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人口锐减，大量田地荒芜，造成军粮供应不足，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在许都（今河南许昌市）附近进行屯田。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其土地是无主和荒芜的土地。民屯每五十人为一屯，收成与国家分：使用官牛者，官六民四，使用私牛者，官民对分；军屯的主力是士兵，六十人为一营，一边戍守，一边屯田。屯田措施对安置流民、荒地开垦、解决粮荒、促进水利建设、恢复农业生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曹操统一北方创造了物质条件。

屯田制始于西汉，在曹魏时获大规模推行，到魏末已遭到破坏，这是因为到了曹魏末年，这项制度对统治者来说已经无利可图。

晋朝建立后，曾先后两次下令废除屯田制，民屯逐渐消失。民屯制度废止以后，贵族、官僚纷纷抢占土地。针对当时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的情况，司马炎发布了禁止占田、募客的诏令，对触犯诏令的予以惩处。咸宁三年（277）七月，中山王司马睦不顾法令，派人招募七百多户百姓，此事被检举揭发后，司马炎贬他为丹水县侯。

实行什么样的土地制度，事关民之根本。太康元年（280）晋灭掉东吴统一全国后，司马炎颁布了户调式(1)，共有三项内容：占田制、户调制、品官占田荫客制。

户调式规定，生男孩的人家每年应交纳绢三匹、绵三斤，生女孩或者生第二个男孩的需交纳半数，各边境的郡交三分之二，有些更偏远的交三分之一。夷人交纳賨（cóng）布，每户一匹，有些偏远的可交一丈（一匹等于十丈，约三十三米）。男女年满十六岁以上到六十岁为正丁，十五岁以下到十三岁、六十一岁以上到六十五岁为次丁，十二岁以下六十六岁以上为老小，不服役。一个男子可占田七十亩，女子占田三十亩。丁男按五十亩征收赋税，即共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次丁男减半；丁女按二十亩征收，次丁女就不收赋税。远方夷人不按田交赋税的，应交纳义米，每户三斛；偏远的交五斗；极其远的交纳算钱，每人二十文。

官品从第一到第九，可分别根据贵贱占田：官品为第一品的占五十顷，第二品的四十五顷，第三品的四十顷，第四品的三十五顷，第五品的三十顷，第六品的二十五顷，第七品的二十顷，第八品的十五顷，第九品的十顷。除了自身可占田，又可各自根据品的高低荫庇他的亲属，多的到九族，少的到三世。宗室、国宾、先贤的后代以及士人子孙也按照这样试行。他们还可以荫庇衣食客和佃客。官品在第六品以上的可以有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的可有两人，第九品的以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级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以上为宿卫兵头领）都是一人。可以有佃客的，官品在第一或第二品的佃客不能超过五十户，第三品的十户，第四品的七户，第五品的五户，第六品的三户，第七品的二户，第八品和第九品的一户。佃客又称“佃户”，身份地位高于奴婢，奴婢经放免才得为客，而客身份地位又低于自耕农。国家所承认的佃客不能单独立户，只能附注在主人的户籍上。他们不属国家编户，“皆无课役”，不必向国家纳租服役，但终年为主人耕种田地，从事杂役，以至荷戈作战。按照法令规定，佃客所耕种土地上的收获物要和主人对半分，这个剥削量是相当重的。他们通常都是世代相袭，只有经过主人的遣散才能获得自由。晋按品级限制官员的佃客数，目的在于惩戒过度荫庇，减少佃客，保证国家税收。

户调式中充分肯定国家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不管之前所占之田是从哪里得来的，按照法令精神，那都只是国家土地的一部分，应由国家分配给各级官僚和平民。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由国家分配给土地，但也得承担义务，交纳赋税。户调式也肯定了官僚阶层对土地的大量占有，一品可以占田五十顷，相当于五千亩，即使是九品的也能占田一千亩。法令也表明各级官僚基层有庇护其宗族、客的权利，可以免除他们的赋役。

户调式还特别提出：“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士人(2)成为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之族，这件事首次以政府法律的形式给固定下来了。士族这种经济上的特权，加之当时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让他们享有的政治特权，都成为日后形成门阀政治的基础。

占田法令颁布以后，因为国家许诺要给予合法田地，一些过去没有登记上的“黑户”也开始纷纷向政府报到，申领土地，因此出现了人口的“激增”，到了太康三年（282），人口户数由太康元年（280）的二百四十五万户增加到三百七十七万户。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耕者有其田，加之风调雨顺，太康初年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干宝(3)在《晋纪总论》中说：“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后世称这段时间为“太康之治”。

(1) 户调式，一种按户征税的制度，起于东汉末年。“式”是一种法令的名称。

(2) 士人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中没有在朝中为官的。

(3) 干宝（283―351），东晋文学家、史学家，最著名的作品是志怪小说《搜神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