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村江惨败之后，使得倭国上下明白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即便乌鸦变成了凤凰，对面的大唐却也是神龙一般的存在。

所以就甭多想了，接着跟人屁股后面学吧。

至于怎么个学法，我相信很多人会脱口而出：遣唐使。

遣唐使，广义上来讲就是唐朝时代日本派去大唐出访的使者，这些使者一般按照职责分成三种人，第一种是正儿八经的外交官，去搞外交促友好的。尤其是在白村江战败后，倭国方面四年内连派三批使者过去，为的就是示好，请求大唐不要出兵列岛。

四年三批，以当时的航海技术来讲，这个频率高得惊人。

第二种就是我们常说的留学生，说起来这三个字还是人家日本人发明的，他们派过来之后往往会留在长安学习中华文化和先进科技，然后或学成回家报效祖国，或留在大唐继续发展，或没有学成但仍回家吃香喝辣。

第三种是干什么的在此暂且不说，放到后面再讲，这里先来说一些关于遣唐使的基本情况。

首先来说航路。

当年遣唐使从倭国出发到长安，一般有三条航路可走，分别是北路、南路以及南岛路。

北路，从难波出发，一路坐船至九州岛北边的海面，再经对马海峡，沿着朝鲜半岛西海岸一路北上，最后在山东半岛的登州登陆，然后走着去长安。

应该讲这是一条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航线，邪马台卑弥呼那会儿就是这么走的，只不过白村江之战后，朝鲜半岛南部被新罗给占了，倭新两国正对立着，也就不太方便从人家门口过了，于是只能另辟捷径，这就有了南路。

南路的前半段和北路一样，难波坐船到九州北面，然后不往北了，而是一直向西，横渡大海之后在苏州或是宁波靠岸，再走陆路去长安。

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漂洋过海是具有很大风险的，而且当时日本用的船是平底船，经不起风浪，很容易出事。一般来讲遣唐使能够全须全尾平平安安地从难波抵达苏州、宁波，或是登州的概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下，除了一阵风浪过后集体沉到底之外，更多的时候则是会被狂风刮得偏离既定的航路，比方从九州北部被吹到了九州南部。

然后就有了南岛路。

和之前的北路、南路不同，南岛路并非固定航线，甚至尚无法确定其是否存在，只是从当年记载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知道，每当海面上刮起大风把遣唐船刮到九州南部时，开船的便会顺坡下驴地一直南下，沿鹿儿岛、冲绳群岛朝西北进发，最后在苏州或是宁波登陆。

对了，虽然一直念叨苏州、宁波、登州这三个地方，但实际上在那个还没罗盘的时代，遣唐使们的登陆地点基本是不可能百分百确定的，往往是靠哪算哪，上了岸之后再联系当地县府州郡，递上通关牒文，然后再在他们的安排下前往长安。总之这是一段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旅程。

说完了航路，再来简单说说遣唐使的日常。

在抵达长安之后，第一类遣唐人员，也就是正儿八经的外交官们，在安顿好一切后要做的第一件正经事是去皇宫报道，告诉皇帝，我们来了，然后奉上信物，比如国书什么的，这个行为专业名词叫做“礼见”，通常的地点在大明宫宣政殿，而皇帝一般也是不会出面的，都是交给大唐负责外交的官员来接待；走完这个程序大概数日之后，皇帝便会下诏，说是想亲眼见见这批从日本来的客人，于是大家赶紧沐浴更衣熏香一番之后进皇宫，拜见天子龙颜，这个叫做“对见”。

对见一般安排在内朝，也就是皇上处理政务和休息的地方，皇帝通常会问问遣唐使们日本国内的一些情况，比如收成好不好啊，人民幸福不幸福啊，同时也会做一些实质性的指示，像赏赐一点东西，或是让人给留学生们送点礼物等等。

通常来说遣唐使中的外交人员在历经礼见和对见两关之后，任务便算完成了，可以先回住的地方歇着去了。

遣唐使的住所叫做外宅，外宅所在的周边一块，是禁止唐朝居民进来的，同时也不让外交人员出去，这主要是为了双方的安全考虑。首先是为了大唐的安全，怎么说你也是一外国人，让你到处走来走去随便看，那岂不是连国家隐私都没了？其次则是为了遣唐使本身的安全着想，毕竟你初来乍到对长安又不特别熟汉语也没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这要让你到处乱跑万一走丢了怎么办？再被坏人抓去当外国奴卖黑砖窑里头算谁的？

不过虽然上述确实是当时规定的律法，但实际操作起来往往会有例外，毕竟那个年代的各种警备技术还落后得很，而且中国人本身的性格就是来者是客，既然是客当然不会真把你当贼防着，所以遣唐使们还是有不少机会可以零距离接触长安百姓，切身体验大唐社会的，比如可以去集市逛逛，买一些好玩的好看的珍奇异宝回国。

外交任务完成之后，就该回国了。这是一件让遣唐使们非常不情愿的事情，从历史记载上来看，除了安史之乱以及晚唐等动**时期，大多数遣唐使都希望自己能够长期住在长安，如果一定要给一个期限的话，那最好是一万年。

不过这显然不可能，就算唐朝答应了，倭国也不会答应，于是万般无奈之下，大家只能收拾好行李，登上回国的船，临走之前，还要再见一次唐朝皇帝，请求准许放行，这叫“辞见”；而唐朝皇帝除了准行之外，往往还要好言告别几句，再给上国书一封，以增进两国友好，有时候还会指派一名唐朝的官员跟着一块儿去倭国回访，这叫“送使”。

而能够长期以遣唐使身份留在长安并且也不用住外宅的，只有一种人，那便是第二类遣唐使：留学生。

比起外交官，留学生要比较自由，但作为代价，他们的生活将非常艰苦。

在唐朝，留学生一般学习的场所是传说中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国子监里一般又分为六个学院，分别是四门学、太学、国子学、律学、书学和算学。

前三个学院是读正儿八经的圣贤书的，后面三个是培养律法、书法和数学这三门专业人才的。

在圣贤书学院里，一般学生要参加旬考、月考、季考、年度考以及最后的毕业考，毕业考若能通过，则可以选择考科举或是升级，即四门学生升级成太学生，太学生升级成国子学生，但每一学平均下来最多读三年，三个学院最多读九年，九年读完你要么选择考科举要么就去抱孩子，不可能一辈子赖在那里头的。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国子监的圣贤书学院一般招的都是官僚子弟，等级最低的四门学生也必须是七品以上家庭出身，而且在正式科举考中，主考官也会有意偏取国子监的学生，所以唐朝前期的进士多是圣贤书学院里头出来的。

作为对外国人的优待，无论是哪里来的留学生，只要进了国子监，都可以直接从第二级的太学开始念起。

当然，之前得通过鸿胪寺、礼部以及国子监本身这几个部门的考试，考试内容是汉学基础和口语对答，虽然在中原读书人眼里这都是小儿科，但对于外国人而言，那就很难了。

曾经新罗有过一批两百多人的留学生团体来报考太学，最后录取了十个都不到。

日本虽然还没有如此巨大的落榜率，但说实话也够呛。

不过，平心而论，其实还是落榜更好一些。

那些也不知道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地通过考试，入了太学的日本留学生们，在开学的第一天就发现自己身处的并不是什么最高学府，而是地狱。

大唐的太学生所习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留学生亦是如此。大经《礼记》和《左传》；中经《诗经》《周礼》和《仪礼》；小经《易经》《尚书》《公羊传》以及《谷梁传》。

还有必修的科目两部：《孝经》和《论语》。

除了必修之外，大中小三经可以选修，或二经（一大一小或两中），或三经（大中小各一），或五经（《诗经》《周易》《尚书》及全部的大经）。

你不要以为就这几部书挺简单的，当时国子监里的唐朝学生也是读的这些，科举考的还是这些，要知道那些个从日本、新罗、越南、爪哇来的留学生，在汉语基础几乎为零的条件下，却要和五岁启蒙七岁读圣贤的官宦子弟同堂学同一种教材，其难度可想而知。

而且每部经典都有修学期限，超过时间没念完的，就请你回国。

听起来是不是很残酷？

所以很多日本孩子们只能咬紧牙关，头悬梁锥刺股地三九三伏闻鸡起舞，支撑他们的，其实并非是学成之后出人头地之类的想法，而是一种一定要用在大唐所学到的知识把日本打造得不输给大唐的信念。

虽然，他们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偷偷地朝着日本列岛的方向望两眼，然后暗自羡慕一下那些已经先行回国的同期生们。

这是因为那些在最开始考试就落榜的以及受不了念书之苦中途而废的同学们，在回到了倭国之后仍然可以以大唐海归精英自居，照样凭镀着一身金币坐享荣华富贵，混他个风生水起。

究其原因，可以用江户时代儒学家广濑淡窗的一句诗来回答：礼乐传来启我民，当年最重入唐人。

最后，再来讲一讲遣唐使的人员配置。

遣唐使基本实行的是四船一团制度，就是四艘船组成一个船队，组成一个使节团。通常每条船上装一百人，最大的叫大使，比大使低一个档次的叫副使，这两个职务掌管全团事宜，而且天皇或是大王在临行前会赐予大使宝刀一把，叫做“节刀”，也就是尚方宝剑，谁敢在船上撒野直接剁了丢下海去喂鱼。

此外，如果天皇或大王本身有非常要紧的事情想跟唐朝皇帝沟通，又觉得大使看起来不靠谱的时候，往往会在使节团里再安插一名钦差，叫“押使”，就是天皇代言人，属于老太爷级别的，地位比大使还高，系全团最大。

押使、大使和副使，都是外交人员，而且一般也都能在长安见到皇帝，同时根据古代的一贯传统，皇上也会给他们封官，往往押使和大使能得个三品，副使则略低一些。

话再说回船上，副使之下，还有判官、录事、知乘船事（船长）、译语生、主神、阴阳师、医师等等，当然还有留学生。

除留学生外，其余的都是甘草角色，默默地各尽其能，只为确保全团人员平安到达长安。

遣唐船上的苦力们大多是农民出身，作为回报，除了发放相应的报酬之外，还一律免去他们全家的三年课税。

遣唐使那些事说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了，我们接着来看倭国国内。

天智称制七年（公元668年），七年守孝期满，天智天皇正式登上王位，成为了倭国的大王。

即位之前，他就下令迁都近江（滋贺县）的大津，然后发布了日本史上第一部古代法典《近江令》，从此，倭国正式成为了一个律令制国家，用现在话来讲就是变成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近江令》已经失传了，所以没有人知道里面具体写了些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部参考了中国隋唐两朝律法之后所炮制出来的法令。

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十一月，中臣镰足病倒了。

当月十三日，天智天皇亲自探访了已经没有可能再从病**爬起来的镰足，在明知道他还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情况下，仍是鼓励他坚强起来战胜病魔。

中臣镰足摇了摇头，笑着说道：“我这一辈子唯一不行的，就是军略。”

这是一句相当不着四六的遗言，到底有何深意千百年来众说纷纭。

次日，中臣镰足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五岁。

临死前一天，天智天皇赐姓藤原。

不错，这位中臣镰足就是后来称霸日本朝廷一千多年的藤原家族的祖先。

藤原镰足走后没几年，天智天皇也不行了，天智十年十二月三日（公元672年1月7日）驾崩，享年四十六岁。

正所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天智天皇的王位是怎么来的大家伙都知道，就在他尸骨未寒的时候，报应就来了。

天智驾崩后，大友王子登位，史称弘文天皇。

结果大友王子坐上宝座才几个星期，屁股都没焐热，他叔叔大海人就发难了。

就在天智天皇走的当月，大海人王子就联合各地豪族官员高举反旗，并亲率兵马杀向近江，大友王子虽然也曾写信给九州以及关东的豪族们，但大家要么是找各种借口不肯来，要么是想来却被大海人的同盟军们挡着过不去，总之是孤立无援。

所以大友王子理所当然地屡战屡败，当年七月二十三日，实在是败无可败退无可退了，只好举刀自裁，年仅二十四岁。

因为这一年是壬申年，故而史称“壬申之乱”。

之后，大海人王子登基大位，称天武天皇，然后迁都飞鸟，近江朝廷就这么被灭了。

大海人王子造反的理由除了私欲膨胀想当皇上之类冠冕堂皇的说法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白村江之战的惨败。

前面说了，白村江战后天智天皇又拉壮丁又修城墙，以防大唐入侵，这些行为都是要花钱的，而且得花大量的钱，这钱中央当然不会拿出来，都摊派给了地方，于是地方的长官以及豪族们当然心怀不爽，所以当大海人王子揭竿而起的时候，大家伙一呼百应地墙倒众人推，就是这个道理。

大海人王子，也就是天武天皇即位后，自比汉高祖刘邦，一腔的雄心壮志。

他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废大臣。不是具体废哪个臣子，而是把原先辅佐大王的高官全部罢免，自己一个人独揽了政务，兵务和法务三权，实在是忙不过来得找人帮衬了，也都找的是皇族。

当时倭国的冠阶已经升到了二十六阶，天武天皇规定，最上面的五阶，只许由皇族担任。

请你务必记住这个时代，因为这是日本古代天皇专制政治的顶点，最主要的是它还是昙花一现的顶点，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外交方面，此时的倭国已经熬过了白村江惨败后最难过的日子，而且又恰逢唐朝和新罗为了朝鲜半岛的统治权而翻了脸，翻脸的同时双方又一起想到了要来拉拢一下倭国。就这样，飞鸟在同一个春天里迎来了两批使者，各自都带着满满的友爱。

天武天皇以非常低的姿态亲自接见了新罗使者，并且还派了使者回访，以增进两国往来。

对于唐朝使者，他当然也很客气，只不过客气完后，就没了下文。

天武天皇并未派出回访的遣唐使，不仅当时没派，在他整个执政生涯里，都没有向长安派出过一批遣唐使。

这是试探。

虽然天武天皇意欲和新罗交好，但该捞好处的时候也不能手软。

天武一朝曾经大肆从朝鲜半岛挖墙脚，也就是拉人过来移民，并且给予相当优厚的待遇，天武元年（公元672年），天武天皇就承诺，但凡从半岛来的移民，免除课税十年。

这个政令确实被很好地贯彻执行了，而且在十年期到后，天武天皇又表示，从朝鲜半岛来的移民中，小孩子的课税一律不收。

天武十年（公元681年），天武天皇召集全国专家，说是要开始修撰律令。

律，即刑法；令，是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的合体。律令，说白了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修根本大法是要花很长时间的，天武十五年（公元686年），天武天皇病重去世的那会儿，都还没修出来。

天武天皇临死前，把江山社稷托付给了他老婆鸬野赞良皇女，就是后来的持统天皇。

当年10月1日，天武驾崩，持统称制，改年号朱鸟。

这是日本历史上所有女帝里头最为持家的一个。

其实她一开始完全没有要登大位的意思，所以尽管改了年号理了政务，却一直不曾真正地登基，而是采取了称制法，这是因为在女王的心中，王位只属于一个人，那便是她和天武天皇的儿子——草壁王子。

只不过当时的草壁王子并不适合当大王，主要是因为犯了众怒。

这人从小体弱多病，而且文才武略也不咋样，其实这都没什么，古今中外历史上比他更傻的人当国君的例子随便能举出一大把，只是关键在于，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大津王子。

说起这个大津王子，那真是人见人爱，用史书上的话来讲，就是“状貌魁梧，器宇轩昂，自幼专攻文武两道，博览群书，力大擅剑，性格**不羁，不拘法度礼贤下士，敬慕者无数”。

跟大津一比，草壁真的就是一根草。

故而当时朝中的主流意见是，希望持统天皇立大津王子做太子，也就是下一任大王。

持统天皇当然不干，因为大津不是她亲生的。

只不过那会儿形势逼人，王室宗族们绝大多数都认为如果让大津王子担任将更有利于倭国的前途发展。

鉴于这种情况，无论是持统天皇，还是草壁王子都认为应该来一手绝的。

当年10月2日，大津王子的好朋友，天智天皇的次子川岛王子向持统天皇告发说大津王子密谋造反，此言一出，女王便以最快的速度派人将大津王子逮捕，第二天就命他自尽，其间没有经过任何审问和盘查。

本来是想搞定了大津王子便直接传位给草壁王子，可事情显然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

对于这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诬陷，王公们表现出了离奇的愤怒，更有甚者还找到了天武天皇的另一个儿子舍人亲王，说愿意立他为大王，取代他的哥哥。

这真的是被惹毛得失去理智了，要知道舍人亲王那年才十岁出头，不过孩子倒也机灵，谁来找他商量此事都找借口离开，不是要尿尿就是要吃零食，时间一长也只能作罢。

在这种形势下，持统天皇明白这大王的位子已然成了一个雷包，如果在此时把王位让给儿子，那就等于是让他成了众矢之的，前思后想之下，她决定继续称制，以大王的名义统领倭国天下。

说实话敢这么干的只有亲妈。

所以有时候看看天智天皇、齐明天皇跟草壁王子、持统天皇这两对母子，真的是感触良多。

两个儿子都是干了遭人恨的事情，需要找个给自己挡刀枪的盾牌，而最后站出来的，都是自己的亲妈。

貌似在人类漫漫历史长河中，每当大难临头，往往只有母亲会义无反顾地站在儿子的身前做他的挡箭牌，而当儿子的，一旦出了事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往妈身后躲。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

到了最后关头，还依然愿意不吝肮脏不计后果守护你的，只有你的母亲。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持统称制三年（公元689年），多病的草壁王子还是没能斗过病魔，与世长辞了，年仅二十七岁。

持统天皇当然心如刀割，但她却并没有心灰意冷。同年，女王正式登基成为倭王，结束了称制时期，随后，立轻王子为太子。

此轻王子不是彼轻王子，而是草壁王子的儿子。

因为这时候他才不过六岁，所以国家大事自然还是女王一把抓。

持统十年（公元697年），女王将王位传于十四岁的轻王子，也就是后来的文武天皇，而自己则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太上天皇。

四年后，对马岛发现狗头金一块，岛民不敢私藏，进献朝廷，文武天皇大喜，将当年改号为大宝。

注意一下，大宝之前，日本虽然已经创立了年号，但总共只有三个：大化、白雉和朱鸟，就是属于那种大王想到了给设一个没想到就不管它，而自大宝后，年号不再间断，一个没了另一个接着跟上，所以这等于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还有一个里程碑也在这一年被树了起来：当年八月，天武天皇到死都没修完的那部律令，终于完稿了，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宝律令》。

不过说实在的，这本堪称日本史上最早律令的《大宝律令》，其实基本是抄袭了大唐的《永徽律令》，有的地方甚至连标点都没改，还原度相当之高。

当然还是有两个划时代的突破之处。

第一个是建立了新的官制，中央分二官八省一台，地方则分国郡里三级。

所谓二官八省一台，指的是神袛官、太政官，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以及弹正台。

神袛官就是一群拜神的，太政官则是一群帮助天皇处理政务的最高决策层，而弹正台相当于纪委，用于监督调查弹劾官员的违规行为。

虽然是效仿了隋唐三公六部制，但却被用了整整一千多年，直到明治维新之后才废除。

第二个就是用法典的形式确定了天皇这个称号。

长久以来，日本的国君都叫大王，诸多天皇的名号都是后世追封的，所以本书在之前也严格遵照历史，一律叫大王、王子和王女，但现在这个叫法要改了，因为在《大宝律令》中有明确的规定，日本的国君称天皇，或是天子。

不过由于现存的《大宝律令》残卷中并没有找到这条记载，故而很多人都认为，日本国君称天皇的规定是从完成于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的《养老律令》里开始的。

应该讲这是一个误会，尽管从现存的日本古典文献来看，那部《养老律令》确实是最早规定了天皇的称号，但这并不代表因为没有从《大宝律令》中找到这条就认为它没有规定。作为一部拥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法典，现存至今的《大宝律令》是残缺不全的，而将大王改称天皇的文字内容，应该就在这失传了的部分中。

这绝对不是臆想。首先，天皇称号在天武时代就有了，天武天皇在很多次场合中自称或是让别人称自己为天皇而非大王；其次，在《大宝律令》制定后，《养老令》出台前，日本的一些官方文件文献里，关于国君，称呼都变成了天皇，比如那本《日本书纪》。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很靠谱的结论：天皇二字作为一国之君的法定正式名号而登场，是从《大宝律令》开始的。

大宝二年（公元702年），倭国历史上的第八批遣唐使抵达了中国，这也是自天智八年（公元669年）以来的第一批。

这批遣唐使节团的团长叫粟田真人，不过他的职位既不是大使也不是押使，而是持节使，比押使还要大，由此可见，他们这次是带着重要任务去的。

粟田真人一行抵达长安之后，照例见到了皇帝，然后奉上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国书，一样是刚制定完不久的《大宝律令》。

如果那时候要有著作权法的话，估计还得再交一笔使用权税。

这次国书的内容跟以往空对空的友好问候有所不同，是一次照会，文武天皇告诉中华皇帝，我们改国名了，从此往后不再叫倭国了，而叫日本。

日本的意思就是日出之国，这个隋炀帝那会儿就说过了。

而改名的理由，根据日本那边的说法，是觉得倭这个字眼不太雅观，改成日本更帅气些。

后世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说法比较可疑，但到底可疑在何处谁也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所以这里就不用去多费心思瞎琢磨了，跟着信就是，反正从这里开始，本书也将用日本来指代我们隔壁的那个邻居了。

国书实际上没什么问题，之前提到过，中国历史上对于周边小国姓什么叫什么一直都很宽容，只要你不是**裸的人身攻击，一般你想叫什么我们都肯接受。

所以天朝如日本人所料认同了照会。

问题的关键，在于那部《大宝律令》。

不是版权纠纷，而是律令中明确提到了日本国君称之为天皇。

虽然那份照会至今早已不知去向，但不难推测，十有八九上面的落款用的也是天皇二字，最次也该是日本天子。

也就是说这次日本人来主要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两件事：第一，我们改名叫日本了；第二，我们的老大叫天皇。

第一件无所谓，第二件很要命。

隋炀帝那会儿就强调过，中国古代非常容不得周边小国称帝，这往往会被视作背叛。

但日本人在明知道这种习俗的情况下仍是踩了一脚中国的底线。

更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居然并没说什么，也认可了，既收下了国书，也夸了夸《大宝律令》修订得不错，甚至还赞扬持节使粟田真人是一个难得的饱读诗书精通经典之才。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候没有大唐了。

时为公元702年，此时此刻统御中华君临天下的皇帝名叫武则天，国号大周。

倒不是反对女人当皇帝，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历史上女人主政的时代都挺不错的，但武则天继位之后引发的各种宫廷争斗和周边国家外交混乱却也是事实。国内不去说他，老太太到死都有好几个大臣要逼她退位；国外情况也不容乐观，其他国家不明就里以为自己多年来追随的大唐就这么被女流之辈给篡权夺位了，于是纷纷前来交涉，即便不是明着表示不满，至少也要来问个究竟。

在这种时候，日本人跑过来搞友好，二话不说不仅大大承认女皇继承大唐的合法性，还拿了一本克隆大唐律法的《大宝律令》以示日本一如既往将一直紧跟大唐的步伐，你说女皇又岂会有不高兴之理？

就算不满意隔壁称天皇称天子，那你觉得她会不会在这样的形势下驳人面子把人赶回日本去呢？

更何况从粟田真人被单独列出夸赞一番的情况来看，此人在见武则天的时候肯定没少说自家持统女皇的事情，而且还要大大赞扬一番女皇的各种丰功伟绩，恰逢此时，持统女皇正以太上女皇的身份在那里扶持朝政，虽然彼老太太和此老太太掌权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但至少武则天一听大洋彼岸也有这么一个跟自己经历身份相近的女人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而且还做得很好，那么一份心理上的亲近感认同感总是会有的。

正所谓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就是这么个道理。

外交战中，日本又一次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取胜的原因跟从前一样，还是情报。

天武天皇那会儿之所以不派遣唐使，那是一种叫板。

他想借此告诉大唐，日本不用看你们的脸色，日本和你们一样也是大国。

所以才会交好新罗，不理会唐朝。

同时也是试探，想看看唐朝会有什么反应，万一反应激烈，也好趁着局势变成无法收拾之前作出妥当的对策。

但是正如他所料想的那样，唐朝那边没什么反应。

因为此时的大唐皇帝唐高宗身患严重的风疾，据说几乎到了全盲的地步，政务全都由皇后武则天一手掌控，一群人且斗着呢，哪有工夫管你日本来不来遣唐使。

之后，李治去世，武后继续逐步蚕食般掌控着李家的基业，先是临朝称制，最后在公元690年自立为皇帝，建立了武周政权。

在这种时候跑去给自己弄一点名义上的好处，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问题是，日本从哪里知道的这一切？

毕竟宫闱斗争连长安的老百姓都不可能在第一时间里知道其每一步动向，远隔千万里的日本又怎么做到了如指掌的？

现在该告诉你第三类遣唐使是干吗的了，或许你应该已经猜到了，他们就是间谍。

虽然这两个字有点难听而且也确实不怎么确切，但日本依靠遣唐使的往来而获取大唐的情报甚至是把唐人挖回倭国移民，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在没有遣唐使的情况下，日本则以新罗为渠道，自朝鲜半岛照样能够断断续续地知道大唐国内发生了什么。

这是纯粹实事求是说历史，完全没有指摘的意思，况且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了解自己的邻国，想成为和邻国一样的强大国家，这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我们对日本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们却已经把我们摸了个门清。

如果说隋炀帝国书那会儿，日本还只是偷偷摸摸自娱自乐地关起门来寻求和天朝平等地位的话，那么这一回，则是修成了正果，终于光明正大地和中华帝国平起平坐了。

大宝二年（公元70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代女帝持统天皇因病医治无效而于飞鸟驾崩，享年五十八岁。

这位忠实执行了丈夫天武天皇生前所制定的所有政策的女皇，在遗体被火化之后又与丈夫天武天皇合葬一处，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火葬的天皇。

史书上对于她的评价是“深沉大度，知礼勤俭，有母仪之德”。

她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持统天皇驾崩后，轻王子继位，称文武天皇，不过这位天皇跟他父亲一样，身体也不怎么好，年纪轻轻地就离开了人世，所以在庆云四年（公元707年），文武天皇的生母阿閇皇女继承大统，称元明天皇。

元明时代（公元710年），天皇下令迁都至平城京，也就是今天的奈良县奈良市，这意味着日本历史上的奈良时代拉开了帷幕。

顺道一提，平城京内的规划和建筑几乎完全参照了长安城。

元明天皇之后，继位的是草壁王子的另一个女儿冰高皇女，即元正天皇。

元正天皇刚继位的那年（公元715年），因为在日本的某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只高寿的乌龟，被认为是祥瑞，所以改年号灵龟。

两年后（公元717年），又在美浓国（今岐阜县）发现了养老瀑布，于是年号又被改成了养老。

养老四年（公元720年），从天武天皇时代开始编撰的日本史上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终于成书了。

《日本书纪》的性质之前已经讲过，这是一本政治色彩相当浓厚的史书，里面关于大友王子即位的事情只字不提，连他是太子都没怎么说，而是说，天智天皇在位的时候，曾经承诺要把王位让给弟弟大海人王子，大友王子的那个弘文天皇的称号，还是明治年间明治天皇给他追封的。

该书总共三十卷，全部是汉字写就，从神话时代一直写到持统天皇时期。

一般认为这书的主编是天武天皇的儿子舍人亲王，也就是那个打死不肯当天皇的主儿。

这种书的主编你也知道，多半是挂个名当个监工和第一位读者的，真正的编撰工作，自然是由下面的那些学者们来完成。

接下来讲的，就是学者们的事情。

话说就在十几年前，有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书纪》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部三十卷的书其实可以按照某种规律分成A、B两大部分，A部包括14～21卷以及24～27卷总共十卷，剩下的当然就是B部分了。

至于那个规律，仔细说来是这样的：虽然整部著作通篇用的都是汉字，但A部的汉字书写以及语法都非常正确，堪称完美；而B部分虽然也是汉字文章，但其中对汉字的误用错用现象比比皆是，和A部相比几乎就能说得上是文理不通。

得出的结论是A部出自中国人之手。

同时，因为14～21和24～27两部完全不连着，故而从常理上判断，负责修书的中国人应该主要有两个，一前一后。

那么这两个中国人是谁呢？

他们分别叫续守言和萨弘恪，一个姓续，一个姓萨。

虽然中国人现在确实有姓续的也有姓萨的，不过续守言和萨弘恪这两个名字应该是归化后改的，他们真正的中国名至今已然不可考。

至于这续萨二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倭国，那还要从白村江之战那会儿说起。

却说当年百济复国军总司令鬼室福信，在请求倭国出兵援助的时候，事先也考虑过，万一对方害怕大唐威名不敢相帮怎么办，在一番苦思冥想之后，他琢磨出一损招，那就是：抓了一百来个在百济定居的唐朝人，对外宣称是唐军的俘虏（有部分确实是真战俘），然后一路送到了飞鸟。

言下之意很明确，就是唐军其实不厉害，你看，我们游击队都能抓那么多活的。

在这群倒霉蛋里，就有续守言跟萨弘恪。

好在飞鸟朝廷见他们识文断字，是读书人，所以也没太难为他们，还问说要不要来我们这里当官？

两人没有反对，于是便一起出任了“音博士”一职。

音博士就是在宫里教那些王子王孙们正确的唐话发音，定员两人，从七位。那会儿的日本人要能发一口标准流利的唐音，那绝对比今天中国人说一口英式宫廷英语更出风头。

到了养老年，正好赶上国家修史，天皇见两人有大才，觉得光教书有点委屈他们，于是便又请出来一块儿编书。

换而言之，日本史上的第一部正史，其实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人修的。

虽然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应该一脸不屑地表示这没什么，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内心是可以大大地骄傲一下的，这其实是中华文化对整个古代东方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之一，是属于我们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