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人对火药的发明也是出于偶然。

道教盛行炼丹，无意中发现了火药的秘密。所谓“一硫二硝三木炭”的配比，现在成为人尽皆知的东方神秘能量的秘方，但是对于当年那个时代的人来讲，确实是偶然之中参透了天机。

如今那些说中国古人只会用火药当成烟花爆竹使用的网络写手，往往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主儿。这些人的以今非古，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被西方人的著述反向洗脑了。

实际上中国古人将火药应用于战场的尝试十分早，自唐末发现火药的奥秘之后，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详细描述如何将火药应用于战争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早期的宋朝人对战场火器的研发与应用十分上心，而且将其制作工艺当成最高军事机密来实施信息安全国家战略。而且即便是后来北方的辽朝以及东边的日本窃取了火药秘方，北宋也曾经以政府名义，对硫黄与硝石的出口实施过禁运。

根据当时的记载，北宋政府军已经批量装备了火箭、火炮、霹雳炮等武器。当然，有时候火箭还不过瘾，就用集束火箭，乱枪打鸟。值得一提的是霹雳炮，在北宋末年李纲指挥的第一次东京保卫战中，这个武器曾经大发神威，为保卫战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霹雳炮在很多时候，都被认为是今天现代火炮的老祖宗。所以说，《水浒传》中记载了水泊梁山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都不忘拉上一个火器专家“轰天雷凌振”，这事绝对是靠谱的，有考据的。

而中国古代火器发展到了南宋之后，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比如南宋的军事专家陈规，于公元1132年发明了“长竹竿火枪”，这种管状火器，堪称今天管状枪械的鼻祖。

再之后就到了公元13世纪，火器在古代中国已经得到了大规模应用，尤其是在蒙古灭金以及蒙古征南宋的易代战争时期。比如说当时蒙古对金国人的灭国之战——汴梁围城战。

这场发生于公元1232年的惨烈大战，困兽犹斗的金国人使出了浑身解数，让蒙古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终这场战役持续了一年多，成为名副其实的蒙古与金国的绞肉机。战争期间让蒙古人感到无所适从的，就是金国人的火器。

其中的两个大杀器，一个叫“震天雷”，一个叫“飞火枪”。

震天雷，相当于放大版的手雷，内部装填火药，外部包有生铁，设置有引信引爆，当然也可以借助抛石机，扔到敌群中爆炸；飞火枪，是在陈规“竹竿枪”基础上的进化版本，相当于今天步枪的雏形。飞火枪的铁管中装填火药，烧杀近距离的敌军。飞火枪前装铁末，而这种铁末就相当于今天子弹的最原始形态。或者退一步，“飞火枪”也就相当于今天的“霰弹枪”。因为射程以及弹药装填速度的问题，在田野战斗中，飞火枪的威力远逊于弓弩。但在城墙攻守的近战中，飞火枪威力翻倍提高。

飞火枪的基础上，南宋又出现了“突火枪”。突火枪已经能够做到后面装填火药，前面发射弹丸，弹丸的射程可以达到三百米之远，即便是有效射程，也达到了一百米。“突火枪”的出现极具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够发射弹丸的火器。尽管当时的南宋，也已经出现了能够同抛石器配合使用的“铁火炮”，但铁火炮依然因循了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模式，相比之下突火枪才更加像是热兵器时代的先驱。

然而，长达半个世纪的宋蒙战争，最终让蒙古人学会了火器。

在此基础上，蒙古人更高强度地使用了火器，并使之成为当时在亚欧大陆最有效的杀人工具。我们前文讲过，借鉴了南宋“铁火炮”技术的改良版抛石器，成为蒙古人在“长子西征”中最恐怖的降维打击式秘密武器。

在此期间，蒙古人的火器部队——砲手军，也逐渐形成建制。

如果说，蒙古人的“长子西征”深深地伤害了中世纪欧洲人的骑士式自尊，从而为欧洲人最终走向热兵器时代埋下伏笔的话。那么随后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也就是忽必烈五弟旭烈兀对西亚阿拉伯地区的西征，则真正将火器制作工艺全盘西传。蒙古第三次西征中大放异彩的名将郭侃，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火器军事专家。在郭侃所领导的火炮部队的轰鸣之下，蒙古军队拿下了七百多座坚固堡垒。城堡中有伊斯兰风格，也有基督教风格。

同时期的南宋彻底沦亡，中华文明丧失了与西欧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的资格。但郭侃的火器部队，却最终帮助旭烈兀建立了伊利汗国。

伊利汗国的建立，让火器技术全盘传到了西亚阿拉伯人手中。要知道，当年那个最原始的“希腊火”就曾经震慑过巅峰时期的阿拉伯帝国。被东罗马吹上天的“希腊火”，当时根本无人掌握其使用技术，直到今天也根本说不清楚来源。两相对比之下，古代中国人的火器简直就如同神兵天降，彻底轰动了整个中东地区，如获至宝的阿拉伯人最终掌握了这门学问。此后，这门学问又从阿拉伯人手中，传到了整个欧洲。

郭侃，最终成为让西方夷人后来居上，超过我华夏子民的那个关键人物。而我们也知道，郭侃的先祖郭子仪，曾经在华夏子民最为危险的时刻，充当过击退蛮族入侵，拯救盛世大唐的大英雄。

不得不说，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