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剽窃至死”的北宋

比起唐朝，北宋的科举大门向寒门子弟敞开，平民子弟科场登第的概率大大增加，再加上对科场舞弊的严厉打击，使得北宋科举制度圈粉无数。但北宋科举也有一个毛病备受吐槽，那就是科举考试内容主要以诗赋为主。为国家选拔行政人才的科考，每届其实都选拔出了一群诗人。

这样的后果有多严重？天下的学子从此都埋头钻研诗歌学问，实际的行政能力基本没有。范仲淹曾怒斥说这是“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修辞者不求大才”，每次科举都招进来一群书呆子。到了范仲淹生活的宋仁宗年间，大宋的行政效率已是低得吓人，“冗官”极多，却办不了几件事。另外大宋只靠文官瞎指挥战争，导致国防松懈，也有这不合理的科举制度的责任。

自王安石变法起，认识到问题的大宋总算开始改变，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变成了“策问”，也就是考核官员的实际行政能力，包括农业、军事、财政、法律等学问全在考试范围内。最初，这个改革立竿见影，许多卓越人才由此脱颖而出，助推了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成果。但王安石去世后，大宋党争加剧，腐败更是疯狂滋生，一个恶习也从此蔓延科场：剽窃。

北宋科考的剽窃风，最初的时候，用苏轼的话说还只是“临时剽窃，篡首易尾”，到奇葩天子宋徽宗在位时出现了极品景象：每次科考前，市面上都有畅销书《决科机要》，就是精编朝中名流们的闪光名言，只要全书背熟，考试时信手拈来，胡乱拼凑一篇，就有很高的概率中榜。两宋奸臣黄潜善形容，那真是“**之士，往往记诵，以欺有司”。

这么张狂的剽窃作弊，大宋王朝就真不管？看看皇帝，宋徽宗除了拼命玩艺术，就是拼命玩花石纲；再看看朝中各级要员，也都各自忙着自己的利益，“剽窃成风”这等“小事”，自然也就懒得管。于是每次科考，大宋的考生就敞开了抄。倘若当时有“查重”技术，北宋的考卷很可能惨不忍睹。

这种“惨不忍睹”的风气，大宋最后自己也尝到了苦果。等到大宋联金灭辽破产后，凶悍的金军压境，科考选出来的各级朝中“精英”们，绝大多数都慌了手脚。明明坐拥坚城，却连“求神兵下凡”这类昏着儿都想出来了，最后就出现了大家都熟知的靖康之耻。

2.被雷倒的崇祯

多年“学术不端”，真正的人才被淘汰，自然是要挨打。不过比起明末科考，北宋“剽窃”还是小巫见大巫。

明朝的科考管理比宋朝更为严格，对科考舞弊的打击采取雷霆手段。每个考生参加考试，从开考到结束，都要经过严格的搜查，以至于有“三场辛苦磨成鬼”的哀叹。但发展到明末崇祯年间，大明一直靠谱的科举就变得不靠谱了，而这一切，都源自党争。

自从万历年间起，明朝的党争就愈演愈烈，大小臣子拉帮结派，遇事就掐个不停。掐到崇祯年间，党争的战场也越发扩大，直接占领了科考考场。

明末赫赫有名的“东林复社”团体，就对科考的“游戏规则”了如指掌。比如东林复社的元老钱谦益，早年科考时就曾有“加钱买状元”的“光辉历史”，到崇祯年间，“花钱买”这种操作已经过时。《复社纪略》中就自豪标榜，每次科举时，复社的“自己人”遍布各级考官岗位，只要考生是复社学子，那就是“奖进门弟子亦不遣余力”，各种关照源源不断，甚至到了“每岁科两试，有公荐，有转荐，有独荐”，总之能百分百上榜。

理论上说，能成为复社一员都该是优秀精英。实际上呢？《复社纪略》原话：“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间。”坑货其实很多。

也就是说，明末的读书人，刻苦努力读书不如早早进入复社，“站队”站到位。“不看学问看站队”的操作，在当时的明末环境里还被复社成员大肆宣扬。内忧外患的崇祯也顾不得管，可到了殿试，这些“精英”还是常把崇祯雷倒。崇祯七年（1634），崇祯亲自主持殿试，考试时他突然更换了考题，这可把经过各种“操作”脱颖而出的“精英”们给吓蒙了，毫无准备的他们临时起笔，考卷写得乱七八糟，勉强能看的只有12份考卷，竟没一篇出彩的，直把崇祯看得唉声叹气。

可饶是崇祯再叹气，这“学术不端”的毛病还是照样如此，每年选拔进来的“人才”也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崇祯上吊，北京沦陷后，如周钟这样由复社力捧的人才拍拍屁股就叛变了，只留给后人无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