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海陆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历代王朝就成了古代国际贸易里的“吸金”狠角色。自家的商品只要一亮相，必然惹得各国“买手”蜂拥而来，火热的外贸景象令古代中国收获了一个绰号：银泵——中国赚的白银，就像水泵抽水一样源源不断涌来。拥有如此强大的赚钱能力，自然来自古代“中国制造”的高品质，也得益于一些外力助推。比如，有三件唐宋年间的外国进口商品，都在进入中国后实现华丽转身，以全新面貌成了古代“中国制造”畅销世界的强力助推。

1.印度砂糖

虽说古代中国制糖的历史是全球公认最早的，但在隋唐年间，印度砂糖后来居上，当时小国林立的印度大陆，像样的寺庙都会种甘蔗制糖，且熬糖手艺登峰造极。比起当时水分多、易熔化的中国糖来，学名“石蜜”的印度砂糖不但有干燥易保存的绝对优势，且口感更为甜美，因此长期风靡唐朝贵族圈，连大唐皇宫都是年年砸钱买。

贞观二十一年（647），正在美滋滋吃“石蜜”的唐太宗李世民突发奇想：这么好吃的糖，咱自己就不能造吗？于是，唐太宗命王玄策为使者，率使团出使印度大陆达摩揭陀国，誓要学透印度的制糖技术。却不料达摩揭陀国发生政变，新国王竟然打劫大唐使团，惹得王玄策震怒，亲率使团奋起反击，一怒之下把达摩揭陀国杀得全军覆没。当然，他在大扬国威的同时，“学制糖”的任务也没耽误。归国后的使团留学生们在唐太宗的宴会上大秀国产“石蜜”，《新唐书》形容其“色味逾西域远甚”，漂亮反超进口货。

到唐高宗龙朔年间，当年杀得印度大陆直打哆嗦的王玄策再度出发，从印度大陆带了十名制糖高手回长安，向唐朝工匠系统地传授了从把甘蔗汁熬成糖浆再到加牛乳制成“石蜜”的全过程。唐朝的本土制糖业这才渐成规模。接下来，就出现了井喷式发展。

从唐朝年间起，火速流传的印度熬糖技术与中国传统制糖业完美融合，发展到明代时，中国人以领先全球的“黄泥水淋法”造出了颜色纯白的白砂糖，另外还有冰糖、黄片糖、黑片糖等各种新产品。“水力榨糖机”等新技术也大力推广，产量空前提高。唐代时还是贵族专享的糖果，到明清时已充斥整个市场。

如此产量高、质量好的糖果，当然也要热卖到国际市场。到了明末时，中国糖果不但已畅销东南亚数百年，而且还漂洋过海到欧洲，英国、荷兰等各国的商船每次造访都疯狂买糖，英国东印度公司动辄上万担地进货，沿海各省每年糖果外销都在数万担以上。

糖果，这款唐朝年间的“进口大项”已是航海时代中国的出口“拳头”产品，甚至“糖户获利，亦不逊眠山千亩，芋娜封君也”，真可说是赚得盆满钵满。

与其说这是多亏了唐太宗的突发奇想，催动了这场持续数百年的产业变革，不如说是“大唐学熬糖”这般热情的学习精神，叫世代传承的后人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

2.苏麻离青

苏麻离青是产在今天伊拉克地区的一种钴土矿料，在晚唐年间进入中国之前，它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山寨”中国瓷器。

当时的阿拉伯地区，常年不惜重金购买中国瓷器。但中国瓷器又贵又易碎，于是伊拉克萨马拉地区“山寨”中国瓷器的风潮逐渐兴起，就算造不出瓷器，也可以烧陶器嘛。萨马拉地区的窑厂就这样雨后春笋般建起来，高价买来的中国瓷器变成了珍贵样品，当地的陶厂工匠们恨不得掰碎了研究，更把此地特产的钴土矿料“苏麻离青”当呈色剂，终于烧出了图案新奇的“青花陶器”，在西方风行一时。

据阿拉伯史料记载，晚唐年间许多阿拉伯商人也把这种“苏麻离青”带到中国，作为订购瓷器时的样品参考。聪明的中国瓷器工匠很快就从“苏麻离青”里找到了创意，河南巩县出土的唐朝瓷器碎片已经有了一种以“苏麻离青”为钴料在瓷胎上着色，然后高温烧出的青花图案。到了元朝年间，这种“新图案”成了一种热销海外且带动“苏麻离青”大量进口的新精品：青花瓷。

凭着元朝成熟的烧窑技术和釉下彩绘技术，元朝的青花瓷已经实现了规模生产。明初的时候，由于战争等情况，曾被中国大量进口的“苏麻离青”一度在明朝境内绝迹，直到郑和下西洋后，“苏麻离青”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更上一层楼的中国瓷器产业工艺令青花瓷销量突飞猛进。

比起元朝青花瓷尚显粗糙的图案，明朝“成化瓷”“万历瓷”等各色产品，图案或厚重或淡雅，无不精细至极，令世界各国买家叹为观止。于是，每一批“苏麻离青”进入中国，换来的都是中国瓷器一轮又一轮的“吸金”狂潮。航海时代的葡萄牙人，一度曾每年三分之一进口的货物都是中国瓷器。明末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倒卖到欧洲的瓷器，巅峰时每年达三十万件以上。17世纪，欧洲大城市几乎都有瓷器商店，风格独特的青花瓷，往往是欧洲贵族的心爱藏品。一件瓷器，足以引得欧洲人一掷千金。

这红火的贸易财富来自“苏麻离青”的独特品质，更来自古代中国瓷器产业曾经独步世界的核心技术——有技术，你家的原材料就是我家的“吸金”神器。

3.铁力木

从唐朝起，古代中国还有一项火热的进口贸易，就是木材交易。

虽然中国本土木材不少，但气候湿润的东南亚地区，木材储量显然更丰富，价格比中国木材也更有优势，于是唐朝年间就有很多阿拉伯商人专注于木材生意。宋朝年间，诸如苏轼这样的大文豪还曾掏腰包自己买船，组团去海外倒卖木材。诸如乌木、花梨木、檀木等海外木材，年年被大量引进中国，或用于建筑，或用于家具生产，产自越南的铁力木也是其中一类。比起各类名贵木材，唐宋年间的铁力木还比较低调。直到进入明朝，一项新用途令铁力木摇身一变，成了为中国外贸赚大钱的“神器”：造船。

明朝的航海大船从16世纪起就常见“满身洋木头”，比如福建的福船就常用“檀木”“麻梨木”等南洋木料来制作舵和桅杆等关键部位。许多中国船只航行到马来西亚、泰国等地，还会专门更换由当地木材做成的桅杆。但要论航海效果最强大的，还是先前一直很低调的铁力木。

比起其他木材，铁力木除了质量坚固外，关键是抗腐蚀能力强。特别是在大浪滔滔的海面上，以铁力木做成的舵杆最能扛住暴风巨浪。南京下关出土的郑和船队舵杆就是以铁力木制成，当年那纵横西洋的伟业就是铁力木舵杆开道。

从明朝中期起，不但明朝对外出使的封舟舵杆要以铁力木制成，广东的广船船身也是用铁力木建造，《武备志》记载，广船的坚固程度冠绝天下，即使是嚣张的日本倭寇船，一旦和广船相撞，也必然粉身碎骨。如此独特的优势，铁力木的身价自然倍增，大批铁力木木料都从印支地区进口，价钱常是国内的数倍。

但这钱花得值，明朝中期剿灭倭寇，乃至著名的万历露梁海大战上，铁力木打造的强大战船一次次大显身手，保得海上一片太平。而“隆庆开关”后，铁力木“武装”起来的中国船更是呼啸而出。在那个“隆万中兴”的年代里，这些性能优越且战斗力强悍的中国帆船把瓷器、丝绸卖到了世界各地。仅在马尼拉一地，每年就赚走西班牙人至少一百万比索银币，西班牙人发出无奈哀叹：我们的钱都流入了中国人的口袋。

比起那琳琅满目，一次次掀起热卖狂潮的中国古代商品，明清年间默默升值的铁力木，还有铁力木撑起的强大海船，见证了航海强国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