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西法兰克与东法兰克分道扬镳，以西法兰克为基础，演变出了卡佩王朝以及随后的法兰西王国。而东法兰克则继承日耳曼人的祖产，慢慢演变出了一个德意志王国以及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

看上去，这是一个具有十分完美对称性的发展态势。

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法国很正常，因为当年的高卢几乎全境都是西罗马帝国的地盘，罗马人治下的高卢无论上层的礼仪典章，中层的行政传统，以至于下层老百姓的衣食起居，早在法兰克王国创朝早期，这个地方就已经具备了文明国家先发的各种必要元素。

反过来看德意志的诞生，法兰克王国草创时期，德意志地区还是一片荒蛮。大量的日耳曼先民还分布在一望无际的丛林之中，对这些人的同化、教化、文明化，毫无疑问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且不同于高卢地区人民，很容易就能够理解王权专制的概念，广大的德意志地区，还普遍存在着原始民主自由的思潮。老百姓并不认同一个虚无王国的概念，反而更加关注本部落的切身利益。

西法兰克和东法兰克的这种现实差别，从早期的语言分野上也很容易理解。西法兰克很快接受了当年罗马帝国的通俗拉丁语，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了罗曼语，后来终于出现了法语；而德意志地区，则并不具备强推通俗拉丁语的基本条件，你让一群日耳曼文盲去学已经死掉的罗马帝国通用语，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也只能因地制宜，继续发展广大日耳曼部落的共同语，于是条顿语就诞生了。在条顿语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德语。

综合所有客观条件，注定中世纪德意志的封建化之路并不平坦。

我们前文曾经讲到，东法兰克王国演变为德意志王国，曾空前绝后地出现了一个奥托大帝。奥托大帝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他生前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不仅如此，为了避免他死后偌大的德意志王国崩盘，也为了他身后的奥托后人能够拥有一个长治久安、旱涝保收的根据地，奥托在生前，强化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将德意志国王赴罗马教廷加冕这件事，当作一个惯例固化下来。

其实，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互相利用。

对于德意志国王来说，奥托一世所征服的地盘多半都是臣服于暂时的武力，而实际上一群放飞自我的野蛮人，对于自由民主的向往，还远远大于让他们宣誓效忠一个封建政体的牵引力。所谓的春风化雨，教化人心，在那个时代无论奥托还是奥托的后人们，都还想不到任何比基督教更有效的方式。最后只能是求助于罗马教廷。

而对于罗马教廷来讲，宗教权力的上限莫过于为国王加冕，甚至还可以许一个空头的“罗马皇帝”称号。而宗教权力的下限，则是能够直接向广大的德意志蛮族部落渗透，从最根本上，是让这些蛮族们能够理解当时的普世价值观。两者的功能兼备，也就能够进而控制更多的德意志王国事务。到时候，不管是德意志广大蛮族兄弟，还是先文明起来的那些王公贵族，最后还是要让罗马教廷予取予求。

换个角度讲，当时的封建化和宗教化过程，在西法兰克只是属于常规操作；而对于东法兰克王国来讲，则需要活学活用。于是王权需要借助教权来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进行背书，对疆域内广大不服管教的刁民进行教化。而教权则需要借助王权来广布福音，并且获取现实利益。

在德意志王国内，早期王权与教权的结合，显然属于一拍即合。

我们知道，在英格兰，亨利二世因为大主教之死搞了一出负荆请罪，这种情人拌嘴似的相处方式，感情似乎反而越吵越牢固；在法兰西，后世的腓力四世硬杠罗马教廷，弄到最后如同男人对女人大打出手，采取暴力手段把女人弄回家里，把女人改造成了只会生孩子干杂活的机器。

男女在一起的意义，显然不是吵架拌嘴，也不是包办婚姻。

从这个角度而言，德意志王国跟罗马教廷的婚姻看起来美妙极了。婚前双方父母见面，郎才女貌，比翼双飞，在亲友面前“秀恩爱”；此后明媒正娶，佳偶天成，举案齐眉，琴瑟和鸣。然而，无论何种领证结婚的故事后续，注定要经历难以言说的七年之痒。婚前你侬我侬的原始冲动，显然敌不过婚后历经岁月风霜，左手握右手带来的麻木感觉。而一旦两人心生罅隙，两人之间的问题，还不如那种吵架拌嘴的小情人，还不如那种男女双方一方天然强势天天棍棒伺候中的家庭暴力。

越是甜蜜的感情，越经不起情感危机。

德意志王国和罗马教廷的早期矛盾，集中体现在了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

所谓叙任权之争，是指罗马教廷与世俗王权之间对于神职人员在本地国的任命问题。按照今天我们职场的概念来讲，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属地是在各个王国，但是神职人员的纵向业务领导却是罗马教廷。按照常规来讲，地方行政大员，对于纵向业务专业线的人事委派，应该行使的是否决权，而非任命权。举个例子来讲吧，某个市的市长属于本地行政领导，他有权管理本地的市公安局，但是纵向来看，省公安厅才是决定市公安局人事任命的上级权力机构。所以，叙任权之争，就有点类似于市长与省公安厅对于市公安局的人事任命权的争夺。

早期的婚姻生活十分和谐，于是罗马教廷对于本地神职人员的任命，也算是睁一眼闭一眼。大主教等角色，名义上是由罗马教廷指派，但实际上一般是由世俗王权来任命，只是事后提交罗马教廷报备而已。因此，世俗王权很多时候把任命本地神职人员，当成了一种福利，私相授受，甚至是卖官鬻爵。不仅是德意志，在其他诸侯国，也基本上大差不差。比如在英格兰，当时的英王亨利二世任命贝克特为大主教，原因恰好就是贝克特是他本人的多年好友，只是贝克特这个人后来并没有受亨利二世摆布，两人闹翻了而已。

但是德意志王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奥托大帝在位期间，已经强化了国王加冕为皇帝这个法定程序。所以，到了后来整个情况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也就是皇帝不仅影响教皇的人选，甚至还会直接参与任命教皇。而教皇本皇则又反过来给皇帝加冕。如此一来，奥托王朝一朝下来，德意志王国越来越像一个事实上政教合一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第一人，就是世俗皇帝。

很显然，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脱离了罗马教廷最开始加冕罗马皇帝的初衷。

换言之，奥托王朝时代完成了“政教合一”的最初探索阶段。

以萨克森公国为核心的奥托王朝之后，以法兰克尼亚公国为基石的萨利安王朝建立。新建立的这个王朝，依然坚持王权对教权的绝对控制。于是，一场教权与王权的较量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公元1073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颁布了基督教宗教界著名的《教宗训令》（Dictatus papae）。在这个训令第十二条中，石破天惊地出现了这样一行字“可以允许他（教皇）废除皇帝”。这件事情，显然已经把教权与王权的矛盾完全明面化，并且教权一方已经开始先发制人了。

王权一方，得到消息的是当时萨利安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亨利四世此时此刻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实施同萨克森的内战。权衡利弊之下，亨利四世果断选择了暂时隐忍。

公元1075年，已经完美地在战场上镇压了萨克森人的亨利四世胜利归来。借助胜利余威，亨利四世迫不及待地和罗马教廷摊牌了。当时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警告亨利四世不要插手北意大利米兰城的大主教任命事宜，否则教皇有权行使权力，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亨利四世则毫不示弱，坚持认为无论德意志本土还是北意大利，都是帝国的传统疆域。在此疆域内，只有王权或者皇权才是最高权威。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说了算的，是世俗王权，而不是罗马教廷。

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公元1076年1月，亨利四世召集了德意志王国疆域内的多名主教，在北意大利的沃尔姆斯（Worms）举行宗教会议。会议宣布格列高利七世被废掉，会议决议即刻执行。一个月之后，公元1076年2月22日，罗马教廷做出反制动作。罗马教廷也决议，所有参加沃尔姆斯会议的人员，包括所有主教也包括国王本人，均被逐出教会。为期一年，以观后效。

罗马教廷的决议，显然在宗教界更加具有说服力。

在一年的观察期内，愿意追随亨利四世的宗教界人士，基本没有。而且关键是，德意志王国本来就是个松散的封建政治实体，像萨克森公国这样的地头蛇多如牛毛。不像法兰西的集权，也不像英格兰的宪政萌动，德意志从一开始就是以原始公有制选举为主导的一个国家。国王一旦在基督教世界内声名狼藉，那么在世俗领域内也即将面临破产。而一旦世俗王权不保，亨利四世就会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身为异教徒，身为一个曾经颐指气使的国王异教徒，亨利四世的下场令人不敢想象。

原本以为拳头大有理，结果一场假革命之后，自己反倒成了孤家寡人。

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绝望。

更加残酷的是，德意志诸侯们充分“发扬”了落井下石的精神，这么好的一举推翻老大的机会，任谁都不会轻易放过。一年观察期即将期满，德意志诸侯们召集各路人马，准备于1077年2月2日在德意志奥格斯堡（Augsburg，在今德国南部）开会。同时被邀请的，还有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如无意外，届时亨利四世将会被正式开除出基督教世界。同时，由于亨利四世已经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异教徒，他手中的世俗王权也将被剥夺。

亨利四世，终于被绝望地推到了悬崖边上。

万般无奈，走投无路。

公元1077年1月，亨利四世带领妻儿老小，风尘仆仆地穿越阿尔卑斯山，觐见教皇。然而由于双方在过去的一年之中过于敌对，已经并不存在对话的平台，误判形势的教皇匆匆忙忙地躲进了一位德意志藩侯的城堡。这座城堡，被称之为“卡诺莎城堡”(1)。由于教皇迟迟不肯出来接见亨利四世，国王只能采取低三下四、痛哭流涕、死缠烂打的招数了。于是在瑟瑟寒风之中，亨利四世只披着麻布衣服（hairshirt），赤脚站在雪地之中，不吃不喝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到最后，教皇终于从城堡中现身，并且在亨利四世额头上留下一个吻。双方的第一轮战斗，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

这件事情，被称之为“卡诺莎悔罪”（Road to Canossa）。并且，由于这件事情已经让王权耻辱到了地板以下，所以后世也经常用这个词，形容奇耻大辱。

然而，宗教层面的干戈虽然已经消除，世俗方面如何收场呢？

原本要利用奥格斯堡会议，准备以官方法律手段一举拿下亨利四世的德意志诸侯们，此时此刻陷入了万般尴尬之中。既然已经成了乱臣贼子，那也就没有什么好啰唆的了，一不做二不休，德意志诸侯们索性又选举了一位国王出来，这位国王就是来自士瓦本公国，代表当年阿勒曼尼蛮族势力的鲁道夫(2)。

要说，亨利四世虽然落魄一时，但他绝对不是纸糊的，所谓的卡诺莎悔罪或者卡诺莎之辱，也不过是形势比人强，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权宜之计而已。像亨利四世这种有铁手腕的人物，绝对不会对这群落井下石之徒善罢甘休，更不用说鲁道夫这么一个山寨货了。

于是，德意志内战爆发了。

这场内战，一打就是四年，直到亨利四世在战场上取得绝对优势为止。

公元1080年，亨利四世对罗马教廷喊话，要求格列高利七世承认自己为皇帝，并且要求教皇将伪王鲁道夫逐出教廷。否则，亨利四世就要如法炮制，另立新教皇。

谁知道，教皇依然强硬如初，他不仅没有将鲁道夫踢出群，反而诏告天下，将亨利四世重新放入教会黑名单，并承认鲁道夫为德意志国王。

同年10月，鲁道夫一方战败，鲁道夫本人战死。

公元1081年，亨利四世挥师南下，进军罗马。

这场战争，又打了三年。

公元1084年，罗马城破，亨利四世废黜了老教皇，并任命了新教皇克雷芒三世（Clemens Ⅲ）。并且在克雷芒三世的主持治下，亨利四世加冕为帝国皇帝。

公元1106年，半辈子都在同罗马教廷做斗争的亨利四世与世长辞。继承他衣钵的，就是他的儿子亨利五世（Henry V）。

亨利五世在亨利四世生前，就已经伙同罗马教廷和德意志诸侯反对他的老爹亨利四世，可一旦亨利五世坐在了他老爹的位子上，则重新走上了与罗马教廷和德意志诸侯势不两立的老路。

又是十几年的打打闹闹，时光来到了公元1122年。

这一年，亨利五世与罗马教廷在沃尔姆斯达成和解协议。对，你没有看错，这个沃尔姆斯也就是近半个世纪前，亨利四世开会反对教皇的同一个地方。《沃尔姆斯协议》（Concordat of Worms）的主要内容，是王权放弃部分叙任权，并且教权也会在将来充分尊重王权。所以，这个协议说起来算是一次大妥协，协议的签订也并不等于王权与教权较量的终结。充其量算是罗马教廷赢回了一部分的神职任命权力。斗争双方，各自分别在协议中找到了自己可以暂时生存的舒适区，并且也为将来可能的摊牌创造了法理基础。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