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豫时期，除了杨绾，还有许多中兴名臣，比如刘晏。

刘晏（715—780），曹州南华（今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人，七岁就获得了“神童”的称号。他虽然才华横溢，却相貌平平，甚至有丑陋的嫌疑。不过，当一个人的才华登峰造极的时候，相貌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刘晏的经历不再赘述。李亨执政的时候，刘晏就已经是京兆尹、户部侍郎、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使（税务总局局长，财政部部长），名副其实的中央领导。遗憾的是，刘晏为人太耿直，更兼才气冲天，轻易不把旁人放在眼里，能得到刘晏青睐的官员屈指可数，比如颜真卿。至于那些肚子里没有干货，只知道溜须拍马，取悦上官的官混子，只能从刘晏这里得到白眼和鄙视。

问题是，水至清则无鱼啊！大家同朝为官，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有必要让同僚们整天怀疑自己是不是废物，是不是要三省吾身吗？

刘晏40岁的时候，开始遭逢人生的诸多坎坷。比如，朝中酷吏开了个整人的黑名单，刘晏赫然位于榜首。刘晏被罢免后，过了六七年无所事事的日子，锐气几乎快要被磨尽了。宝应元年（762），李豫登基，特地给刘晏下了一道任命书，将他官复原职。广德元年（763），刘晏被封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彼时，刘晏才48岁，正值年富力强的黄金期。正准备大展手脚，朝中有人举报，说刘晏和太监程元振来往过密。为了避嫌，李豫被迫将他贬为太子宾客，再一次雪藏了起来。不过，李豫欣赏刘晏，因为刘晏懂经济，会赚钱。

当时，唐朝经历了战火，人口锐减、经济萧条、漕运阻隔、税赋锐减，李豫非常头疼。就拿粮食来说，开元十三年（725），一斗稻米的价格不到二十文，广德二年（764），一斗稻米的价格竟然飙升到一千文，而且市场上还供不应求。

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百姓的家中没有隔夜之粮，皇室府库也没有余粮，以至于李豫只能削减禁卫军的粮食供给。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粮食，而在于粮道。当时，如果要把江南的粮食运到长安，只有两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陆路运输。

两个人拉个独轮车，每车装两百到三百斤粮食，这还包括牲口和劳力要吃的口粮，如果碰到阴雨绵绵的天气，粮食损失更大。当时，粮道就传着“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

第二个途径，水路运输。

由朝廷出面，组织上千艘粮船，先把粮食经长江运到扬州，再由扬州经过大运河运送到淮河，由淮河转入汴河，再进入黄河，入黄河之后西上，经三门峡之险，再转入渭河，最终到达长安，水路蜿蜒超过三千余里。

水运的好处是每次可以运送数十万斤粮食，然而汴河、黄河的水文情况比长江要复杂，运粮船走其他河道没问题，只要到了汴河，经常搁浅或者碰到暗礁沉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粮食基本上就是白运了。

刘晏被贬后，元载接替了户部侍郎的职位。

李豫：“元载，职责所在，你去解决此事吧。”

元载表示，解决漕运的根本是疏通河道，疏通河道的根本是银子。问题是，他既不懂漕运，也捞不到银子，有力无处使。

元载：“陛下！您忘了，刘晏是这方面的专家，干起活来绝对比臣靠谱，而且可以让他顺便给朝廷弄点钱回来花花。”

君臣一番合谋，刘晏重出江湖，担任御史大夫，兼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接到诏书后，刘晏立马收拾行装，沿着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考察沿线的漕运和百姓的生计问题。

正常情况下，中央朝廷每年都会下拨巨额资金去疏通河道，保障国家的运输干线通畅，然而战争过后，朝廷根本就拿不出钱来。刘晏一路走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千疮百孔，萧索至极！到达江南之后，刘晏将路上的所见说闻写成了一道奏折，随后发往京师。他在奏折中是这样描述的：

第一，从长安到淮扬，运河中的泥沙堆积，河床堵塞，以至于千里河道变成了浅水滩，水路运输犹如旱地行船。

第二，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一路五百余里，只有一千户百姓。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犹如行尸走肉。路上荒草丛生，野兽出没，毫无人烟之气，根本就找不到百姓帮忙疏浚河道。诗圣杜甫写过一首《无家别》，形容的就是此时的情景：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第三，部分州县的地方官跑得无影无踪，以至于盗匪横行，运粮船走到哪，这帮土匪就阴魂不散地跟到哪。

第四，藩镇节度使、地方自卫队随处可见，但凡是个官，身上都有个封号，大家把自己当成大唐的元勋，没人愿意干活。这也就罢了，一旦朝廷的运粮船出现，这帮人就换上了土匪的面孔，将粮食抢劫一空。

刘晏的报告提交上去之后，李豫让他不惜一切代价疏浚河道，朝廷只看结果。

刘晏想了想，要干成此事，必须先找到人。按照制度，朝廷搞工程，百姓有义务出工，而且需要自带干粮伙食，政府拿点补贴，干完活各回各家。刘晏上任后，发布了一道告示：只要你们愿意为朝廷疏浚河道，由官府给你们发工资。

百姓听说此事，纷纷踊跃报名。不仅如此，刘晏还调动地方自卫队来疏浚河道，加固大堤，漕运工作很快就有了起色。

当时，黄河之上有一处天险，名叫“三门峡”。因为黄河中央的砥柱山将河水一分为三，北边叫“人门”，中间为“神门”，南边叫“鬼门”，因此得名。因为三门峡的缘故，此处有大型的漩涡，每当运粮船走到此处的时候，就会有被卷入水流，撞到山体沉没的风险。

按照惯例，运粮船走到三门峡，需要卸粮上岸，从陆路向西运输，在下一个码头重新装船。刘晏实地考察了一番，最终提了个方案：改造大船，给船编队，改良纤绳。

大船可以让船体更加稳固。将十个大船编为一队，形成铁索连环，一起渡过湍急的水流。每个编队用数百名纤夫拉运，不让运粮船在水中失控。这个办法虽然成本很高，可是和陆路运输相比，还是节约了不少时间。

事情办到这个地步，刘晏可以回长安交差了。然而，他将目光放得更长远。在他看来，漕运路程长达数千里，需要经过长江、扬子江、黄河、汴水和渭水，每个水域的情况都不一样。过去，一艘船从头走到尾，不知道暗礁和泥沙堆积的地点，因此容易倾覆，最后到达长安的粮食还剩八成就已经算不错。

刘晏提出了新的办法：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

将漕运路程分为四段，如果下游来了运粮船，由上游的运输团队接手。同时，刘晏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立了临时仓库，用来储存下游运送的粮食。再调派一支军队沿途保护，让觊觎粮食的土匪们只能干瞪眼。

做完了这一切，刘晏将目光瞄向了运粮船。经验告诉他，运粮船的体积越是巨大，倾覆的风险就越小，朝廷完全可以将运粮船改造升级。

在此之前，如果官府想建造运粮船，需要从民间征调工程师和杂役，这帮人需要放弃家中的事务，而且自带干粮，官府只补贴一些少得可怜的伙食费。给官府干活，自己还得往里面倒贴钱。这生意，谁做谁赔本。

当时，刘晏从盐税中拿出了一笔巨额资金，下令在扬子（今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开设了十个造船厂，临时建造了两千艘急需的大型运输船，每艘船的成本高达一千缗（mín）。

工人们拿工资，磨洋工问题自然就解决了。然而，官员们坐不住了，他们觉得造船是工人的义务，刘晏这样做，完全是浪费钱，惯着小老百姓。

刘晏反驳道：“你们这些人，就会算计鸡毛蒜皮的事儿。”

官员们觉得刘晏不可理喻，粗暴地反驳道：“就算造一艘好船，五百缗也足够了，你不觉得一千缗太过分了吗？”

刘晏：“想把事情办得更好，就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

官员们蒙了：“什么叫长远？”

刘晏耐心地解释道：“船厂的民工太多，如果按照老规矩剥削他们，如何让他们安心造船？咱们开出高工资，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他们自然会安心造船。再者说，先前造船的材料经常被替换成劣质的，如今给的钱多，就算有贪污克扣的，剩余的钱也能造出一艘合格的大船。”

这番言论，让官员们目瞪口呆。

刘晏看着痴呆的同僚，恨铁不成钢地说道：“哎，你们现在都不理解我，后世的人一定会认可我所做的一切。”

不得不说，刘晏在国库最紧张的时候，敢大手笔造船，确实有魄力。宪宗、懿宗时期，朝廷不断压低运粮船的建造经费，以至于物料低劣，工人偷懒耍滑，造出的船薄脆易坏，漕运也就渐渐就废弃了。

问题是，刘晏的漕运改革就是烧钱，李豫虽然力挺他改革，可国库的经费不允许啊。更何况，李豫穷得叮当响，还指望刘晏帮他弄点零花钱呢。

刘晏表示，这个事儿他一直记在心里。在古代，临时加征赋税，派兵洗劫大户，约谈有钱商人，让他们资助经费都是可行的策略。不过，刘晏爱惜自己的羽毛，干不出这些龌龊的事，他把目光转移到了盐政上。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唐玄宗以前，官府并没有实行食盐专营制度。当时，全国有两个大的食盐来源，一个是河东的解盐（最大的产地在山西省运城市），一个是江南的海盐，其中解盐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场。

在河东，由豪强富户控制食盐的生产，由大的盐商负责销售，老百姓当打工仔，赚取微薄的工资。当然，有些家庭会搞小作坊，生产小批量的食盐，然后偷偷卖给盐商。官府的角色就是：坐看你们发财，而且不征收任何盐税。

有唐一朝，老百姓承担朝廷绝大部分的赋税，可最赚钱的盐商却数钱数到手抽筋，确实是奇事一件。唐睿宗时期，某些官员就提出要在河东设置盐政官，专门负责征收赋税，可一直到开元时期，有关部门才开始重视此事。

当时，朝廷下了文，规定食盐生产商需要获得官府签发的食盐生产许可证，还要向朝廷缴纳一万斛食盐，由当地官府负责征收。和巨大的食盐利润比起来，一万斛食盐，实在是九牛一毛。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逃出长安，过起了穷光蛋的日子，这才想起富可敌国的盐商们。为了筹措战争经费，李隆基将理财大师第五琦派了出去，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增加国库的收入。

第五琦发话了，所有盐场必须在朝廷备案注册，由官府统一管理，盐场生产的食盐由官府统一收购，统一运输到各地，再由政府专卖销售。除此之外，盐场不能将食盐卖给任何商人，否则官府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这样做的好处是，食盐的收入全部流进了政府的口袋，国库顿时就充盈了起来。可问题是，官收、官运、官销有绕不开的弊端：

第一，钱进了中央的府库，官员捞不到任何好处。

想想看，官员们忙活着收盐、运盐、卖盐，却只能拿着死工资，图啥？朝廷明面上不允许商人销售食盐，可官员们有权，这些人暗中把食盐加价卖给盐商，既可以赚钱交差，也可以从中捞一笔，何乐而不为。

第二，官府毕竟人员有限，要在全国开设食盐专卖连锁店，需要大量的启动资金和从业人员。主管部门做不到这点，只好少设销售点，以至于百姓们要买一点食盐，需要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路。

第五琦的想法是好的，就是不太注重市场规律。刘晏是个接地气的官员，他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决定把官收、官运、官销改为民产、官收、商销。

在食盐生产环节，官府扶持一批豪强控制的大盐场，民间自发形成小盐场。在食盐收购环节，官府有垄断性的收购权力。在食盐销售环节，官府把食盐加价卖给盐商，让他们自行设立销售网点，政府再从中征收一些食盐销售税。

在当时，食盐如果要跨境运输和销售，必须给当地的县老爷交一笔“食盐过境税”，也就是地方保护税。刘晏一声令下，以后这些都不用交了，谁再敢搞地方保护主义，先收拾你一顿再说。

把食盐交给商人销售，如果他们囤积居奇，擅自涨价怎么办？

好说！刘晏在各地的交通要道设置了许多常平盐仓，专门储备官府的食盐，如果盐商的食盐超过了官府指导价，官府就出面销售常平盐。

刘晏的做法很快就收到了奇效。第五琦主政时期，唐朝的盐税每年是六十万贯，刘晏主政时期，唐朝的盐税达到了六百万贯。由于刘晏的食盐制度改革让统治者尝到了不少甜头，一直到清王朝，政府采用的都是唐朝的食盐产销制度。

除了盐政改革，刘晏还发明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粮食监控体系。

在唐朝，这绝对是新鲜玩意儿。当时，刘晏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十三个巡院（具备国家统计局和发改委的职能），定位为监测地方经济信息的机构，专门负责收集各地的粮食生产情况、物资存储、物价变化、气候异常等信息。

问题是，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怎么把信息传递给京城呢？

刘晏表示，这些都不是事儿。他大手一挥，发布了一道求贤令：只要你走路比普通人快，就可以找官府应聘，工资待遇从优，尊严有保障。在当时，这批人被称为“疾足”或“驶足”。

当时，刘晏在巡院和京师之间设立了驿站，专门接应这些疾足。各地巡院定期将经济信息传递到京城，刘晏将朝廷的指令反馈到各地，保证市场供求平衡，物价稳定。比如，滑州的粮食丰收，汴州的粮食歉收，刘晏会派人收购滑州的粮食，以免谷贱伤农，然后再把粮食卖到汴州，确保汴州百姓不会饿肚子。

据史料记载，刘晏的粮政改革确实起到了平抑物价的作用，以至于粮食市场基本达到了“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的状态。

刘晏的改革是大工程，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正是这一时期，唐朝的理财高手、漕运高手层出不穷。比如，陈谏、韩洄、元秀、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等人都是刘晏的门生，尤其是陈谏，机警聪敏，过目不忘，后来成为顺宗时期“二王八司马”改革集团的重要成员。

客观地说，刘晏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大唐的中兴大业。遗憾的是，这样的丰功伟业并没有成为他的护身符，在后续的政治斗争中，刘晏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后面的章节咱们再继续讲刘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