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西非，几内亚。

一群黑猩猩迅速安静地穿过非洲大草原，沿着一条被压实的小道前行，小道在柿树和金合欢树丛间迂回着向前延伸。

它们四脚着地前进，经常停下来直立身体，扫视前方。这群黑猩猩包括十只雌性，身上紧贴着幼崽。几只年纪大些的幼崽用自己的步子紧跟在后面。一只大个儿的雄性在领路，它肌肉发达的背上有几道灰毛。

黑猩猩们抵达了一块由树围起来的空地，停了下来。随后，它们左看右看，小心地一个接着一个鱼贯而出。突然间，周围出现了躁动的声音—草丛间发出窸窣的响声。它们都看向声音发出的方向，受惊地僵在原地。不知怎的，虽然它们如此警觉，却仍然没有注意到眼前的危险。在空地另一边，一只大个儿的金钱豹四肢伸展着趴在地面上，晒着下午炎热的太阳。在它的两只前爪间，捧着一只已经死去的黑猩猩幼崽。

猩猩群受惊的状态只持续了一秒，大草原上的安静就突然间被打破，猩猩群瞬间一片混乱，所有的黑猩猩同时尖叫着向后跳。下一刻，它们疯狂地四下疾走，寻找武器。有些抓起了地上的树枝。其他黑猩猩从附近的树上掰下像棍棒一样长的六英尺的树枝，在头顶挥舞着。它们仍然尖叫着，经常停下来用双手和双脚敲击地面，形成了一个半圆，离豹子二十英尺远。

面对这场骚乱，豹子似乎奇怪地不为所动。它左右摇晃着脑袋，除了来回甩动着的尾巴，身体的其他部位都纹丝不动，好像不情愿离开它将要享用的美食一样。

黑猩猩群现在开始攻击了。它们狂野地号叫着，轮流冲向豹子。它们凑近到离豹子几码远的地方，然后退回到安全的猩猩群中，反复地互相碰手以使彼此安心。一只黑猩猩将一棵小树连根拔起，像挥鞭子一样挥舞着小树。其他黑猩猩向豹子丢树枝和石头。这些武器砸中目标时发出啪啪的声音，听起来还挺疼的。

奇怪的是，尽管树枝现在已经在豹子背上堆了起来，它仍然继续安静地趴在那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唯一可以证明豹子注意到黑猩猩迹象的，是它不断晃动的脑袋和甩来甩去的尾巴。

看到豹子没什么反应，黑猩猩群感到困惑，它们靠豹子更近了。攻击变得更频繁。投掷的树枝和石头也更多。

最后，一只大个头的雄性黑猩猩爬到了离豹子只有几英尺的地方。它小心地观察着豹子有没有任何移动的迹象，然后冲向前，抓住了这只“大猫”的尾巴，穿过空地拖着豹子一路向后退。豹子就这样没有抵抗地被拖走了。拖了三十英尺之后，它的头掉了下来，但黑猩猩仍然继续拖拽，直到把它拽进了树木下方的草丛里。

其他黑猩猩围在头颅周围，低头恐惧地盯着豹子看。头颅上根本没有血迹。它看起来好像还活着一样，用大睁的、一眨不眨的眼睛瞅着它们。一只黑猩猩凶猛地号叫着，举起一根大树杈，狠狠地打在这只罪犯的头上。它的同伙也加入了攻击。时间一分钟接一分钟地过去，它们一直抽打着豹子的头颅，尖叫着，怒吼着，不断把它们的愤怒发泄在它头上，甚至直到它的眼睛已经掉下来，接缝处已经被撕开也没有停歇，这时地上除了一堆填料散落在那里之外，已经什么也不剩了。

在20世纪30年代，荷兰鹿特丹市有一名十几岁的少年阿德里安·科特朗茨经常会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前往莱克凯尔克郊区的自然公园。他会在那里花上数个小时，观察并拍摄那里的一群鸬鹚—一种长得略像鹈鹕的鸟类。他看它们筑巢，潜入水中捉鱼，尤其喜欢观察雏鸟在第一次飞行时笨拙地拍打翅膀的样子，或者通过寻找水上的物体（木头、稻草、线绳、纸张）学习如何捕猎食物。鸟类观察非常适合他喜欢独处的脾气，因为当他在动物周围时，他感到心平气和。相反，人却常常令他生气。

高中毕业后，科特朗茨去乌得勒支大学学习心理学和地质学，但他继续观察鸟类。1939年春季，他回到那片栖息地，在那里建了一个十二米高的塔，他可以不被发觉地坐在靠近鸟类的地方，距离近到他能够听到鸟类**时雌鸟轻柔的叫声。科特朗茨一个人在塔上度过了五个月。他在那里吃、睡，日志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鸬鹚的活动。还安排人通过一根缆绳把食物送上来。

科特朗茨对鸟类观察的热情，以及他注意细节的敏锐的双眼，引起了尼古拉斯·廷伯根的注意，廷伯根是一位颇具魅力的荷兰生物学家、鸟类学者，也是动物行为学的先驱。动物行为学是一门对动物行为模式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两个人建立起了通信联系，廷伯根试图将这位情绪化但却极为聪明的年轻人拉到他身边的学生和同事中间。一开始，科特朗茨回应了廷伯根的提议。他拜访了廷伯根几次，但是很快，他喜欢独处的个性占了上风。他觉得廷伯根的研究团队关系太亲密了，抱怨那里像是足球俱乐部一样。他也讨厌听从这位年长者的领导。那时，科特朗茨已经决定把动物行为学当成自己的职业了，只是他决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渐渐恶化，事实上，两人的关系变成了严酷的竞争—一种个性上的冲突。时至今日，这仍是荷兰科学家圈子里的传奇。科特朗茨和廷伯根争论所有的事，从最小的事（研究海鸥更好还是研究鸬鹚更好）到深刻的问题（人类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研究之间适当的交叉程度）。说实话，大多数的芥蒂都源自科特朗茨的行为，因为他在报刊上对廷伯根发表刻薄的评论，似乎是有意挑战这位资深科学家的权威，廷伯根以日益无视这名年轻傲慢的研究者作为回应。

1941年，这种对抗达到了顶点，廷伯根和他的一名研究生杰勒德·巴伦茨宣布他们发现了动物行为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则。他们主张，动物的本能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由很多的低级本能组成的基础，支持着少数高级本能。当科特朗茨读到这个，他满心愤怒。那是他的理论！或者至少他是这样坚称的。他们的结论其实是基于一项针对掘土蜂的研究得出的，并不是科特朗茨研究的鸟类。但是他坚称他在几年前已经得出了类似的发现，还质问为什么廷伯根和巴伦茨没有感谢他的工作。

科特朗茨向廷伯根和巴伦茨抱怨此事，却没收到任何回应。其实这是有原因的。由于廷伯根口头上支持犹太同行，纳粹把他送进了一所集中营。所以，科特朗茨暂且把这个问题搁置了，但是他并没有忘记此事。相反，他一直怀恨在心。战后，他在一个会议中找到廷伯根，要求他做出回答。廷伯根没有理睬他，说他实在没力气讨论这个话题。

如果科特朗茨能放过这个问题，他的人生或许会大不一样。廷伯根在荷兰特别受欢迎，由于勇敢地反对纳粹，他被看作是整个国家的英雄。选他当敌人实在不明智，但是这并没有阻挡科特朗茨。他继续抱怨此事，而廷伯根继续无视他。

学术界都站在廷伯根一边。科特朗茨对抗的做法令他的科学家同行感到不适。当他参加会议时，他们在他背后窃窃私语：这个人一肚子火气！当心他点儿！科特朗茨发现由于自己不能表现友善，他在自己的职业领域被渐渐边缘化了。

随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科特朗茨在阿姆斯特丹动物园里闲逛时，他的目光落在了一群黑猩猩身上，他被迷住了。看着黑猩猩们在围场里乱转，这种感觉就如同他在通过一台时光机注视着人类早期的祖先。他心中想象着一群黑猩猩自由地穿过寂静多雾的非洲丛林的样子。这个环境几乎是他能想到的距离荷兰学术界政治最远的地方了，科特朗茨当即就意识到，那就是他想去的地方。

从鸬鹚转到黑猩猩，这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重大转变，但科特朗茨无法摆脱这个念头。他开始研读灵长类动物的行为，询问别人在野生环境中观察猿猴的最佳地点。最终，他下了决心，离开荷兰封闭的环境，前往广阔的非洲丛林研究黑猩猩！

拿野外黑猩猩做的实验

1960年4月，四十二岁的科特朗茨抵达了刚果东部，准备好开始他职业生涯的新篇章了。他从事的项目是开创性的。“猿猴语言学家”理查德·加纳在19世纪末曾经尝试研究野生猿猴，但是他的方法被认为是奇怪且不科学的。从那以后，没人开展过针对猿猴的系统性实地研究。一部分问题在于前往非洲开销很大。如果一位研究者想要研究黑猩猩或者大猩猩，在实验室或者动物园里观察笼中的动物要省钱得多。所以由于飞机票降价而得以实现的科特朗茨的探险是一个大胆的新计划。事实上，它代表了现代灵长类动物学实地研究的开端。

科特朗茨的基地建在一片香蕉和木瓜田里，经常有当地野生的黑猩猩从丛林中来此觅食。他建了一座伪装好的藏身处，他可以在那里偷看猿猴，不被它们发现。他同时在八十英尺高的树上安设了一个空中瞭望台，使他得以俯瞰整个地区。然后他就等着黑猩猩出现了。

他通常需要等几个小时，在看到它们之前，会先听到它们的声音—成年雄性的叫声从丛林中响起。最终，一张脸会出现，在空地边缘的树丛间向外瞥。黑色的双眼会当心地左看右看，确保一切都是安全的。随后一只黑猩猩会走出来，就好像从树丛中显形了一样。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更多黑猩猩跟着出现。当整个猩猩群重新集结以后，它们会高兴地跑动、玩耍，互相追逐，用双脚蹬地，从树上拽下水果。科特朗茨一个人缩在他的藏身处，把他看到的一切记到笔记上。

这种隐蔽观察并非全无危险。科特朗茨谈到，有一次，就在他坚守在空中瞭望台上时，一场暴风雨来袭，风开始剧烈地前后摇晃他。地平线上出现了闪电。尽管有被电死的危险，科特朗茨仍然待在了原地，不愿意让猿猴看出他在那里。他想如果他死了，至少他不会毁了自己的研究。

科特朗茨不满足于被动观察黑猩猩，他很快决定将森林转变成巨大的实验室，他则在此中开展实验。他将这些实验描述为他“拿野外黑猩猩做的实验”，一位学术审稿人后来将其称为“古怪的野外实验”。

科特朗茨开始了他的实验，他暗中在丛林中放置实验物品，记录碰到这些物品的黑猩猩的反应。例如，为了弄清黑猩猩的饮食习惯，他放置了很多食物样品，诸如鸡蛋、杧果、葡萄柚、菠萝等。他观察到黑猩猩小心地避开了不熟悉的食物。从这一点，他得出结论：黑猩猩是挑剔的食客，它们的食物选择是基于自己所知道的，而非本能或气味。

一个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实验涉及把死去的、无意识的，或者模型动物放到丛林中。他做这个实验的灵感来自一项1946年的研究，这项研究由佛罗里达州耶基斯灵长类研究中心的唐纳德·赫布开展。赫布发现看到“不动的、伤残的或被肢解的躯体”会引起黑猩猩强烈的，似乎先天的恐惧反应。就连黏土做成的人类或黑猩猩头部的模型也会让它们陷入恐慌。这些反应令赫布感到，与除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不同，黑猩猩理解生和死之间的区别。

为了重现赫布的结果，科特朗茨在丛林里放置了一系列物体，包括一只模型松鼠、一只填充老鼠、一只死鸟、一只被麻醉的黑山羊，以及一只同样被麻醉的白眉猴。这些看起来已经死了的哺乳动物绝对吓到了黑猩猩，事实上，它们比遭遇真正的威胁—比如巨大的蜘蛛—还要害怕，但是最令它们害怕的是绘制得栩栩如生的黑猩猩头被放在一块硬纸板上的画作。黑猩猩群从远处恐惧地盯着它看，就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幽灵一样。最后，他们远远地绕开了。

野生黑猩猩的武装战斗技巧

在科特朗茨观察黑猩猩时，他经常会惊讶于黑猩猩看起来那么像人类。但是真正令他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黑猩猩没有更像人类一些？为什么，当人类和黑猩猩的血统在五百到八百万年前分开时，黑猩猩没有走一条近似人类的进化路径？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开始建造城市和帝国时，它们的祖先却仍然继续在丛林中寻找水果？最终科特朗茨想出了一个答案—“去人类化假说”。

科特朗茨提出的是一种基于地理的理论。他提出人类是在开阔的非洲大草原上进化的。这一环境有利于双腿直立行走，以越过高草观察周围，同时因为缺乏现成的水果，也有利于攻击性的猎食行为的发展以及武器的使用。然而黑猩猩在丛林中进化，在那里，素食的生活方式更合理，使用武器也不太实际，因为挥舞棍棒或者抛出长矛很难避免打到树上。

科特朗茨想象数百万年前的某一刻，现代黑猩猩和现代人类的祖先可能曾经一起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就在那时候，那些原始的黑猩猩还有很多类人的特点，如今仍然可以在它们的后代身上看到。然而—这是他的假说的关键部分—当早期人类学会使用长矛，他们把黑猩猩赶回了丛林中。困在那里的黑猩猩便失去了它们在非洲大草原上学到的技能。“在丛林中，”科特朗茨写道，“那些猿猴行为中类人的元素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消失了。”黑猩猩就这样“去人类化”了。

这是个有趣的观点，但科特朗茨需要一种方法来证明它。他推测如果自己是对的，那么森林和草原上的黑猩猩应该以不同的方式战斗。两者都应该本能地学会使用武器，但是草原黑猩猩会重新学到它们古代祖先的技巧，应该会比森林中生活的同类更善于使用武器。可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观察到黑猩猩战斗的行为？得想出什么办法挑起它们战斗。科特朗茨就如何做到这件事思考了好久，随后，在灵感乍现的一瞬间，他想到了解决方法—用上一只填充豹子！

科特朗茨想象的实验，是让黑猩猩面对一只真实大小的，豹子的电子模型，双爪间抓着一只黑猩猩幼崽的玩偶。由于豹子是黑猩猩最主要的天敌，他希望看到一只豹子激起它们战斗的本能。这种概念非常有创意，但它同时也很有意思地适当展现了科特朗茨的个性。远离了荷兰学术界的辩论和争吵，他现在又计划着在他身边的这群新的灵长类动物中挑起战斗了。

科特朗茨从黑豹雪茄公司得到了他们捐赠的一只大个儿的豹子填充玩具，并把它运到了刚果。随后，他把这只豹子玩具放到了一块空地的边缘，就在黑猩猩群觅食时经常会经过的一条小道边。模型被放在一个滑车上，这样，当黑猩猩接近时，就可以快速把它拉出草丛。它体内安装的一台雨刮器电机也可以带动它的头和尾巴，让它看起来更像活的。虽然它就像某种在迪士尼乐园的经典项目丛林探险中会遇到的东西一样，但是它的逼真程度已足以蒙骗黑猩猩了。科特朗茨藏在空地上方四十英尺的一座树屋里，操纵着这只豹子。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摄影师，他将会把整个场面录进胶卷。

两个人等待着。终于，一群黑猩猩逛进了空地。科特朗茨拽动绳子，豹子模型从藏身之处滑了出来。他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首先有一阵死寂。接着一切都炸开了锅，现场一片沸沸扬扬的呐喊和号叫声，大多数猿猴走上前开始攻击豹子……有些攻击者是徒手的，其他一些攻击者在跑向豹子时或者经过豹子身边之后折断了小树，攻击时挥舞着大树枝或折断的树干，还有的将这样原始的武器向着敌人的大致方向丢去。它们双手砸地或双脚跺地，它们对树干拳打脚踢，拿柔软的仍然连着根的树，当成鞭子，从很近的地方打向它们的敌人。它们还爬到树上，剧烈地摇晃树，以至于有一次它们折断了一棵六米高的番木瓜树，和上面的猿猴一起摔落到了地面上。

科特朗茨后来夸口说这个场面是他“在动物行为领域所见过的最大型的表演”。黑猩猩群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尖叫着跑来跑去，然后才发现豹子不是真的。一经发现，它们小心地戳它，闻它的气味。其中一只在它面前坐了下来，不屑一顾地背朝着这只奇怪的“动物”吃了一根香蕉。最终，黑猩猩群对这只没有反应的豹子失去了兴趣，逛回了丛林。它们途中又回来了一次，确保这只“动物”仍是死的，随后终于离开了此地。

尽管这些尖叫和戏剧性的场面很惊人，但重要的一点是黑猩猩如何使用武器。科特朗茨观察到它们肯定是挥舞树枝、树杈了，但正如他此前预料到的，它们使用武器时极为笨拙，所投出的树枝没有一根是打中豹子的。科特朗茨又完成了五次针对丛林黑猩猩的实验，总是得到相似的结果。

下一步是用草原黑猩猩重复这一实验。

这些草原黑猩猩更加难觅踪影，因为生活在草原地区的人类，常常把这些猿猴赶回到丛林中（同样，这正如去人类化假说预见到的一样）。但1967年，科特朗茨找到了一群野生草原黑猩猩。它们生活在几内亚的一片区域，当地人的宗教禁止猎杀它们。他安排进行了一次远征，来重复这一实验。

这次的实验结果与上一次实验结果的区别极为明显。正如丛林黑猩猩，草原猿猴一看到这只假豹子，立刻捡起树枝，当作武器挥舞起来，但是它们接下来所做的展现出了更高的技能和组织能力。它们围绕豹子组成了一个半圆形，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轮流攻击它，向它丢树枝—投得极准。科特朗茨事后根据现场的录像进行了计算，估计它们投掷武器的速度超过了六十英里每小时。最终一只草原猿猴冲向前，抓住了豹子的尾巴，把它拖进了草丛，使它的头掉了下来。整群草原猿猴都恐惧地盯着没有了身体的脑袋，随后它们开始狂暴地揍它。当太阳开始落山时，它们才平静下来，溜进了黑暗之中。

科特朗茨觉得这一实验很明确地肯定了他的去人类化假说。丛林和草原黑猩猩显然表现出了不同水平的武器运用能力。在那一年的十一月，他得意扬扬地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场会议中播放了实验的录像。参会者无言地观看着狂怒的猿猴将填充豹子摔打得七零八落。这之前从未有人看到过类似的东西。这段录像在全球成了头条。

然而，对科特朗茨来说不幸的是，人们随后并没有接受他的假说。对立学者承认他的理论很有趣，录像非常激烈刺激，但他们质疑黑猩猩类人的特点是否无法用其他方式解释。

当然这些特点也可以在丛林中进化出来。而且一只填充豹子到底又能说明什么呢？黑猩猩会用同样的方式攻击一只真正的豹子吗？

球中的豹子

去人类化假说没有吸引更广泛的关注，部分原因当然在于科特朗茨本人。他的社交技巧在丛林中度过的这些年里毫无进展，而他具有攻击性的性格，经常被解读为傲慢自大，令他在科学界结交盟友的尝试落空。正如他的同行让·范胡佛婉转道出的那样：“科特朗茨一向是一位个人主义者，有着明显好批评和好挑衅的姿态，有时这会阻碍人们接受他的观念和它们的价值。”

科特朗茨没有让自己因冷漠的回应而气馁。相反，他把它当成了一个挑战。如果只有一场真豹子和黑猩猩群的战斗才能令科学界相信他的理论，那他将给科学界一场战斗—几年后他想出了一种方法来实现此事。

1974年，科特朗茨将一头驯服的豹子从荷兰运往几内亚。一到那里，他就将豹子放在了他称为“豹子投放工事”的装置里，这是个由金属丝网构成的球体，他训练豹子在里面“滚走”。他的计划是从山顶上投放豹子。随后它将会滚下山，滚向黑猩猩，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黑猩猩会攻击豹子。科特朗茨希望金属丝网能保护豹子，不然的话豹子会毫无防御能力。

这将会是令人着迷的景象，会生成惊人的录像，但是不幸的是，实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一场毁灭性的灌丛火烧过了他的营地，毁掉了他的大部分设备。所以，全世界没法知道草原黑猩猩看到了一只活的豹子在金属丝网球里滚下山，向它们冲过去会作何反应了。

这个挫折毫无疑问令科特朗茨十分沮丧。雪上加霜的是，新闻里他的老对头廷伯根前一年还被授予了诺贝尔奖。奖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嘉奖那个科特朗茨仍然认为应属于他的理论而颁发的。

挥动荆棘的孤独守卫

尽管科特朗茨仍然觉得他没有从科学界得到应有的承认，但他还是继续着他的战斗，想象着能证明其理论的新的野外实验。例如，他的批评者质疑早期的原始人是如何抵御诸如狮子之类的猎食动物而在草原上生存下来的。一开始，这难住了科特朗茨。早期的人类祖先，在学会使用长矛之前，肯定是轻易能被狮子战胜的猎物。当徒步穿越肯尼亚的草原时，他想到了答案。他注意到带刺的金合欢灌木遍布草原。他折断一根长着尖刺的树枝，想象着早期原始人用树枝当作防御的武器，像挥鞭一样挥舞着树枝来赶走猎食动物。

显然，这需要另一个实验来证明。一开始，他想象穿戴上一身金属制成的套装，拿自己当诱饵，用利刺赶走狮子。但他很快就认定，身穿铁甲的科学家在草原上阔步前行的画面肯定会吓走狮子。于是，他转而使用自己最喜欢的技术设备—雨刮器电机，造了一个装置，就像微型的直升机螺旋桨一样，桨片上附上了带刺的树枝。他安全地坐在车里，通过按键使树枝转起来，打在任何想靠近的猎食动物的脸上。

1978年10月，在以《生来自由》出名的乔治·亚当森[2]的地盘上，他在一盘诱人的生牛排上立起了他的荆棘甩动器。很快，狮群来了，谨慎地围着肉站着。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个装置一直守护着食物—这孤独的守卫挥舞着它多刺的树枝，打向任何敢于接近的动物。如果科特朗茨曾刻意制造一台像他自己一样的机器，或许能干得更漂亮些。最终，一头狮子鼓起勇气，匍匐前行，然后探身去抓那块肉。啪！一根带刺的树枝正中它的鼻子。狮子惊慌地向后一跳，整个狮群四散躲进了草丛中。

科特朗茨又一次骄傲地将实验的录像放给他的同行看。让·范胡佛评价说，这古怪的影片在每个观众的脑海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根据至今已经习惯了的模式，科学界弥漫着不愿意重视科特朗茨的情绪。他的实验只是有点儿太奇怪了，而他的个性也只不过有点儿太伤人感情了。

行为生物学界见不得光的秘密

将科特朗茨的职业生涯和珍·古道尔的相比较会很有意思，后者在大约同样的时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但很快从科学界得到了更多的称赞和尊敬。1960年，就在科特朗茨于刚果的工作进行了三个月后，古道尔抵达坦桑尼亚，在贡贝国家公园启动了一项对野生黑猩猩的研究。尽管古道尔和科特朗茨都以研究野生黑猩猩为目标，他们的研究方式却有着巨大差异。科特朗茨躲藏起来，不让黑猩猩看到自己，用可怕的物品惊吓它们，还引诱它们进行战斗。而相比之下，古道尔试图获取黑猩猩的信任和接受。她没有躲开这些猿猴，而是大方地接近它们。首先她一段距离之外坐下，被动地观察它们，使它们习惯她在场。渐渐地，她逐渐靠近野生黑猩猩。几周以后，她就坐在它们身边了，可以近距离地自然观察灵长类动物的行为。

如果给出这样的选项—一个是有魅力的年轻女性平静地与猿猴互动的诗意场面，另一个是科特朗茨制造的黑猩猩与豹子战斗的超现实画面，公众更偏爱前者也无足为奇。古道尔成了一名国际科学名人，她因为一系列讲述她工作的《国家地理》纪录片而名声大噪。

科特朗茨仍然籍籍无名，一被拿来和古道尔比较，就火冒三丈，对所有愿意聆听的人抱怨说她的工作缺乏科学上的严谨性。

在他余下的职业生涯中，他一味地任自己的不满加剧。最终，2004年，在他八十六岁时，科特朗茨组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他吸引记者聚集到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的小公寓里，承诺会揭示“一个科学谜题的结局”。记者们发现，这个谜题指的是他为什么从来没有得到他认为应当归他所有的名誉和奖项。

有两个原因促使他找到了媒体。首先，那一年他曾提出请求，在格罗宁根市举行的行为生物学欧洲大会上发言，但大会主席拒绝了他，显然是害怕他会利用这次机会指责廷伯根，而且廷伯根当时已经去世，已无法为自己辩护。科特朗茨想要对这个不公平的拒绝提出抗议。他坚称自己只不过想要对科学界做一段告别的演讲。其次，他预计的三册自传系列已经写完了第一册，但他找不到出版社。这件事同样让他觉得，这是针对他的阴谋的又一个证据。

记者们耐心地坐在他的客厅里，聆听着他罗列他遭到冒犯和侮辱的流水账。《人民报》的记者写到，外面在下暴雨，但轰鸣的雷声也没法与这位老人内心的怒火相比。“我是行为生物学界见不得光的秘密。”某一刻科特朗茨大喊道。

科特朗茨五年后去世，享年九十一岁。他直到最后都忙于写自己的回忆录，相信这终会澄清真相。也许他想象着每一行文字都像长满棘刺的金合欢树枝一样，对他所有的敌人予以狠狠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