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西北，还有谁没来朝拜呢？隋炀帝数了一下，只有高句丽还在死扛着。既然说教和威胁都没有用，那就只好动用暴力机器了。

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杨坚发动了灭陈的战争，主要战场都集中在长江沿线，可正当隋军打得起劲的时候，北方传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消息：高句丽在整饬军备，广积粮食，大有防御大隋来犯的意思。

在隋文帝的眼里，这种感觉很像是我和你并肩走在路上，你却用力捂着你的口袋，用害怕的眼神盯着我。这算什么？把堂堂的大隋当贼看吗？

隋文帝顿觉颜面扫地，为了挽回尊严，杨坚发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谴责诏书：高句丽，你们是不是疯了？觉得辽水比长江还要宽是吧？觉得人口比陈朝还要多是吧？朕若不是心存仁慈，只需要派遣一位将军就可以将你们弄死，如今先发一道诏书，你就闭门思过，自求多福吧！

灭陈的次年，高句丽国王驾崩，隋文帝得知消息后，下诏册封接班人高元为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郡公、高句丽王，可谓给足了面子。然而，高元却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什么叫人品恶劣、混账东西。

隋文帝在世的时候，高元表面上称臣纳贡，背地里却拉着靺鞨骑兵进攻辽西（今辽宁省辽河以西），所幸的是，被时任营州总管韦冲给击退。

隋文帝愤怒之余，派遣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领三十万大军，分水陆两路讨伐高句丽，并下诏废黜高元的官职和爵位。

结果大家都知道，隋军半路上折戟沉沙，没有到达高句丽本土，但高元还是慑于大隋的军威，主动遣使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所谓的粪土，只不过是高元口中的一句话，而不是他的真实姿态。

隋炀帝做了皇帝之后，高元不仅没有称臣纳贡的行动，甚至连一句祝贺的话也没有，反倒是派遣使者和东突厥人暗中勾结，意图对付大隋。天理昭彰，启民可汗将高句丽的使者交了出来。

隋炀帝明白，当你强大的时候，少数民族就怕你，当你弱小的时候，少数民族就敢欺负你。因此，面对阳奉阴违的朝臣，隋炀帝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非常宽容。比如，薛世雄和启民可汗当初约好了一起攻伐伊吾国，启民可汗放了隋军的鸽子，隋炀帝也并没有去找他的麻烦。

但是，高句丽不一样。隋大业三年（607），隋炀帝从东突厥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给高元打了预防针：小小的高句丽，再不派人来洛阳的话，就别怪朕主动去拜访你们。

天子一言，驷马难追啊。

隋大业四年（608）正月，隋炀帝下诏：征调黄河以北的百姓，开凿永济渠。

永济渠的起点依旧是板城渚口，途径新乡、滑县、内黄、魏县、大名、馆陶、临西、清河、武城、德州、吴桥、东光、南皮、沧县、青县、武清、安次、最后到达涿郡。

开挖永济渠，已经是一种政治信号：大隋天子要对北方用兵了。百济、新罗和倭国的首领闻讯，纷纷派遣使者前来朝拜。

隋炀帝人傻钱多吗？打个高句丽而已，为什么非要修一条大运河呢？

事实上，隋朝时的北方不比明清时的北方。皇帝想要下江南，牵几匹马，整几条船就可以。那个年代，北方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经济中心，发展极其落后，交通更是一塌糊涂，一句话来概括，隋炀帝想要去河北，都不知道要从哪里走。并非没有路走，而是道路质量太差，辎重、粮草很难进行长途运输。

永济渠是隋朝大运河的北段，全长两千多里，按理说是个超级工程，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吧？错了，只花了一年时间，负责人就宣布工程竣工，可以正常行船了。这种破纪录的速度，也只能在隋炀帝的年代才能实现。

隋大业五年（609）工程竣工，可一直到隋大业七年（611），高元也没有任何表示。

直到此时，隋炀帝彻底明白了，高元这小子就是想和他唱对手戏。隋炀帝身为天下共主，话都已经说出口了，再不搞出点儿动静出来，番邦的兄弟们将如何看待他的威严？以后还如何带队伍？

隋大业七年（611）二月二十六日，隋炀帝决定先礼后兵，先下达一份诏书：

辽东粪土臣元啊，高句丽原本就是中原的藩属国，你却丝毫没有朝拜天朝上国的觉悟，大隋天子以后还要继续统治天下，所以不得不兴义兵征讨你。不过，此次出兵辽东，教训你们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天子想要前往涿郡巡视民情。为此，天子特地下了诏书，封赏河北诸郡，以及山西、山东等地年满90岁以上的老者为太守，80岁以上的为县令，让他们享受国家公务员的待遇。

这道诏书写得很霸气，把攻打高句丽看成上街买衣服、顺道买个菜的事儿。

隋炀帝很嘚瑟，诏书也写得很轻松，可战前准备却丝毫不敢马虎。他已经提前想过，陆路进攻的难度可能会有点儿大，因此特地给幽州总管元弘嗣单独下了一道旨意，让他前往东莱海口（今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造三百艘大船备用。

临行之前，隋炀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让全国各地的军队，凡是可以派上用场的，都需要前往涿郡集合，随时等候朝廷的调遣。

隋大业七年（611）四月十五日，隋炀帝一行到达涿郡的行宫。

请注意，随行的人除了官员、将领之外，还有大批的番邦使臣。

隋炀帝说了，凡是九品以上的官员，各国的使臣，全都赐给宅子居住。

安顿好这帮人之后，隋炀帝又下了一道诏令：调派江淮以南的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划船的人）三万人前往涿郡集合。

隋大业七年（611）五月，隋炀帝命令河南、淮南、江南等地的官府督造五万辆新式战车，送到高阳（今河北省保定市境内）备用。

隋大业七年（611）七月，隋炀帝调派江、淮以南的民夫，以及运粮船前往黎阳仓和洛口仓，将国库的粮食运送到涿郡备用。

隋炀帝虽然很傲气，可辽东之战毕竟关系到上百万士兵的性命，上百万家庭的稳定，更关乎大隋的国运和前途，他丝毫不敢大意。

大敌当前，隋炀帝最在意的就是大军的粮草，以及后方的稳定。凭借着隋朝的粮食、武器和兵马储备，打十个高句丽都没有问题。然而，他可能没有想到，问题没有出现在粮饷上，而是他的大后方。

为了打赢这场战役，隋炀帝恨不能将全国所有粮草和兵器甲胄都运送到前线，事实上，负责后勤保障的官员确实调集了无数的粮草备用，可当时有限的运输能力却给隋炀帝带来了灭顶之灾。

首先，那时候的涿郡只不过是塞外的小城而已，和明清的北京城，甚至唐朝的幽州都没法相提并论。说得夸张一点，从河北、河南到涿郡，连一条像样的道路也没有，运输粮草和兵器的队伍只能一路修补道路，一路运输粮草。

有人可能会问了，隋炀帝不是修建了一条从太原前往保定的驰道吗？

确实是修了。遗憾的是，山西境内的粮草和军队数量毕竟有限，远达不到隋炀帝的需求。此次出兵，朝廷主要是从河南、山东、淮南等地调兵遣将，山西驰道的作用非常有限。

其次，运输的季节是春夏之际，阴雨绵绵。

据史料记载，就在此时，黄河沿线暴雨倾盆，以至于河南、山东等地三十多个郡遭遇水灾，数十万百姓无家可归。运送粮食的牛车遭遇暴雨天气，只能陷在泥地里不动弹，运输大队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粮草被雨水淋湿，一筹莫展。

粮食运送到前线之后，大部分都已经发霉，将士们根本无法食用，主管官员只好勒令百姓自己处理这些粮食，然后换算成钱交给官府。

再次，这个季节刚好是老百姓农忙的时候，隋朝国富民强，谁家里没有几亩薄田需要耕种？考虑到打高句丽是国家的大事，朝廷又减免了多年的赋税，老百姓这才愿意奔赴前线，为国出力。问题是，工作量太大啊。农民们要么在路上活活累死，要么生病去世，要么被押运官活活整死，因此民怨极大。

最后，凭着当时的运力，两个人才能运送三石米，这还包括农民兄弟在路上的口粮，以及要进献给押送粮车的官员们的。

于是乎，大运河沿线出现了这样的一幕：数十万农民舍弃家中的土地和妻子儿女，孤身一人到前线为军队运输粮食，自己家里的田地却无人耕种，给军队运输的粮食又被自己当作口粮在路上吃掉了。

最后的结果呢？你运到部队里面的都是空车，难道这就是皇帝交给你的任务吗？即便是有能力运送到在泸河、怀远二镇（隋炀帝在辽宁设置的粮库），交上去的也只是被雨水淋湿，无法供军队使用的劣质稻米。

摆在这些农民面前的选择不多，要么你就承认自己在路上把军粮吃了，接受朝廷的军法处置，要么你就逃跑。能回家吗？不能，因为朝廷会继续追究你的责任，那就只好去做亡命之徒，做绿林好汉。这就是隋炀帝第一次征伐高句丽时，后勤运输线路上的真实写照。

隋炀帝的高句丽战争还没有打响，后方就爆发了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