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10日—阿肯色州，费耶特维尔。

“它是很棒的标本。”威廉·贝格边说，边瞥进玻璃罐看黑寡妇蜘蛛，他的双眼兴奋地闪烁着。贝格三十岁过半，有着一头深色的头发，体格强健。在他的身旁，一个名叫加林顿的年轻大学生紧张地看着蜘蛛。他们坐在实验室的长凳上，实验室里满是罐子，里面装着各种样子奇异的昆虫，包括蝎子、百足虫和蟑螂等。角落的一只水族箱里装着一只巨大的棕色塔兰托毒蛛。

“我上次喂它是在四十八个小时前，”贝格继续说，“所以它应该准备好要开咬了。”他拿起管子，把盖子拧开。

“教授，你确定想这么做吗·”加林顿问道，“我们不能在一只老鼠，或者猫身上试吗？”

“那没法告诉我们在人身上的作用。不管怎么说，我确信这不会那么严重的。保证把你的笔记记好就行。我可不想再做一遍！”贝格大笑，加林顿尴尬地报以微笑。

贝格将一支镊子伸进罐子里，轻轻地夹起蜘蛛。把它取了出来，悬在半空看了看它。它的直径大约一英寸，黑得发亮，腹部很大呈球状，体下有一个暗红色的沙漏形标记。“它真漂亮，对吧！”贝格大喊道。加林顿点了点头，但向后缩了缩身子。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你准备好了吗？”

加林顿打开他面前长凳上的日志，然后拿起了一支笔。“我准备好了。”

“好吧。让我们看看。”贝格瞥了一眼墙上的表，“现在是上午八点二十五分。接下我将尝试让蜘蛛咬我。”加林顿顺从地将信息记入笔记本。

贝格轻巧地把蜘蛛从镊子中取出，用他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捏住它的腹部。“其实想让这些小东西咬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有一个技巧，”加林顿继续记录，贝格将左手伸向前方，将蜘蛛的头放在了他的食指上，“你得把螯牙抵在选中的点上，随后轻轻地像这样左右移动蜘蛛。”他的动作配合着他的话，“幸运的话一只螯牙会刺进皮肤里，这会使它将两只螯牙都尽可能深地扎进去。”仿佛收到了信号一样，蜘蛛将螯牙刺入了他的皮肤。

“这就好了，完美！”贝格咧嘴微笑，“感觉不太明显，就像一根细针刺进去了一样。啊，现在疼痛加剧了。”

加林顿盯着蜘蛛挂在教授手指上，脸上闪过一阵恐惧的神情。随后他的注意力又转回到了日志上。

“是的，现在相当疼了。尖锐的刺痛。好，五秒钟了。我想这已经够了。”他将蜘蛛从手指上拽开，迅速把它丢回罐子里，然后封上了盖子。

蜘蛛一被放回到玻璃罐里，加林顿就明显放松了下来。“在它螯牙刺入的地方，皮肉显得有点儿苍白。上面有一小滴无色的**，但除此之外，我看不出任何被刺过的痕迹。然而，疼痛感一点也没减弱。事实上，它似乎加剧了，而且在我的整个手指上蔓延开来。”

加林顿停下笔，看着教授。

“这应该是一个有趣的经验，”贝格继续道，甩动手指以减轻疼痛，“我希望我身上能出现全部反应！”他快活地咧嘴笑。加林顿担忧地撅起嘴，犹豫地点点头，似乎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同意，随后，再一次拿起笔记录下去。

在科学研究中，身体的劳苦在所难免。科学家可能必须到偏远的、条件恶劣的环境里收集数据，比如南极洲或者火山顶。他们有时会冒被感染的风险，处理腐蚀性的材料。研究者们通常对这些困难泰然处之。他们接受并将不适看作工作中偶然出现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然而，在一些研究中，科学家不只是接受了不适，而且还积极地寻求不适。通过自我实验，一些研究者不断重复地给自己痛苦，仿佛在有意测试他们忍耐的极限一样。就像古时那些虔诚的苦行僧，在自己的肉身上实践禁欲苦行—用带刺的树枝往身上抽打，或者跪在冰冷的石板上祈祷数个小时—他们惩罚自己的身体，拒绝被自己神经末梢痛苦的尖叫所阻挡。以下是令科学式的好奇和受虐渴望之间界限模糊的自我实验。

一种初级感觉

疼痛的生理学研究，为任何一位有自我惩罚倾向的科学家提供了充足的机会。而且这个领域有一个传统，那些研究疼痛的人应该对疼痛的作用有第一手的了解。对这一传统的建立负责的医生，是神经学先驱亨利·黑德爵士。

20世纪早期，在伦敦医院工作时，黑德开始了一项针对神经受伤患者的研究，希望这些伤可以给神经系统的运作方式提供线索。然而，他很快就变得很受挫。这些患者缺少他受过的训练，没法提供他想要的那种细致的回应。黑德评论道：他们只在“最简单的内省”，即对他提出的问题做是或否的回答时才算可靠。他得出结论，如果他想要更有用的信息，他得依靠他自己。所以他决定让自己的神经受伤，将自己的身体转变成疼痛的活体实验室。

黑德说服了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对他进行必要的手术。1903年4月25日，亨利·迪安博士在黑德的左前臂划开了一道6.5英寸长的切口，将一块皮肤掀开，割断了外部放射状的皮神经，用缝合线把神经又重新接起来，然后把黑德身上的切口缝合。黑德手背上一大片区域即刻麻木了。

让自己受伤是简单的部分。更困难的是跟踪并分析他的康复。这部分工作，他争取到了剑桥的神经学家威廉·里弗斯的协助。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的每个周末，黑德都会从伦敦前往剑桥，在那里，里弗斯会拿他的胳膊做一系列测试。里弗斯系统性地用针戳黑德的胳膊，拿装满滚烫的水的玻璃管触碰他，拔上面的汗毛，用药棉有力地擦拭他，甚至用氯乙烷冻住局部皮肉。在这些测试进行的过程中，黑德闭眼坐在那里，右手托着下巴，告诉里弗斯他感觉到或没感觉到什么。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黑德的献身是值得的，因为两位研究者得出了一个重大发现。在七周之后，黑德的手重新获得了一种粗糙的感觉，使他能够感觉到温度和疼痛，但直到两年之后，他才恢复了感受更细致的感觉能力，比如轻微的触碰。根据这件事，两位研究者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人的身体有两套不同的神经通路，他们把这两套通路称为初级感觉通路和精细感觉通路。初级感觉通路是身体最初的反应系统。它向身体发出疼痛和温度的警告，但是方式较为模糊和扩散。精细感觉通路能收集更精确、细节更丰富的触觉信息。

身体有没有哪块正常皮肤纯粹地展现了初级感觉的特点呢？好奇之下，里弗斯小心地检查了黑德的整个身体。果然，他发现了看起来有这样特点的区域—阴茎头。

为了更进一步地探索这一发现，两个人决定安排额外的实验。里弗斯用手握住黑德的阴茎，用硬质纤维粗暴地戳它，造成的疼痛太过不适，黑德喊了出来并躲开了。随后，里弗斯将阴茎浸入越来越热的杯装水里，黑德闭着眼站在那里。这部分实验看起来并非完全令人不舒服。黑德称，当水温达到四十五摄氏度时，一开始感觉很疼，但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愉悦感”。最终，里弗斯将直径不同的棒子抵在阴茎头上，让黑德告诉他棒子的直径。黑德可以感受到压力，但是对戳他的物体的相对大小没有概念。根据这些观察，两位研究者得出结论，阴茎头确实是“一个仅拥有初级感觉的器官”。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什么男人可以用他们的手指，但却不能用阴茎阅读盲文。

疼痛地图

切断一个人手臂中的神经，是一种极端的行为—这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会为工作所做的事—但黑德看起来并没有特别痛苦。他从未痛苦地在地上打过滚。所以在疼痛量表中，他的尝试也就能在四星中达到两星。在20世纪30年代，另外两名英国医生，托马斯·刘易斯爵士和他的学生乔纳斯·勇基·凯尔格伦在一系列探索“牵涉痛”现象的自我实验中，将痛苦水平升了一级。

19世纪80年代，医学研究者首次描述了牵涉痛，当时他们意识到内部器官受伤经常会引起身体其他地方的疼痛。例如，胃部的紊乱可能会在肋骨间造成疼痛。这种现象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心脏病往往伴随着胳膊疼。医生们仍然无法完全确定是什么引起了牵涉痛。

刘易斯和凯尔格伦决定通过系统性地往他们的肌肉、肌腱和关节处注入盐溶液，来画出牵涉痛感的完整人体地图。盐对身体无害，但它会制造剧烈的疼痛，而且能持续五分钟，随后痛感才渐渐消失。这些实验，他们开展了好几年，日复一日地将针深深刺入身体中，记录这一行为会引起他们身体的哪些部位的疼痛。

例如，他们会给脊椎的所有韧带注入溶液，从颈部一直下到腰椎。其中一人会将针刺入另一人的背，直到针尖抵住坚硬的棘间韧带，随后轻微左右挪动针尖，然后再注入溶液。这通常会引起蔓延到四肢和胸腔的疼痛。他们高兴地指出：“重复注射同一条韧带的结果非常稳定。”类似地，他们将针刺入彼此的臀部：

有力地转动针头会引发一种非常轻微的弥漫性疼痛，在多数臀部注射中都能感觉到。0.2立方厘米浓度6%的盐水随后会被注射进肌肉，这使人感到更剧烈的弥漫性疼痛，在臀部较低处和大腿后面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偶尔一直到膝盖都有痛感。

测试骨骼更具挑战性。首先他们尝试将针稳稳地插入骨骼中，但这只能引起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压迫感。于是凯尔格伦自愿用一根磨尖的不锈钢丝穿过自己的胫骨。他给这种体验提供了以下描述，在描述中，他用就事论事的语气，把用一根钢丝穿过他的腿的这件事形容得仿佛没什么大不了一样：

当钢丝穿过密质骨时，我感受到了愉快和振动，但没有疼痛；当钢丝进入了较软的松质骨时，振动的感觉中加入了弥漫性的疼痛。随后钢丝被一根皮下注射针取代，0.1立方厘米浓度6%的盐水被注入了松质骨。这同样引起了轻微的弥漫性疼痛，在腿外侧很大一片区域都能感受到。

刘易斯和凯尔格伦的自我实验，就像他们之前的黑德一样，取得了有用的结果。例如，医生现在已经明确，如果一位患者来医院抱怨屁股疼，膝盖可能才是疼痛真正的源头。

敏感的睾丸

刘易斯和凯尔格伦的实验需要巨大的毅力和勇气。然而，对疼痛研究者来说，调研中还有些不适区域更加令人不安。这次仍然是两名英国研究者，赫伯特·伍拉德和爱德华·卡迈克尔，他们决定靠自己的能力探索这些极限（出于某种原因，英国人似乎特别喜欢这类研究）。

1933年，在一篇发表于医学期刊《大脑》的文章里，伍拉德和卡迈克尔描述了他们实验的概念：“我们想到睾丸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合适的脏器，适合于开展牵涉痛的相关观察。”把它翻译成更直白的语言就是，他们计划弄清自己的睾丸被挤压是种什么感觉。

两名研究者没有说明他们中的哪个人做了实验对象（也就是，谁的睾丸被挤压），哪个人是观察者，但是他们就实验方法提供了细节：

睾丸被推向阴囊前方后，由下面的手指所支撑。睾丸上放置一个秤盘，放在里面的砝码会压迫手指和秤盘之间的睾丸和附睾。秤盘中会放入已知重量的砝码，并留在上面，直到实验对象描述完他的感觉和哪里有感觉之后再撤下。

研究者开展了实验的五个变体，使用局部麻醉来麻痹导向睾丸的不同神经，以检查每一根神经在传导睾丸疼痛中起到的作用。

伍拉德和卡迈克尔用一种极为乏味和冷淡的语气来描述他们的实验结果，仿佛有意想要避免对实验有所渲染一样。你可能会想象那个四肢张开躺在桌上的实验对象，正疼痛地咬紧牙关，而他的同事则俯身在他的腹股沟处堆高砝码，但是在他们的文章中找不到这样的细节。相反，他们只记录下了相当乏味的临床观察。例如，他们为一号实验提供了如下结果，在该实验中，他们在麻醉了后阴囊神经之后，压迫了实验对象的右侧睾丸：

三百克：右侧腹股沟轻微不适。

三百五十克：右侧腹股沟更加不适。

五百五十克：明显的睾丸疼痛，接着右侧腰背部隐隐作痛。

六百克：右侧大腿内部剧烈疼痛，伴有不明的睾丸感受。

六百五十克：右侧剧烈的睾丸疼痛。

在文章中只有一次直接记录了受折磨的实验对象的声音。在四号实验过程中，当在实验对象右侧睾丸上施加八百二十五克压力时，实验对象突然喊出的话：“这和左侧很不一样。”随后他重新归于沉默。

得益于伍拉德和卡迈克尔的工作，科学家现在了解到给睾丸施加大约一磅重的压力会使疼痛蔓延到下背部，两磅的压力足以让疼痛蔓延到上背部了。但是他们发现的最有趣的事实是，即使当他们用局部麻醉的手段，将所有导向睾丸的神经都麻痹，还是不能彻底消除压迫带来的疼痛。睾丸是极为敏感的器官！

医学文献中没有其他就睾丸疼痛开展自我实验地记录了。仅有的另一个类似的实验，发生在大约四十年之后，德克萨斯医学院的两名研究者彼得森和布朗认为，人们对睾丸受压迫引起的疼痛知之甚少，它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然而，彼得森和布朗并没有用他们自己做实验对象。相反，他们选择了六只（轻微麻醉的）公猫做实验。彼得森和布朗制作了一些他们所谓的“自制支撑装置”，用这种杯状装置托住猫的睾丸，随后他们用一根金属棒压迫这一柔软的器官。不出任何人意料地，他们了解到，猫像人一样，实在不喜欢睾丸被压迫的感觉。

人类减速实验

疼痛研究者并没有垄断整个受虐式的自我实验领域。科学的其他领域当然也为自我惩罚提供了机会。事实上，一个最有名的对身体极为残酷的系列自我实验，发生在空军医学领域。一位美国航空军医约翰·保罗·斯塔普博士在自己身上做实验，试图发现一名飞行员的身体到底能承受多少虐待。

1946年，斯塔普第一次为科学承受痛苦。当时他三十六岁，自愿参加一项高海拔生存实验。实验涉及了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乘飞机升上海拔四万六千英尺的高空，以确定他的血液中是否会形成致命的气泡。他活了下来。然后在1951年，他又参加了烈风实验，乘一架喷气战斗机以时速五百七十英里，在顶罩打开的情况下飞行。实验目的是弄清一名飞行员在被强风压在飞机上无法动弹之前，能够承受的最大风力。这一次，他同样没有受严重的伤，而且他身体承受的打击比起他在接下来的这项著名的自我实验—人类减速计划中所遭受的一切来说，可谓黯然失色。

二战后，美国空军需要知道，飞行员能否从超音速喷气式飞机中弹射出来，不会因为从音速迅速减速到几乎静止的冲击，而遭遇必然的死亡。这一转变会令飞行员承受超过四十或五十克的力（一克相当于地表重力，四十克就像七千磅重的大象压在你身上）。很多医生认为十八克是人类身体能够承受的最大限度，但是没人确信这一点。斯塔普站了出来，自愿查明真相。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霍洛曼空军基地，斯塔普设计了一架火箭推进的滑车，以七百五十英里的时速冲下一条三千五百英尺长的轨道。在轨道末端，挖出了一个水池，这会令滑车突然间停下来，它将在一秒内从每小时七百五十英里减速到零。早先的无人测试结果并不好。一开始滑车会脱轨。后来，减速的力量使假人冲破束带，在空中弹射了七百英尺。接下来还有可怕的灾祸，研究者不小心让一只黑猩猩承受了二百七十克的骤停，它瞬间转变成了在荒漠中飞溅开来的肉泥。但是当斯塔普感觉这些麻烦都处理好了之后，他决定该轮到自己上场了。

1947年，作为滑车骑行的首秀，斯塔普以每小时九十英里的缓慢速度开始。第二天，他加速到了每小时二百英里。一如既往地，他不断地申请更多的实验，提高时速、探索人类忍耐的极限……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他乘坐滑车二十九次。在1954年12月10日是他最后一次乘滑车，那一天，九支火箭把他推到了每小时六百三十二英里，比四十五口径的子弹还要快。他的速度超过了一架从头顶上飞过的喷气式飞机。当滑车冲进水里时，斯塔普承受了破纪录的46.2克的力量，几乎相当于四吨重量狠狠地压向他。

每次斯塔普乘坐滑车，减速的力量都冲击着他的身体。斯塔普反复经历昏迷、脑震**、剧烈头痛、肋骨骨折、肩膀脱臼、各处骨折，但他仍然继续申请参加更多实验。有一次，他逞能地在等待医护人员到来时，自己固定了骨折的手腕。

最危险的是他的眼睛。急剧的减速造成血液在他的双眼中以很大的压力堆积，令毛细血管爆裂，很可能也撕裂了视网膜。更令人不安的是，当一个人的身体如此急剧地停下来时，人的眼球真的有可能会继续向前—迸出头骨飞向前去。在斯塔普的最后一次火箭滑车滑行过程中，这件事差一点就发生了。他写道：“感觉好像我的双眼在被拽出我的头一样……我用手指抬起我的眼睑，但我什么也看不见。”他害怕自己已经永远地失明了，但幸运的是他的视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缓慢地恢复了。然而，他余生一直都在遭受着各种视力问题的困扰。

尽管斯塔普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他证明了人类身体可以承受的G力[3]远高于以往人们相信的数字。他怀疑上限比他经历的46.2克还要高得多。这一信息揭示，冲击死亡通常由不充分的安全装备造成，而不是冲击本身。其结果是，空军对喷气战斗机的设计做了大量的改进，包括更强力的安全带和强化的驾驶舱。在斯塔普后来的人生中，他热情地宣传汽车安全，他的倡议为那些强制汽车中安装安全带的法律做出了贡献。尽管让自己的身体遭受了那么多虐待，斯塔普还是活到了八十九岁高龄。

致命的黑寡妇

虽然科学研究者或者航空军医很难避免身体受伤所带来的疼痛，但有史以来最“自虐”的自我实验奖应该颁给另一批科学家，毒素学家。相对而言这一领域不是很有名，研究者们会对诸如蜘蛛、蛇、蜜蜂、蚂蚁和水母等有机体制造的毒素开展研究。进化的力量在几百万年里使这些毒素能够造成最高级别的疼痛—恐怖、噩梦一样的痛苦，就像你的整个身体被猛地里外掉了个儿，又被浸入了酸性**中一样。对相当一部分毒素学家来说，这些能引发痛苦的毒素的存在，似乎对他们个人提出了挑战。他们想知道，经历那样的痛苦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为了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些研究者真正赢得了“疼痛大师”的荣耀。

阿肯色大学的教授威廉·J.贝格，在这条追寻知识的痛苦道路上为后人领了路（奇怪的是，他名字里的字母“J”不代表任何意思。他只是觉得这样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而已）。1921年8月，在调研被塔兰托毒蛛叮咬会有怎样的影响时，他开始了自我实验。

塔兰托毒蛛个头大，多毛，长相骇人，人们普遍都非常害怕它们。很多人向贝格保证，它们的叮咬是致命的，但是他对此有所怀疑。在豚鼠和大白鼠身上的实验，证实了他的怀疑。叮咬似乎只是引起了这些动物轻微的、暂时性的不适，没比蜜蜂的叮咬严重多少。为了确认这一点，他引诱了一只大个的雌性塔兰托毒蛛，将其黑色的角质螯牙刺进了他的手指。他描述这种感觉就像被大头针刺了一下，但是两小时后疼痛就减缓了。他得出结论，大多数塔兰托毒蛛对人类并没有什么危险。

在这一经历的鼓舞下，贝格更大胆了，他转向了更令人闻风丧胆的蜘蛛—黑寡妇。同样，贝格对被这种蜘蛛叮咬的可怕影响的报道心知肚明。黑寡妇喜欢在黑暗的地方游**，比如户外的厕所。1915年，有一则令人不安的报道说，一个男人坐在户外马桶上时，**被咬了一口。他蹒跚了一英里来到最近的医生那里，那时他的阴茎已经肿胀到直径三英寸了。然而，贝格指出这样的报道完全是间接证据。受害者在痛苦中完全没有想到将蜘蛛带到医院里。所以不能肯定地说黑寡妇就是引起他痛苦的原因。

贝格令黑寡妇叮咬一只大白鼠，发现其影响用他的话说“相对不明显”。大白鼠在笼子里蜷起了身子，显然很痛苦。偶尔它向前猛冲，好像**一样。但在十个小时之后，它完全康复了。所以贝格再次决定，在自己的身上测试叮咬。然而，和塔兰托毒蛛不同，黑寡妇的这一击完全没有辜负它的名声。

1922年7月10日上午八点二十五分，贝格将一只成年的雌性黑寡妇放在自己左手的食指上。它迅速将螯牙刺进了他的手指。他让它咬了自己五秒钟，然后将黑寡妇拽开。一名年轻的大学生加林顿观察了全部过程并做了笔记。一种尖锐的持续性疼痛迅速在贝格的手指上蔓延开来。在十五分钟之内，疼痛蔓延到了他的肩膀。两小时之内，疼痛已经从胳膊一路弥漫到了他的臀部。四个小时之后，他的整个身体遭受着疼痛的**，说话和呼吸已经变得很困难。

大白鼠在十小时之内就从叮咬的作用中恢复了，但是承受了九个小时的折磨之后，贝格的痛苦仍然在稳步加剧。在剧烈的**和呼吸困难之外，他还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他汗如雨下，面部因为痛苦而扭曲着。“带我去医院！”他大口喘着气说。

医院的主治大夫埃利斯医生赶紧让贝格泡热水澡，这暂时性地起了作用，但是很快，症状又全面出现了。夜晚，随着他的痛苦加剧，埃利斯绝望地尝试将毒素从贝格手中吸取出，但并没有效果。埃利斯还坚持让贝格把手放进电烤箱下面，承受他能忍受的极限热度，希望这样能减缓他的疼痛。但这只让情况变得更糟。最终贝格不再听他的话，拒绝将手放进烤箱。

贝格在那一晚没有睡觉。他翻来覆去，发着烧，痛苦地打着滚。第二天他感觉稍微好一些了，但是这种缓解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夜痛苦又回来了，而且还增加了幻觉的症状。“尽管我短暂地睡了几个小觉，”他写道，“但我的精神太错乱了，以至于我一睡觉，就会疯狂地，以一种完全无目的的方式和蜘蛛较劲。”

第三天，尽管仍然感觉难受，但他察觉到最糟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他在**躺了一天，阅读约瑟夫·赫格希默写的小说《爱神》，他声称这本书“几乎和蜘蛛毒素一样让人不舒服”。那天晚上他终于能睡上一觉了。到了第四天他几乎恢复了正常，埃利斯医生让他回家了。一种持续的瘙痒感又困扰了他几天，但除此之外，他没再承受其他持续的不适感。

这种反应的剧烈程度或许会说服不那么勇敢的研究者，认为开展这样的实验是个错误，但贝格并没有这种懊悔。相反，他坚称：“这些令人不适的特点很多次得到了补偿，因为我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在几周之内，他又回到了自我实验中，下决心弄清雄性黑寡妇的叮咬是否和雌性一样严重。然而，比雌性个头儿小得多的雄性黑寡妇无法刺穿他的皮肤。“它做出的所有回应都是无关紧要的轻咬。”贝格报告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贝格继续拿自己去应付叮咬的昆虫，包括百足虫和蝎子。他发现，百足虫“叮咬起来有点儿疼痛，而且咬住死不松口”，但它们的毒素十分温和。类似地，蝎子叮咬的效果“大都是局部的，而且与胡峰或大黄蜂的叮咬相似”。没有什么能够与黑寡妇的强大相匹敌的。然而，贝格指出他的观察只适用于北美洲的昆虫。

中美洲居住着各种各样的节肢动物，它们太过致命，甚至贝格自己也没有那个勇气去尝试被它们叮咬。

其他叮咬

贝格不过是一系列寻求叮咬的毒素学家中的第一人而已。在这种对疼痛的追求中，其他名人，例如亚拉巴马大学的教授艾伦·沃克·布莱尔。他在1933年11月，重复了贝格的黑寡妇实验，却将毒素剂量提升至两倍—贝格只让蜘蛛咬了自己五秒钟，而布莱尔让螯牙在他的手指里足足留了十秒钟。

两个小时之后，人们不得不赶忙送布莱尔去了医院。主治大夫福尔内医生被他的症状惊呆了。福尔内事后写道：“我发现他痛苦不堪，大口喘气……我不记得在任何其他医学或者外科疾病中出现过如此严重的疼痛。证据俱足，这是一个令人极为震惊的医疗事件。”

尽管布莱尔身陷痛苦，但他仍然坚持让医院给自己做心电图，来测试毒素对他的心脏的影响。在做心电图检查时，布莱尔告诉医院工作人员，躺着不动感觉的就像酷刑，但他逼迫自己忍耐过去，而心电图看起来是正常的。他在医院里待了一个星期，在某一刻他精神错乱到害怕自己已经疯了。像贝格一样，在身体恢复到足以出院时，他又浑身瘙痒了好几个星期。

20世纪6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昆士兰的居民开始患上一种神秘的病症，以疼痛的腹部**、头疼、呕吐和怠惰感为特点，在此之后，一项有趣的毒素学自我实验开始了。医生杰克·巴恩斯调研之下认为，这种病症可能由水母叮咬引起，尽管并不清楚是哪种水母。在大量的搜索之后，他终于认准了一个嫌疑犯，一种在海岸附近的浅水中游**的微小的灯水母。为了确定这种动物就是罪魁祸首，他不仅迅速用其毒刺扎了自己，还扎了他9岁的儿子。有时候做一名疯狂科学家的孩子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几分钟之内，两人就都痛苦地弯下身来。他们**的肌肉使他们的身体呈现一种姿态，巴恩斯生动地描述为，像“尿布湿透了的婴儿的姿态”一样。当半个小时之后抵达医院时，他们剧烈地颤抖、咳嗽、反胃，还有呼吸困难。所幸一针盐酸哌替啶让症状即时舒缓了下来。

目前所谓的“叮咬之王”（由《户外》杂志授予的称号）是亚利桑那州西南生物研究院的研究主任贾斯汀·施密特。他宣称自己被全球一百五十种不同的昆虫物种叮咬过，尽管他的专业领域是膜翅目昆虫，包括蜜蜂、胡峰和蚂蚁等物种。

1984年，施密特建立了施密特叮咬疼痛指数，用于为膜翅目昆虫叮咬的疼痛程度打分，最高分4分。评分标准如下（描述性词汇是施密特自己的语言）：

0：无法刺穿人类皮肤

1：轻微灼痛

2：就像火柴头掉下来烧到你的皮肤一样

3：就像肌肉和肌腱撕裂一样

4：你还是躺下来喊疼吧

为了他的指数，施密特依靠个人经历收集大量数据，他将七十八个蜜蜂、胡蜂和蚂蚁的物种的叮咬疼痛排了序。普通的蜜蜂以2分入榜。数个胡蜂物种得到4分。但在榜单最上面的，得了4+的是一个蚂蚁物种，子弹蚁，因为被一只子弹蚁咬到感觉就像被子弹击中一样。施密特不幸在巴西被三只子弹蚁咬到。他即刻遭受了一波又一波纯粹的疼痛，用他的话说，令他数个小时之后“还在颤抖和尖叫”。

施密特设计了疼痛指数来为膜翅目昆虫的叮咬排序，但它当然也可以用在评价其他形式的疼痛上，例如蜘蛛叮咬、急速减速、注射盐溶液、睾丸压迫。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样的指数可以提供一个指南，告诫他们需要避免的经历。然而对于所有怀有雄心壮志的自虐科学家们来说，这或许恰恰是获取灵感的来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