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先生在其一部从头到尾痛贬明王朝的小说里，结尾处突然笔锋一转，意外狠夸了明朝好几句：“（同时期）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这一点，明朝年间诸多造访中国的欧洲人都可以作证，尤其是生活在“太污秽太不卫生”的欧洲人，更是对明代的中国整洁考究的生活品质无比羡慕。西班牙学者门多萨说：“他们（明朝人）第一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

造就明朝人这“极其整洁”高品质生活的，正是古代中国城市几千年里遥遥领先世界的一项强大能力：城市垃圾粪便处理能力。

1.商周时代的零容忍

中国人的城市卫生意识有多早？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就连随地乱扔垃圾，都成了万万不能犯的大事。《韩非子》记载，“弃灰于道者断其手”，而且这是“殷之法”，也就是从商朝起，在城市乱丢垃圾，逮着就得剁手。后来战国商鞅变法，出台了著名的《秦律》，对这零容忍的城市卫生管理态度也全部继承——“弃灰于道者刑”。所以，倘若今天有乱丢垃圾的朋友，意外穿越到战国年间，恐怕甩手之间就有生命危险。

也同样从商朝起，就有了最早的公共厕所。春秋战国年间，当时的城市对于厕所的修造布局高度重视。用《墨子》的说法，就连防卫城池安全的城墙上，都要每隔五十步设计一个厕所，而且还有了严格的建造标准：公共厕所要修在道路之外，民用厕所的围墙必须要高2.7米以上，厕所的排粪池也要挖得极深，方便回收施肥。

对比古代欧洲史，就可见古代中国的生活品质。在欧洲贵族一年才洗两三次澡的中世纪时代，与中国唐宋年间是同期，且不说欧洲城市乱丢垃圾的景象随处可见，随地大小便也是寻常事。还有一个从罗马时代就有的生活习惯流传欧洲各地上千年——老百姓在家排泄完毕后，就直接从窗户往下倾倒出去。走在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街道上，稍不留神就会“祸从天降”。

所以，今天那些看上去无比整洁考究，引得无数中国游客兴冲冲跑去观光的欧洲古城，往前倒退几百年，基本都是粪便垃圾遍地。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急火火来到法国求援，刚进浪漫的巴黎就遭遇满城臭气扑面，当场被活活熏晕，如果不是抢救及时，险些就这么“出师未捷身先死”。

2.唐宋环卫处理更规范

比起号称“千年不洗澡”的欧洲中世纪，与之同时代的中国唐宋王朝，在城市卫生问题上面临的压力更大。欧洲中世纪的城市，通常也就四五千人，能有几万人的都是超大城市。这么点人口都闹得污臭遍地，如果是在大城市规模有数十万人口甚至上百万人口的中国唐宋年间，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城市卫生必须更加规范。

比起商周时乱丢垃圾就要剁手的规矩，唐朝虽然没这么凶残，也管得极严。《唐律疏议》明文规定，随地乱扔垃圾甚至从窗口向外乱倒污水，抓住最轻打六十大板。而且不单罚肇事者，主管部门官吏也要连带受罚。所以，倘若唐朝年间有欧洲人移民中国，还保留欧洲城市的某些坏习惯，恐怕没几天就要被打得皮开肉绽了。

当然，要解决卫生问题，单靠痛打显然不够。唐朝的一大进步就是利用强大的经济手段。拜唐朝发达的农业生产所赐，对排泄物等垃圾的回收渐成火热产业。唐朝的各大城市都有这样的“创业精英”，典型如河东人裴明礼。据《太平广记》记载，此人一辈子精心从事排泄物等垃圾的回收转卖，居然积累了百万资产，一举跨入唐代富人阶层。这个在唐代开始火热的产业，也维持了唐代城市的整洁生活。

发展到宋代后，垃圾回收可不只是民营企业在做了，宋朝有了专门负责清理城市市容的“街道司”，下辖环卫工人上百人。诸如汴京、临安这样的超级城市，负责清理城市卫生的工人有五百之多，每天早晨都会有环卫工人集中打扫各大街道，然后按天领取工钱。所以，在唐宋年间，许多造访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经常忍不住惊叹中国沿海城市街道的整洁。

比起中世纪欧洲人方便过后随意朝窗外乱倒的任性行为，宋代的中国城市平民们格外守规矩，每天都有专门的“粪夫”上门服务，清理并带走各种家用垃圾。这样周到的清洁服务，也沿用至明清两代。

3.羡煞欧洲人的明朝城市

明代的城市卫生管理基本沿袭了宋代的制度，但技术水平显然更强。就以城市污水排泄来说，明朝时的北京城，就已经有了四通八达的排水管道。甚至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帮助新中国修建北京排水系统时，苏联专家高莱托夫就曾亲自钻到明代留下的暗沟里考察，然后深受震撼地说道：“这些在明朝时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

在16世纪下半叶，那些从污水横流的欧洲城市里走出来，漂洋过海来到明朝的欧洲传教士，不但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更学习到了无比宝贵的古代垃圾回收经验。传教士曾德昭亲眼见到后说，明朝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耕作所需要的各种粪便都有专门人员从城市里回收，然后运载到乡村里出售，甚至各种城市生活垃圾都有专门人员回收。哪怕“扔到街上的破布”，都会被迅速回收。

运转如此成熟的产业链，造就了整洁到不可思议的明朝生活品质。何为门多萨所说的“极其清洁”？利玛窦在逗留苏州时，就曾用大段笔墨描绘过苏州城那清澈的河水：“这里的水是淡水，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

而曾在杭州居住了十年的传教士曾德昭，除了见识了杭州连“扔到街上的破布”都会迅速回收清理的卫生水平，还用大段笔墨描绘了西湖整洁美丽的风光：“优良的宫廷”“水之清澈令人乐于观赏”。

曾在广州居住的葡萄牙人科鲁兹，对广州的深刻印象中也有那令他流连忘返的整洁。身在这个南中国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城市里，科鲁兹详细记载了广州手工业的各种奇特工艺，见识了那些整洁得让他惊讶的中国工匠。所有的手工业大集市上，没有常在欧洲闻到的那种恶臭，相反每一个工匠都衣着整洁，每一样物品也都清洁得叫人爱不释手。

高品质的生活，成了利玛窦的书信里对明代中国人的一句至高评价：“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异常，太高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