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是个明白人，让他去学霍去病，骑着战马跑个几千里路，把突厥人赶得鸡飞狗跳实在不是他的强项。再者说，他也没那个体力啊。既然对方知道了他的厉害，又完成了小表弟交代的任务，李渊也就收手了。

回太原，搞大事业去了。

这下轮到王仁恭傻眼了。突厥人干不过李渊，可干他还是绰绰有余啊。李渊前脚刚走，突厥骑兵后脚就到了马邑郡。

王仁恭根本就不是突厥人的对手，几次交锋之后，突厥人就在城外耀武扬威，宣示主权，而官军只能当闭门不出的缩头乌龟，什么老百姓的死活，什么国家的利益，通通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

王仁恭混不下去了，只好找李渊帮忙。

李渊：高君雅，要不你带人去看看？

很明显，李渊在给高君雅挖坑。果不其然，高君雅没让李渊失望，屡战屡败，全线溃败，让突厥人嗜血的本性越发强烈，老百姓深受其害。

奇怪的是，马邑的战况居然惊动了远在扬州的隋炀帝。

很多人都说，此时的隋炀帝已经当起了鸵鸟，彻底放弃了大隋江山，可无数的细节都表明，他始终关注着局势的走向。比如突厥，从一开始，隋炀帝就让大表哥坐镇太原，全面主持北地的防御工作，李渊唬退了突厥骑兵，杨广打心眼里高兴，可李渊不愿意支援王仁恭，导致大隋全面惨败，隋炀帝则是万分震怒。

这一次，隋炀帝急急忙忙地派人前往河东，传达了两个意思。

第一，王仁恭因为防守不力，必须处斩。

第二，李渊因为支援不力，立即逮捕。

说来也奇怪，全国各地都是杀人越货的盗匪，就连洛阳城的使者到扬州也得绕着路走，隋炀帝的使者居然可以穿山越岭，长途跋涉，然后安全到达河东，真可以说是神乎其技，命好得令人发指啊。

本来，大表哥还挺高兴的，因为马邑郡的战况说明了几个问题：李渊才是朝廷的栋梁，突厥人的命中克星。王仁恭，天字第一号打酱油的。王威和高君雅，只能算是皇帝不入流的狗腿子，唯一的价值就是起兵之前，拿来祭旗。

然而，当皇帝的使者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李渊也震惊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皇权制度下的专利啊。难道要杀了使者，宣布造反吗？

李渊表示，现在还不到时候，只能硬着头皮，看事情有没有转机吧。

这几日，李渊活得很累，活得胆战心惊。

于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就编排了一段对话。

李世民：“父亲，如今陛下昏聩无道，百姓民不聊生，咱们不如顺应民心，起兵造反，可千万不能辜负老天爷对我们李家的厚爱啊。”

李渊大惊失色，回应道：“臭小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谋逆犯上的话来，我现在就将你抓起来，向官府告发你。”

李渊说着，就要拿纸笔开始写举报信。

谁料想，李世民却毫不在意，慢慢悠悠地说道：“父亲，儿子是看时机已到，才敢说这样的话，父亲如果一定要告发我，那我宁愿受死！”

李渊话锋一转：“二郎，我怎会忍心告发你，你要谨慎，不要随便乱说！”

李世民劝了半天，李渊死活不愿意松口。

第二天，李世民又找到了李渊。

李世民：“父亲，如今天下的盗贼越来越多，父亲受诏讨贼，可贼讨得尽吗？不管结果如何，最后还是逃不过皇帝的责罚。世人都说李氏会应验图谶，成为天下共主，父亲要是能将贼剿灭尽，陛下必定会因为您功高震主而猜忌您。希望您能考虑我昨天说的话，免得让家族遭殃！”

李渊的态度开始变软了：“二郎，昨天晚上，为父一直在思考你说的话，我觉得你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如今就算是家破人亡也由你，变家为国也由你！”

一段对话，李世民就成了李渊起兵反隋的首谋者，而李渊呢，只不过是个畏首畏尾，左右摇摆的政治投机分子。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是研究唐史最重要的资料，三本书的作者都有或明或暗的指向，认为李渊是在李世民的唆使下才起兵反唐。然而，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

还是一个个来说吧。

《旧唐书》，成书于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皇帝石敬瑭下令修撰的。

当时，唐朝长安城经受了无数次战火摧残，官修的国史，以及记录皇帝起居生活的史料在战火中被焚毁了不少，石敬瑭在修撰的时候，不敢过多采用野史，只是说太宗皇帝和刘文静首谋，并未说李渊不知情，在这里是模糊处理的。

《新唐书》，是宋朝的大文豪欧阳修等人编撰的。

宋朝的统治者很喜欢搞意识形态，全力把皇权，以及君臣之间的伦理美化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对那些胆敢挑战皇权，挑战社会伦理秩序的人大加贬斥。

比如，武则天登基称帝，隋炀帝丢掉江山，窦建德起义造反等历史，欧阳修等人极尽鄙视和诋毁之能事，向来就没什么好评。

更何况，欧阳修在编写《新唐书》时，采用了很多野史、杂书、笔记，故事色彩极其浓厚。就拿李渊来说，人家做了皇帝，根本就没有渲染出生时的异象，也没说自己有难以启齿的残疾，可在欧阳修的笔下，李渊竟然成了坐拥三颗**的神人，这样的写法，只为了渲染李渊有做皇帝的潜质。

人家不想要的，你偏偏要写，真可谓画蛇添足。

《新唐书》里，李世民直接变成了一位先知，知道隋朝要灭亡，因此提前结交各路英雄豪杰，收买亡命之徒，和刘文静定下了太原起兵的方案。这样写也就罢了，在欧阳修的笔下，李渊没有造反的意识，没有意识到李世民将有大动作，完全就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糊涂蛋，外加软弱无能。

看起来，欧阳修爱李渊，更爱千古一帝李世民。

这不是说李世民不是明君，而是这两本史料对李渊太过忽视，歪曲了不少事实，这一段被掩埋的历史，自然要从《大唐创业起居注》去寻找。

此书的作者是温大雅，此人出生在官宦士族之家，家族都是搞历史和文学的，底蕴非常深厚。温大雅属于年少成名的青年才俊，30岁的时候，被隋文帝授予东宫学士的官职，后来外放为长安县尉，父亲去世后，温大雅丁忧回家，居住在太原城。

隋大业十二年（616），李渊回太原做官，听说温大雅也在太原，因此三顾茅庐，用厚礼将他网罗到自己的麾下，任命他为记室参军，专管李渊身边的文字记录工作。从工作性质来讲，温大雅常年跟随在李渊的身边，对他的言谈和秘事都非常清楚，这也可以保证，他掌握的事实比别人要更加准确。

《大唐创业起居注》记录了李渊的整个创业过程。这部书撰写在温大雅随军期间，李渊登基称帝的同时，书稿正式定稿。和《旧唐书》《新唐书》相比，这本书最大的不同就是，温大雅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李渊起兵的初衷和他的雄才大略，以及废太子李建成在大唐创业过程中的丰功伟绩。

换句话来说，如果太原起义的首谋功劳真的是李世民的，而温大雅为了强行讨好李渊，抹去李世民的功劳，那李世民登基称帝后，必定会对温大雅提出严厉的谴责，或者将他的这本书焚毁，甚至将温大雅本人定罪也未可知。

有趣的是，温大雅不仅没受到责罚，反而受到了李世民的厚待。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封他为礼部尚书、黎国公，至于《大唐创业起居注》这本书，也出人意料地被保存下来。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温大雅记录的就是当时的事实，李世民没有什么好反对的，而且李世民对谁提出起兵反隋一事，根本就不在意。李世民甚至都没有想到，后来的史学家会因为要追捧他，硬生生地把起兵的功劳安在他的头上。

就拿这件事来看，李世民的胸怀确实比常人要强太多，他的包容足以称得上是明君风范。真正应该对歪曲历史负责的，是那些刻意塑造圣君形象来达到统治目的，或者盲目崇拜李世民而刻意歪曲、隐晦历史的史学家。

这一节纯属考据，写起来很累，看起来也很累，算是贻笑大方了。

话又说回来，高君雅就是不入流的货色，李渊派他去和突厥人干架，注定会失败啊，李渊为什么要冒着被问责的风险，行此下策呢？

这事儿，其实就是笔糊涂账。

比如，李渊觉得隋炀帝在扬州混日子，山高皇帝远的，根本就管不到太原，可能也没心思管，即便是把天给捅破了，也无所谓。

比如，李渊想要借突厥人的手，除掉高君雅这个心腹大患。

比如，李渊故意放水，让王仁恭和高君雅吃瘪，以此来衬托他高大伟岸，射箭无敌的英雄姿态。

比如，李渊认定自己是太原城最合适的当家人，就算闹出了事儿，隋炀帝也只能嚷嚷几句，绝对不敢要他的脑袋。

比如，李渊想要起兵造反，可理由不充分，因此选择用一场华丽的败仗来逼迫隋炀帝处罚他，李氏家族有了性命之忧，李渊再振臂一呼，奋起反抗，背叛小表弟的罪名也就小了许多。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开放到无边无际的话题。不过有一点确实可以肯定，李渊有恃无恐，不担心隋炀帝要他的命。李渊的底气在于突厥人。

当时，突厥人靠着骑兵优势，横扫河东根本就不在话下。一旦河东丢失，长安、洛阳将会彻底暴露在突厥的铁骑之下。隋朝的高级官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族人基本上分布在关中和洛阳，尤其是关中，盘踞着各种政治势力，对隋炀帝来说，保护大隋官员家人的性命，甚至要重于江山社稷。

从细节也可以看得出来，隋炀帝对太原的关注程度，要远高于其他地方。

问题是，谁才能守得住太原城呢？

答案呼之欲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大表哥是唯一合适的人选。

论战斗力，李渊是大隋王朝为数不多，可以和突厥骑兵过上几招的人，这一点已经有了事实证明。再者说，李渊模仿突厥骑兵的奇特战术，居然能让突厥人退避三舍，就冲这一点，李渊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论群众基础，大表哥在太原经营了好几年，如果说连他都控制不住局面，还真找不出别人了。论血缘关系，这个就不说了，亲不亲都是一家人，关键时刻，肥水还是不能流到外人的田地里。

论忠诚度，隋炀帝确实很头疼。

大表哥这个人吧，被杨家两代帝王打压了大半辈子，可也没听说他有只言片语的怨言啊。雁门郡城之外，大表哥就是冲着救你命来的，不仅有功劳，态度还特别端正，又帮朝廷灭了母端儿、历山飞两大黑恶势力，面对无敌的突厥骑兵，大表哥向来不怂，忠诚度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这些利益关系，李渊知道，隋炀帝也知道。

对李渊来说，无非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跟使者回扬州，小表弟要么申斥一番，然后放他回太原，继续为杨家卖命，要么伸头就是一刀，坐等太原沦陷敌手，平叛的局势继续恶化。

第二种，死活不去扬州，和小表弟博弈，看谁先认输。

第三种，二话不说，直接起兵造反，该祭旗的祭旗。

不管是哪一种，李渊几乎控制着所有赢面。

就这样，发生了有趣的一幕：使者传达完皇帝的意思，没缉拿李渊，也没诛杀王仁恭（事成之后，使者就得回去交旨，还得穿越战火弥漫的战区，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事情就这样拖着。没过多久，第二波使者就到了，隋炀帝的最新旨意，李渊和王仁恭依旧掌管本部兵马，继续北御突厥，为国分忧。

在这期间，太原和扬州没有任何联系，双方完全是根据局势的走向，理智地做出了最优的决策。隋炀帝赦免了大表哥，肯定不是对他的悲悯，他担心处理了李渊和王仁恭，北部的突厥将会更加猖獗，而且因为这点小事就处罚重臣，以后谁还敢替他镇守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