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是德国人。

早在马丁·路德之前，就有很多人尝试过进行宗教改革，当年胡斯战争之前的胡斯，其实就算是其中一个。但这些人要么被当成异端逮捕，要么他们的声音就消失于强大的王权与教权声音背后。

但恰好在那个时代的德国，马丁·路德出现了。

当时的德国，其国内老百姓比西欧其他国家更惨一些。政治上一盘散沙，导致了教会乘虚而入，掌控了大量社会资源。老百姓们除了要面对同样贵族们的压榨，还要面对来自教会更加残酷的盘剥。赎罪券这个事情，在德国大行其道。赎罪券的最大功能，是能够帮助那些希望死后上天堂的人实现自己的夙愿，最终解释权与发放权，都在罗马教廷。而中世纪的欧洲老百姓，还普遍相信末日审判很快就会来临。万一去不了天堂，被弄到炼狱之中，那不就麻烦了？

这就像是期末考试就要开始了，大家都惶惶于即将到来的大考。

但是赎罪券一出，问题来了。

那些平时学习不好又不肯认真努力的孩子，结果因为家境好，就可以掏钱走捷径提前拿到考试答案；而平时那些安分守己甚至于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则因为家里穷，只能是眼睁睁看着那些有钱的孩子耀武扬威。又或者，家境一般的孩子也要花大价钱，像有钱的孩子一样去买答案。这样一来，赎罪券就成了教会的发财工具，同时也成了宗教界最大的不平衡。

然而，所谓的众生平等呢？

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神父，马丁·路德最痛恨的就是赎罪券。

于是在公元1517年的一天，马丁·路德把自己所有关于宗教改革的主张，都印在了纸上，贴在了德国小城维滕贝格（Wittenberg，在德国东部）的诸圣堂（All Saints' Church）以及城内其他教堂大门上。而这张纸，后来就被称为《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

《九十五条论纲》的主张，也就成了后来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的主要理论来源。这些主张包括——

（1）每个人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不用经过其他人；

（2）《圣经》才是信仰的唯一来源，而不用物化为教皇；

（3）取消圣母玛利亚；

（4）天堂存在，而吓唬人的炼狱不存在；

（5）教士一样可以有男女关系，一样可以结婚。

毫无疑问，这是石破天惊的一次宣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丁·路德之前，很多社会上的明白人，他们看破不说破。这一次，马丁·路德不仅是看破了，而且他帮助所有人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在马丁·路德之前，不堪忍受压迫的德国农民起义，就已经风起云涌。而一旦有了革命的理论，老百姓的起义声浪，则更加高涨。当然，欧洲农民起义并非起源于德国。早在公元14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时期，法国与英格兰都已经相继发生了农民起义。但无论哪次起义，其规模和影响力都无法和德国农民起义相比。尤其是公元1524年这一次，后世把这一次起义，甚至直接定位成了一场战争，叫作“德国农民战争”（German Peasants' War）。

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叫闵采尔（Thomas Münzer），而闵采尔本人是教士，也是一位坚定的路德分子。

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事情的后续发展，完全出乎了大家的意料。

德国农民的主张，其实跟宗教改革有着不谋而合之处，所以他们也把路德当成了自己的追随对象。但与此同时，也给路德本人带来了铺天盖地的指责声音。在这种情况下，马丁·路德最终选择了妥协。农民们主张取消农奴制，但马丁·路德却与国王贵族们站在了同一立场；农民们希望取消什一税，而马丁·路德虽然反对赎罪券，但他却坚定主张保留什一税。

最后，德国农民战争仅仅持续一年。

公元1525年，闵采尔兵败被俘，之后被处决。

而最早为老百姓指明方向的马丁·路德，则一直活到了公元1546年病逝。

死教友不死教士。

很显然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并不成功，他顶多算是一个首倡者。他做出的成果与之理想中的新教取代旧教，老百姓获得解放，德意志成为统一国家，都还相差甚远。

接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大旗的，是法国人加尔文（John Calvin）。

加尔文在公元1536年发表了《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成为后世新教“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重要教义。加尔人虽然是法国人，但他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日内瓦。后来，瑞士也就成了欧洲第一个新教掌权的国家。而且，由于新教的出现，欧洲同期大量天主教国家出现宗教迫害，瑞士也就成了新教难民最理想的收容所。

日内瓦，后来被誉为“新教罗马”（Protestant Rome）。

加尔文，后来被誉为“日内瓦教皇”。

当然，无论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实际上都停留于平民解放的层面。真正让欧洲贵族们为之一振的，是英国王室的转奉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