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波折后的新局面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段里，通过增进相互了解、寻求合作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建立了良好的党际外交关系。然而，这一进程很快被随后到来的“苏东剧变”所中断。伴随着前苏东国家急速且剧烈的制度转型，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在政治上发起了一波凌厉的攻势，致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左翼政党面临着二战后最为严峻的困难局面。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瑞典社会民主党等社会党国际的主要成员党，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本国大选中纷纷遭受重大挫折，得票锐减，议会席位急降，甚至失去原有的执政地位。由此，社会党国际也陷入了深重的发展危机之中。为了尽快摆脱不利的政治局面，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急于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因而重拾反共立场，以突出两者间的区别和差异。这也直接影响了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对中国的基本态度，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

一方面，社会党国际把中国列为传播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重点对象。1989年社会党国际在其十八大通过的原则声明中强调，要抓住苏东剧变的历史机遇，加强意识形态攻势，把民主社会主义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1993年2月，社会党国际在雅典召开理事会，提出世界已经进入“后共产主义”时期，社会党人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全球民主化进程的支持力度，并决定设立亚太委员会，推动亚太国家特别是中国进行制度转型和社会演变。到1996年召开二十大时，社会党国际更进一步明确了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用意，提出要用帮助东欧的方法来帮助中国继续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这实际上是希望中国重蹈苏东变色改制的老路。

另一方面则是在国际事务中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言论，并约束其成员党与中共的交往，甚至一度中断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这在客观上配合了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封锁和制裁。例如，针对中国的“六四政治风波”，社会党国际在其十八大上专门发表意见称：“对镇压在中国要求自由民主的和平的自发示威游行表示痛心和谴责。在近年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走向更为开放的情况下，中国领导对学生的这一行径更具有悲剧意义。国际社会应团结起来加以谴责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使中国当局认识到，必须承认人民对民主的希望和意愿”。此外，对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地区民主改革等涉及中国的议题，社会党国际在其1994年的东京理事会和1996年的二十大上也发表了不利于中国的消极言论。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社会党国际在冷战后初期对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态度很快被证明是十分短视的。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但迅速摆脱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所造成的巨大阴影，而且顶住了国内外的各种压力，以更大力度的改革保障了国内社会和平稳定的良好局面，并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综合国力获得显著提升。尤其是在应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缓解了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等陷入危机国家的经济压力，帮助其加快经济复苏。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和政策，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许。与此同时，欧盟和中国的经贸往来也日益频繁，双边贸易总额节节攀升。而且，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经过多年的改革努力，包括积极调整了政策纲领，逐渐走出危机，恢复了政治影响力，在20世纪末重新成为在欧洲地区各国已经执政或即将执政的主流政党。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党国际与中国断绝交往的做法，已显得既不符合双方利益，又不合时宜。新的变化势在必行。

事实上，苏东剧变发生后，中共对社会党国际的反共立场一直保持一种审慎、理性的态度，既注意到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和社会党在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现实压力，也认识到社会党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积极的进步性影响；尤其是在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和平进程与裁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协调南北关系和构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方面，中共和社会党国际具有广泛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的利益基础。由此，着眼于构建全方位的政党外交格局，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坚持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

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这也为社会党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全面恢复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1998年9月，社会党国际主席、法国前总理皮埃尔·莫鲁瓦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率团访华，与江泽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李铁映（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戴秉国（时任中联部部长）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在亲眼目睹中国的发展变化之后，莫鲁瓦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国家治理成就，表示将把中国的经验介绍给社会党国际中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党 。针对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莫鲁瓦在访华期间提出“任何制度都要与本国现实相符，各国民主制度不同是自然的。社会党国际尊重中国共产党的特征，相信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会取得成功”，并希望能够恢复社会党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关系。随后不久，应社会党国际的邀请，中联部副部长张志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于1998年11月赴南非出席了社会党国际的理事会会议。1999年社会党国际在巴黎召开二十一大时，中国共产党再次得到邀请参加大会。通过这几次高端互访，既表明了社会党国际开始彻底扭转了冷战后初期对中共的态度立场，开始更为理性、客观地正视中国的发展现实，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理性对话、宽容交往的姿态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影响。与此同时，社会党国际的很多成员党也恢复了与中国共产党一度中断的党际关系。以此为标志，在新世纪来临之前，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国际的关系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并为面向21世纪的对话和合作，共同探讨和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明显、全新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社会党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多边交往活动变得更加活跃、积极和深入。这显然得益于两方面原因的交互作用。一方面，围绕人类社会发展所共同面临的普遍问题，双方在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层面已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具体而言，社会党国际通过不断深化和调整其在新世纪的战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涵。例如，2003年社会党国际在二十二大上通过了题为《全球社会的治理》的报告，提出了全球社会民主主义的三个新的原则，即可持续发展、人权和民主，并对每个原则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可持续发展包括良好的环境、经济进步和社会公正；人权包括个人安全、文化特性和社会一体化；民主包括良政、透明和参与。这是新的社民主义目标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在一系列更好的治理和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切实加强教育的行动基础之上的战略。”由此，社会党国际在21世纪初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关于全球治理的思想，并在随后召开的二十三大和二十四大上，具体地应用到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冲突、世界经济与移民、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强调为应对当前的一系列挑战，需要朝着建立有效的多边体系、多层次的治理机制和鼓励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方向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探索和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对话空间和经验共识。尤其是2013年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更是与社会党国际的全球治理思想有相互呼应、相互交叠的印痕。

另一方面，作为当今世界上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国际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双方不但在政治实践中具有长期、坚实、丰富的治理经验，而且在各自的领域内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是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比较成功的治理模式的探索者和缔造者。双方的密切联系和广泛交流，对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维护全球的和平与问题、增进各国数十亿人民的福祉，均具有重要意义。这或可从中国与社会党国际成员党有着关键性政治影响的欧盟之间的贸易发展状况中略见一斑：早在2003年，中国就已成为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4年中欧双边贸易超过1500亿美元，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和重要的外资来源地。因此，中共和社会党国际都十分重视务实地推进双方的交往。200

2年中共十六大明确表示，在国际政治中，中国共产党将与其他政党一道，致力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这种表态也很快获得了社会党国际的积极回应。2003年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就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问题指出，中共对国际政治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社会党国际与中共的共同点在不断增多，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与中共建立起积极的对话和合作的关系。这是社会党国际对发展与中共关系做出的一次全局意义的重大战略调整。二十二大后，社会党国际专门成立了对华关系工作小组，具体负责研究、落实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事宜。由此，经过双方的努力，社会党国际和中国的关系在本世纪之初迅速步入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交往的频次和深度也出现了大幅提升。

2004年5月社会党国际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古特雷斯率社会党国际高级代表团访华，明确提出中共是社会党国际在建立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过程中的重要“伙伴”，希望与中共建立战略对话机制。同年，中国共产党派出了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率领的代表团对社会党国际进行了回访。与此同时，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和其他相关政党组织与中共的交往也推进到新的高度。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英国工党、澳大利亚工党、马耳他工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社会民主党等都纷纷来华访问，其中一些政党还与中共建立了两党国际部门定期会晤的工作机制。欧洲社会党也曾于2005年11月派出代表团访华。此后，社会党国际与中共的交往进程，不仅更加频密繁多，而且更多地体现出日常化、规则化的特征。例如，2009年2月应德国社民党、英国保守党和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邀请，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张志军率中共友好代表团出访，并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了社会党国际“可持续世界社会委员会”在南非举行的会议。 2009年5月，中国共产党同社会党国际就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北京共同举办研讨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接见了来华出席可持续发展问题研讨会的社会党国际主席、前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等外方代表，并指出中共与社会党国际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此次在华举办可持续发展问题研讨会，是双方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战略对话的积极举措，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中共也应邀派出代表团出席了社会党国际第23次和第24次代表大会。

综上所述，在苏东剧变后的20多年时间里，社会党国际和中国的关系经历了重大波折。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双方在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南北合作等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很多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和主张，加强交往的共同利益基础也不断扩大。具有实用主义传统的社会党国际最终放弃了在冷战后初期对中共采取的政策和态度，并在应对全球化挑战，解决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等国际事务中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尽管在某些领域仍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社会党国际和中共均重视与对方的交往，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交流活动，并建立了包括战略对话机制在内的多种联系形式，不仅促进了双方关系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同社会党国际成员党所在国关系的发展。由此，社会党国际和中国最终得以超越彼此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开创了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新局面。总括而言，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在其执政期间或在野经历中对中国改革开放及其成就的深刻认知、对同中国加强经贸交往之必要性的亲身体会，构成了社会党国际接受实用主义政策而发展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经验基础；而社会党国际自身在探索应对全球化问题的整体性解决方案及其价值倡导时对中国发展理念的认同、对中国为应对全球化挑战而做出的实际贡献的肯定，构成了社会党国际接受理性对话、宽容交往原则而采取行动的认识基础。同样道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党际交往深化国家间交往的期待，成就了中共与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加强往来的基本框架；而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的参与热情和实际角色造就了与社会党国际加强交往以交流经验和交换意见的主要导向。各有所求、各有所需且各有所长，成为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趋向加强交往交流的共同基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