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二次复兴”（1976年）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自身的变化，社会党国际将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周密的准备，1976年11月在瑞士日内瓦，社会党国际举行了以“改革”著称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三大”）。正是在这次大会上，社会党国际进行了自成立以来最集中、最全面、也最深刻的组织改革和政策调整，初步塑造了社会党国际的新形象，为此后十年的活动确定了方向。因此，社会党人将这次大会同法兰克福成立大会相提并论，称其为“第二次复兴”。（Portelli, p.120）从这次大会之前的准备和大会的实际内容来看，这种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

第一节 改革条件和设想的成熟

消除“欧洲中心主义”弊病的迫切需要是社会党国际十三大改革得以启动的客观基础，而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社会党国际本身的变化又为这一改革创造了条件。此外，这一改革最终由可能变为现实则又是同勃兰特的个人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勃兰特是这次改革的“设计师兼工程师”。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像他那样为社会党国际这样一个庞大的国际组织留下如此深刻的个人印记。对此，法国社会党领袖、前法国总统密特朗曾直截了当地说：“维利·勃兰特的威望、他的开阔的思想以及他的工作才干，唤醒了一个上了年纪而变得昏沉的组织。”（密特朗：第254页）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勃兰特确实是领导社会党国际进行改革的最佳人选。他能够并且愿意担任国际的主要领导职务是十三大改革得以发生并顺利实现的首要条件。与先后担任过国际主席职务的菲利浦斯（任期1951—1957年）、安德生（1957—1963年）、奥伦豪尔（1963年）和皮特曼（1964—1976年）相比，勃兰特是二战后才步入政界并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他在1949年入选联邦德国议会，1957年首次担任地方政府职务。因此他对二战后世界的迅速变化具有更敏锐的感觉、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强的适应能力。特别是从一开始，他所担任的西柏林市市长便是当时世界上公认困难最多且挑战最艰巨的公职之一；1966年他出任基督教联盟党—社会民主党“大联合政府”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69年大选后又成为联邦政府的总理。通过在这些执政经历的考验和磨练，勃兰特逐渐具备了出色的工作才干和活动能力，同时也获得了上述四人望尘莫及的国际威望和声誉。1958年和1961年的两次重大的“柏林危机”使他很快成为国际舆论注意的焦点。在担任联邦政府职务时，他所倡导的“新东方政策”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缓和”的先声，他本人更是因此在西方世界和苏联东欧国家成为众所周知的知名人物。他对欧洲一体化发展所做的贡献也赢得了普遍的好评并屡获褒奖。例如：1970年他获得英国牛津大学的名誉博士头衔，是150年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德国政治家；1971年他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当选为美国著名杂志《时代》周刊当年的“新闻人物”。

虽然在1974年5月勃兰特因其党务秘书纪尧姆被揭露是间谍而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但他的声誉并未因此受到贬损，反而招致了更多同情。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仍选举他担任主席职务，他所制定的主要政策仍得以推行，而其影响也在继续。这样一来，此时年届60、身体健康且精力充沛的勃兰特自然不甘就此消沉下去，反而很想利用自身的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工作、再干一番事业。历史传统悠久、已有一定组织基础的社会党国际显然是可以大显其身手的天地。虽然他对这个组织的种种缺欠早有不满，但正处在迫切需要改革、主要领导人即将更换之际的社会党国际恰好为他提供了执掌全权、将改革想法付诸实施的宝贵机会。因此，他经过权衡斟酌，决定出面担任国际主席职务。反过来，这样一个人物也是社会党国际求之不得的，其他成员党领袖对此也毫无争议。于是，社会党国际十三大的改革序幕就此拉开了。

其次应当指出的是，勃兰特在社会

党国际内部交游广泛，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从而为十三大改革团结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支持者。早在1959年德国社民党通过著名的“哥德斯堡纲领”时，作为该纲领主要提出者的勃兰特便已在西欧社会党人当中获得不少赞许，也被许多社会党人引为同道。到1976年十三大时，他已连续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长达12年之久，同时还连续10年当选为社会党国际副主席。他利用这种职务所带来的便利同各国社会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和深厚的个人友谊。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勃兰特和他所领导的德国社民党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社会党振兴组织提供了决定性的支持和帮助，为这两个党在国内重建民主制度后扩大影响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Gunscheand Lantermann, p.141）。因而，这两个迅速崛起的社会党及其领袖此后一直坚决支持勃兰特。但更重要的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反对法西斯统治而被迫流亡瑞典等国时，勃兰特即与同样侨居此地、后来在1967年担任奥地利社会党主席、1970年又出任政府总理的克赖斯基结为好友。（Kramer, p.196）他们两人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联系使他们不仅同该党的战后第一代领袖艾兰德十分熟悉，而且同1969年接替艾兰德当选该党主席兼政府首相的帕尔梅迅速接近，他们三人在思想方法、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相近的见解，因此他们往往一起度假休息，经常通信往来，以至于外界称他们为“北方三人团”。在频繁的交往中，他们对社会党国际的弊病及其革除方法也形成了一致看法。凭借他们本人的政治地位以及他们所在党对于社会党国际事务的传统影响，他们实际上成为十三大改革的核心力量。克赖斯基和帕尔梅成为辅佐勃兰特工作的重要支柱。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事先妥善地处理好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的相互关系，是保障十三大改革顺利进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在十三大期间同新闻记者的一次谈话中，勃兰特曾坦率地承认，像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这样两个大党之间的和睦相处，是有效地领导社会党国际的前提条件。（Gunscheand Lantermann, p.145）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1971年才重新组织的法国社会党及其领袖密特朗在国内国际的影响迅速扩大。特别是在社会党国际内部，他提出的“欧洲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否则将不存在”的口号在各国社会党中引起很大反响，他的“左翼联盟”政策是迫使社会党国际放弃“反共不交往”禁令的主要因素。自1972年担任国际副主席后，他利用当时尚未执政、尚无政务缠身之机，几乎是每会必到，活动十分积极，同时他还频繁出访，足迹遍及亚非拉十几个国家。努力同法国社会党和密特朗建立良好的关系，其意义对勃兰特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国社会党和密特朗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早有许多不满，双方在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方面亦有不少不同的看法。例如：密特朗曾当面向勃兰特抱怨过德国社民党与法国戴高乐派互派观察员，建立直接的党际关系的做法；对德国社民党的领袖之一、当时在任的现任政府总理施密特同密特朗的竞争对手法国总统德斯坦保持极其密切的关系并且进行大肆宣扬的定期会晤更是耿耿于怀；他甚至公开指责德国社民党政府继续实行限制共产党人参与公务的“职业限制法”，并且声称要建立一个“保卫联邦德国公民权利和就业权委员会”（布尔格：第108页）。这种状况如不扭转，很可能出现密特朗领导的法国社会党与德国社民党处处作梗，使社会党国际改革终成泡影并形成内部分裂局面的危险。因此，勃兰特知难而进，一方面改变自己党的某些做法以缓解法国社会党的不满，另一方面则利用各种机会同密特朗进行个人接触，交换意见以求得谅解。特别是在1974年，两人举行过几次长时间的会谈，终于缔结了友谊，两党关系也迅速得到改善。1976年初，法德两党建立了协调双方欧洲政策、社会和经济政策以及发展战略的联合机构。这标志着两党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同年11月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十三大上，则由密

特朗出面主持并致开幕词，实际上表示了对勃兰特领导社会党国际改革的支持态度。（Gunscheand Latermann, pp.144-145）而在大会对社会党国际领导班子的“大换血”中，密特朗也成为上届国际副主席中保留原职仅有的两个人之一。

在社会党国际改革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特别是“人和”条件陆续成熟的同时，勃兰特等人也逐步完成了有关改革的完整设想。他们首先提出，应当改革社会党国际使之不再仅仅关注于欧洲事务，而是面向全球政治、面向第三世界国家。例如帕尔梅明确指出“：我们的国际不应该成为片面地专心于欧洲的组织，一旦讨论被大西洋公约和欧洲一体化问题所垄断，便会产生这种危险。”（Brandt, Kreiskyand Palme, p.102）这实际上就是要社会党国际转移关注方向和活动重点。为此，他们又一致认为不能局限于欧洲社会党的传统观点和习惯做法，而应当开展广泛的交往并采用新的合作形式，建立新的联络机构。勃兰特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我们自己的纲领和欧洲党自己的经验不应该妨碍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同这样一些政党和运动建立密切的关系”，虽然“这些政党和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我们这个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只是相似而已，但是“我们必须举行会议，公开地、无拘束地和友好地邀请全世界希望共同行动的社会民主党以及近似的进步性政党参加”。由此，他们再次公开讨论了“超越意识形态”的问题。帕尔梅讲：“为了使国际成为一种合作形式，并且能够同世界其他部分的代表进行讨论，我们必须找到明智的和非官方的形式。在这方面，重要的不是完全一致的理论，而是对国际间的团结互助有真正的感情。”勃兰特也认为“我们必须补充一种类似于国际接触机构那样的东西”以便组织那些“与我们观点一致，但又不完全具有社会民主党特征”的政党和组织进行交流（Brandt, Kreiskyand Palme, p.133）。同时，他们还强调应当同其他的国际组织或地区性组织进行合作，加强社会党国际活动的主动性和具体化。按照勃兰特的话讲就是“要少一些决议，多一些实际的、细致的工作”，以便使社会党国际“必须而且能够得到更多的可靠的工作成果”。正是在这些见解的基础上，勃兰特重申了社会党国际改革的急迫必要性以及他对改革所抱有的信心。他承认“我们党的许多党员和党外为数众多的朋友们把毫无希望的等待同我们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联合行动联系在一起了”。（Brandt, Kreiskyand Palme, p.43）只有改革才能扭转这种状况。同时他又指出“：我们有社会党国际，无疑能够使它的调解及创议的主动性得到发挥。”（Brandt, Kreiskyand Palme, p.133）包括有这些见解的通信与谈话记录在1975年底以德文、1976年又以法文结集出版，从而既宣传了勃兰特等人的改革主张，又为改革的到来做好了舆论准备。

根据这些见解，勃兰特还率先进行了一些新的、与社会党国际改革有关的尝试。例如，他借1975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曼海姆代表大会的机会，邀请了来自38个国家总数超过200人的来宾参加会议，他同这些大多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表示愿意同他们所代表的党就尽可能广泛的问题进行长时期的交往与合作。（Gunscheand Lantermann, p.144）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976年5月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了一次题为“国际民主团结”的会议，在公布与会者名单时，勃兰特名列榜首，表明他在这次会议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SI:SA,1976, No 3）。在时隔6个月之后举行的十三大上，这次会议被说成是社会党国际以新的形式同第三世界国家政党扩大联系和交往的典范，会议所强调的支持拉美“民主化”进程的主张则被确定为社会党国际今后一个时期内的活动重点之一，参加这次会议的那些拉美非成员党后来也大多被吸收进社会党国际。这两次会议的成功引起了反响，证实了社会党国际的改革已经走上了轨道。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