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笔者觉得这段历史非常沉重。

隋炀帝对待百姓究竟是苛刻，还是宽厚？

兴建土木工程不假，征调百姓服役也不假，死了无数百姓也是事实。然而，每次工程开始之前或者完毕之后，隋炀帝都会下诏免除老百姓多年的赋税，在江都如此，在东突厥如此，准确地说，走到哪儿都是如此。

一征高句丽时，隋炀帝知道有些农民长期在外服役，家中可能会缺少粮食，或者被地方官员恶意搜刮，因此下令拨付国库的粮食给那些无粮之家，至于家里的田地没人耕种，隋炀帝也曾诏令人口多的家族帮助男丁稀少的家族。

隋炀帝心细如发，施政过程无不掌握尺度，注意百姓的情绪。这是昏君和暴君会做的事吗？征伐高句丽确实劳民伤财，可事实摆在面前，隋军的损失并不惨重，相比于隋朝强盛的国力，这实在算不上什么。

隋炀帝大兴土木，因为工程繁重而累死的民工有多少，战场上战死的将士有多少，充其量不过百万。遗憾的是，隋末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带来的死伤有多少？

两千多万，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

有时候真的很难明白，军阀们打仗是为了天下苍生着想，还是为自己家族的利益，为天子之位而努力奋斗。他们衡量百姓幸福与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百姓的家庭都毁灭了，还有什么幸福可言，还有什么苍生可言呢？

说白了，这帮人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干的都是利己主义的事儿，实在不值得拿出来批判亡国之君，或者标榜自己的圣贤。

客观地说，隋末天下大乱，征伐高句丽是导火索，繁重的徭役是主要原因，这些都毋庸置疑。问题是，朝廷让你多服了徭役，你就要起义？

起义也就罢了，可这些人把队伍拉起来之后，一没有打着推翻暴政的旗帜，二没有为老百姓谋福利，整日里打家劫舍，抢劫行商客旅，这算哪门子事？这也就罢了，宣布造反不满三个月，这些人就登基称帝，称王称霸，到处争夺地盘，残杀无辜百姓，这也是朝廷逼的？

在山东起义的张金称等人，根本没有打着反对暴政的旗号，而是号召老百姓逃避隋朝的徭役，说得更直白些，就是号召大家偷懒。张金称造反之后，专门抢劫百姓和行人，纯粹就是盗匪行径。更令人愤怒的是，张金称攻克平恩（今河北省邯郸市邱县）之后，居然下令屠杀了一万多名真正意义上的平民老百姓。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手无寸铁的百姓是战争的受害者，喜欢开启上帝视角去质疑统治者的决策，喜欢从道义上指责统治者，这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古往今来，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截然相反。

隋末还有一个现象：起义者多如牛毛，可都是奔着称帝而去。

大匪首刘元进，自以为相貌非凡，率众起义造反，无奈根基都还没打稳，就着急忙慌的在吴郡称帝，吃相着实很难看。至于朱燮和管崇，要不是刘元进的存在，恐怕又会多出两个称帝的名额。

平民百姓宋子贤，自称弥勒转世，聚众闹事。

僧人向海明，自称弥勒转世，公然称帝。

土匪刘迦论，自称皇王，建元大世。

胡人刘苗王，率众造反，自称天子。

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国号燕。

杨玄感仓促起兵，兵败的前一刻，想的事情就是登基称帝。

这些可能都是大家很少知道的，再说几个名号响当当的。

西秦霸王薛举、薛仁杲父子，建立西秦政权，称帝。

河西大凉王李轨，建立大梁政权，称帝。

刘武周，勾结东突厥，称帝。

河北最大的军阀窦建德，称帝。

王世充，起初还在辅佐越王杨侗，濒临崩溃之际果断称帝，国号郑。

贵族萧铣，在岳阳称帝，国号为梁。

李子通，在江都称帝，国号为吴。

林士弘，在豫章称帝，国号为楚。

梁师都，勾结东突厥，称帝，国号为梁。

辅公祏，在丹阳称帝，国号为宋。

像刘黑闼（tà）、高开道、徐圆朗这些头上挂着某某王的起义军首领，不计其数。

这些事情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多么的稀奇古怪。隋炀帝施政错误确实会引发暴乱，可是这能解释起义者集体称帝的现象吗？不管有没有受到战争波及，太多人称王称帝，这种逻辑恐怕到哪儿说都会站不住脚吧。

事实的真相是，南北朝以来社会伦理丧失殆尽，儒学传播几乎一塌糊涂，士民们除了宗教，几乎毫无信仰可言。但凡遇到一丝丝的机会，这些人就会起来闹事，争夺天子之位。除此之外，律法也是隋末暴乱的根由。

客观地说，隋末百姓并不是到了必须造反的边缘，而是他们造反，乃至称帝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说白了，隋炀帝的仁政让他们对权力毫无畏惧可言。

中国的帝王都喜欢以“王”和“霸”的理念来治理国家，以仁德收买人心，以武力和惩罚来威慑民众，可隋炀帝却想要改变惯有的游戏规则。

隋炀帝以为，他给百姓营造宽松的生存环境，大肆减免赋税，让老百姓都富裕起来，有饭吃有娃抱，家里有钱粮，地里有田产，老百姓就不会想着造反。隋炀帝想要达到人治的极致，可他还是小觑了官僚集团和百姓对他理想的认可度。

人心都很现实：饱暖思**欲，这是亘古不变的人性铁律。

社会也很现实：没有惩罚就没有威严，就不会让百姓有所畏惧。

在没有惩罚的世界，即便是最轻的惩罚，也会让大家无所适从。

杨玄感叛变之后，隋炀帝扪心自问，自己还是太天真，太宽厚了，身为孤家寡人，就应该利用“王”和“霸”两种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因此举起屠刀杀了数万人。说白了，王世充在江南屠杀降卒一事，完全符合隋炀帝的新胃口。

隋大业九年（613），王世充剿灭江南的叛军后，隋炀帝通令全国：为盗者籍没其家。

这道圣旨的信息量非常大。

所谓籍没其家，就是没收你的所有财产，如果你家里没钱，没收的哪门子家财？如果你是无家可归，食不果腹之人，又何来的家产？

在此之前，朝廷对盗匪没有惩处，你可以在外面杀人越货，可以有个安稳的家（在当时，盗匪像是一种正当职业）。如今不一样了，只要发现你是盗匪，或者有盗匪的嫌疑，官府就抄你的家，没收你的财产。

圣旨下达之后，地方官员嗅到了其中的致富机会，因此立刻动了起来。

据史料记载，地方官府的剿匪工作非常顺利，真正的盗匪被抄没家产，真正的良民也被抄没家产，富人的家产被洗劫一空，盗匪聚集的现象不但没有受到控制，反而越来越多（时群盗所在皆满，群县官因之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

原本是一场打压盗匪横行的政治运动，逐渐演变成平民百姓抵制地方官府掠夺财富的情绪大暴动。大隋啊大隋，你前途堪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