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温州，它们实际上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经济特别快车。这条大道应该允许各种牌号的快车通行。

王志纲（以下简称王）：你长期任新华社温州记者站站长，对温州经济发展的轨迹和目前的状况具备发言权。有关温州的传闻我听了不少，对温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许多疑问。前不久，我刚好到珠江三角洲进行了调查。我们可把两地的发展探索进行充分的比较，也许将取得一些有助于探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共识。

陈坚发（新华社温州记者站站长，以下简称陈）：我在温州待了6年，对温州的经济发展一直在不断地跟踪研究。近年我也多次采访珠江三角洲，对两地的发展进行一些比较是有益的。

温州的原始积累

王：温州的“绯闻”传得很广，概括而言计有：温州的成功得益于私有经济大发展；温州人不干实业只会在流通领域倒腾；温州的个人都富了，而社会却瓦解了；还有，封建迷信大抬头、经济犯罪严重、满山遍野的死人别墅、人们热衷于做台会敛钱……

一面是经济非常具有活力和扩张性，温州人走遍全中国，其开疆辟土的精神令人惊叹；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金钱**裸的追求。

陈：外界的这些描绘实在是对温州的误解。凡到过温州的人，都会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这里与外界的传言完全不一样呢？

温州只有占中国版图1??2‰的土地，在山水险恶、交通不便的环境中生活着六百六十多万人口。浙江省5个贫困山区县，就有3个在温州。温州20世纪50年代是前线，60年代是火线，70年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第一线，温州人自己也谈“资”色变。

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温州的生产力，改革12年，温州国民经济的各项指标都翻了两番，温州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王：温州的经济究竟是靠什么发展起来的呢？

陈：温州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同样经历了原始积累阶段。不可否认，出现过走私潮。

王：广东沿海也出现过走私问题，“合法”与非法的都有，有些地方达到原始积累的效果后，马上转入开发实业，有人将之戏称为“流氓变绅士”。

陈：在温州，走私是一小部分。更主要的是从家庭工厂开始，整个温州有14万个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废品加工厂。同时大批温州人走出家门辐射到全国，推销温州人的家庭产品，出卖劳务。温州农村1/3的人都外出了。

温州从小商品家庭工厂起步，发展到专业性的市场。所谓“小商品大市场”，如纽扣、标牌市场，把全国这类产品集中起来又销售出去，温州起中转、批发的集散地的作用。没有流通，家庭工厂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王：温州这种前门开店、后门设厂的家庭式工厂虽然有利于启动和开辟销售网络的双重作用，但毕竟是一种低层次的生产方式。温州改革开放后已折腾了十来年，现在进入了怎样一个发展阶段呢？

陈：从事家庭式工业的人多了，原材料提价，成本上升，劳动力费用提高，经过了几年的发展，不少家庭工厂已经感到不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了。曾有个统计，仅一个县便有一半的家庭工厂亏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走上一条联合起来的道路，搞股份经济，概括起来有四种类型：

一是混合式。有个人的，有民营企业的，还有国有的；二是几个人联合起来，称之为雇工型的；三是全员股东型的，每个人都是股东；四是总厂联合型的。若干个厂作为股东联合起来以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扩大规模，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

这一态势，我曾把它总结为温州发展商品经济的第二次浪潮，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前不久，农业部、国务院农村事业体改办公室召开了一次全国农村股份经济研讨会，对温州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种较好的选择。农业部也曾经下达文件肯定这是一种集体所有制。

这实际上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适合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种形式。温州经济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特别是沿海5个县的经济发展。最近在广州揭幕的全国第三届新技术新产品展销会，温州参展团带来参展项目169项，仅次于广东参展团，就是很好的说明。

又如，温州有一家叶丰电动车厂，向全国招聘了八十多位专家开拓电动车，更新了三代，设计出最高时速82公里、充电一次行驶200公里的电动车。美国电动汽车总裁、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对该厂达到的水平非常钦佩。感慨之余，把自己研究电动汽车的几个专利送给了厂长叶文桂。

现在，温州的国有企业也发展起来了。平心而论，温州领导经受了双重压力。国家对温州的国有企业投入少，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于是只能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但外界又常常指责温州国有企业没有占主导地位。如果不扶持、引导个体经济、家庭经济，如何解决百万人的就业、吃饭问题？

温州的产业嬗变

王：温州离浙江省城杭州坐汽车要12个小时。按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在这样偏远的山区，即使是重点的扶贫区域，经济也很难发展起来。令外地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东方最大的纽扣市场居然出现在温州最偏僻的角落里，全国著名电器市场也在交通不便的温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陈：我认为，一是温州人格外勤劳，动手早，他到全国去采购和推销，既是促销员又是购销员，一身两任。二是温州人素来有商业传统，富于商业精神。温州有名的低压电器市场的形成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全国的机电产品积压非常严重，温州人低价收购了全国积压的电器，卖给乡镇企业，然后逐步发展到自己生产。

王：我想恐怕是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显得僵硬、死板，市场上有许多被遗漏的地方需要人去填补、开发，从而给头脑灵活、先走一步的温州人提供了一个游刃有余的天地了吧！

陈：是的。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温州是从国有经济体制僵硬板块结合部上爆发出来的。

王：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态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全国经济放活，市场争夺战激烈，对于温州来说已没有多少空隙可去填补了，由此产生了你方才讲到的50%的家庭作坊亏损的现象。

第二，国有大中型企业因商品经济机制的引进，它们再不是无所作为的“史前恐龙”，其灵活性也在增强。

第三，温州已完成了原始积累这个任务了，再满足于在流通领域倒腾已经意义不大了，而且风险极大。这在广东也有共性。改革开放之初那种暴发的机会和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少，从主客观条件来说，温州理应当转入实业阶段了。现实状况是不是如此呢？

陈：温州过去是三分天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各占1/3。现在已发展到2/3是股份合作企业，特别是沿海地区，股份合作经济有的达到70%～80%，占温州农村工业总产值的70％～80%。现在温州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已得到解决。

珠江三角洲、温州比较谈

陈：温州人是比较早进入商品经济活动的，后来他们突然发现广东在某些方面远远地超过了他们，他们很想了解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与温州人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值得温州反思、借鉴的东西？

王：尽管表现方式和启动时间不一样，但两地的发展在本质上其实有不少相同的地方。

搞商品经济都有一个原始积累的必然过程。顺利实现积累的最佳选择，就是要发挥各自的天时、地利、人和各种优势，以“吃糠思米”的方式来迅速积累起步钱。关键在于如何引导。世界上有没有光明正大的原始积累之路啊？

从你的介绍中，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珠江三角洲与温州来比的话，因客观条件的差异，要达到同样的效果，温州人所付出的代价要比珠江三角洲的人大得多，可以说，不是一两倍，而是十倍，甚至更大。

温州的条件顶多相当于广东的汕头地区，可汕头有中央专门给其开辟的特区。尽管这样，汕头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对整个中国的震撼远不及温州。温州人所爆发出来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冲劲，对传统中国小农经济所产生的震撼是不可低估的。

另外，珠江三角洲之所以能腾飞，同毗邻港澳的有利地理位置实在分不开。其中，被称为“南粤四小虎”的顺德、南海、中山、东莞四县市12年吸收的外资就有20亿美元，其中80%是由香港过来的。而温州，吸引了多少外资呢？

陈：靠吸引外资腾飞，这一点是温州想都不敢想的。温州也有华侨，但远在欧洲，远水解不了近渴。

王：这就是地利大不一样。珠江三角洲是富饶之地，商品经济比较发达。1980年推行农村大包干时，在珠江三角洲相当多的地方已经具备了集体经济的相当基础，除了农田包干外，很多集体资产基本都保留了下来，集体经济很强大。

陈：温州集体所有制的东西很少。温州没有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不调动个人的生产积极性，硬性推广集体经济，结果必然是国家填了钱进去，经济也发展不了，劳动就业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王：因此从启动点来说，温州是从零起步，这是两者的最大差异。其背后一个很深刻的原因，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为什么要发展个体和私人经济，就是因为原来的一大二公搞得太过分了，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反而破坏了生产力。

珠江三角洲的成功在于它没有跟风，没有分光吃光，而是在这种基础上，保留了原有的集体资产。1994年大办乡镇企业时，条件一成熟，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产品很快就打向全中国，这就回答了你刚才讲的温州人的困惑。

尽管温州人先走一步，它毕竟是在零点起步，这是阶段性上的不一样。然而，尽管在层次上、结构上不一样，但在规律上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商品经济的最大威力在于能够调动所有的积极性为我所用。这是传统计划经济不能比拟的。

陈：温州有一种说法，叫做“能人经济”。就是通过把领头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带动一批人，致富一方。

王：珠江三角洲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攻讦和感到的困惑亦体现了某种程度的规律性。像你所讲的“能人经济”的出现，就引来一个如何看待和调控私人经济的问题。有人担心，少数人通过私人经济成为工厂主，会不会带来成千上万人的被剥削，造成新的人吃人现象。

当然，如果任其自然发展，无为而治的结果可能会走向资本主义，共产党就会被商品经济的洪流瓦解、吞没。但是，从珠江三角洲和温州的现实中，我们看到生产力不发展，蛋糕做不大，表面上两极分化被抑制住了，但社会主义没有感召力，共产党的基层政权组织难有威信。而生产力大发展，蛋糕做大了，共产党基层政权说话的余地和调控社会经济的能力就会加强，社会主义的感召力亦落到了实处。这时抑制两极分化，如同顺水推舟，其意义和实效将与那种为治两极分化而不惜牺牲生产力的传统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陈：实践证明，温州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善于引导商品经济的，只要按规律引导，就能驾驭商品经济而不会像过去那样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王：对此，珠江三角洲的干部体会很深，他们说，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应当让人民在运动场里充分地释放能量、施展才干。

听了你刚才介绍的温州经济的崛起，我觉得在中国似乎带有特异性。因为，广东的实践明确告诉我们要发展现代化的工业，首先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诸如通水、通电、通路等“七通一平”。在温州要做到这点恐怕很难吧？奇怪的是，没有这一基础，温州居然能获得飞跃发展。

社会主义生命的源泉在于

她能解放杜会生产力王：温州和珠江三角洲已经走了12年的改革发展之路，在经济上两者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温州从浙江最贫困的丘陵地区崛起成为最富裕的地方，珠江三角洲从原来广东就很富有的地区变成中国最活、最富的地方，这是世人所公认的。两地的成功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两地人民都认为改革开放是解放几十年来最好的时代。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说清楚，它们的方向符不符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能不能在人们攻击得最厉害的两极分化问题上谈谈呢？

陈：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对温州、对珠江三角洲，这都是争论的焦点。姓社姓资，论来论去，关键是看有没有产生两极分化现象。这里理解两极分化应有两个概念，一是区域上的；二是个人收入上的。温州沿海五个县相对比较富，山区四个县相对穷一些。由于富县的辐射作用，山区的劳力到沿海打工，学了技术回山区，逐步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区域间的差异就缩小。至于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异，就我接触到的温州人，不管是先富、后富都在富，只要积极投身商品经济中去，他总会富起来。贫富的差异是存在的，但不是有你无我的对立关系。温州许多“百万富翁”的着眼点大都是在扩大再生产上，按经济发展的规律趋向合作化的股份经济。

王：同样，在珠江三角洲，后劲足的都是集体经济。尽管都是成功的发展模式，但因两地生产力水平的不同和基础条件的差异，导致两者在生产关系层次上的差异。若我们不搬教条，立足实际，我认为，生产关系上的这一差异，倒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最基本的思想。为此，可以说两者发展的轨迹是异曲同工，它们所体现的规律性问题，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有借鉴意义。

没有12年改革的实践和探索，就没有所谓的“温州模式”和珠江三角洲的崛起，也就没有异彩纷呈的中国经济的总体崛起。

陈：不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温州，他们实际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经济特别快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条大道允许各种牌号的快车通行，应允许适应本地条件的经济形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存在。

王：站在中国看温州、珠江三角洲，两者的实践、各自的成功探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坚持从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不仅走得通，而且走得好，她有蓬勃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的源泉是，她充分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古老中国实现了腾飞，人们得到了实惠！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