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扶持姚崇上位,李隆基撸掉了好几个宰相,而且没有新的任命,就这份诚意,姚崇就得知恩图报。据史料记载,姚崇为相三年,大力整饬朝廷制度,精简机构、裁减沉员、惩治贪官,并且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势力,使得朝廷风气大为改观,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件事,查处全国的假和尚、假尼姑。
姚崇身为首席宰相,日理万机,肯定不会轻易找和尚、尼姑的晦气。既然他想拿和尚和尼姑开刀,说明这件事就是国家大事。
在唐朝,道教是国教,江湖地位排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不过,自南北朝以来,佛教在民间有了很深的影响力。统治者想用一道圣旨就把他们打压下去,未免有些天真。
因此,唐朝从立国开始,就一直对佛教采取包容和鼓励的策略。在政策上,统治者允许他们发展,而且在均田制度下,每个和尚赏赐三十亩田,每个尼姑赏赐二十亩田,由寺庙自己经营,自给自足。
武则天和佛教有些渊源,她自己也宣称是弥勒佛转世,不管出于私心,还是出于统治考虑,对佛教都是采取鼓励的态度。登基称帝后,她花费重金建造佛教寺庙,还捐献了无数的金银法器,亲手将佛教地位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唐中宗李显登基之后,基本上延续了武则天的崇佛政策。
有人可能会质疑,道教不是李唐国教吗,武则天利用佛教维护自己的统治,李显难道不应该打压他们,怎么会继续尊崇佛教呢?
理由一:后人夸大了佛教对统治者的政治作用。
全国数千万人口,佛门子弟能有几个,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舆论造势玩不过朝廷文人,充其量只能影响小老百姓的信仰。对统治者来说,只要给点小恩小惠就足够。武则天早年崇佛,晚年崇道,就是这个道理。
除了武则天,唐中宗李显、唐宪宗李纯、唐宣宗李忱也都支持佛教。这也可以说明,在统治者眼里,佛教并非李唐统治的潜在敌人。
理由二:有一种支持叫尾大不掉,只能被动默许。
武则天留下的佛教,势力遍布全国。从主观上来说,李显不想针对佛教,从能力上来说,打压佛教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因此他选择了默许。最主要的,唐朝上流社会对佛教趋之若鹜,皇亲国戚们视金钱如粪土,争相建造寺庙,转移个人的财产,已经把佛教当成了一种经济类产业,俗称寺院经济。
佛门圣地,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帝国。
唐朝的寺庙,至少有三大特点。
特点一:寺院就是一个经济孤岛。
按照制度,和尚的使命是念经祈福,传播佛教文化,国家为了让他们专心工作,允许他们不服徭役。不仅如此,寺院虽然有田产,有收入,也不用向国家缴纳钱粮赋税。凡是过户到寺院名下的田产,朝廷不再管辖。
特点二:很多寺庙都有老板,也有田产。
有些寺庙可能是皇帝授意建造的,如果挂在朝廷名下,那就是国家产业,如果交给别人去经营,那就是私人产业。比如,武则天当年修缮了洛阳白马寺,随后交给了宠臣薛怀义经营,这就变相成了薛怀义的私人产业。
当然,国家没那么多财力修建寺庙,长安郊区,长安以外的地方,很多寺庙都是权贵掏钱修建的,他们拥有寺庙的最终所有权。权贵掏钱投资,自然不是为了信仰,而是奔着寺庙拥有的各种经济特权而去。
比如,权贵和富豪会把田产捐献给寺庙,或者带着田产,自建一座寺庙,然后拿到礼部的批文,所有的田产就不用再向朝廷承担任何责任。最主要的,如果犯了大错,朝廷追究财产的时候,是查不到寺院的头上的。还有一些权贵,为了避免政治斗争中田产被没收,提前把它们挂靠在寺院的名下。
第三,寺院是朝廷律法管束不到的地方。
在唐朝,如果有人犯了律法,只要遁入空门,世俗的法律便制裁不了他。当年,薛怀义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将长安城中的地痞流氓、犯罪分子剃度,悉数招揽到白马寺做了和尚,以至于白马寺成了藏污纳垢之所。
中唐时期,究竟有多少权贵子弟卷入到佛教产业,恐怕是个历史之谜。可以肯定的是,佛教产业尾大不掉,一直持续到晚唐,唐武宗李炎甚至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可见佛教强大起来后,多么受统治者的忌惮。
中唐时期,有太多的土地被划拨到寺院名下,土地都没了,朝廷靠什么收租子?皇帝如果高兴,打算给臣子赏赐土地,难道要找寺院的住持开口?
除此之外,权贵阶层以寺院为幌子,以权势为威慑,大肆收购和兼并百姓的土地,然后反过来雇佣他们为寺院打工,俨然拥有独立的经济王国。
在唐朝,如果有人要剃度出家,必须拿到尚书省祠部(隶属礼部)颁发的僧人度牒,也就是出家许可证,朝廷是有出家指标限额的。到了唐中宗这里,不少人都选择剃光头发,然后找个寺庙挂靠身份,以此逃避朝廷的税收和徭役。寺院多一个和尚,朝廷就少一个纳税的人丁,这可不是什么划算的买卖。
姚崇执政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拿寺庙开刀。他给李隆基上了一道奏折,声称全国没有拿到出家许可证的假尼姑、假和尚太多,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活动,朝廷必须取缔。还说当年的梁武帝如此崇拜佛教,依旧没有逃脱灭国的命运。
言外之意,靠佛教来维护统治的说法,完全是自欺欺人。
李隆基迅速批准了姚崇的奏疏,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假行动在全国铺卷开来,一番严查之后,一万两千多名假尼姑和假和尚被勒令还俗。
姚崇明着打压寺院经济,可矛头却指向了背后的权贵阶层。由于这次改革行动背后站着李隆基,权贵们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心里恨着,眼睛看着。
第二件事,处置薛王李隆业的亲信。
据史料记载,李隆业有个舅舅叫王仙童,此人是地痞无赖,仗着李隆业的权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后来,朝廷的某位御史将王仙童举报了,可奏疏刚刚递上去,李隆业就跑到了宫中,想给舅舅求情。
李隆业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弟弟,面对他的求情,李隆基很为难。如果答应了他的请求,王仙童就会逍遥法外,黑恶势力就会立马抬头。如果拒绝了弟弟,面子上实在过不去。李隆基思虑再三,决定把皮球踢给姚崇和卢怀慎。
为了显示大公无私的气度,李隆基留了句话:如果情况属实,严惩不贷;如果不实,就治御史之罪!
这种情况,如果是一位和稀泥的宰相,恐怕会卖李隆业一个面子,把御史抛出来做替罪羊。可数天之后,姚崇的审判结果出来了:御史举报完全属实,王仙童犯了众怒,按罪当严惩不贷!
李隆基双手一摊:老弟,碰上姚崇这样的宰相,你就认栽吧。
据史料记载,姚崇的壮举引得长安百姓的拍手称快,皇亲国戚们见薛王李隆业都吃了哑巴亏,平日里只好夹着尾巴做人,等待翻盘的那一天。
第三件事,阻挠申王李成义的亲信升迁。
开元二年(714)闰二月十八日,申王李成义上了一道奏折:“陛下,臣恳请将王府录事闫楚珪任命为王府参军!”
按照官制,王府录事是从九品,王府参军是正八品,如果放在过去,这种级别官员的任命,直接给吏部打个招呼就好了。不过,李隆基发话了,以后王爷、驸马、公主府的官员要晋升,必须得到他的亲笔签批。
李成义:“陛下,行还是不行,给句话?”
李隆基:“兄弟,多大点事儿,没问题!”
此事很快就传了出去,姚崇和卢怀慎听闻之后,呆若木鸡。这算什么?不是刚说好了要改革吗,怎么到王爷面前就要搞特例,这样做岂不是自毁长城?
不行!这事儿皇帝老子说了也不算!
姚崇和卢怀慎立马联名上奏:“陛下,您已经下过旨,但凡王公、驸马有所奏请,如果没有陛下亲笔墨敕,均不能生效。任用官员是有关部门的职权,如果因为亲朋故旧的恩情,就拿官爵相赠,岂不是继承了中宗皇帝的弊政?”
李隆基看着面前的奏折,欲哭无泪。
两位大人,好歹也给朕留点面子啊!
面子可以有,但不是今天。姚崇为了这件事,坚持己见,拒绝了李隆基的任何要求。
姚崇很有底气,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唐江山社稷,并没有任何私欲。然而,他可能忽略了,政治改革必定会动摇权贵阶层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政治家才需要注意方式和方法。任何时候,政治家都应该拉拢一部分权贵,打压一部分权贵,如此明目张胆地对权贵阶层开炮,改革行动又能持续多久?
事实证明,被姚崇得罪的人,最后都成了姚崇倒台的幕后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