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主化、国际化和中立化
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周密的准备,社会党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终于在1976年11月于日内瓦举行。按照以往的惯例,这次大会也讨论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重大的国际问题和事件。会议议题就形式而言并无出奇之处,包括有第三世界的局势、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安全与和平、当今世界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人权等等。但实际上,这次大会关于社会党国际的内部事务的讨论和决定,以及勃兰特在会上的长篇讲话、与会代表分别就各个议题所做的发言、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乃至整个会议的气氛,都表明十三大不同于社会党国际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全面而又深刻的改革正在进行之中。
在11月26日十三大开幕的第一天,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在开幕词中便明确指出,这次大会将讨论社会党国际向欧洲以外的亚非拉地区扩展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与会代表应考虑“我们这个组织的发展”要使之“不仅仅是一个只包括工业世界的社会党的组织”。(SI:SA,1977, No 3)这一呼吁马上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马耳他工党领袖、政府总理明托夫在大会发言中提出,应当修改章程、应当使那些停留在咨询成员资格上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党拥有更大的权力,应当根据政治需要而扩大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合作,尽管这些党在某些方面并不完全同西欧党相似。他甚至提出“让那些友好的阿拉伯社会党同我们坐在一起,共商大事”。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勃兰特顺利地当选为社会党国际主席,同时还选出了14位副主席(其中12人是新当选的)和新的总书记。(SI:SA,1977, No 3)这与过去那种由代表大会会前或会后的理事会会议选出领导人的方法有很大不同,显然是改革需要首先完成人事变动,确定改革的领导者的缘故。接着,勃兰特发表了等同于就职演讲的长篇讲话,为社会党国际的改革和今后的活动确定了基调。此外,大会还讨论了章程修改问题以及接纳新成员的事宜。这样,大会首先完成了组织建设方面的改革和基本政策的调整。因此,一些**的新闻记者在这时便已得出了结论“:社会党国际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把它的范围扩大而包括第三世界的问题。在社会党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观察家称这是这个组织的二十五年历史上的转折点。”(SI:SA,1977, No 3)
由此可见,十三大改革的目标是要努力消除各个方面的“欧洲中心主义”弊病,加强社会党国际对当今世界的适应能力和对外活动能力,使之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全球性政治组织。而改革和调整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民主化、国际化和中立化三个方面。
所谓“民主化”,就是指通过加强内部民主的方式,扩大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参与国际决策的机会,利用和调动成员党的积极性来推动国际的活动,这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针对所有成员党而言,二是强调领导层和领导人的积极性。前者如十三大对章程作出的重大修改,取消了权限含混而且近年来一直没有进行活动的社会党国际理事会,改变了过去执行局由少数选定的政党派代表参加的规定,将执行局的构成扩大为所有成员党均可派员参加。这样一来,虽然执行局的主要职责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扩大民主的意图却表现得十分明显。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社会党国际的内部决策机构中,执行局是关键的一环。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的日常决策和应急性表态以及重大决策的酝酿,都是由活动最频繁的执行局承担的。取消理事会固然有简化决策程序以便于迅速采取行动的考虑,但扩大执行局构成则主要是为了改变过去由少数且主要是西欧老牌社会党主宰一切的状况。即便是在第三世界政党
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经费、兴趣和需要等方面)而实际经常缺席的情况下,执行局的决定在名义上也较之过去更合情理,更不易遭受非难和指责。从实际效果看,这种做法显然增大了对过去因不能参与决策而不愿参与社会党国际活动的小党和第三世界国家政党的吸引力。而从对外宣传而言,执行局决议所具有的分量也增加了。再如,十三大改变了过去由执行局提名、理事会决定而由代表大会简单认可的方式选择社会党国际领导人的做法,规定国际的主席和副主席由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同时还明确规定了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但十四大时又改变了)。对于社会党国际这样一个主要依靠其领导人出面组织活动的国际组织而言,这显然是一种进步,而勃兰特本人通过这一改变既可调动成员党参与的积极性,又可显示其本人的民主作风。
后者如增设国际名誉主席职位,并且当场选出担任过成员党领袖或国际领导人的13位知名人士享此头衔。这一做法实际上既在数量上扩大了国际的领导层,又可以利用这些已退出前台的人物仍然具有的影响来为社会党国际工作,从而在质量上又为国际提高了声誉,扩大了活动范围。再如,十三大坚持并发展了十二大时关于副主席人数不作硬性规定、增加副主席的数量的做法,进一步将副主席的人数由上届的8人剧增至14人。但更重要的是,十三大开始实行副主席分工负责制。正如勃兰特在大会讲话中提出的“要使副主席承担重要的责任”,在十三大之后的活动中,各副主席往往根据所在党的特点、历史传统和兴趣重点而被指定承担专项工作(例如帕尔梅负责国际裁军和地区性裁军,克赖斯基负责中东问题等)。同时,根据需要还采取了召开不定期的主席团会议的做法。这种会议往往不做正式决定,可以无拘束地讨论各种**问题;在少数作出决议的场合,又因与会者身份等因素而必然引起更大的反响。这种“分工负责制”和“主席团会议制”虽未在章程中给予明确规定,但更具实质性的意义,而且是扩大副主席人数、增设名誉主席的制度设计关键所在。在十三大以后的活动中,这两种“不成文法”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国际化”的核心在于扩大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在社会党国际中的成分并加强它们在国际内部的作用,使社会党国际能够更有效地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展,使之成为真正的、成员党不是集中在欧洲地区而是遍布全球的“国际”。因此,十三大决定采取与此相应的组织措施并确立有关的原则。这包括,取消旧章程中实际具有歧视含义的“观察员”资格,简化加入国际的手续以便更有效地吸引、更迅速地接纳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据此,十三大马上提升了6个已是观察员或咨询委员的成员党地位,并且接受另外5个党加入社会党国际,其中,这11个党中有8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三大虽未像明托夫所要求的那样接纳阿拉伯国家社会党,但却以不属于民族国家范围的政党为由将曾是社会党国际创始成员的“国际犹太人工会联合会(即“崩得”)和“犹太复国主义工人运动”由正式成员降格为联系成员,取消了它们在国际会议上的表决权。与此同时,十三大力图在国际领导层中改变过去由欧洲人一统天下的局面,第一次选举第三世界国家政党的领导人担任国际副主席,并由此开创了按照地域分布、按照两大类政党即发达国家政党和第三世界国家政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选举领导人的先例。这也是实现真正的“国际”的关键步骤之一。此外,意义更深远的是,勃兰特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与“国际化”有关的一系列原则和观点,并进行了具体阐述。他首先指出,不能拘泥于西欧政党的传统准则,而应当允许第三世界国家政党“走自己争取民主自由和社会主
义的道路”,欧洲社会党必须“排除歧视、克服独裁,避免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对属于各国人民及其主权的内部事务进行外来干预”;其次他认为同样不能局限于社会党的传统做法,而应当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强调合作的灵活性,广泛接触、接近亚非拉地区的政党;他最后还论述说,不能束缚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而应当在坚持基本价值观连续性的同时,根据现实世界的客观变化提出更适合于当今世界发展和有利于国际合作的理论原则。为此,他又提出了重新修订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即纲领的必要性。
“中立化”的意图在于通过强调社会党国际自身在意识形态对立中的“第三种选择”、在国际政治集团对立中的“超集团选择”角色,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政党的吸引力。十三大虽然没有就意识形态问题作出专项决议,但其“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特别是其中的“序言”一节),是社会党国际10多年来最有理论性、最强调价值观念的文件和文字。决议首先指出“:国际关系中的公正、民主、和平及平等是指导全世界社会党人行动的基本原则。”由此又强调“社会党人应当努力寻求一种社会主义能够在其中得到自由表达的、更为开放和更加真实的、战斗性的新国际主义”。接着,决议具体论述了上述基本原则的含义。正是在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一种在社会党国际过去的文件中所没有的特点:始终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但攻击基本上是不偏不倚的。如果再考虑到十三大还通过了“关于国际经济团结的决议”的情况,那么或许可以说,由于这个决议对“资本主义无计划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指责、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批判,整个大会对资本主义的批驳甚至更为突出。这本身便说明过去那种更仇视共产党人的狂热已经冷却。决议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继续代表着现代社会中的主要压迫形式,它们以牺牲民主权利和平民自由来谋求利润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以此来维护强大的官僚阶层的种种特权”。在此基础上,决议反复提出“预示着各国人民希望的和社会正义的社会主义,是取代产生冲突、混乱和不公平的政治制度的唯一选择”, “社会主义不顾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压迫和暴虐而恢复了人的地位”, “对于那些谋取和巩固自身独立的各国人民来说,对于那些还在为争取自身的自由、尊重自己的基本权利、结束不平等状态和消除各种异化而斗争的人们来说,唯一能取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选择,就是社会主义”(SI:SA,1977, No 1)。社会党国际的中间立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论述,其“中立化”程度显然要比“法兰克福宣言”还更加真实。与此相应,决议强调“在一个继续为互相敌对和勾结的集团的实力政策所控制的世界上”,社会党国际并不能随波逐流,而“必须寻求不同于现状的另一种选择”, “决不会认可世界被分裂为两个一成不变的、而且敌对性的集团”,而“要以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代替国家之间的对抗”。也就是说,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社会党国际也要坚守“中间立场”。这同50年代初支持集团、60年代初在支持集团的同时又承认结盟的合理性相比,显然又是一种进步。
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或调整是相互联系的,又均以向第三世界发展为其着重点。民主化的发展势必使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在国际内部的作用不断上升,受到“中立化”吸引的第三世界政党的增多又会使“中立化”进一步加强。同时,它们又各有偏重,民主化强调组织机构、国际化突出组织原则、中立化着重于思想意识和实际政策的原则依据。这些改革或调整的出现使十三大时的社会党国际不同于往昔,同时又为以后进一步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