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二年（786）元旦刚过，李适就公布了一项新的人事任命：任命吏部侍郎刘滋为左散骑常侍（从三品），同时给刘滋、给事中（正五品）崔造、中书舍人（正五品）齐映丢了个重量级头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在唐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宰相，就算某些官员的级别已经达到三品，如果没有这个头衔，也得唯宰相马首是瞻。那么问题来了，这三位老兄并没有过人的政治成绩，怎么突然就被皇帝重用，晋升为权掌中枢的宰相呢？

答案便是，皇帝想用什么大臣，就说明他想干什么事。

刘滋，爷爷做过门下省左散骑常侍，老爹做过门下省左拾遗。刘滋出道后，担任过谏官、太常卿、左补阙等闲职，后来被提拔为吏部侍郎，算是走到了人生的巅峰。从家庭背景来看，父子三代都混迹于门下省，堪称是谏官世家。李适看重他，一来是他的家世背景，二来是他端庄的气质形象。

齐映，家族没有显赫的背景，通过科举考中了状元，在藩镇节度使麾下做幕僚，因为能言善辩，才思敏捷，最终混迹到中央。李适逃往梁州的时候，齐映跟随在他身旁，负责沿路的饮食供给，深受李适的信任。赶路的途中，李适骑着御马，齐映在旁边牵马执镫，不料御马突然受惊，李适惊慌失措，又担心御马伤到齐映，便让他扔掉马缰站到一旁。谁料想，齐映死活就是不扔。

事后，李适问齐映为什么不听他的话，齐映说道：“马奔蹶，不过伤臣；如舍之，或犯清尘，虽臣万死，何以塞责？”

当时，李适正处于朝不保夕的处境，看到齐映不离不弃，心里感动得一塌糊涂，反手就给他甩了个正五品的给事中。回到长安之后，齐映成了李适的近臣，这一次人事变动，李适将第二个名额扔给齐映，算是对他的一种褒奖。

崔造，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位老兄家世一般，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年轻的时候，经常和韩会、卢东美、张正则几个小伙伴坐而论道，每次都会吹嘘自己有“王佐之才”。意思是，能够辅佐帝王成就霸业，时间久了，圈内人就给他们起了个“四夔”的称号。夔指的是尧舜时期的乐官。

三国时期，诸葛明不出隆中，大名就已经通过圈内的好朋友传给了刘备。历史证明，人有才学很重要，但懂得自我包装、自我营销似乎更重要。如果崔造没有包装自己，恐怕永远就是个读过几本书，郁郁不得志的文艺青年。然而“四夔”的名号刚出江湖，浙西节度使李栖筠就找上门来，将他聘为幕僚。

朱泚谋反的时候，崔造已经晋升为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刺史。当时有人给崔造进言，说李适被赶出长安，正是各地官员进京勤王，卖力表现的时候。于是，崔造在福建打出旗帜，联系各州的刺史一起勤王。有趣的是，大家都懒得搭理崔造，对长安的局势也不太关心，崔造无奈之下，只好率领两千人马赶赴长安，此事后来被李适得知，崔造才算正式挂了号。

后来，崔造的舅舅源休因为投靠朱泚，兵败被杀。这原本和崔造无关，可他主动上书请罪，扬言如果李适怪罪的话，他毫无怨言。这顿时让李适对他刮目相看，李适认为崔造很有担当，便下旨封他做了吏部郎中、给事中。

说白了，这三位新晋宰相都不是出类拔萃的大神，能够获得李适的信任，只因为身上有一两个闪光点，比如刘滋的谏官背景，齐映的忠心护主，崔造的敢于担当。问题是，在纷乱的朝局中，这优点根本撑不起大场面。

入朝为相之后，刘滋和齐映彻底哑火，只有崔造敢于直言，稍微能刷出一点存在感。当然了，宰相班子就得急皇帝之所急，在纷繁的朝政事务中，崔造很快便看到了最关键的点：财政。

唐德宗李适主政时期，朝廷的制度已经和初唐有了明显的区别，除了税收体量不一样，税收来源和主管制度也有所差别。在刘晏、杨炎的改革下，朝廷形成了以盐铁转运使和度支使为首的庞大官僚机构。

所谓盐铁转运使，其实是盐铁使、转运使合并之后的叫法。盐铁使主管盐、铁、茶的专买专卖，转运使主管粮食、钱财、布帛到京城的漕运运输。刘晏在位时，因为盐铁改革非常成功，得了很多钱，刚好漕运又不通，刘晏便将盐铁税拿来整治漕运。后来，朝廷便将盐铁使、转运使整合到了一起。

为了保证财政体系的运转，刘晏设计了非常严密的职能机构，最大的特色就是，盐铁转运全都由经济专家主管，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政府无权管理。

至于度支使，则掌管国家财政的预算和开支，职能堪比财政部。在唐朝初期，由户部度支司郎中或员外郎主管，后来为了配合改革，尤其是两税法实行后，度支使地位逐渐上升，以至于脱离了户部的管辖，成为独立运转的经济机构。有时候，皇帝会派遣自己的亲信或者宰相兼任度支使。

战争时期，两个系统的作用就是给皇帝筹钱打仗。比如，度支汴东两税使包佶在任期就捞了八百万贯钱财。系统肯定是高效的，却存在很大的弊端，如果李适选对了人，盐铁转运使、度支使捞到的钱就会上交到国库，如果所托非人，只要在账目上动点手脚，巨额财富就会流向私人的腰包。

崔造新晋宰相，他需要钱财办大事，于是以两大系统有漏洞为由，奏请李适将盐铁转运使和度支使的职能全部收归到中央政府。崔造是李适钦定的宰相，他的提议，李适没有理由反对。贞元二年（786）一月，李适下诏：罢水陆运使、度支巡院和江、淮转运使等，诸道租赋悉委观察使、刺史遣送到长安。

当时，齐映分管兵部，刘滋分管吏部、礼部，崔造分管户部、工部，李勉分管刑部。通过崔造的运作，盐铁转运分给了户部，崔造命自己的亲信、户部侍郎元琇接管了盐铁转运系统，户部侍郎吉中孚接管了度支使系统。

这就是李适的风格，面临重大问题，做决定全靠感觉，至于是否可行，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诏令刚刚下达，便遭到了江淮转运使韩滉的反对。在唐朝的财政系统里，韩滉堪称风格彪悍、特立独行，却又对朝廷忠心耿耿的铁腕大臣。

有一次，富平县令韦当被盗匪暗杀，县里组织衙役抓捕，最后发现盗匪和鱼朝恩的手下有勾结。鱼朝恩认为盗匪是个高手，希望李适能赦免其罪，允许其留在军中效力。此事与韩滉无关，可他看不惯鱼朝恩破坏法度的行为，于是暗中上了一道密奏，最终迫使李适杀掉盗匪。

泾原兵变的时候，关中局势紧张，韩滉担心李适没有退路，于是在江南修筑城池，储备粮食，构筑防御工事，打算将江南作为李适南渡的大本营。虽然最后没有派上用场，可韩滉一心为李适考虑的姿态，确实令李适感动。

不仅如此，韩滉是刘晏培养出来的经济专家，在财政体系工作了数十年，不管是管理经验，还是财政口的人脉，都是崔造无法超越的。在韩滉的眼里，崔造把权力收归到中央政府的想法太天真，不仅一杆子打倒一船人，还忽略了财政体系运转的核心就是基层的小鬼，得罪了他们，谁去帮朝廷收缴税赋？

韩滉的话，李适不能不听，可他心中还是很痒痒，毕竟将巨额财富交给别人打理，他自己也不放心。于是，李适做了个变通：朕知道韩滉是忠于朝廷的，他手下也不会有太多贪官，因此继续做江淮转运使，其他地方得先改革。

那么问题又来了，江淮转运使垄断了江南地区的所有财富，不改江南，其他地方的改革意义何在？刚刚上任的元琇也是刘晏培养出来的经济专家，他深知韩滉刚愎自用的性格，为了脱离韩滉的控制，他奏请李适，说江南的粮食如果运到扬子江以北，便交给他来管理，扬子江以南的地方，依旧由韩滉管理。

韩滉不干了，凭什么？俺们在江南辛辛苦苦地筹集钱粮，运到长安在皇帝面前长脸的都是元琇？如此心机，令韩滉对元琇格外厌恶。

不管怎么说，韩滉才是掌握钱粮来源的实权人物，说出的话自然要比元琇更有分量。接下来，凡是元琇要干的，韩滉一律反对，比如元琇认为长安流通的钱币较少，希望从江南征调四十万贯，韩滉明明能拿出钱，却以钱币的运输成本太高，强行拒绝，就算李适下达圣旨，韩滉依旧坚持己见。说白了，韩滉就是在威胁李适，如果继续重用元琇，俺们就给你断钱断粮。

李适信任崔造的班子，也相信他们描绘的美好前景，但是崔造没办法解决李适的燃眉之急。久而久之，李适也开始动摇了。贞元二年（786）二月，李适被迫下诏，将户部侍郎元琇调任尚书右丞。此时，长安已经缺粮很久，宫中也传出命令，在江南的粮食还没运到之前，皇城不允许再拿粮食酿酒！

没过几天，京城便开始陷入恐慌，神策军将士甚至传出怨言：把老子拘禁在军中，还不给饭吃，难道是把老子当罪人吗？这些话传到李适的耳朵，把他吓得肝胆俱裂，细细想来，泾原事变就是因为将士不满朝廷的赏赐，这才让他亡命天涯。眼下，只要韩滉能把粮食送到长安，要什么他都能答应。

据史料记载，李适快要崩溃的时候，韩滉运来了三万斛粮食。足够李适应付一阵子了。消息传来的时候，李适不顾形象，急匆匆跑到东宫，对太子李诵说道：“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就算贵为天子，也有没饭吃的时候，也有对饥饿的恐惧。当韩滉将粮食运到长安的那一刻，崔造的改革计划就已经宣告破产。不可否认，崔造的晋升就是大唐官场的奇迹，凭他的能力，完全承担不起改革的重任。韩滉的粮食入京之后，崔造、元琇就郁闷得一病不起，俗称隐退。

贞元二年（786）十一月，李适下诏让韩滉入京，另有委任。贞元二年（786）十二月，李适任命韩滉为宰相，兼任度支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几乎对他言听计从。

上位之后，韩滉并没有忘记崔造二人，他仗着李适的宠信，恶意贬低二人，逼迫李适将崔造贬为太子右庶子，元琇贬为雷州司户。就在罢免崔造的当天，韩滉便向李适举荐吏部侍郎班宏做了户部侍郎、度支副使。

韩滉确实有能力，可他性格严苛，为人死板，做地方官还可以，但是在中央朝廷，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兄弟，明显缺了几分亲和力，这也是同僚对他的一致看法。不过，韩滉并没有改变自己的风格，在位期间，不结党营私，凡是能力突出的人，韩滉都会举荐给朝廷。韩滉推荐了两个重要的宰相人选：尚书左仆射张延赏、兵部侍郎柳浑。

贞元三年（787）三月，韩滉刚刚入朝几个月，便突然离世。不过，这对韩滉来说，未必不是好事。李适的风格就是过河拆桥，猜忌一切可猜忌的人，刘晏、杨炎就是先例，就算韩滉还活着，恐怕也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