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问鼎瓦岗军(1 / 1)

一家欢喜一家愁,这一战,瓦岗军打出了气势,很提振士气。

对底层将士来说,自家军队能够打胜仗,就意味着他们死亡的概率会大大降低,还能趁机捞点小便宜。在人命贱如土的乱世,能有这样的结局已经算是很美满了。因此,谁能带着他们活到最后,谁就最有资格做总舵主。

对瓦岗军管理者来说,他们的需求和底层士兵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他们可能会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希望在乱世中干出一番事业,比如捞个公侯伯子男之类的爵位,或者做个大官儿,封妻荫子。

很明显,翟让无法完成他们的愿望。攻打兴洛仓之前,翟让就已经退居到第二把交椅,战役获胜之后,李密的威望如日中天。大家眼巴巴地望着翟让,就等着他的一句话,这也是翟让作为总舵主可以行使的最后一项权力。

既然这样,那就让你们如愿以偿吧。翟让:我决定,推举李密为瓦岗军的首领,并给他上“魏公”的尊号。不得不说,翟让在关键时刻,还是让属下狠狠地幸福了一把。

隋大业十三年(617)二月十九日,瓦岗军在兴洛仓外设立祭天的坛场,李密登坛唱贺,自封为魏公,建立大魏政权,年号永平,行文称行军元帅魏公府。

事实上,瓦岗军走到这儿,也确实该树立自己的旗帜了。

在咱们后世,如果要买房子,肯定是首选一些知名品牌开发商,要买心仪的衣服,也一定是去专卖店、品牌店,而不会选择地摊货,要找工作,也喜欢找行业里的明星企业,至少说出来有面子啊。

想想刘秀、刘备等人,创业初期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老百姓愿意投奔他们,无非看中了他们是汉朝宗室之后,有刘皇叔的牌子撑着,心里有底气。同样的情况,换一个无名之辈再试试看?

李密晋升为魏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提拔部下。

翟让:上柱国、司徒、东郡公。

单雄信:左武侯大将军(翟让的原班人马)。

徐世勣:右武侯大将军(翟让的原班人马)。

房彦藻:元帅府左长史(李密的原班人马)。

邴元真:元帅府右长史(翟让的原班人马)。

杨德方:元帅府左司马(难以查据)。

郑德韬:元帅府右司马(难以查据)。

祖君彦:元帅府记室(李密收编的人马)。

看得出来,获封的人都是长期跟随翟让的元老级人物,李密将他们都安排在了最重要的岗位,完全是安抚这帮人的情绪,也有拉拢他们的意思。

真正算李密亲信的,只有两个人。房彦藻,李密的重要合作伙伴,让他做元帅府的大总管,谁也无话可说。祖君彦,隋朝小官,起初投奔到翟让麾下,翟让不太爱搭理他,李密这才和他建立起关系,借着这次机会,李密将他提拔为元帅府的大秘书,自然不会引起旁人的猜忌。

李密有了粮食,又竖起了大魏政权的招牌,瞬间就从地区性的武装品牌变成全国性的武装品牌,影响力自然是突飞猛进。直到此时,众人才开始正视“桃李子,得天下”的政治预言。真命天子降临人世,必须得好好巴结一番。

据史料记载,河北、山东等地的起义军首领纷纷派遣使者前往兴洛仓,表达了归顺李密的意思。他们觊觎李密手里的粮食,更希望能傍上未来的天下共主,为自己政治前途添一笔彩。比如隋末的领袖人物孟让、郝孝德,还有后起之秀王君廓、李文相、李士才,都属于这类政治墙头草。

做完了这一切,李密命人在兴洛仓附近建造了一座周长四十里的城池,命名为洛口城,还让护军将军田茂广督造了三百架攻城的武器,名叫将军砲。李密的意思很清楚,要向洛阳城发动进攻,死磕到底。

客观地说,洛口城是李密的大本营,意义非常重大。这里安置着瓦岗军,也接纳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义军,更兼守着兴洛仓,是李密争夺天下的资本。遗憾的是,恰恰是洛口城的存在,李密才一直坚守在此地。洛阳城和洛口城的对立成了李密接下来职业生涯的主旋律,这种主旋律既可以唱响欢乐的胜利舞曲,也可以鸣奏出无尽的人生悲歌。

人的好运一旦来临,是挡不住的。

接下来,李密把眼光放到了洛阳城,他心里清楚,隋朝的官员都是清一色的骑墙派,只要你的拳头够硬,他们一定会屈服于你。为了印证这个观点,李密带着军队扫**了周边的郡县,安陆、汝南、淮安、济阳等地相继归降。随后,李密又派翟让前去骚扰洛阳,监察御史郑颋(tǐng)等人举手投降,朝廷不得将外廓的居民全部迁入宫城,以防他们叛逃而去。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也归顺了李密。

裴仁基出生在军人世家,祖父是北周骠骑大将军裴伯凤,裴仁基曾经担任过隋文帝杨坚的侍卫,深受隋朝皇室的信任,后来参与过灭陈的历史大战,隋炀帝灭吐谷浑的战争,军事斗争的经验非常丰富。

事实上,裴仁基确实很给力,来到洛阳战场之后,他一直扼守着虎牢关,让李密吃尽了苦头。遗憾的是,裴仁基还是败给了时势。

当时,朝廷制度已经完全混乱,就拿军功考核来说,士兵们砍了几个脑袋,应该记录在案,由上级领导论功行赏,可朝廷的大佬们整日忙着内部斗争,谁也没空管这些破事,裴仁基只好将军资分赏给手下的将士,以此来鼓舞士气。

裴仁基的做法毫无问题,遗憾的是,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好事之徒,也不缺多管闲事的无耻之辈,你越是混得好,他们越是嫉恨你。

比如监军御史萧怀静总以为这种封赏是浪费钱财,裴仁基此举有收买人心的嫌疑。再加上裴仁基和刘长恭约好在兴洛仓会师,后来却掉了链子,直接导致了官军的惨败,萧怀静因此暗地里搜罗裴仁基的过失,打算在杨侗面前弹劾他。

这明显就是隋朝内部的政治斗争,对人不对事儿。

国难当头,隋朝的官员果然如李密所说,政令不一,还喜欢搞内讧。裴仁基彻底无语了,他即便拿出所有的精力,也不够对付朝内的政敌,哪还有心思去和李密干架?做得越多,错得越多,结局恐怕还是逃不过悲惨二字。

当时,裴仁基屯兵在百花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裴仁基想投奔李密,可自己毕竟杀了这么多瓦岗兄弟,心里还是有些顾忌。

裴仁基可能还不知道,政治家从来不会为了毫不相干的人复仇。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李密得知后,打算拉他一把:兄弟,要不来洛口城吧,环境虽然差一点,但以后还是有前途的!

裴仁基也有归降的意思,因此对幕僚贾闰甫说道:“你怎么看?”

贾闰甫:“看什么看,投降吧!”

裴仁基:“那萧怀静怎么办?”

贾闰甫:“呵呵,萧怀静就像是栖身在树枝上的大公鸡,如果他不知道随机应变,您尽可以一刀剁了他,完全看您的心情……”

裴仁基:“好!我投降,你去帮我办理此事吧!”

据史料记载,裴仁基有意放萧怀静一马,可此人拒不回头,裴仁基便找人剁了他,随后用武牢关作为见面礼,归降了李密。

李密给了他新的身份:上柱国、河东公。裴仁基的儿子裴行俨骁勇善战,被封为上柱国、绛郡公。贾闰甫因为表现突出,被李密提拔为元帅府司兵参军。裴仁基的投降,还给李密带来了一个在后世大名鼎鼎的战将——秦琼。

秦琼,字叔宝,齐州历城人(今山东省济南市)。爷爷秦方太,曾任北齐广宁王府记室,老爸秦季养,曾任北齐咸阳王府录事参军。

秦叔宝出身底蕴深厚的书香门第,家境还算不错,按照正常的职业节奏,要么继承父亲的衣钵,做王府的小文官,要么外放到地方,做一届小小的县令,无论如何也不会走上武将的道路。改变秦叔宝命运的,其实是他的父亲。

秦季养见惯了北朝皇室的血腥倾轧、残酷斗争,又无力改变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现实,心态消极之下,秦季养决定带着家人归隐山林。

乱世之中,圣人的知识和礼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秦叔宝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保持做人的底线,无限提高武力战斗值,追求极致的暴力美学。因此,秦叔宝很少学习礼仪知识,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耗在了武学上,最后终于学有所成。

隋朝大业年间,秦叔宝在海军主帅来护儿的麾下效力。不久之后,秦叔宝跳槽到张须陀那里,先后平定了卢明月、孙宣雅的叛乱,秦叔宝因为军功突出,被提拔为建节尉。隋大业十二年(616)十一月,张须陀被李密弄死,秦叔宝投奔了裴仁基。

准确地说,秦叔宝的前半生就是一部屠杀起义军的历史,谁的军队强悍,他就投奔谁,大树倒了之后,秦叔宝总是在第一时间投奔他处。至于说他是否对隋朝忠诚过,真可谓见仁见智。不过,作为留名青史的传奇人物,实在不应该因为跳槽次数很多,就饱受后人的议论非评,秦叔宝的经历说明了一个问题:他懂得审时度势,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对自己最合适的选择,这就足够了。

当然,眼下的瓦岗军也不是秦叔宝的最后一站。

和秦叔宝齐名的便是程咬金。

程咬金,济州东阿人(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祖父程哲,曾任北齐的晋州司马,父亲程娄,曾任隋朝的济州大都督。

秦叔宝和程咬金有许多相似的标签:祖父和父亲都是朝廷官员。两人都喜欢武力,战斗值还算过得去。在同一时间投奔了李密。后来一起投奔王世充。一起加盟到李世民的秦王府。一同被封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这样的基友缘分,实属罕见。

不过,和秦叔宝比起来,程咬金的发家史略显沉闷。

隋大业六年(610),隋炀帝传下诏令,打算以举国之兵征伐高句丽。遗憾的是,战争还没打起来,后方的百姓就起来作乱了。准确地说,是职业盗匪带头作乱,专门抢劫富户,杀肥羊,再加上地方官员趁机压榨,老百姓叫苦不迭。

程咬金的父亲是济州高级官员,程咬金身为济州有名的公子哥,几乎有着爆棚的社会责任感。山东的乱局刚起,程咬金就登高一呼,组织起了一支数百人的地方护卫队,防备不长眼的小毛贼侵犯程氏家族的利益。

历史证明,程咬金并没有创业的思想,队伍拉起来之后,程咬金一直游走在济州境内,说他在帮朝廷消灭叛贼,有点赞美他的嫌疑,说他在乱世中浑水摸鱼,似乎又有点冤枉他的嫌疑。程咬金就在毫无人生方向的状态中度过了一段浑浑噩噩的时光。直到李密夺取瓦岗军的最高统治权,程咬金才再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

秦叔宝和程咬金都是千里挑一的人才,李密该怎么用他们呢?

古往今来,领袖人物一般都很在乎自己的性命。想想看,晚上睡觉的时候,中军大营外面站着一群不知来历的人,心里该有多么的恐怖,打仗的时候靠一帮战斗力弱爆的乌合之众,心情该有多么的崩溃!因此老大都喜欢培养特种部队,比如杜伏威的“上募军”。

李密也搞了一支特种部队,名叫“内军”。内军编制八千人,不管是身体素质还是战斗经验,内军将士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汉。李密将内军分为四支小分队,每支分队两千人,头领叫骠骑。秦叔宝和程咬金就是内军骠骑。

当时,李密霸占着兴洛仓,打着洛阳城的主意,越王杨侗霸占着洛阳城,打着兴洛仓的主意,两人注定会成为不死不休的冤家对头。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城北还有一个国家级粮仓:回洛仓。

考古发现,回洛仓位于洛阳市廛(chán)河区小李村,东西长一千米、南北宽三百五十五米,相当于五十个国际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其中有七百个直径十米的地下仓窖,每个仓窖可以储存五十万斤粮食,整个仓城可以储粮三亿五千五百万斤粮食。

不幸的是,回洛仓的粮食储备完全不够。李密正是看到了洛阳方面的软肋,这才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兴洛仓,进逼回洛仓。一句话,老子就是要饿死你们。

隋大业十三年(617)四月十三日,李密派裴仁基率领两万精兵前去攻打回洛仓,战役进行得非常顺利,官军刚刚交锋便落荒而逃,裴仁基一直追击到洛阳城外的天津桥。天津桥横跨在洛水之上,位于洛阳皇城的正南,是前往皇城的重要通道。

裴仁基想了想,洛阳城易守难攻,就凭他手下的两万人,恐怕还不够搬石头的,因此打消了进攻洛阳的念头。

不打洛阳,那还能干吗,不能白来一趟吧?

裴仁基的管理经验非常丰富,他明白,让大兵们不闹事的唯一办法就是发福利,尤其是分享钱财,屡试不爽。翟让也是靠抢劫发家的存在,深谙此道!两人就像是相约逛窑子的老嫖客,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兄弟们大老远地跑来,绝对不能让他们空手而归。

裴仁基为了让兄弟们没有后顾之忧,下令焚毁了天津桥,开始了规模浩大的抢劫行动。然而,就在瓦岗军防备松懈之际,洛阳援军偷偷摸摸来到了身后,他们对裴仁基部发起了猛烈的反击,一场恶战之后,瓦岗军惨败而归。

官军非常兴奋,裴仁基刚吃了败仗,肯定没能力再镇守回洛仓了吧,这下可以好好地抢一次了。说起来也很讽刺,回洛仓明明就是朝廷的产业,可如今官军却像个强盗组织,打算抢劫自家仓库,这情景怎么看都觉得有些诡异。

令人沮丧的是,裴仁基虽然打了败仗,可李密却趁机拿下了回洛仓。此刻,李密正端坐在回洛仓的大门口,想抢粮食?没门儿!可即便如此,还是得抢啊,总不能让百姓们都饿着肚子吧。

隋大业十三年(617)四月十九日,隋朝的辅政官段达、武贲郎将高毗、刘长恭等人率领七万大军,与李密在回洛仓附近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双方的焦点在于回洛仓控制权,谁掌握了回洛仓,谁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遗憾的是,战争最终以隋军的落败而告终,越王杨侗的抢粮行动宣告失败。

李密打了胜仗,心中得意万分,就在此时,他召开了高规格的新闻发布会,将准备已久的讨伐檄文对外公开,并传檄到洛阳周边的郡县。

据史料记载,这篇檄文名叫《为李密檄洛州文》,作者是李密元帅府的大秘祖君彦。准确地说,隋炀帝头上的所有脏水,比如谋杀隋文帝杨坚,凌辱母后的罪名,基本都出自祖君彦的这篇檄文。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便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在祖君彦的眼里,隋炀帝已经变成一无是处的恶魔。

按理说,这篇檄文爆了很多隋朝皇室的猛料,无论如何,都应该登上大隋王朝的头条新闻,引起举国百姓的跟风热评。有趣的是,檄文发出去之后,吃瓜群众古井无波,各地起义军大佬反应平平,根本就没人把这篇檄文当回事儿。

如果是在后世,谁能爆出这样的猛料,必定能成为圈内的大咖级人物。看看祖君彦,在历史上毫无名气可言,和写下讨伐武则天檄文的骆宾王相比,祖君彦完全就是个弱爆了的小丑。时隔千年,后世史学家达成一个基本共识,隋炀帝谋杀父皇,凌辱母后等罪名不成立,完全是祖君彦的恶意诬陷。

说白了,讨伐檄文是拿来恶心皇帝,收买民心的,可有一个基本前提:可以夸大其词,但不能歪曲事实,胡编乱造。想想看,张须陀被杀之后,无数的百姓为他日夜啼哭,说明隋朝的统治在民间还是很有市场的,祖君彦用这种天马行空的罪名来栽赃,也难怪民间不太买他的账。

还是说回李密吧。想当年,好兄弟杨玄感举兵反叛,就是在洛阳城下折戟沉沙,含恨而终。如今,李密再次站到了洛阳城下,成为这座城池的挑战者,还是要面临同样的难题:洛阳城易守难攻,几乎是防御无解的状态。

据史料记载,李密在洛阳城下耗费了很长时间,最终却毫无寸进,一时间,李密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当时,李密的幕僚们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再这样耗下去,难道要让杨玄感的悲剧重演吗?

就在此时,护军柴孝和给李密提了个醒:大隋不止有洛阳,还有个长安呢。

柴孝和引经据典,声称当年楚霸王项羽就是因为没重视长安的战略地位,最终才自刎于乌江之畔,汉高祖刘邦却因为长安而成帝王霸业。事到如今,李密完全可以学一学高祖皇帝,先占据关中,再号令天下。

自古以来,长安城就是王者之都,虽然地理位置不如洛阳,但是拿到了长安城,就相当于给大军吃一颗定心丸。否则,李密的大军如同无根的浮萍,注定是在洛阳城外游**的孤魂野鬼。事实上,柴孝和的担心后来成了现实,李渊从太原起兵,不到半年时间就占据了长安城,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夺取天下。

柴孝和的建议很明确:让裴仁基镇守洛口仓,翟让镇守兴洛仓,李密亲自率领大军前往长安,只要长安城陷落,大隋离覆灭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遗憾的是,李密拒绝了,至于拒绝的原因,很难说清楚。

试问,偌大的长安城放在眼前,李密难道就会视而不见?

想当初,李密还是二把手的时候,就曾劝说翟让先打洛阳城,如果打不下洛阳,就退而求其次,向长安方向进军。如今,李密坐了首领的交椅,道理还是那个道理,可看问题的角度却发生了变化。

李密:兄弟啊,战略没问题,不过我有顾虑。

柴孝和:什么顾虑?

李密:昏君还在洛阳城呢,咱们得继续干他!

柴孝和非常无语。

李密想了想,最终决定说真话:兄弟听我一言,瓦岗军虽然声势滔天,可将士们毕竟都是潼关以东的人,他们没咱们想的那么长远。如今,大军在洛阳城下吃了瘪,如果强行带到长安城下,谁又能保证一定会取得胜利呢?

不得不说,李密的顾虑非常有道理,瓦岗军的成分确实太复杂了。

别的不说,翟让不贪恋权力吗?如果他真的无欲无求,恐怕早就回老家光宗耀祖去了,翟让的屈服完全是受形势的逼迫。至于瓦岗军的元老,情感上是依附翟让的,利益上是依附李密的。对李密来说,想要坐稳首领的交椅,前提条件就是保障这帮元老的利益,如果打几次败仗,下场恐怕不会太好看。

至于裴仁基等人,要么受中央官员的排挤,无处可去,要么郁郁不得志,想换个平台发展。谁能肯定,裴仁基会把全部身家押在李密的身上?李密也没有底气,对于裴仁基这帮人,基本原则就是一边利用,一边防备。

还有谁?毫无战斗经验的农民兄弟,因为他们的加盟,瓦岗军的数量直接飙升到三十万。问题是,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唯一的价值就是凑人数,可以在军队的气势上压倒敌人,一旦正面交锋出现不利,最先逃跑的就是他们。

还有一批胸怀壮志的潜力股。比如程咬金、秦叔宝,包括后来跳槽到瓦岗军的大神魏征。在这帮人的眼里,李密势力强悍,他们就继续跟随,李密如果走下坡路,他们必定会跳槽到其他的军队。

至于李文相、郝孝德等农民起义军,只能算李密外围的盟友,摇旗呐喊还可以,到了真刀真枪卖命的时候,起不到任何作用。

任何一个团队的领袖,都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班底,他们叫嫡系部队,只有他们才是一往无前,所向无敌的刀锋战士。可看完了李密的团队,总有些隐隐的担忧,李密的核心班底究竟是谁呢?

李密表示,他也不知道谁才是自己的嫡系。拿实际情况来看,李密倒像是瓦岗军的职业经理人,而翟让等人才是背后的实际控制人。

面对柴孝和进取长安城的提议,李密拒绝了。也许,李密担心如果在长安城外遭遇滑铁卢,瓦岗军会立刻土崩瓦解。也许,李密有自己的偏执,非得拿洛阳城开刀立威,不死不弃。碰上这样有个性的领导,你又能拿他怎么样呢。

柴孝和不愿意放弃进攻长安的策略,他找李密要了数十名骑兵先锋,打算前往潼关和长安探探路,为大军西进提前做好功课。历史证明,当时的瓦岗军确实是如日中天,至少军队的名气是响当当的,柴孝和西进的途中,给土匪们造成了一种错觉:柴孝和来关中招聘人才了。

柴孝和表示,自己是来搞特务工作的,真不是来招聘人才的。问题是,土匪们不答应啊,瓦岗军这么大的平台,好不容易搞一次公开招聘,怎么能轻易错过呢!必须得接收我们,否则你们就是地域歧视,工种歧视。

柴孝和很无奈,身份已经暴露了,带着一万多土匪去搞地下工作,显得很没有诚意,没有专业素养,还是回洛阳吧,好歹能交差。

柴孝和离开之后,李密继续驻守在洛阳城外。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瓦岗军和官军开始了漫长的对峙,如果双方主帅觉得日子很无趣,就约好时间和地点,把军队拉出来遛遛,顺便锻炼一下体魄。终于有一次,李密在锻炼身体的时候,不幸被官军的流矢射中,身负重伤。

敌军主帅受伤,这可是天赐良机啊,如果不策划点军事行动,岂不是愧对李密?隋大业十三年(617)五月二十八日,越王杨侗派段达连夜出兵,在回洛仓的西北方向列阵,扬言要和瓦岗军决一雌雄。

瓦岗军虽然人多势众,可将士们看到主帅受伤,士气非常低迷,两军交锋没多久,瓦岗军的杨德方、郑德韬等人就相继阵亡,李密不得不宣布撤军。

事实证明,李密的霉运并没有彻底结束。李密刚刚退军,前线就传来噩耗:虎贲郎将霍世举、监门将军庞玉接到隋炀帝的旨意,正率领长安方面的大军赶赴洛阳战场,他们打算一不做二不休,合力围剿瓦岗军。

李密仰天长叹,命运真爱和我开玩笑。

没办法,先放弃回洛仓,返回兴洛仓大本营吧。

瓦岗军把洛阳搅得鸡飞狗跳,隋炀帝正在江都。

当时,杨侗觉得起义军很像是狗皮膏药,于是派太常丞元善达前往江都给隋炀帝当面汇报,声称李密有百万之众,声势滔天。杨侗表示,他干不过李密,不过只要隋炀帝能够返回洛阳,李密的瓦岗军就会彻底烟消云散。

言外之意,如果爷爷不回来,洛阳恐怕会不保。

元善达一把鼻涕一把泪,搞得如丧考妣,极力恳请隋炀帝回朝。遗憾的是,隋炀帝是个理性的人,他只相信事实,不相信眼泪。

在他的眼里,元善达的话漏洞百出,很难让人信服。

什么叫李密有百万之众?难道李密的威信比隋炀帝还要高吗?什么叫隋炀帝返回洛阳,李密就会烟消云散?太主观了吧!还有,洛阳易守难攻,杨玄感就在此地吃了憋,难道李密就能拿得下来?

元善达采用了夸大事实的汇报方式,希望以此来打动隋炀帝,悲剧的是,这样的策略刚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隋炀帝虽然为之动容,却始终不发一言,也不承认回洛阳。

老板不肯接话,说明他不太开心,身边的近臣就得有点眼力见儿了。

比如金紫光禄大夫虞世基,看到隋炀帝略显尴尬,又有些发脾气的征兆,赶紧抛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既然洛阳周边已经被起义军包围,元善达是怎么顺利到达江都的呢?一定是元善达假传越王的意思,欺骗陛下。

虞世基话音刚落,隋炀帝就兴奋起来了。按照虞世基的说法,元善达岂不是将隋炀帝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吗?欺君之罪。

朕决定了,判你去贼人经常出没的地方运送军粮。隋炀帝虽然没有判处元善达死刑,却借土匪之手灭了他,殊途同归的效果。不过话又说回来,元善达的话虽然很夸张,却改变不了洛阳被起义军围困的事实,更何况李密也不是假想出来的敌人啊。元善达被杀后,洛阳的军情奏报犹如雪花一般飘向江都宫。

直到此时,隋炀帝才真正重视起瓦岗军的存在。

隋大业十三年(617)七月,隋炀帝下诏,调遣全国各地的精兵前往洛阳。

其中最重要的两支军队:左御卫大将军薛世雄(驻守在涿郡)担任洛阳守卫战的总指挥,统兵三万。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的五万名江淮精兵。

不幸的是,薛世雄到达河间府后,被窦建德给击败,随后带着二十多个亲信含恨撤回涿郡,在忧愤和惭愧中去世。

隋炀帝的霉运,似乎有点儿看不到尽头的意思。这不,李密这个大麻烦还没解决,河南、山东就传来了噩耗:暴发洪水了。

同样一件事,身份地位不同,决定了处事态度和方式的不同。

就拿洪水决堤,百姓遭难来说。隋炀帝是大隋天子,肩负着救济万民的责任和义务。如果隋炀帝开仓赈粮,那是他的义务,百姓绝不会给他颁发好人奖,如果不开仓赈粮,或者开了仓,可老百姓没得到实惠,那就得承受千夫所指。

至于李密、窦建德、李渊这帮人,就算他们什么都不做,老百姓也不会对他们有任何怨言。如果他们开仓赈粮,老百姓只有在家为他们烧高香的份儿。问题是,拿皇家的粮食收买人心,他们有什么不乐意的呢?

隋大业十三年(617)九月,隋炀帝下旨开放黎阳仓,先救百姓的性命。徐世勣看出了黎阳仓的门道,也嗅到了其中的机会,他直言不讳地向李密进言:天下大乱,本为饥馑。今更得黎阳仓,大事济矣。

抢夺官仓是李密最擅长的事儿,有好机会摆在眼前,他怎么会错过。

李密下令,命徐世勣率领五千名将士北渡黄河霸占了黎阳仓,并下令开仓,任百姓取用粮食,不到十天的时间,徐世勣的麾下就多出了二十万农民。准确地说,这帮人不是冲着李密去的,而是冲着李密的黎阳仓而去。

到目前为止,李密控制着兴洛仓和黎阳仓,没事还可以搞搞回洛仓的事儿,幸福的日子让其他盗匪羡慕得很。如果你是凡人,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一定会觉得李密夺取天下是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很大很大。

就在此时,李密得到了一封密信。写信的人叫徐洪客,是泰山籍贯的道士,神龙见首不见尾。徐洪客在信中说道:李密,你很牛,超级牛,你手下的人确实很多,可一旦你的粮食耗尽,这帮人会立马离你而去,如果想打持久战,军士厌战的情绪也会越来越浓厚。如今,你应该趁着兵锋正锐的良机,南下江都,擒拿杨广,挟天子以令诸侯哇!

不得不说,徐洪客的建议有些标新立异。当时,不管是李密,还是窦建德、杜伏威等人,都将目光瞄准了洛阳和长安,谁也没敢打隋炀帝的主意,徐洪客一席话让李密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看得出来,徐洪客是位狠角色,连皇帝老儿都敢弄。

李密:快快快,把这位奇人异士找来,我得和他好好聊一聊。

李密很想见徐洪客,可徐洪客不想见他。发出密信后,徐洪客就云游四方,不知所踪了。想必徐洪客也明白,要人命的勾当,不是每个道士都能干的。

几个月的时间,朝廷接连失去兴洛仓、回洛仓和黎阳仓的控制权,这也让洛阳的粮食价格飙升到历史高点。物价飞涨,老百姓吃不饱饭,连年征战,老百姓朝不保夕。可想而知,百姓必定会有怨言。

这让越王杨侗压力山大啊。

庆幸的是,隋炀帝安排的援军到了。

当时,王世充、韦霁、王辩、河内通守孟善谊、河阳都尉独孤武等援军,以及长安方面的虎贲郎将刘长恭、庞玉等人在洛阳城下顺利会师,再加上越王杨侗手中的二十万大军,隋军可以正面参战的总兵力多达三十余万。

以三十万职业大军来防备李密的三十万乌合之众,绰绰有余。

问题是,谁来做大军的统帅呢?

这事儿不用杨侗操心,薛世雄去世之后,隋炀帝就下了旨意,任命王世充为前线总指挥。不过,王世充的权限是调派十万援军作战,至于越王杨侗手中的二十万大军,依旧是隋朝皇室的护身符,谁也动不得。

洛水边上,官军和瓦岗军准备就绪,战争一触即发。

主力交战之前,双方主帅有意控制参战人数,让小股势力互相交锋,两军在洛水边上你来我往,一连交战了上百次,可结果却是伤亡不多,互有胜负。

客观地说,杨侗承受的舆论压力要比李密大很多。一来,官军和叛军的人数差不多,如果拿不下李密,臣民们恐怕会信心动摇,二来,隋炀帝屡次派遣使者催战,还给王世充加了大将军的头衔,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李密。

隋朝的统治者不想等,而王世充又不想打。

隋大业十三年(617)十月二十五日,王世充率领大军北渡洛水,在黑石安营扎寨。

李密蒙了,王世充,官军和瓦岗军都在洛水之南,想要干架,就地解决,为什么要渡河到北边呢,真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啊!

王世充调动如此大规模的军团渡河北上,可能性有两种。

可能性一:王世充不想打,通过调动大军来迷惑杨侗。

可能性二:王世充想拿下黎阳仓,解决洛阳的粮食问题。

据史料记载,李密像是被踩到大尾巴的猫,立马就炸了起来。

隋大业十三年(617)十月二十六日,李密直接调兵北上,和王世充打了一次主力大会战,十多万将士混战在一起,天地为之变色。史学家没有描述战役的详细过程,只知道此战过后,李密的大将兼谋士柴孝和被洛水活活淹死,瓦岗军在官军的围攻下,几乎是土崩瓦解。正规军和业余部队的区别,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密瞧了瞧形势,决定带着属下南渡洛水,至于跟不上节奏的部下,稀稀拉拉的逃往月城(洛水之北)。就在此时,王世充做出了一个鬼神莫测的决定:放弃追击李密,率领大军继续北上。

有人可能会觉得,王世充应该先弄死李密,瓦解敌军对洛阳城的围攻。还有人可能会觉得,王世充想要养虎遗患,拥兵自重。还有一种可能,王世充真想北渡黄河,前往黎阳仓搞事情。

王世充到底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可不管怎么说,王世充北上的决策肯定是有问题的。据史料记载,当李密得知消息后,兴奋得手舞足蹈,他立即组织兵力来到洛水之北,对王世充的大本营发动了进攻。

官军接连发了六次狼烟警报,催促王世充回援,可最终还是败给了时间。在李密的围攻下,黑石大本营迅速沦陷,当王世充赶回的时候,只能仰天长叹,无力回天了。洛阳战场的大会战,以李密的反败为胜暂时处于上风。

王世充虽然打了败仗,可主力部队尚存,官军还是有能力反败为胜的。然而越王杨侗却着急了,他表面上派人前去安抚王世充,可言语之中却含沙射影,暗指王世充无能,这才导致官军惨败。

王世充既惭愧又恐惧,只能主动请命,希望和李密再次决战。

隋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初九,王世充在石子河(今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县境内)对瓦岗军发起了最后的攻击,李密故意将战线拉开,并让翟让前去迎敌。翟让兄弟依旧保持着怂包的姿态,双方交锋没多久,翟让就以华丽的姿势撤军而去。

此时,王世充需要谨慎。可他却觉得翟让就是这个德行,因此来不及多想,直接大手一挥,全军追击!遗憾的是,王世充走进了李密的伏击圈,在瓦岗军的围攻之下,王世充全军覆没,仓皇而逃。

至此,隋炀帝安排的洛阳反击战彻底宣告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