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终究还是来到了深水区——宗教改革。

那么，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为什么一定要进行宗教改革呢？

答案是，必须要改。

不改，新兴的资产阶级第一个不答应。资本主义萌芽迅速发展以来，资产阶级已经用最快时间掌握了大量财富，如果富可敌国的资本家开始出现。这些人，还甘于事事都听命于国王与贵族们吗？当然不会，所以就曲线救国，于是就有了我们前文所说的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的出现。与此同时，教会对于资产阶级同样是一种束缚。既然已经回归了人文主义，那么自然是众生平等，可是为什么教会还一定要不劳而获地获取利益呢？对比新兴资产阶级们“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那些把持着资源与宗教话语权的教会人士，他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盗亦有道，教会敛财，往往还包裹着神圣的光环，这件事情最不可容忍。

一般情况下，中世纪教会拥有大量的财产与地产，拥有数量不菲的修士或者修女，这些都算是教会自给自足，生财有道。但这还不算，教会的手还伸向了外部，常见的手段有索取捐献、兜售赎罪券、征收“什一税”（tithe）等。前两种方式，我们很容易理解，所以我们重点说一说“什一税”。

什一税，顾名思义就是你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都要上交给教会。这事既然最终解释权归教会，所以运动员也就成了教练员，甚至是裁判员。教会的说法是，《圣经》里面就有农牧产品的十分之一都要交给上帝的条文。

所以，自从公元8世纪的查理大帝治下的法兰克王国开始，就开始利用这点说辞，向普通信众们征收“什一税”。再之后，西欧各国纷纷仿效，成为欧洲中世纪各国的主要税种之一。当然，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什一税”仅仅存在于西欧天主教世界，而并不存在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正教世界。

首先来讲，什一税显然是一种重税。

比如中国古代汉高祖的时候收税，是“十五税一”，而到了汉文帝时代，文帝认为这个税太重了，于是就改成了“三十税一”。相比较之下，教会给欧洲中世纪的老百姓堂而皇之地征收“十税一”。

其次，“什一税”在征收的时候，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以实物形式来进行征收，至于原因嘛，也是上帝规定的。一般来说，实物形式分三种，粮食是一种，蔬菜水果是一种，牛马牲畜又是一种。

这其实又是非常坑人的一种收税方式。

如果遇到平常年岁也就算了，无论是交实物还是交钱，其实都是一样的。但就怕遇到灾荒年，或者遇到大幅度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年月里，我的一斤稻谷今天可以卖一两银子，明天可能就会卖十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手里的粮食才是市场上的硬通货，银子早就不值钱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今天卖了一斤粮食换了一两银子，那么我明天用这一两银子买我昨天卖出去的粮食，我只能买回来一两粮食。所以，农户们根本不想上交实物什一税给教会。

当然，我们的这种假设，只是在发生通货膨胀的极端情况下。只不过，就在欧洲中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恰好就爆发了这样的通货膨胀。首先是当时欧洲各国的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其次是西班牙葡萄牙等航海帝国，在海外殖民地带回了大量来自美洲的白银。于是，市场上钱是真的不值钱了，然而教会却依然我行我素地征收什一税。

这下子，老百姓可遭殃了。

老百姓们不高兴，资产阶级不高兴，那么还有人不高兴吗？

还有小贵族们、小骑士们，他们同样不高兴。

欧洲缺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及惨烈的易代战争，很多的王朝更迭都是因为联姻或者贵族们之间分赃不均，所以贵族们的世袭制度，一般至少也能够进行个几百年。而如果从法兰克王国创朝开始算起，欧洲中世纪经过了漫长的一千年。期间比如像卡佩王朝这样的长寿王朝，甚至由卡佩王朝到瓦卢瓦王朝，由瓦卢瓦王朝到波旁王朝，乃至于跨越时空一直绵延到了近代。

我们想一想，如果以中国古代的明朝为例，从朱元璋分封朱姓诸王开始，一直到明末的崇祯皇帝，只是经过了不到三百年。结果，朱姓王朝的龙子龙孙们就已经繁衍到了几十万人，这些人多半都是只拿薪水不上班的大小贵族。这样发展下去，国家财政怎么办？那些在民间锦衣玉食的福王朱常洵这样的人大量存在，地方财政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要考虑到中西方国情的不同，中国古代可以有一夫多妻制，而欧洲古代多半只能是一夫一妻，生出的后代才能够有名分。但是要知道，欧洲贵族们正因为是严格的一夫一妻，所以养情人这样的事情反而更加半透明。而贵族们养的情人多半也必须是贵族出身，非婚生出的孩子不管有没有名分最后还是贵族。所以情况是一样的，就贵族的总量来说，数量一直是不断膨胀的。

贵族越来越多，供养贵族的农民也就必须越来越多。当农民数量增长赶不上贵族数量增长幅度的时候，加在农民们头上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在极端情况下很多农民只能破产，选择变成贵族庄园中的农奴。彻底失去生产资料之后的农奴越来越多，这个社会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供养贵族的农民相对数量越来越捉襟见肘，国王以及大贵族们的生活品质没有受到影响，但小贵族们只能是因陋就简，变成挂着贵族名头的平民了。

比如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

除了如上所述，百年战争、胡斯战争以及意大利战争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欧各国暗流涌动。贵族们之间利益不均，吃相难看，甚至争风吃醋造成的各种名目的战争，也已经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结果在意大利战争中，就连教皇本人也身先士卒，成为攫取世俗利益的马前卒。所以，教士们腐败成风、贪婪成性也就算了，意大利战争中的教皇国，简直就是个跳梁小丑。

这件事情，让人文主义滋生的西欧各国老百姓感到生无可恋。教权幻想一统天下，让全欧洲各国老百姓做自己的上帝子民——上帝顺民，结果利益一来挡不住，老百姓们居然成了上帝弃民。所以，老百姓们也只能是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当持这种想法的老百姓越来越多的时候，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就时机成熟，而罗马教廷一统思想舆论界的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实际上，持这种想法的老百姓，的确是越来越多了。

因为公元15世纪的时候，欧洲人改进了来自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如此一来，文艺复兴的各类书籍，甚至《圣经》原文的传播，也就成了欧洲普通老百姓家中的座上客。在此之前，《圣经》的拥有以及最终解释权，都归教会所有。对于老百姓来讲，《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不许有别的解释，你要是随便解释《圣经》中的语句，轻则被视为离经叛道，重则被视为宗教异端。

然而，当《圣经》实体书都已经飞进每个老百姓家中的时候，《圣经》就已经走下了神坛，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之物。老百姓看《圣经》，可以坐着读趴着读躺着读，开心了可以写读后感，不开心了可以吐槽。教友之间，还可以互相交流学习心得，以获取教友们的鼓励。大家突然发现，证明自己思想进步的途径，可以有很多种，原来心中有上帝，才是真正爱上帝。信仰上帝的方式，也不必拘泥于形式，而重在与上帝心灵相通。所以，早些年那些动不动就响应教皇号召，进行圣战的老百姓，到底都在闹哪样呢？

所以，很多道理都是一通百通。

所有人的心中，突然豁然开朗。

当时的天主教宗教界，只缺那么一声呐喊了。

站出来的人，叫作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