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的《大业律》对犯罪和刑罚重新做了规定，主要的内容有：

第一，侵犯皇权罪。

谋反和谋叛。谋反就是造皇帝的反，包括大臣政变和农民起义。谋叛的性质如同现今的叛国罪，必须要严惩。

隐藏谶纬。谶，指的是巫师或者方士所说的隐语和预言，一般都是预测帝位的话。纬，以神学、迷信来解释儒家经书的说法，比如河图洛书、占星望气。

怎么说呢，你对谶纬的态度，全看你的江湖地位。

如果你不是皇帝，肯定会喜欢这种八卦，尤其是当八卦和你有关，比如预测你有机会做皇帝，你肯定是趋之若鹜。可如果你做了皇帝，这两样独门绝技就变成害人的歪门邪道，不为皇帝所容。隋炀帝继位之后，便下令将天下有关谶纬之学的书籍全部焚毁。

第二，危害皇帝人身安全的罪。

包括皇帝的出行仪仗、饮食和药物，凡是能够危及皇帝性命的都要算在内。

戍卫上番不到。该你值班的，你却不在岗，有罪。

犯跸。冲撞皇帝的御驾，惊扰到皇帝本人，也有罪。

第三，对皇帝大不敬的行为。

指斥乘舆。指责皇帝的所作所为，背地里说皇帝的坏话。

抗拒君命，无人臣之礼。皇帝说的话就是圣旨，你可以有异议，却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违背诏命，让皇帝下不来台。

对皇帝不忠。这条罪主要靠皇帝自己来判定，皇帝觉得你欺骗了他，那你就是不忠，没什么好解释的。

对皇帝不敬。比如皇帝到你的地盘巡幸，你进献的食物不合他的胃口，或者皇帝用膳的时候，你放了个屁，都有可能判你大不敬之罪。

第四，危害公共安全罪。

私藏、私造武器。

古时候的统治都是专制的，决不允许民间私下制造武器，也不能在家里存放可以武装队伍的武器和甲胄。这和如今民间不许私藏枪支，道理是一样的。

相聚为盗。民间可以有小偷，但是不允许大批的人占山为王。

隋朝之前，许多王朝的覆灭都是因为土匪盗贼聚在一起搞绿林好汉，最后铤而走险，发动起义。隋炀帝可能没想到，隋朝的覆灭并不是因为他修建大运河，而是蜂拥而起的盗匪，我们后面会详细说这个事。

造蛊毒。

古时候把许多毒虫放在一个罐子里面，让它们互相撕咬，最后活下来的就成为蛊。放到我们现在来看，这种说法完全是封建迷信，根本起不了作用，但是当时人家就是信这些，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对此事深恶痛绝。

隐匿逃亡之罪。

如果你家里来了朝廷要追捕的罪犯，你敢私自藏匿，或者给他提供金钱上的帮助，朝廷必定会追究你的责任。

第五，职务犯罪。

擅离职守。如果你是公务员，拿着朝廷的俸禄，就必须忠于职守，即便是当朝宰相，每天也必须在省台坐班，不到下班的时间，绝对不允许回家，想要休假没问题，必须向有关部门请假备案。

外交失词。和少数民族打交道的时候，说话绝对不能信口开河，丢朝廷的颜面。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参考如今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衣冠不整。官员的服饰不能太寒酸，更不能像路边的乞丐一样贴着补丁。中央官员上朝的时候，不允许东倒西歪，长相不好看的官员，在官场上绝对不受待见。唐宋明清几个王朝都在这方面有规定。

署置过限。国家公务员的编制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朝廷拿钱养官员，绝对不允许有私自设立岗位，骗取国家公共财产的行为。

执法残暴。如果是基层的执法者，官员们需要代替天子牧养百姓，绝对不允许有欺压百姓的行为，更不能在执法过程中动粗，造成冤狱。如今的城管部队，要是放在隋炀帝那个年代，绝对要被朝廷追究执法责任。

枉道。官员们乘马车出差，必须走国家的官道，绝对不允许走小路，因为马车和马匹是国家的公共财产，走不安全的道路很容易造成马蹄和车辆的损失。更何况，出差不走官道，很容易误了时间，影响办事的效率。

与民争利。

政府、公务员，不允许利用手中职权经营商业，和老百姓争夺商业利益。

刺史、县令私自出界。地方官员必须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地方，如果没有朝廷的批准，不允许去别的州县串门，如今的官员经常来这里学习，去那里考察，实际上是到处旅游，隋朝明文规定，不允许这样干。

朋党交通罪。不允许官员结党营私，或者提拔门生。

泄露朝廷机密。中央的政策、朝廷的决议，在没有正式公布之前，绝对不许外传，一旦被查出来，就是一等一的大罪。

第六，妨碍管理秩序罪。

走私。比如，中原的铁器非常先进，北方的草原民族却不精通铁器工艺，隋朝规定了，不允许走私铁器，这些危险的玩意儿必要得到国家的配额管理。

私铸钱财。私铸钱币绝对是操家灭门的大罪，没什么好商量的。

违反户籍管理规定。古时候都是按照人头数来抽税的，如果你不在官府登记造册，就相当于不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和我们现在的黑户是差不多的概念。

居丧嫁娶。家里有长辈去世，晚辈应该守孝，如果这个时候你还锣鼓喧天地娶妻娶妾，那对不起，朝廷会派官员前来弄死你。

通奸。男女之间非法的性行为不仅有伤风化，破坏社会和谐，还容易在家族内部引起不必要的争端，朝廷因此明令禁止。

不睦。在古代，男人们一妻多妾是常有的事儿，孩子嘛，经常是同父异母，或者是同母异父。即便如此，你们也不许在家里闹矛盾，破坏社会的和谐。

不孝。父母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孩子如果不承担赡养责任，天天在外面潇洒鬼混的，对不起，朝廷会出面处置你。

第七，军事犯罪。

怯敌。两军交战，你不可以躺在地上装死，不可以不战而溃，更不可以发表消极言论，妨碍军心。

逃避兵役。朝廷打仗需要征兵，你可以把自己搞成残废，但是绝对不允许四肢完整，年龄又达到要求的男丁拒绝服兵役。

丧师。如果你是大军统帅，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造成全军覆没，或者无端损失过多，朝廷都会追究你的责任，一般都是削除军籍，贬为庶民。

当然，隋炀帝的《大业律》中还有其他条款，许多都已经失传。总而言之，和《开皇律》相比，《大业律》定罪条款更少，律法变得更加宽松。那么问题来了，老爹已经定了律法，隋炀帝为何还要制定新的律法呢？

江湖传闻，隋炀帝想要掩盖弑杀父亲，谋夺太子之位的罪行，因此用宽仁的刑罚来笼络人心。虽然是信口开河，却承认了《大业律》宽松的事实。

还有人说，隋炀帝是好大喜功的人，想要靠这部法典来树立威名。问题是，如果靠一部法典就能赢来威名，那中国历史上的法典恐怕已经多如牛毛了吧。

事实上，律法经典不经典，不能从律法本身来看。比如，你在家觉得自己帅不重要，关键是和别人比起来你帅不帅，在特定的人群中，你的长相是不是符合他们的审美标准。律法的好与坏，必须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说才有意义。

当时，百姓深受严苛律法的折磨，抵触情绪非常浓厚。杨坚制定《开皇律》，就是为了笼络人心。遗憾的是，杨坚本质上就是个内心阴暗、严苛无比的帝王，他对世间的一切都是持怀疑和猜忌的态度，他虽然制定了宽松的律法，可骨子里却不相信臣民会对他感恩戴德，不相信臣民会减少犯罪的动机。

南方的百姓，尤其是地方豪强，更是视隋朝的律法为洪水猛兽。

说白了，《开皇律》在北朝百姓的眼里是福利，可在南朝百姓的眼里，仍旧是严刑峻法。更何况，隋文帝在执行《开皇律》的时候，以粗暴和野蛮的人治为主，律法几乎形同虚设，这就让官员和百姓更加难受和抗拒。

隋炀帝在江南待了十年，对当地士民的心理非常清楚。

修建大运河，巡幸江都，免除南方的徭役赋税，隋炀帝并不是吃饱了撑的，也不是人傻钱多，他想进一步推动南北民族和经济的融合。想要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律法就是一个绕不开的坎。

从扬州回来之后，隋炀帝就给吏部尚书牛弘派了任务：立即组织人手，在最短的时间内编撰法律条文更为宽松的《大业律》。

比如，《开皇律》中规定，只要你犯了十恶之罪，必须要得到严惩。如果是谋反罪，朝廷在定案的时候，可以不分情节轻重，直接判处你死刑，至于刑罚的执行，可以不分时令和场地。更有甚者，只要你有谋反的想法或者言语，也可以立即给你定罪，将你流放两千里地。至于株连、屠杀，根本就是小儿科。

牛弘在制定新法的时候，隋炀帝就说过，十恶不赦之罪太过严苛，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取消，至于其中的条款，可以修改之后并入到《大业律》中。

隋炀帝是一个聪慧的人，他意识到帝国的人口正在快速膨胀，国家已经进入到繁荣稳定的时期，如果说乱世需要用重典，但是在太平盛世，道德教化远比严刑峻法要好用，想要收服人心，就必须推行宽厚仁德的治国理念。

可以说一个小故事。

隋炀帝的律法规定，在洛阳宫值守的卫士绝对不能擅离职守，即便旁边还站着你的小伙伴。有一次，隋炀帝在显仁宫办公，中途觉得有些疲乏，于是就走到宫殿外面散步，结果发现有一个岗位居然没有人值班。

隋炀帝当场就怒了，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是禁卫军首领派遣值班的卫士出门办事去了。情有可原吧？

隋炀帝并不这么想，他找来了大理寺少卿源师，控告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大业律》的规定），要求他严格调查此事，并放出话去，希望源师能够将禁卫军首领判处死刑，以儆效尤。

源师态度非常强硬，禁卫军首领虽然触犯了朝廷的律法，可罪不至死，因此极力劝说隋炀帝，最后将禁卫军首领改判成徒刑。隋炀帝虽然有帝王标配的火暴脾气，毕竟还是在他制定的游戏规则内行事。

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们对《大业律》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原因有很多。比如许多内容都已经缺失，整部法典不成体系。比如律法太过宽松，基本上没有惩罚的效果。当然，最重要的是，《大业律》并没有改变大隋灭国的现实。

客观地说，《大业律》的意义在于，他是隋炀帝对大隋帝国现状的理解，是他治理国家的一种态度，也是研究隋炀帝历史的一个支点。

关于这部法律的执行，隋大业九年（613）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官员和百姓的生活环境非常宽松，不知法律为何物。比如官员们犯了法，利用官职和金钱抵罪，基本上可以大事化小，土匪盗贼打家劫舍，朝廷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在这一年，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尤其是隋大业九年（613）爆发的杨玄感军事政变，让隋炀帝感受到了统治危险，为了镇压起义军，隋炀帝开始实施严刑峻法。比如老百姓做了土匪盗贼，不管是什么原因，一律诛杀（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

法律从宽松到严峻，根本就没有平滑的过渡。想想看，起义的人可以逃脱朝廷的刑罚，老实过日子的人却被拉出来顶罪，谁还愿意跟着朝廷混？不得不说，《大业律》是隋炀帝施行仁政的手段，可谁也没想到，帝国居然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运动，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这部律法成为加速王朝衰落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