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当年崇祯帝吊死在煤山的那会儿，就有很多明朝士子意识到这个王朝从客观上看已经玩完了，尽管当时南明势力还看似挺强大，各种王爷上蹿下跳地自称正朔，但其实大伙都明白，这老朱家连万分之一再兴的可能都不存在了。

只不过这些读书人却也并不愿意出仕大清，因此他们之后的人生道路大多是从此隐居山林再也不问世事。

而还有一些人，则选择了出国。

说起来当国家为外族所灭时跑去外国避难这也算是天朝传统了，元灭宋朝的那会儿就有无数南宋遗民东渡日本，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元朝时好用的手法，到了清朝就未必能用了。

首先是因为日本搞锁国，外国人一般不让你进来；其次是大清也搞锁国，早在顺治初年，清廷就沿袭了明朝的规矩，规定外国贸易不许进广州，只准在澳门搞，到了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由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越发活跃，朝廷干脆就“无许片帆下海”，一旦发现有任何人踏出国界线，一律以私通海贼（郑成功）为名施以重典。

所以当时有条件能够出国的大明遗老实在是少数党，而这些少数党一旦有机会万幸地跨出国门，其首选目标通常必然是日本。

这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日本是当时世界上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生活方式都最接近于天朝的国家。

说起来也真的是蛮怪的，其实在大明王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里，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并不好，确切地说是很差，就算不提那场在朝鲜打了七年的战争，哪怕是平素里大明朝野也有北鞑南倭的说法，那些士大夫总喜欢将日本人直接和北面未开化的鞑靼女真等部落相提并论，其鄙夷不爽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但真的到了北鞑来了家破国灭的时候，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却竟然是往日本跑，纵然对方有锁国禁令，也挡不住这些人的步伐。

传说中的用脚投票，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吧。

所以有时候我一直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两千多年的关系并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来评价，而是应该说，双方彼此之间无论发生过什么，那一份高度的互相认同感和默契感都不会有丝毫的淡化。

万治三年（1660年），一个60岁的中国老人坐船来到日本，在长崎靠了岸，然后被守港士兵给拦了下来，因为根据锁国令，外国人不得擅进，本帮人不许私出，这老头虽说是一副人畜无害的书生打扮，可坐的却是一艘海盗船，摆明了系偷渡而来。因此长崎的武士们自是不肯放他登陆，但态度还是相当不错的，并不将其与普通偷渡犯相提并论，一口一个老先生叫着，同时还表示，如果日本这边有人来接应的话，那您不妨在船上小住几天等候，每日所需，我们会给您送来的。

于是那位老人家就这么住在了船上。数日之后，果真有一个带着几个随从的武士来到长崎，四处打听消息之后，登船拜访。

“在下是柳川藩安东正约，闻得先生已到长崎，特来拜访。”

柳川藩是立花宗茂家的领国，而这位安东正约则是立花家的家臣，时年28岁，尽管年纪不大，却是个文武双全人物，且说岛原之乱那年，年仅15岁的他就跟着藩主立花宗茂提刀出阵参与平乱，并且立下了不小的战功，拜领了200石的俸禄。同时，安东正约也倾心于学问，曾入著名儒学家松永尺五的门下学习，深受学界好评，被誉为“西海巨儒”。

而那位在船上住了好些日子的老先生一看对方如此尊敬有加，于是也连忙客气地回道：“在下明人朱之瑜。”

朱之瑜就是大名鼎鼎的朱舜水，浙江余姚出身，自年轻时就是闻名四方的博学之人，尤擅《诗》《书》，被誉为“文武全才第一”，在学术界一般被认为是和黄宗羲、顾炎武同一级别的人物。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日本了。

早在崇祯皇帝吊死的第二年（1645年），朱之瑜就自舟山出发，东渡日本，请求幕府发兵，救援大明。

此时距离松平信纲把郑芝龙的求援信拿去擦屁股也不过数月时间，因此德川家当然没可能答应他，虽说客气倒是很客气，无论是接待的幕臣还是守关的小兵，言必称朱先生，却连岸都没让朱先生上，直接就把人请回了舟山。

在之后的数年里，不轻言放弃的朱之瑜又数度往来于中日之间，重复着求援被拒再求援再被拒的死循环，这样来来回回搞了六七次，他终于放弃了。

不是因为日本的拒绝，而是因为南明小朝廷的不靠谱。

话说这个南明政权其实相当不是个东西，抗清没见他们有多卖力，搞党争内斗倒各个都是一把好手，比如弘光帝时，曾经的阉党和曾经的东林党在朝堂之上斗得不可开交，尤其是东林党，大义凛然状地指责前阉党诸君祸国殃民实属国贼奸佞，可真到了清军兵临南京城下了，又是东林党党首钱谦益主动开门投降，并主动剃发更服；弘光之后的隆武，朝政为郑芝龙把持，郑芝龙之后却又降了清，这个我们之前有说，因此纵然是像朱之瑜这样的大明死忠派，也明白靠这帮家伙根本不可能迎来复兴之日。

所以干脆就惹不起躲得起，眼不见为净吧。

话再说回日本，朱之瑜东渡的消息其实传得很快，人还没到长崎，京都那边就先有了情报，一个叫江川入德的人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安东正约，说名扬天下的鸿儒朱之瑜马上就要来日本了。

这个江川入德本是中国人，原名陈入德，也系书生，明亡之后去了日本，一直住在京都，跟安东正约关系很好。

在平日里的交谈中，安东正约知道了这么个文武全才第一的朱之瑜，然后问了江川入德一句三国演义中被频频使用的话：“那位朱之瑜的才华，和先生相比如何？”

而江川入德的回答也很三国：“此人才华，十倍于我。”

江川入德告诉安东正约，和以往不同，朱之瑜此次前来日本，必然是不会再回中国了，同为大明读书人，自己很想为对方找一处立足安顿之地，可惜对日本人生地不熟，所以希望正约看在平日情分，帮一个忙。

安东正约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然后去了长崎。

由于朱之瑜并不会说日语，因此两人当日见面全靠笔谈，结果就在这无声的交流中，让彼此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先是安东守约被朱之瑜那一手出色的汉字书法和深厚的汉学造诣深深折服，当场就要五体投地执弟子礼；而朱之瑜也坦然地表示自己之前来过日本好几趟，当年跟着南明混的时候也去过自称小中华的越南，但像安东守约这样既精中国文化又通中华礼节的外国人，还是头一次碰到。

老先生一边吐槽自己的祖国“学术之不明、师道之废坏亦已久矣”，一边又将安东正约拔高到了一个“岂孔颜之独在中华，而尧舜之不绝于异域”的高度，把对方高兴得当即就表示说先生要不您今晚住我们家？我家纸多，管够。

之后，安东正约通过柳川藩上书幕府，请求将军家允许朱之瑜留居日本，因为当时明朝跑日本来的遗老还算蛮多的，他朱先生既不是第一个也必然不会是最后一个，所以幕府非常大度地表示，特准朱之瑜居住长崎，生活起居交由柳川藩藩士安东正约负责。

这话说白了，就是同意朱之瑜在日本住，但其余的一切，幕府并不过问。

为什么？

自德川家康于江户开幕以来，幕府就一直推崇孔孟之学，作为能和顾炎武黄宗羲相提并论的一代大儒，他朱之瑜就算被德川家直接聘为国师都不为过，可为何却会落得个不闻不问的下场？

这个我们放到后面讲。

总而言之，朱之瑜老先生在长崎最开始的日子是没什么收入的，所以安东正约表示，自己愿意把每年两百石俸禄的一半拿出来，作为老师的生活费。

我曾经见过不止一拨人把这事儿讲成了一个感人物语，说是安东正约拨出一半工资奉养朱先生，然后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

江户时代，一家三五人口的农户一年生活开销在七到八石，一百石不敢说能过得奢靡风华，但至少是中产阶级。

因此朱之瑜也非常过意不去，说一百石太多了，老夫独自一人，用不了那么多，倒是你拖家带口的，一下子分出一半收入来，生活岂不是会受影响？

安东正约回答道：“如果我的生活过得比自己老师都要富裕，那这将是一种罪过。”

正是由于这一份情谊，后来老先生虽然教安东正约学问，却从不把他当学生看待，而是视其为“知己”。

朱之瑜在长崎一住就是五年，在这五年里，除安东正约外，他又收了不少弟子，每次开坛讲座，都能有好几百人从九州各地甚至是本州四国赶来听讲，其中不乏日本名儒，

宽文五年（1665年），一个叫小宅处斋的人来到长崎，专程拜访了朱之瑜，他口称自己奉了主君之命，前来请老人家去江户。

于是老先生当然就要多问一句了：你家主君是何人？

“在下的主公，乃是水户侯德川光国殿。”

德川光国，也称德川光圀、水户光圀，就是全日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水户黄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拍了一部名为《水户黄门》的电视剧，至今仍在放送中，这部讲述一个退隐的副将军带着随从微服私访一路上斩奸除恶的电视剧虽然在我看来非常无聊，但开创了全亚洲（甚至可能是全世界）微服私访题材剧的先河。

德川光圀他爹叫德川赖房，是德川家康最小的儿子，任水户藩初代藩主。

在日本江户历史上，石高二十五万的水户藩地位非常特殊，素有“定府”之称。

所谓定府，就是说水户藩的藩主不用像其他三百藩诸侯那么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江户参勤交代来回折腾，他们有资格驻扎在江户不动弹，可以多年定居那里陪在将军身边与其随时通商国事，故称定府，也被誉为天下的副将军。

作为水户藩的世子，将来的二代藩主，德川光圀自幼就是个机智聪慧但品行恶劣的奇葩之人。这家伙生平爱好并无其他，唯有招摇过市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招猫逗狗，反正是把不输给他爷爷的聪明才智全都用在了干坏事上，因为他爹常驻江户无人敢管，久而久之，这厮便成了日本水户地区（茨城县）的头号祸害。

这种情形一直到他十八岁那年才得以改变。

话说那一年的某一天，德川光圀意外地起了个早，然后破天荒地头一回主动走进了书房，随手抄起了一本书看了起来，然后就再也没出来。

到了黄昏时刻，众家臣见还没动静，深怕这厮可能是感到自己这辈子坏事做绝没脸见人偷偷躲房里上吊自杀了，于是也不敢怠慢，连忙很夸张地撞开了并未上锁的门，冲了进去。

跑里面一看，哥们儿正捧着一本书坐那儿，脸上还带着两行清泪。

众人一惊，忙问少爷你怎么了？好端端的哭个甚。

少爷抹了抹脸，说我看书的时候风大，眼睛里进沙子了。

打动德川光圀的，是一本书里的某一个章节。

这章说的是在中国商朝的时候，有一个国王生了三个儿子，老国王偏爱那个最小的，所以在临终前破了立长不立幼的规矩，将王位传给了小儿子。但这位弟弟却丝毫不领情，在父亲尸骨未寒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大哥，说是长子继位天经地义，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本该是哥哥的王位还给对方，而那位大哥却是死活不肯接受，表示废长立幼虽说的确不是好事，但怎么说这也是父亲的遗命，若不遵守，那就有违孝道，自己为了尽孝，宁可不当这国王。

一个坚持要让位，一个死活不肯从，闹到最后哥哥实在是折腾不过弟弟，便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里逃走了，而弟弟一看这情形，也连忙宣布退位，不肯再做国王，并也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追随着哥哥的脚步和他一起隐居在了渤海之滨。

再后来就改朝换代了，商朝为周所替代，周王闻得两兄弟有贤名，特地派人邀他们出山做官，但兄弟俩宁死也不愿当亡国奴，双双不食周粟而亡。

这哥哥，叫伯夷，那弟弟，叫叔齐，书的名字，则叫《史记》，作者司马迁。

看完这个故事后，德川光圀极为震动，其实他并非是德川赖房的长子，而是次子，但因为各种机缘巧合而被选为水户藩的第二代继承人。这18年来，身为次子的他一直心安理得地做着水户德川家的世子，却从未有过一次想到自己的哥哥松平赖重，他甚至都觉得，自己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是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但当他看了叔齐伯夷的那些事儿之后，心中的那种理所应当的想法第一次发生了动摇，他甚至觉得，哥哥松平赖重吃亏太多，应该把世子的头衔让给他才行。

但江户时代的日本比不得商周时候的中国，各藩诸侯的世子一旦确定，要想再变动就得通过幕府，得在得到中央政府批准之后，方能实行更改。

也别说中央政府了，就连德川赖房都没能同意，他觉得这小子忒胡闹了，今天看了个伯夷叔齐就想搞让位，那明天要让你看了陈胜吴广你打算作甚？

同时，哥哥松平赖重也坚决不肯，他觉得自己的弟弟天资聪慧，本来就是做水户藩主的不二人选，现如今更得父亲青睐，哪有说改就改的道理？

就这样，德川光圀人生中第一次效仿《史记》行动便就此宣告失败。

但对于中华文化的倾心和神往，却再也未曾改变过。

宽文元年（1661年），德川赖房病逝，33岁的光圀继承家业，成为水户藩藩主，在给自己爹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儒式葬礼后（当时日本葬礼多为和式），他便派人四处出访，打探寻找从大明来日本避难的读书人，想把他们请来水户藩。

其实早在请朱之瑜来江户之前，小宅处斋就已经奉命拜访了数十位东渡日本的明朝遗老，在做了深入交谈了解后，最终认定朱先生的学问最大，所以就选他了。

但朱先生却并不怎么乐意，一来自己在长崎已经住了五年，地头人头全混熟了，都准备打算买田躬耕卧读了，没理由说搬走就搬走的；二来是舍不得安东正约，想当年自己初来乍到身无分文，人家毫不犹豫地就拿出工资的一半来周济，和这份情谊相比，纵然是二十五万石身家的水户侯，又算得了什么？

倒是安东正约大度得很，表示早就听说那位天下的副将军好贤嗜学尊儒重道，既然现在他前来相邀，那就应该去一趟，不为荣华富贵，而是为了能更好地把先生的理想和中华的文化传播给全日本的读书人，同时他还安慰朱之瑜，说日本不比中国，地方并不大，就算去了江户以后也能常来常往的。

更何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安东正约这一辈子都会管你叫老师的，就算以后发生了什么不测，只要您回长崎来，我仍将会拿出一半的俸禄来供养老师。

最终朱之瑜为安东正约说服，于当年七月离开长崎，来到了江户。

下船时，德川光圀亲率手下家臣团在岸上迎接，见面之后，又恭恭敬敬地行了弟子礼，然后说道：“学生不敢直呼尊师名讳，还请先生取一字号。”

朱之瑜想了想：“老夫余姚人，和舜帝同乡，就叫舜水吧。”

这便是朱舜水之名的来历了。

朱舜水去了江户之后，主要的工作是讲课，水户藩为他准备了专门的课堂用以传道授业解惑，当时前去听课的，都是些在日本叫得上号的学者，或者是跟水户藩本身有着密切瓜葛的读书人，比如电视剧《水户黄门》里跟着黄门一起微服私访的那位渥美格之进（格さん）的原型安积觉，当年不过10岁，因为他爹安积贞吉乃系水户名儒，因此特事特办地入了舜水门下。

德川光圀也听课，不过他当然不用跟人一块儿挤教室，每有闲暇，便会亲自登门拜访，和朱舜水坐席论道。

两个人什么都谈，反正水户藩财大气粗买得起纸，从中国文化到日本典故无所不写。

话说有一天，德川光圀跟朱舜水聊起了一个人，叫楠木正成。

楠木正成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武士，不过他很特别，首先并非源平之后，而是橘氏子孙；其次，他效忠的对象也不是幕府或地方豪族，而是天皇。

此外，楠木正成的军事素养也确实很值得称道，由源赖朝建立的镰仓幕府，正是在他的带领以及活跃之下，走向灭亡的。

不过他的下场极为悲惨，因为后来站错了队，跟了南朝的天皇，从而受到以室町幕府初代将军足利尊氏为首的北朝诸豪族的领兵围攻，虽然力战但终究寡不敌众，不得已自尽于凑川，年仅42岁。

临死前，留下著名遗言：“吾愿七次转世报效国家。”

意思是讲他愿意连着七辈子都精忠报国。这也就是以前日本人常说的七生报国的由来。

顺道一提，这位楠木正成应该是日本最早被冠以军神称号的人。

再顺道一提，今天日本东京的皇宫边上，还有他的雕像，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参拜一下。

再再顺道一提，今天东京的皇宫里面，住的是北朝天皇的后裔，有兴趣的同学……最好不要贸然进去参拜。

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何北朝后裔要在家门口雕一个南朝大将的塑像？

事实上楠木正成一直是被后来夺了政权的北朝皇室定性为恶党朝敌，这种情况在江户时代也不曾改变，只不过这人真的是很厉害，因此常常被闲杂人等在饭后茶余津津乐道。

听完了楠木正成的故事之后，朱舜水说道：“我觉得，这人不应该是朝敌啊。”

“何以见得？”

“为自己的主君尽忠而死，怎能被论为朝敌？南北两朝更替那无非是天运，如此诟病一个忠耿良将，是没有道理的。”朱舜水解释道，“更何况这楠木正成要真是大奸大恶之人，又怎会说出七生报国这样的话？”

德川光圀先是一愣，但随后立即点头称善。

朱舜水则继续说道：“水户殿下，据我所知，当今日本虽然由幕府治理，但实际上国家最高统治者应该是位于京都的天皇。”

德川光圀说没错，本来自战国之后皇家威望就一落千丈，再加上我爷爷神君德川家康的一部公家诸法度，更是把朝廷那群人管的半死不活。

“殿下难道不觉得这并不合适吗？”朱舜水坦言道，“日本天皇和我中华皇帝一样，都是受命于天的天子，德川幕府说到底不过是臣子，臣子以法度来约束天子，未免不妥。”

虽然以法制君在现在看来乃是近乎君主立宪的先进制度了，但在当时的朱舜水眼里，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儿。

老先生认为，德川幕府是马上得的天下，也就是所谓的霸道，作为霸者，理应尊重王者，也就是天皇，倒不是说要把国家大权让给朝廷，而是应该对天子礼遇有加跪天拜地，绝不应该制定什么只让天皇研究学问的法度。

江户时代的日本并无西方礼节，如果有的话，那么此时德川光圀要做的事情多半是上去紧紧握住朱舜水的手，甚至是热烈地拥抱，然后说一声：“知音哪！”

因为不能这么做，所以光圀只是一脸严肃正经地说道：“舜水先生，在下有一事相求。”

“何事？”

“希望你能助我修史。”

“什么？！”年近七十的朱舜水没把持住，着实吃了一惊。

虽然他是一代大儒没错，可那是中国的大儒，老人家来日本不过五六年连日本话都没整明白，你让他帮着修日本史，岂不是开玩笑？

德川光圀表示自己是认真的，绝非开玩笑，而且水户藩已经组起了一套写作班子，用不着先生您亲自动手，您只需要常常给他们传道授业解惑，教会他们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就行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朱舜水当然只能答应了。

身为一介诸侯却想编撰史书，德川光圀的动机并非是想攀附文雅名垂青史，而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想，同时也为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林罗山。

林罗山是江户时代初期的日本大儒，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儒，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辩才也十分了得，属当之无愧的日本第一，能把圆的说成方的。

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

且说在庆长十一年（1606年）的时候，有一个真名不详教名叫哈比恩的日本天主教修士来到江户城，说是找林罗山辩论。

辩论的主题是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

时为公元17世纪，正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伦成功绕地球走了一圈的大航海**时代，地球是一个球体的理论早就被证明了无数次，已然成了真理，就连地球仪也早发明了出来，而且普及率还很高，日本就有的卖，当年织田信长手里就有一个，同时这哥们儿还有一张世界地图。至于我们中国，那也早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由伟大科学家张衡提出了“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的理论了，按说，这玩意儿本没有任何讨论的意义，摆明了就是那样，多说无益，说破了天，都是这样。

然而结果却是任谁都没有想到的，面对接受过多年洋教育，精通西洋文字西洋科学的哈比恩，全然不知近代科学为何物的林罗山提了一套四书五经就上场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公开辩论，哈比恩被说得彻底崩溃，手里拿着还在转动的地球仪，嘴上却连连口称林大哥我错了，这地球它就是方的，从今往后谁要不承认地球是方的我跟他急。

同时，此事也直接让哈比恩对上帝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后来没过多久，他就退教了。

如果幕府肯让林罗山去对付天主教徒的话，那想必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岛原之乱了。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代大学者，林罗山同时也是一代大忙人，自宽永元年（1624年）起他就担任了德川家光的侍讲老师，同时负责《武家诸法度》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改，顺便还要带着儿子林春斋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组成一个班子共同编撰史书《本朝通鉴》。

《本朝通鉴》是奉了幕府之命效仿中国的《资政通鉴》而写成的史书，从日本起源一直写到第一百零七代后阳成天皇，本来这事儿应该跟他水户藩的德川光圀没有半毛钱干系，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话说在当年看完《史记》让位于兄长不成之后，光圀并未放弃，他认为以自己现在的能力，即便是学不成叔齐伯夷，也至少能学一学司马迁——当然，不是切弟弟。

德川光圀决定效仿太史公，为日本修史书一部。

自定下这个宏愿后，他也不再整日里为非作歹了，而是博览群书，积累知识。其中，这家伙最爱的读物乃《神皇正统记》。

这是南北朝公卿北畠亲房所著的一部作品，主要内容是说日本乃神之国度，应由神的代理人天皇统领一切，同时也强调了皇家这种神性的独一性，认为放眼全天下都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了。

《神皇正统记》很对德川光圀的胃口，也更加激发了他写史的热情，结果又恰逢当时林家父子在编《本朝通鉴》，于是光圀也买了一套，想要取他山之石一番。

结果还没看上几句，他就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真乃不臣也！”

让德川光圀义愤填膺的，其实是书里的一句话：“日本子民，乃系吴太伯之末裔也。”

就是说大和民族起源于江浙沪之吴越。

这话有错吗？

当然没错，历来古书里提到日本都是这么说的，而且早期日本人来中国朝贡，亦是满口吴音，就连今天的现代日语，也有着浓浓的吴越腔。

那他德川光圀有什么好愤怒的？

原因很简单，作为《神皇正统记》这本书的脑残粉，德川光圀已经认定了日本是一个具有独一无二神圣性的国家，天皇就是神的代言人，现在你林罗山说大和民族乃太伯之后，那等于是否认了日本的神圣性或是唯一的神圣性，自然也就不能为光圀送容忍了。

因为《本朝通鉴》的存在，让德川光圀的修史欲望更加激烈，恨不得当下就提起春秋之笔龙飞凤舞一般，写出一部惊世之作将那大逆不道的《本朝通鉴》批得落花流水一文不值。

但他终究还是没这么做，因为不敢。

毕竟《本朝通鉴》的主编乃当之无愧的江户朝嘴炮王林罗山，这家伙谈笑间就能颠倒黑白，更何况这次人家真理在握并未出错，若是凭着德川光圀这两把刷子贸然上前拍砖踢馆，那其下场必然是可悲的。

因此他学了一回他爷爷德川家康——忍。

明历三年（1657年）一月，一代名儒林罗山因病去世，享年74岁。

在代表水户藩致以沉痛哀悼的同时，德川光圀大腿一拍，顿感机会已经来到。

就在当年，林罗山尸骨未寒，哥们儿就招兵买马张罗队伍，招聘了一批堪称当时日本史学界最强的学者，号称要写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著作。

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些当年日本国内最强的史学家，其实之前大多都在林罗山手底下编过《本朝通鉴》，他们的三观史观早就被嘴炮王给洗脑洗得无限接近于林家父子，因此写出来的东西也必然是太伯之后那一套，这让德川光圀非常头疼。

这也就是他四处寻找大明流亡大儒，然后要朱舜水开坛布讲的最大原因——第一是想给那些老的史学家洗洗脑，给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第二则想顺便培养新人，毕竟这部在他心目中有着无限崇高地位的史书也不是一两代人可以修完的。

要说那朱舜水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朱舜水，果然是不负众望，在他那强大的理论攻势之下，当年的林家军一个个全成了尊王派，水户藩也深受影响，兴起了以尊王为主流的水户学。

所谓尊王，指的就是承认日本皇家的神圣性，在理论上同意朝廷高于幕府这么个概念，而水户学则是由尊王理论所衍生出来的学派，主旨是四个字：敬天爱人。

这四个字后来被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奉为座右铭。

除此之外，很多新人也被确确实实地培养了起来，比如那位10岁就入舜水门下的安积觉，成了朱舜水的首席弟子，成年之后参与了史书的编撰工作，一直到他去世都担任着主要编者的重任。

至于那部史书，则被命名为《大日本史》，在德川光圀活着的时候它只被编撰了一小部分，然后历经水户藩数代人，花了整整250多年的时间，才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由光圀的后人德川圀顺给完全编撰完毕。

该书在形式上基本效仿了司马迁的《史记》，以纪传体的方式从神武天皇日本开国起一直写到明德三年（1392年）南北朝统一，总共有本纪73卷，列传170卷，各种志以及各种表154卷，共计397卷分226册。

说实话，这部《大日本史》工程浩瀚诚然不假，但和同时代或者之前的日本历史著作相比，也没什么太大的特色，如果一定要讲一个出挑新意之处的话，那我想应该就是皇国史观了。

《大日本史》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明确了皇国史观的历史著作。

所谓皇国史观，指的就是认为日本历史是由天皇为中心而形成的，评断历史人物、事件之于天皇属于忠诚或是叛逆之观点而出发的思想观点。

应该讲，这显然是当时德川幕府所不能忍的理论。

不过德川光圀也不傻，他并没有堂而皇之地在《大日本史》里提出像《神皇正统记》那样露骨的概念，只不过侧记旁敲地说了几句，然后就把主题引向了民粹主义——天皇的起源才不是什么太伯之后，而是神的后裔，所以我们日本是神的子民。

于是一部很有可能变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史书就此摇身一变成了爱国主义教材，幕府自然也就不能多说什么了。

趁着这个机会，水户藩在全国大肆发行《大日本史》，造成了非常轰动且深远的影响，皇国史观从明治维新之后一直到日本战败之前都是日本各种历史教科读物的绝对正统和主流。

这也就是为何楠木正成会被树在皇宫门外了——在皇国史观之下，他这种为了皇家慷慨赴死勇斗足利幕府军的精神，被认为是忠臣之鉴，于是一下子就从当年的朝敌被追封为正一位，并赐尊号大楠公。

倒是那位足利尊氏，因为有过向皇家拔刀相向的经历，在明治朝被判成了朝敌，这就叫三百年风水轮流转。

与此同时，皇国史观也把日本引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不归路——既然大和民族是神的子民，那岂不是高过全世界其他国民一等？那为什么他们不听从于我等嘞？

为了让大家都听从自己，于是就有了战争，当然这是后话了。

不过，尽管水户藩对朱舜水礼遇有加几乎尊其为国师，再加上老先生接着定府之便在江户也混得风生水起名声极大，但中央幕府却对这人基本没有任何反应，宛如之前他刚到长崎那会儿般不闻不问，仿佛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人一般。

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朱舜水属于阳明心学派，而德川幕府重的是朱子理学派。

所谓朱子理学，主要讲的是三纲五常臣为君死，一般认为是在正治元年（1199年）由宋朝真言宗的和尚俊艿传入日本，在镰仓时代，朱子学是一门作为每一个和尚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学问而存在的。

到了江户时代，大儒林罗山认为朱子学乃“上下定分之理”，系武士政治的基础理念，于是便上书幕府要求定朱子学为正学，在得到批准后的两百多年里，全日本便只认朱子学为正统，在宽政二年（1790年），幕府还规定所有幕辖学校和藩属学校只许教朱子学不许教其他，这也就是著名的宽政异学之禁。

不过若是要说起朱子学给日本带来的最大影响物，或许很多人知道却未必能想到，那便是武士道。

确切地说，是江户武士道。

在今天为众人所津津乐道的那种以忠为中心的武士道，其实就是江户时代盛行朱子学后的产物，事实上日本每个时期的武士道都是不同的，灭私奉公忠君爱国这种仅限于江户时期，为的就是方便统治，所以要求武士们忠上加忠。而在江户之前的战国时代，真正的武士道是“与其壮丽圣洁地死去，还不如稍微肮脏一点地活下来”。

是不是觉得太文艺了？那我用原话吧——“所谓武士，就算像狗像畜生那样，也必须得活下来。”

说这话的人，是跟军神上杉谦信齐名的另一位军神——朝仓宗滴。

所以，武士道也是有时效性的，“与时代脱节的武士道，是没有贯彻价值的”。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统治阶级，较之于朱舜水的阳明学，幕府显然更愿意接受朱子学，于是朱舜水被中央政权所冷落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种冷落完全是暂时性的，两百多年后，一群对幕府心怀不满想将其推翻的人为了能给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基础，于是便高举朱舜水和水户学中的尊王理论反将了起来，然后开创了一个以天皇为政治中心的新日本，并且美其名曰：明治维新——这个我们后面几章里会详细讲。

天和二年（1682年）四月十七日，一代鸿儒朱舜水于江户病逝，享年82岁。德川光圀将其厚葬于瑞龙山（茨城县内）水户藩藩主专用墓区内，亲笔以隶书题写“明徵君子朱子墓”，并谥其为“文恭”。

人既然走了，那我们就来简单地做个评价吧。

一般来讲，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把朱舜水拔高到了一个很虚无玄幻的高度，称之为日本孔子，原因是他门下弟子很多，又备受推崇影响极大，很有当年孔圣人的风范。

不过我倒是觉得，朱舜水对于日本来讲，并非是一个如同孔子一般的教育者那么简单，而是一位启蒙者，他和德川光圀所率先提出的尊王论，最终成了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在这场维新的促成者中，很多人最初被改变三观的，正是尊王论，比如之前所提的那位敬天爱人的三杰之一西乡隆盛，再比如另外一杰木户孝允，也是一个信奉尊王论的人。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给朱舜水戴上日本孔子这种虚头巴脑的头衔，完全可以说一句，朱舜水先生，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者。

最后再想说一句的是，德川光圀后来过继了大哥松平赖重的儿子，取名为德川纲条，并让其继承了水户藩，换言之，自水户藩第三代藩主起，其实大都是松平赖重那一支的血脉。

他最终还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