各章所述，社会党国际虽然从一开始便强调自身的“

第三种力量”特征，虽然从未放弃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企图，但它的政策立场和具体主张总是处在不断的演变和调整之中。在二战后国际形势趋向民主化、多元化和有利于人民要求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党国际自身的独立性，其政策主张的现实性和进步性都在逐步加强。

与此相应，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经验，而是根据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客观变化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也是应当继续遵循的原则。在社会党国际极端敌视中国的时候，反击它们的攻击、指责，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独立的行动当然是合乎情理的。而在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开始表现出对华友好的时候，作出了相应的表示和政策调整也是必要的。在上世纪80年代，当社会党国际表示出合作意愿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实行了灵活的政策，在最需要合作、也最有条件达成合作的问题上与之进行交往。这样做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中国对外政策总方针的贯彻和实现的。

最后应当记取的是，同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虽然经过多年的积淀和发展，社会党国际已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国际组织，并表现出明显的独立性、现实性和进步性加强的总趋势，但这一趋势的发展不仅是渐进的，而且还带有某些保留、某些限制和不彻底，甚至还会伴随有后退和反复。坚持民主社会主义，从根本上便决定了社会党国际遵循改良主义的理论和逻辑，不可能完全从现实出发分析和看待一切问题。实用主义的态度虽然使社会党国际能够根据国际形势变化而发生趋向积极的转变，但同样也能使它在新的变化面前发生不同于以往的调整，甚至出现相当程度的逆转。因此，在注意到社会党国际对外活动日益积极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微妙的变化。例如，独立性的加强也表现为社会党国际更加注重自己的“第三种力量”特征，注重提出带有民主社会主义特殊印记的主张和政策建议，突出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合理和普遍适用性。它在全球范围内积极介入各种事态发展，积极吸收新的成员，却又将此看作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进展的标志，从而又助长了它进一步传播民主社会主义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它虽主张“超越意识形态”，但又在强调自身意识形态的优越与先进。其结果很可能是，不但不能限制它的意识形态色彩，反而使其意识形态的传播更具有策略性、隐蔽性和迷惑性。

同样，在对华关系上，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友好态度首先是考虑到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地位的上升，考虑到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及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成为解决某些国际问题时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不应忽略的背景细节是，社

会党国际谋求与中国合作的时机及其关键问题，恰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美苏争夺再度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似又重现、世界和平大有受到威胁的特殊情境。因此，对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态度和行动又不能不有所警惕。正因如此，在国际形势稍有缓和的时候，其谋求合作的热情也不免有所降低；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着手改革或者在改革中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它们的意识形态偏见便又会有所抬头，甚至由此而做出不友好的表示。过往历史中实际情况也恰是如此：在经历了1985年至1986年与中共的交往**之后，社会党国际对1986年年底、1987年年初中国发生的学潮以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其1987年第一期的机关刊物竟以20多页的篇幅登载了有关中国的若干文章。虽然在摘登方励之部分言论的同时又配发了《北京周报》（英文版）中有关回顾改革成就的文章，（SI:SA,1987, No 1）但这个举动本身，以及主要文章中的笔调观点都不能不使人产生一定程度的怀疑，并进而对前一阶段的友好关系持谨慎态度。由此，我们不难设想或推论出此类情况再次出现时社会党国际的反应。就此而论，中国共产党同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意识形态差异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双方“超越差异”的合作也会因外部条件的变化及其对双方自身的调整而发生变化。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全球性的重要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秩序也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地位还会随着现代化的建设、改革的推进和国力的增强而进一步提高，因此从长期看，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还会保持同中国和中共的良好联系，甚至还会进一步深化合作。反过来，在坚持对外开放的总方针的同时，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会尽量争取朋友，争取同世界上一切愿意对华友好和合作的力量进行有可能的合作。

由此，进一步扩大和改善对外宣传的要求，便显得十分重要。中国共产党同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之间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同时双方的价值观念、价值判断体系也是有区别的，更重要的是双方所处的客观环境以及面临的问题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它们有可能产生的误会、误解也应当有充分的估计，应当着力使它们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从而避免因不明情况而导致双方的正常关系受到损害。

总之，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同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相互关系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演变过程，未来也可能会出现并非简单或一帆风顺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现状作出冷静客观的研究，进而对未来作出比较科学和合乎事实的评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