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5日—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

埃德温·卡特斯基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五官很精致，有着深色卷曲的头发。他茫然地盯着墙上挂的镶框的学位证书，还有书架上一排排医学书籍。

几分钟后，他低头看向他面前桌上放的注射器和小瓶药水，叹了口气。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这栋大楼晚间服务员的号码。当服务员拿起电话，他说：“你好，约翰。我是卡特斯基医生。我想感谢你之前上来协助我做我的项目。”他暂停等对方回答，然后继续说了下去。

“我还想让你知道我会在办公室多待一会儿。我在做一些研究。哦，我还可能会在墙上写一些笔记。我走了以后请别让任何人擦掉它们，它们相当重要。”

服务员细声细气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向他保证会照他说的做。

“我想说的就这么多……希望你明天也过个愉快的感恩节，约翰。问候你的妻子和全家……不，我大概不会有任何活动。我工作挺忙的……是的，就这些。再次谢谢你，约翰。”

卡特斯基将话筒放回话机上。几分钟里，他没有移动，专注于思考。最后他点了点头，仿佛确认自己做好的决定，然后看了一眼手表。他拿起一支笔，走到办公室的墙边，然后开始在空白的墙面上写了起来。他的笔迹粗重而稳定。

“晚上十点。我做这件事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在普鲁卡因无效时，用可卡因外敷或注射时，我们在直肠癌患者身上看到的不良反应，”

他退后了几步考虑了一下他写下的东西，然后向前倾身又补充了一行。

“这只是我为临床研究的医学和科学档案做出贡献的方式。”最后他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卡特斯基。”

他对此感到满意，走回到桌前，拿起注射器，吸取小瓶药水中的药液。随后他卷起衬衫袖口，把针头扎进了胳膊。感觉到药液进入身体时，他咬紧了牙关。药水一注射完，他就把注射器放在桌上，拿起他的笔，回到墙边，又一次开始写。

“视线清晰—轻微耳鸣—心跳加快—有说话的冲动。”

他退后撞上了桌子。紧张地左顾右盼，什么也没看到，然后又开始在地毯上前后踱步，一边踱步一边喃喃自语：“思想很集中……轻微麻木……”

他将手臂前后摆动，就像一个人在做伸展运动一样。更多神秘的语句从他口中说出：“他们最好注意……拿到了呼吸机的使用说明……确保他们看到……”

突然，卡特斯基冲回墙边写下更多笔记：“耳鸣声加剧……爱说话……不寻常……通常一个人在乙醚的影响下会很安静……”

他突然停了下来，面部因为痛苦而扭曲，双腿弯曲着跪了下来。

“哦，上帝，”他低语着，“我得打电话给约翰。”

他继续动着嘴，试图说话，但是并没有吐出任何词语。他用左手握住自己的脖子，右手哆嗦着。颤抖沿他的胳膊蔓延到他的肩膀。他抽搐了一次，倒在地上。他的身体僵硬，面部通红，嘴巴张开着，拼命地呼吸。双眼飞快地前后扫视，寻找救援。一阵长长的、不匀的喘息声从他的喉咙中发出。随后他的整个身体开始颤动，因为剧烈、无法控制的**而不停抽搐。

科学家有时是危险的职业。致命的细菌、放射性物质、危险的动物，还有有毒的化学品不过是会让研究者惹上麻烦的其中几样东西而已。一次犯错，一次不小心的事故，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甚至致命的。为了科学研究而死去的男人和女人的案例可以轻易地写满一本书。

大多数研究者试图将风险控制在最低程度。他们使用所有可行的预防措施。他们戴上面具和手套，通过过滤器呼吸，躲在生物防护罩后面，或者部署遥控设备。当然，在有些例子中，研究者没有用这些安全措施，而甘冒巨大甚至是愚蠢的风险。为了证明某个理论，研究者喝下危险的细菌，或者将自己暴露在放射中。

他们通常很幸运，但偶尔也会错误地估计风险，从而付出终极的代价。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案例中，研究者也并非主动赴死，他们并不是在试图自杀。然而，在有些例子里，研究者恰恰想这样做。如果死亡的经历—生命渐渐逝去是什么感觉—成了一位科学家好奇的焦点，他（似乎有此追求的总是男性）满足自己兴趣的唯一办法就是自杀，或者至少是非常接近于自杀的举动。

上吊致死

1623年，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描述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实验，一位不知名的绅士很想知道，绳套在他的脖子上收紧，死亡向他靠近时是种什么感觉。然而，他并不想死，于是他说服了一个朋友，以帮他满足他那病态的好奇心。

培根爵士让朋友站在旁边，做好了上前相助的准备之后，这位自我实验者将一根绳子绕在自己脖子上，将另一端系在头顶的一根横梁上，然后从一个凳子上踏空。他以为重新站回到安全的凳子上是件简单的事，但事实上他的手臂和双腿根本不受控制，只能不停地乱动。几秒之内他昏了过去。他的朋友冲了过来，帮他割断了绳子，然后让他躺到了地上。后来，在这位绅士恢复知觉了之后，说自己没有经历任何疼痛，但是一开始仿佛全身都着了火一样，然后火焰被“一种深黑色或黑暗取代，再然后被一种淡蓝色或者海绿色取代，就像晕倒的人们经常看到的那样”。

上吊，不同于其他自我伤害的方法—流血、电刑、投毒等等，这种行为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只要适当的预防措施就位，研究者就可以在造成不可逆损伤之前停止实验。出于这个原因，上吊是濒死体验的科学探索者常用的方法。

1832年，一位法国的法医学专家，弗莱什曼先生，重复了培根爵士提到的那位不具名绅士的实验。弗莱什曼当时在进行一项“由勒颈造成的各种不同死亡”的研究，他推测如果他知道上吊什么感觉，会对他的研究有帮助。于是他在脖子上绕上了一根绳子，就置于他下巴下方，然后向绳子靠过去，直到足够勒断血液循环，但还不足以阻断呼吸的程度。几乎一瞬间，一种巨大的重量压在他下肢上的感觉袭来，他的头部一下子热了起来。他听到很响的耳鸣声，他的面部变得通红，双眼变得突出。他声称自己在自我保护的本能发挥作用之前，忍耐了两分钟，然后他将脖子从绳子上抬了起来。

1882年，当纽约市的医生格雷姆·哈蒙德安排他的几个朋友帮他上吊时，解释说他希望这一实验能产生相关信息，令处决犯人更迅速也更人道。他特别想确定单独压迫血管和气管哪个能造成快速无痛的死亡，或者行刑者是否也有必要使犯人的脖子脱臼。哈蒙德当时二十四岁，刚从医学院毕业一年，他的实验给人一种青年人逞强好胜的感觉。

哈蒙德坐在一把椅子里，一个朋友将毛巾绕在他的脖子上，然后同时扯毛巾的两端，将它拽得越来越紧。另一个朋友站在他面前，监视着他的面部表情，同时用一把刀不断重复地扎他的手来测量他对疼痛的敏感度。随着毛巾被勒进他的脖子，哈蒙德体验到一种暖热、麻刺的感觉，这种感觉从他的双脚开始，迅速蔓延到整个身体。他的视线变得模糊，他的耳中有鸣响，他的头感觉就快要炸开了一样。在一分二十秒之后，“所有敏感性都消失了”。他的朋友停下来让他休息了几分钟。然后他们又重复了这项实验。这一回哈蒙德只过了五十五秒就失去了所有感觉。他的朋友扎他的力量大到在他手上扎出血来，但哈蒙德什么也没感觉到。

当这场酷刑结束，哈蒙德得出结论：“为了获得迅速且无痛的死亡，使脖子脱臼既无必要也不可取。”

后来，哈蒙德成了数个美国奥林匹克运动队的队医，有了一段卓越的职业生涯，但另一场濒死体验把他的名字再次写进了报纸。1913年12月，哈蒙德走进纽约运动员俱乐部的一间电梯。突然一根电缆断了，然后电梯向下掉了三层。幸运的是，在电梯撞到底部前，它卡在了升降机井中，哈蒙德也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

这场经历似乎使他确信他是不怕死的，因为他之后开始吹嘘自己身体的不凡力量，宣称自己能够摆脱那些有害物质的影响。“我做各种对我有害的事。我去宴会大吃大喝。但经常性的锻炼拯救了我。通过锻炼，我的身体会摆脱所有对我不好的东西。”在七十七岁时，他仍然保持着强壮的体魄，他的自我评估看起来确实有道理。哈蒙德告诉媒体：“在我生日那天，我会跑四英里，只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我没变老。而且我想要在我有生之年坚持下去，估计我不会活过一百一十岁吧。”八十岁时，他仍然常去健身房。但到了1944年，在他八十六岁时，死亡终于来了。他陷入昏迷，在他心爱的女儿去世几天后离开了人世。

弗莱什曼和哈蒙德的勒脖实验尽管很极端，在面对罗马尼亚医生尼古拉·米诺维奇的壮举时仍然黯然失色。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米诺维奇被聘用为布加勒斯特国立科学院的一位法医学教授，当时他开展了上吊死的全面研究。和他的前辈们相似，他觉得有必要自己体验一下他正在研究的死法，就好像在死亡边缘跳舞的**太大了，让人难以抗拒一样。

他建成了一个系统，使他可以自行窒息—在绳子一端打了一个吊颈结，绳子穿过一个装在天花板上的滑轮。他躺在一张折叠**，将他的头放进套索，然后紧紧地拉动绳子的另一端，力道足以将他的头和肩膀从**拽起。套索在他的脖颈处收紧，他的面部变得紫红，他的视线模糊了，但还听到了哨音。他只坚持了六秒，然后意识开始溜走，使他不得不停止了实验。

然而，这样并不够。他想要完整的套索吊挂在脖子上的体验。于是他安排了助手来帮他实现。他在绳端系了一个不会束紧的绳结，再次将自己的脖子放进套索中，然后给出开始的信号。助手们使出浑身解数向后拉绳子，他的脖子被吊起，离地两米。他后来描述了当时的感觉：

我的脚一被吊离地面，眼皮就用力地合上了，我的呼吸道如此彻底地被阻断以至于不可能呼吸。我甚至听不到握着绳子的雇员大声倒数秒数的声音。我的耳朵里在鸣响，疼痛和需要呼吸的感觉令我缩短了实验，因为我承受不下去了。我必须下来。

在第一次尝试中，他只坚持了几秒钟就失去了勇气，给出了停止的信号，但是在实验中坚持更长的时间，成了他对自我的挑战。他注意到弗莱什曼令自己窒息了整整两分钟，这一壮举令他感觉自己如同笑柄。米诺维奇，显然天生就很有竞争力，他推测自己应该能轻易地做到像对方一样强悍。所以日复一日，他重复着实验，试图打破自己的纪录。最终，十二天之后，他在半空坚持了整整二十五秒。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极限，他得出结论—弗莱什曼肯定说谎了。他写道：“在上吊的症状都有哪些这方面，我同意弗莱什曼的说法（他在自己身上见证了这些症状，我也是），但我无法承认一个人有可能坚持这个实验两分钟，而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失去知觉。”

然而，米诺维奇还没完成实验。有一个终极实验吸引着他—从天花板上用一个会束紧的吊颈结上吊。他系好了绳结，再次把头放进套索中，然后给他的助手信号。他们一拉绳子，瞬间他的脖颈产生了一种灼烧的疼痛。绳结束得太紧了，他疯狂地向他的助手挥手要求停止。他只坚持了四秒钟，他的脚甚至还没离开地面。尽管如此，脖子受到的伤害却使他在整整一个月里都能感受到吞咽食物的疼痛。

1905年，米诺维奇发表了他研究的结果，出版了一册二百一十八页的权威报告《上吊的研究》。这即刻成了这一主题的经典参考材料—没有什么竞争对手。这本书有在线完整版，值得一看。即使你不懂法语，也可以看看米诺维奇书中的自我实验的照片。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有着浓密的头发和小胡子，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脖子吊在天花板垂下的绳子里，他躺在一张折叠**勒自己的脖子，然后骄傲地炫耀着脖子周围明显的瘀伤。他做这一切时都穿着价格昂贵的西装裤子和精美的马甲，显然为了实验，他只脱掉了夹克，摘下了领带，他肯定不想让读者将他与底层阶级的人相混淆，事实上米诺维奇在罗马尼亚以富有的艺术赞助人的身份而闻名。他用自己的个人财富创办了一间民间艺术博物馆，时至今日仍然存在。

寒冷致死

上吊的方便操作性和可逆转性可能使它成了调研濒死体验的首选方法。当然，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让人接近死亡的边缘，而研究者们也尽职尽责地探索了这些方法。尤其是剑桥的生理学家约瑟夫·巴克罗夫特爵士，他将这些实验称为他的“临界科考”，获得了所谓的“抗拒死亡实验专家”的名声。

巴克罗夫特第一次在实验中与死亡擦身而过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自愿暴露在氢氰酸（即普鲁士酸）气体中。毒气室里一条和他在一起的狗九十五秒后死亡，但巴克罗夫特等了十分钟，才踉跄地走出来，胳膊里抱着那条狗，宣布他感觉头晕眼花。1920年，他将自己关在了一间密闭的玻璃笼子里，测试生存需要的最小限度的氧气量。他的同事将空气调到相当于一万六千英尺海拔高度的稀薄程度，巴克罗夫特在这个环境中待了六天，直到他的整个身体都呈深蓝色。之后，仍然是在那十年间，他在一个空气中含有7.2%二氧化碳的房间里待了二十分钟，这使他得了严重的头疼，失去了方向感。他说他可不想再重复那个实验了。然而，他与死亡最近距离的擦肩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他决定冷冻自己。

巴克罗夫特把身上的衣服脱光，躺在一个冷冻室的沙发上，窗户开着。一开始，他瑟瑟发抖，弓起身来保持温暖。他发现很难意志坚决地留在房间里。他不断地想：“我可以现在就走出去。”但是他留了下来，在大约一个小时后，一种奇怪的心理变化发生了。1936年，在耶鲁大学的一次讲座中，他描述了发生的事：

当我在冷室里光着身子躺着时，我一直哆嗦，我的四肢弯曲着，像是要缩成一团，我感到很冷。然后有一刻，我伸开双腿；寒冷的感觉不见了，继而出现了一种温暖的美好感觉；“享受温暖”这个词最适合用来描述我的情况：我在寒冷中享受温暖。

他的感受表明他离死亡非常接近了。这种现象经常在致命的低体温症的病例中见到。

在死前不久，随着神经末梢陷入混乱，人会感到强烈的热度，就好像身体着了起来一样。寒冷的受害者经常撕下他们所有的衣服，在冰雪中爬来爬去，努力尝试给自己降温。生理学家管这种行为叫“悖论式脱衣”。对巴克罗夫特来说幸运的是，他的一名助理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劲了，然后带着一条毛毯和温热的饮料冲进去救了他。巴克罗夫特活到了七十四岁，最终在下班回家乘坐的公交车上去世。

发烧致死

此前谈及的研究者都濒临死亡边缘，但是他们在边界处停了下来，不愿意再向前走下去。他们想要品尝死亡的味道，但并没有完全接受死亡的拥抱。然而，在一些令人悲伤的例子里，科学家尝试继续前进，故意模糊了自我实验和自杀之间的界限。

伊利·梅契尼科夫是一位俄国生物学家，他在免疫系统研究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1881年，他的妻子得了伤寒，梅契尼科夫在照顾妻子恢复健康的过程中，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状态，在此期间他决定自杀。他选定的方法是让自己患上回归热。他想，这样就能一箭双雕，因为这样做不但会掩盖他自杀的事实，由此减轻家人的痛苦，而且还能解答回归热是否能通过血液传播的问题。于是他让自己患上了此病，等着看会发生什么。

答案是肯定的，回归热可以通过血液传播。梅契尼科夫病入膏肓，在精神错乱中，他得到了一种奇特的启示，后来他的妻子（她从自己的病中恢复了健康）在给他写的传记中描述道：“他非常清晰地预见到了自己在接近死亡。这种半清醒的状态伴随着一种巨大的幸福感；他想象自己解决了人类所有的伦理问题。很久之后，这一事实使他认为伴随死亡的可能是令人愉快的感觉。”

幸运的是，梅契尼科夫的实验并没有完全成功，他的身体打败了疾病。他活了下来，并于1908年因为在免疫方面的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后来他于1916年死于自然原因。

可卡因致死

内布拉斯加州的直肠科医生埃德温·卡特斯基就不像梅契尼科夫那么幸运了。卡特斯基是一名年轻的医生，有大好的前途在等着他。在三十四岁时，他经常为医学期刊供稿，在他发表的文章中包括一篇刊登于《美国外科手术期刊》，名为《肛门直肠瘘管切除术：一个新的方法》的文章。他刚刚破裂的婚姻是他人生中唯一显出来的麻烦。随后，在1936年11月25日夜晚，卡特斯基决定开展一项有风险的自我实验。他给自己注射了剂量可能致命的可卡因。

见到卡特斯基最后一面的是他工作的办公大楼的夜间服务员。这位年轻的医生打电话叫他上来，帮助自己量了血压，并测试了自己的身体反射情况。这个要求略有些不同寻常，但是服务员什么也没想，直到第二天人们发现卡特斯基死于他的办公室。但是引起媒体注意的是，卡特斯基的行为看起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明确的自杀事件，因为在其办公室的一面空白的墙上，卡特斯基在他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就他的想法和感受留下了细节丰富的临床描述。报纸管这些叫作他的“死亡日记”。

卡特斯基写下的这些笔记并没有明显的顺序，但或许可以根据他在走向死亡时，越来越难以辨认的笔迹来排出这些笔记的时间顺序。在较早的笔记中，他清楚地说明他做出这些行动，是出于某种形式的自我实验的目的，并解释说当外敷或注射可卡因时，患者中偶见不良反应，他希望为更好地理解此事而做出贡献。

卡特斯基同时为那些可能找到他的人留下了指示：“让一名大学或者任何医学院的药理学家就我的发现给你们意见。他们的意见最好给得好一点，因为我可不会再重复这个实验了。”

随着药物起效，他记下了其作用诸如：“双眼轻微地散瞳。视线极佳。”药物造成一波又一波麻痹和**发作，在这些发作间隔中，他写道，“部分恢复。抽了一根烟。”在墙的高处，他写道，“现在可以站起来了。”其他地方，“之后的抑郁非常严重。建议所有好奇的医学博士们停用这个东西。”有一处，他用颤抖的手，记录下了他的“十二分钟之后的临床病程”：

症状：**，紧接着舌头麻痹。

言语能力：只有舌头能动。不能理解舌头能动却说不出话来。嗓音没问题。

麻痹前惊人的步态。

麻痹……

“麻痹”一词的最后一笔变成了潦草的波浪线，一路延伸到地面，渐渐变细消失。这可能是他写下的最后一个字。

卡特斯基是想要自杀吗？他显然意识到人们会关心此事，因为在他的笔记中，有一条坚称：“麻醉剂中毒—不是自杀。”在他桌上的一个笔记本中，他同样留下了指示，详细描述了怎样才能把他救回来。他的家人拒绝相信他自杀了，称他为“科学的烈士”。但是一位医学同行指出，卡特斯基肯定知道如此大剂量的可卡因注射进体内必然致命。

如果卡特斯基并不想自杀，如果他真诚地相信他的实验是对科学的贡献，那么他的死亡甚至会更带有悲剧色彩，因为当内布拉斯加医学院的查尔斯·波因特医生检查了留在墙上的笔记之后，他得出结论：它们太不连贯，没有什么价值。另一位同行赫曼·雅尔医生给出了稍微积极一些的评估，他宣称这些笔记“可能有些意思”，但雅尔可能只不过是在试图表现友善罢了。

物理学致死

像卡特斯基这样奇怪的死亡，却不是自杀式实验中最奇怪的例子。一个甚至更奇怪的例子可能会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找到—量子力学这一抽象的、数学的领域—但仅仅是可能找到，因为这个例子如此奇怪，甚至不清楚是不是自杀。

为了理解这一案例，有必要对量子力学的概念有所了解。在20世纪早期，物理学家观察到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光子，根据实验的观察手段的不同，有时候像粒子一样运动（直线运动），而在其他时间里像波一样运动（以振**的模式）。这让物理学家无法理解：什么东西既能是波又能是粒子呢？20世纪20年代，哥本哈根的一群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他们主张，光子同时拥有很多自相矛盾的状态（既具有粒子的性质，又具有波的性质）。它们以一种“量子叠加态”存在。只有当它们被观察时，才坍缩成为单一的状态。观察这一行为，哥本哈根的科学家提出，事实上致使光子要么成了粒子，要么成了波。

1935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来说明量子叠加态这一概念有多么反直觉，多么古怪。他说，想象一只猫被关在一个盒子里，里面还放着少量的放射性物质、一个盖革计数器，还有一小瓶有毒气体。在一小时之内，有50%的可能，放射性物质中的一个原子会衰变。如果衰变发生，盖革计数器会测出衰变，并启动一个机关，将装毒气的小瓶打碎，由此杀死猫。然而，也有同样的可能什么也不会发生，猫仍然活着。

所以在一小时的最后，猫是活着还是死了？根据常识，答案要么是活着，要么是死了。然而根据量子力学，猫在同一时刻既活着又死了，它处于量子叠加态，直到某人将盒盖掀开，观察里面的情况。

薛定谔是把这一思想实验作为纯假设的例子提出的。他当然并没想让任何人开展这一实验，更别说用一个人代替那只猫了。但在三年之后，1938年，一位聪慧年轻的西西里物理学家埃托雷·马约拉纳很可能实际做了这件事，将他自己变成了真实世界里的“薛定谔的猫”。

如前文所述，马约拉纳十分聪慧，例如，他是第一位预见到中微子有质量的研究者。但他同时也极为古怪。他不喜欢因为自己的工作而得到赞扬，尽管他的工作是诺贝尔奖水准的，而且他像个隐士一样隐居生活，完全避开所有人的陪伴。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避世的程度加深了。随后，1938年3月25日，马约拉纳在三十一岁时，登上了一条从巴勒莫到那不勒斯的渡船。他从未上岸。不知怎么的在旅途中失踪了，再也没人见过他。

马约拉纳的朋友和家人一意识到他不见了，就疯狂地试图弄清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唯一的线索是一系列神秘的信件，以及他在出发前不久寄给安东尼奥·卡雷利的一段电报。卡雷利是他任教的那不勒斯物理研究院的院长。在第一封信里，马约拉纳宣布他做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决定，他决定消失，他意识到这会造成不便，他对此表示抱歉。但是在这之后，他显然很快改变了主意，于是发了一封电报给院长，要求他忽略之前的一封信。然后他寄出了最后一封信：“亲爱的卡雷利，我希望你同时收到我的电报和信。大海拒绝了我，我明天会回到博洛尼亚酒店，也许这封信还和我一道同行呢。”

马约拉纳的朋友和家人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些信，但是随着时间从几天变成了几周，随后变成了几个月，他们不得不下结论，年轻的物理学家自杀了，在去那不勒斯的路上跳下了甲板。没人看到他跳下去，但是还能怎么解释他最后一封信里提到的海呢？

随着一年年过去，马约拉纳成了物理学世界中的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5]。关于他可能的命运，越来越离谱的猜测流传起来。一些人暗示纳粹特工杀了他，以避免他帮助盟军建造原子弹。其他人主张他加入了一个修道院，或者飞去阿根廷开始了新生活。甚至有人宣称目击一位神秘的乞讨者，在那不勒斯帮助当地的学生学数学。直到最近，2006年，理论物理学家奥列格·扎斯拉夫斯基指出，马约拉纳失踪和薛定谔盒子里的猫—这个思想实验马约拉纳当然知道—有些有趣的相似点。事实上，在1938年，他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能完全理解其意义的人之一。

扎斯拉夫斯基指出，马约拉纳失踪的情况只给调查者留下了两种可能性。要么马约拉纳跳下了甲板自杀了，或者他在那不勒斯上岸后藏了起来。换句话说，这两个选择古怪地与光子的两种可能态相匹配。也就是说，马约拉纳要么掉进了海浪里，要么以直线运动走下了船。

这样的相似性可能不过是巧合罢了，但令扎斯拉夫斯基更感到奇怪的是马约拉纳最后的信件。首先马约拉纳寄出一封信说他决定消失。他随后用一封电报宣布他改变了主意，最后他寄出了一封信表达了希望卡雷利在同一时刻了解两种可能性。既然电报否认了他要消失的主意，希望电报先到不应该更合理吗？为什么马约拉纳想让卡雷利同时了解两种可能性呢？扎斯拉夫斯基暗示，答案就是马约拉纳故意安排了这些事件，这样院长不得不同时考虑两种相矛盾的选项。

通过这种做法，马约拉纳将自己置于量子叠加态，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

乍一看，扎斯拉夫斯基的理论听起来不着边际，但是真是如此吗？如果马约拉纳足够古怪，一手策划了他自己的失踪，他当然有可能为了他的物理学同行们，计划以一种带有象征意义的夸张手法来完成此事，自相矛盾地消失，就像盒子里的猫一样。毕竟，物理学是他全部的人生—显然也成了他的死因。不管马约拉纳是否刻意模仿薛定谔的猫，事实上，他实现了这一点。在3月25日夜晚，他启程了，在他旅途的最后，他没再成为任何单个事物，相反成了数个不同的事物，在同一时刻既活着又已死去。

[1].猪带绦虫：也称猪肉绦虫、链状带绦虫或有钩绦虫。

[2].马提尼克岛：法国的海外大区，位于北美洲加勒比地区，小安地列斯群岛向风群岛最北部。

[3].G力（G-Force）：高速移动时承受力道的单位。

[4].克莱弗（Clever）：在英文里有聪明的意思，因此这里说他的名字起得吉利。

[5].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美国摇滚巨星，1977年猝死于家中，围绕他的死因有诸多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