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祖明皇帝上之上(1 / 1)

太和元年(公元227年)

1 吴国解烦督(刘备从白帝东征吴国,孙权见兵力短缺,派胡综在诸县征兵,得六千人,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番号“解烦”,大概是解除烦恼的意思)胡综、鄱阳太守周鲂进击彭绮,将他生擒。

当初,彭绮自称举义兵,为魏讨吴,朝廷会议,都认为应该借此伐吴,必有所克。皇帝问中书令、太原人孙资意见。孙资说:“鄱阳地方势力前后数次起义,但是人数不多、谋略浅陋,很快就败散了。之前文皇帝(曹丕)曾经密论东吴形势,说起我们在洞浦杀敌万人,缴获船舰千艘,但是数日之间,他们的人和船又冒出来了;我们围困江陵数月,孙权只剩数百上千士兵守东门,但是他并没有土崩瓦解。这说明他们的法令制度已上正轨,上下能够维系。以此推想彭绮,恐怕他也成不了孙权的腹心大患。”到这时候,彭绮果然败亡。

2 二月,立文昭皇后(明帝生母甄夫人)陵寝于邺城。王朗前往视察园陵,见百姓多贫困,而皇帝却营修宫室,上疏进谏说:“当初大禹想拯救天下之大患,所以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勾践想开疆拓土,也节俭自己和家属,以供国用;汉朝的文帝、景帝,想扩大祖业,所以一百金的高台也舍不得花钱建,衣服只穿黑色丝绸;霍去病只是一个中等才干的将领,也知道匈奴未灭,就不置第宅。如果志存高远,就要放弃眼前的享受;如果有事于外,就要节俭于内。如今建始殿之前,足以用于朝会;崇华殿之后,足以容纳后宫姬妾;华林园、天渊池,足以展开游宴。我建议可以先修筑高台观阙,建起城垣,其他工程等丰年再开工,现在专心勤耕务农,讲武练兵,等人民富庶,兵力强大,敌人自然臣服。”

3 三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派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留在丞相府主事。临出发前,上疏说: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这正是危急存亡之际。但是,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都是追思先帝的恩遇,希望报恩于陛下啊!陛下正应当开张圣听,以光大先帝之遗德,恢弘志士之气,而不宜妄自菲薄,引用跟事实不符的比喻,来阻塞忠良的谏劝。

“宫廷和丞相府,俱为一体,赏罚、奖惩、升迁、罢黜,应该是一个标准,如果有作奸犯科,或者忠诚向善的,都应该交给有司,论定对他的刑罚或赏赐,以昭明陛下公平洞明之理,而不应该有所偏私,让宫内和外府标准不一。

“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都是善良忠实之人,考虑问题,忠贞纯一,所以先帝选拔他们出来,留给陛下任用。我认为,宫中之事,无论大小,陛下都可以咨询他们的意见,然后施行,一定能弥补缺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品行端正,通晓军事,当年试用,先帝也称赞他的才能,所以大家一致推举向宠为都督。我认为,军中之事,都咨询他的意见,一定能使将士团结和睦,优劣各得其所。

“亲贤臣,远小人,这是先汉之所以兴隆;亲小人,远贤臣,则是后汉之所以倾覆。先帝在世时,每每与臣论及此事,无不叹息痛恨桓帝、灵帝。侍中、尚书、长史、参军,都是端正忠良、能死节之臣,愿陛下能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则汉室之隆,可以计日而待。

“我本是布衣百姓,躬耕于南阳,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并没有想要结交诸侯,闻名天下。先帝不认为我出身卑贱,他委屈自己,三顾茅庐,向我咨询天下大势。我由此感激,于是许诺先帝,为他驱驰。后来遭逢兵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至今已经二十一年。先帝知道我行事谨慎,所以临终之前,又把大事托付给我。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就担心先帝托付的事没有办好,伤害了先帝识人之明。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甲兵也已充足,正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竭我所能,攘除奸凶,兴复汉室,回归旧都,这是我报效先帝、忠于陛下的职责本分。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希望陛下将讨贼兴复的责任交给我,如果不能成功,就治我的罪以告先帝之灵;如果郭攸之、费祎、董允等疏忽失职,就问责他们,显明他们的罪过。陛下自己也应该为自己考虑,咨访善道,察纳善言,多想想先帝的遗诏,能够如此,则我已受恩,不胜感激!如今我将远离,面对奏章,涕泣流泪,不知所言!”

诸葛亮于是率大军出发,进驻沔水北岸阳平关石马城。

诸葛亮延聘广汉太守姚伷为掾,姚伷推荐了一批文武官员。诸葛亮称赞他说:“最大的忠诚,就是能为国家举荐人才。通常举荐人才的人,都受自己的擅长和偏好所局限,而姚掾举荐的人,刚柔文武都有,可以说是博雅了。希望各位掾官,都能以姚掾为榜样,以符合我的期望。”

皇帝曹叡听说诸葛亮在汉中,想发兵攻击,咨询散骑常侍孙资意见,孙资说:“当年武皇帝(曹操)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陷入危境,后来侥幸成功,还亲自前往救出夏侯渊部队。武皇帝数次说:‘南郑简直是天狱!而中间的斜谷道简直就是五百里石穴!’这是说地形之险,对能救出夏侯渊喜出望外。又,武皇帝圣于用兵,但是,对蜀贼棲于山崖,吴虏窜于江湖,他都能容忍,避开他们,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这正是所谓见到胜机才出战、没有机会就知难而退的道理。今天我们如果进军南郑讨伐诸葛亮,道路险阻,计算一下所需兵力巨大,及粮食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制吴军水贼的十五六万人,也要调往南郑前线,除此之外,恐怕还需要征调新兵和物资,天下**,费力广大,这是陛下要深思的。战争这件事,进攻方需要投入的力量,至少是防守方的三倍,我们不如就以现有的部队,分别命大将据守险要地形,足以让敌人打不进来,疆场清净无事,将士们高卧帐中,百姓平安无事。数年之间,中原越来越强盛,吴、蜀二虏自己就垮台了。”

曹叡于是停止。

【华杉讲透】

孙资一番话,其远见卓识,绝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但却默默无闻于世,这正是《孙子兵法》所说:“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他是大智慧、真智慧,和他比起来,诸葛亮反而是小智慧、假智慧了。诸葛亮北伐,胜算为零,但是他一定要打,只是让百姓无端受苦,士兵白白送命。

《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善战者先让自己修炼成不可被战胜,然后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的时机。不可被战胜,这全在于自己;可以战胜,那得看敌人的情况。不管你是多么善于作战的人,你最多只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做不到一定可以打败敌人。所以,胜利可以预知,但是不可强求。

这世上只有不败兵法,没有必胜兵法。

这些道理,孙资一清二楚,诸葛亮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要魏国不犯错误,他是完全束手无策,最后的局面,就是按孙资的计划来发展的。

《孙子兵法》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善战者都是只打容易的仗,看见难打的仗,他就避开不打,所以他没有什么智勇的名声。他的仗也没有什么精彩可观之处,没什么特别。因为他所战胜的,都是自己已经败掉的敌人。善战者,只管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就是等待,等敌人自己败。但是,当敌人露出败象的时候,他不会错过机会。所以,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是胜中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是战中求胜。

诸葛亮就是典型的战中求胜,在兵法上就属于“败兵”。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把自己国家搞好,军队训练好,什么时候完成统一大业呢?等不费力气就可以完成的时候再做。

以上内容,都出自《孙子兵法》第四篇——《军形》篇。所以,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都是在重复《军形》篇告诫绝对不要做的事,为什么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还是人性的弱点——一厢情愿的侥幸心理——人们相信一些事情,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希望那是真的而已。

4 当初,文帝曹丕废除五铢钱,让大家以谷物和布帛来交易,民间造假的越来越多,在谷物里洒水,布帛越织越薄,虽然处以严刑,还是不能禁止。司马芝等举朝大议,认为:“用钱不仅可以让国家富足,而且可以减少刑罚,不如还是恢复五铢钱。”夏,四月,恢复使用五铢钱。

【华杉讲透】

这一段司马光写得简单,实际上背后是非常重大的社会事件。人们说中国历史是帝王将相史,就是因为其不重视制度变革和人民生活,只写战争和权斗。关心制度演化的读者,可以读杜佑的《通典》, 200卷详细的典章制度史,其中对五铢钱的取消和恢复的朝议,都有会议记录。说起来很搞笑,取消的时候,大臣们说,只有穿衣吃饭是重要的,金银珠宝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只是激发欲望,祸国殃民,钱币更是万恶之源,所以要取缔货币,用实物交换,则民心淳朴、天下太平。于是取缔货币,规定购物一律使用谷物和布帛,结果呢,谷物因为是按重量算价值,人们就往里面洒水,把它弄湿,那很快就发霉了;布帛因为是按长度算价值,人们就专门织一种拿去买东西的丝绸,非常疏薄,做不了衣服,估计只能做蚊帐。携带不便也就罢了,还造成大量破坏和浪费。搞了几年,搞不下去,这年又恢复五铢钱了。

很多政策就是这样,朝廷心血**,民间群魔乱舞。

5 四月十九日,开始在洛阳营建宗庙。

6 六月,任命司马懿都督荆州、豫州军事,率所部驻扎在宛县。

7 冬,十二月,立贵嫔、河内人毛氏为皇后。当初,皇帝为平原王的时候,娶河内人虞氏为妃,等到即位之后,虞氏却未能顺理成章为皇后,太皇太后卞氏安慰她,虞氏说:“曹氏历来就喜欢立地位低贱的,不能按规矩来。但是,皇后主理内事,皇帝听取外政,内外之道,是相辅相成,不能善始,就不能善终,恐怕就会因此亡国丧祀!”虞氏由此被逐回邺城王宫。

【华杉讲透】

这一段,大有深意,涉及寒门与门阀的斗争。曹操不拘一格用人才,代表寒门,本身就触动了门阀的尊严和利益。天下大乱之时,斯文扫地,门阀和曹氏还能合作。国家初定之后,他们就希望恢复社会的尊卑秩序。虞氏说:“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立“贱人”,用“贱人”,不仅在后宫,也在朝廷,在政府,在军队,曹氏都不能“以义举”,不守以前的规矩。那么,司马氏就要恢复他们的“义举”了。

还有一个内情,卞氏好心安慰虞氏,虞氏一席话,却一竿子把卞氏也打了,因为卞氏是倡家出身,歌舞伎,被曹操纳为小妾,后来扶正;曹丕的皇后郭氏,也不是正室。虞氏实际上暴露了内心对卞氏、郭氏的鄙视,这种鄙视,不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鄙视,而是一个社会集团对另一个社会集团的鄙视。她仅仅被逐回邺城,这是曹叡没有从政治根本的高度来看这件事,性格也没有曹丕那么凶狠。不够狠,就压不住这些门阀势力了。

8 当初,太祖曹操、世祖曹丕都曾经商议恢复肉刑,但是因为正在战争时期,没有实行。曹叡即位之后,太傅钟繇上言:“应该恢复孝景皇帝当年的法令,斩首的,如果要求以砍右脚代替,可以批准;其他黥刑、劓刑、砍左脚和宫刑等,可以像孝文皇帝时期一样改为鞭笞和苦役,这样一年可以让三千人得以活命。”

皇帝下诏,让公卿们商议,司徒王朗认为:“废除肉刑,已经一百年了,如今又恢复,恐怕人民对减刑的好处还没有看见,恢复肉刑的消息已经传到敌人耳朵,这不是怀柔吸引远方百姓的办法。如今可以将钟繇所说可以减刑的死罪,直接减为苦役,如果嫌苦役处罚太轻,处五年的可以加倍为十年。这样,内有减刑活命之恩,外无以砍脚代替脚镣的骇人听闻之议。”

参加讨论的有上百人,大多同意王朗的意见。皇帝认为吴、蜀未平,再将此事搁置。

9 这一年,吴国昭武将军韩当去世,其子韩综**不轨,惧怕被治罪,闰月,带领其家属、部曲来投奔魏国。

10 当初,孟达为文帝曹丕宠信,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等到曹丕去世,桓阶、夏侯尚也死了,孟达心中不能自安。诸葛亮听说,就联系引诱他。孟达和诸葛亮几次通信,秘密答应回归蜀汉。孟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矛盾,申仪秘密上表告发。孟达收到消息,感到惶惧,准备举兵反叛,司马懿写信安慰他,孟达犹豫未决,而司马懿已经秘密出兵进讨。诸将都说:“孟达与吴、蜀交通,应观望而后动。”司马懿说:“孟达没有信义,他现在正是犹疑不定的时候,我们应该赶在他决断之前把他解决。”于是倍道兼行,八天就到孟达城下。吴、蜀各遣偏将,分别向西城安桥、木阑塞去援救孟达,司马懿也分派诸将挡住他们。当初,孟达给诸葛亮写信说:“宛城距洛阳八百里,距我一千二百里,司马懿听到我举事的消息,当上报天子,再奉旨出征,如此反复,一个月时间过去了,我城池已固,各军备战妥当。而且我所在之处,深远险要,司马懿一定不会亲自来。若其他将领来,我毫不担心。”等到司马懿兵到,孟达又写信给诸葛亮说:“我举事八天,就兵临城下,何其神速!”

【华杉讲透】

《孙子兵法》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这句话其实是在说,不要指望敌人肯定不会来,而是他们来了我也有准备。孟达一句“司马公必不自来”,有什么依据呢?依据只是他不希望司马懿来而已。这是人性的弱点,对自己无法应对的最坏的情况,他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不至于”,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偷懒,不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