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编者前言:她将是一首诗(1 / 1)

阿尔班·塞里西耶[5]

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怎样的?虚构的角色与真人之间有何关联?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虽然对这些略显理论性的问题只进行过适度思考,却这样回答过:“我们很清楚,所谓童话故事,其实是人生的唯一真理。”《小王子》里没有仙女[6],但正是从这种对于真理的追寻之中,作品汲取了它的深度与普适性,没有人可以拒绝这种诗意的形式,它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

安托万与康苏爱萝·德·圣-埃克苏佩里之间的信件,从他们193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相遇直到1944年夏安托万失踪,被他们相互关联的人生中不可分割的真实与梦幻贯穿。东尼奥写给他未来妻子的第一封信就直接奠定了传奇,它为即将到来的乐谱点出了关键:“从前有一个男孩,他发现了一件珍宝。但是对孩子来说,这件珍宝实在太过于美丽,以至于他的双眸不知道如何去欣赏,双手不知该如何去把握。于是孩子变得忧郁了。”小王子本应出生于1930年,而非1943年,就像惯常的编年史想要证明的那样!他就在那里,在我们面前,带着他对于其献身与抗拒之物产生的惊奇和忧郁。不过,需要十三年的时间,需要他们一连串的欢乐与不幸——他流亡纽约,而康苏爱萝来此与他团聚——以此让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把这种人生感受打造成其作品的素材。

在他们交往之初,安托万与康苏爱萝都很清楚,他们的爱情需要想象力与诗意的支撑才能实现,才能圆满地体验,才能在风风雨雨中幸存下来——没有任何保障,因为他们的婚姻生活混乱而悲怆,被无数次分离与危机打断。这个寓言将陪伴他们一生。其中有充分的理由。

就像康苏爱萝自己带着清醒的意识(要不然就是先见之明)很早就写到的那样,他们的经历与文学作品本身并没有区别:“我们的分别、绝望,我们爱情的泪水,这些难道不会帮助你深入人类的心灵,洞穿事物的奥秘吗?”即便在泪谷之中,也没有任何迷失。如果说安托万经常哀叹,每一次婚姻危机都把他的心神完全占据,使他几个月无法创作,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共同生活的不稳定性,这种缺席与在场、回归与远离之间恒久的张力,滋养了他的创造力。此外,作品始终从回归中获益,就像在某一张纽约的便条中,作家安托万试图说服画家康苏爱萝,谴责超现实主义艺术所谓的即时表现力(就像安德烈·布勒东的妻子雅克琳·朗巴所实践的那样):“我们在一件作品中投入多少时间,它就能延续多久……令我感到愤怒的正是这种‘一小时一幅画’的创作方法。我只喜欢那种一生一幅画的创作方法。真理的存在需要在漫长的时间内挖掘同一个洞,而不是每回花五分钟依次通过十万个小洞。在后一种情况下从来没有发现过水源。”所以,作品的真相是生活;从这里我们便理解了,《小王子》为什么不是写于1931年,而是1943年——在经历过许多挫折,但已被人生历练所浇灌之后。

不过,如果说这本时常充满动**的夫妻通信集也同样沐浴在梦幻之中,那是因为安托万与康苏爱萝共享着一个梦的版图,完全属于他们,在那里群星对人类产生影响,在那里小王子们在沙漠中心相遇。在他们的书信里曾这样写道:“那颗凶恶的星星,它在大地的另一端闪烁,长着女巫般的眼睛”“它用这种方式钉住我们的心。”这是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一套合租房的回忆,当他们于炎炎夏夜中在露台上冥思。关于这颗星星,1931年安托万再次写道,它“没有被我们驯化”。他们共同的天地充满了朋友,充满了各种邂逅以及完全真实的怀疑,不过也充满了梦幻。在这个梦的领域中走得太远有可能迷失方向,被梦之海捕获,甚至会丧失理智。康苏爱萝与安托万完全了解这种风险,并对此加以讨论。这个梦既是一种好处,也是一种危险。当诸事不顺,当太多的误解、指责、疏忽、不忠或谎言在巴黎和纽约摧毁了他们的幸福生活,这个共享的梦之版图始终是这对夫妻的重逢之所。而那颗把心灵钉住的星星,始终充满威胁,所幸有一颗“美丽的奇迹之星”作为替代:“你知道,它就是我的心。”心灵的亲密,感情的家园,都被投射到了天上。

寓言诞生于爱的脆弱性,源于这种令理想绝望的日常生活。“亲爱的,我们用双手捧着我们的爱之心。不要把它打碎。我们会泪水沉沉!”这是康苏爱萝写给她的飞行员丈夫的,他再次出发前往非洲的某个遥远岗位送信(他必须挣钱糊口):“我想到了我们,想到了我们的爱情,我完全知道了我究竟有多么爱我的爱,我们的爱。”

不过康苏爱萝当时还没有和名著《爱情与西方》(1939)的作者、她未来的好友德尼·德·鲁日蒙一起探讨爱情,在她看来,爱情结构的核心之中,究竟什么才是文明扎根于历史的本质:“传奇故事的真正主题是什么?恋人的分离?是的,不过是以**的名义,是为了哪怕在折磨着他们的爱之爱,是为了激发爱,为了转化爱——甚至损害了他们的幸福与生命……”这就是这本既传奇又真实的通信集真正的主题吗?爱之爱?在其中难道没有人生的主题吗,在离去与回归,治愈与复发之间无休止地交替:前往世界的沙漠,只为更好地去爱那些我们想要爱的人?“我逃离了您,又去寻找您”,安托万写道:这便是一生的故事。

安托万与康苏爱萝的信件争先恐后地重复着:爱并不容易。爱情是苛刻的,它不会一劳永逸地献出自己。有太多障碍需要克服,存在太多晦暗之处。对于难以接近的理想本质,一切对此有所反映的事物,哪怕存在于他们的弱点之中,两个恋人都带着痛苦与忧郁去加以体验,“亲爱的,我只寻找过纯洁之物”,安托万写道。在别人身上的纯洁,在自己身上的纯洁,在人类生活中的纯洁。

对于那些把这种追求视作存在理由的人而言,想象力同样是一种始终如一的援助。因为爱情的各种实际面貌总是低于我们日复一日从中期盼之物。康苏爱萝经常对她丈夫的行为——逃跑、不忠、恶毒、专制——感到失望或受伤,对于他似乎想要指派给她的无聊生活与漫长等待(起码在他的话里)深感不满。当这种氛围逐渐扼杀她时,她对此直言不讳,语言常常令人震惊:“不要用我希望之尸的碎片自娱自乐!……每一分钟都是黑色的……您会成为黑色的天使吗?我已经身陷深渊,是您用如此漂亮的理由与如此亲切的话语把我推进去的……”不要走得太远,因为爱会消失。对于安托万来说同样如此,他被这种抗拒着他的旺盛意志激怒了,这位有点戏剧性的妻子拒绝扮演牧羊女、伟大的安慰者和家中的永恒之光。而她显然不那么通融,令他直面那些男性的矛盾并对他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花朵总有办法让小王子陷入他的过错中。这就是那个可怜人离开的原因!”棋局太复杂了,安托万虽然是一位象棋大师,却在重压下屈服了。这片大地上没有理想的立足之地,对于那些充满善意的男女也同样如此,正是因为有人梦见了一种爱,才会因此而受苦。“我做过一个梦。梦里有一个伴侣”,安托万在深深的绝望中写道,哀叹他的妻子缺乏“有风度的美妙品质”,缺乏“奉献的天赋”。“我无数次梦见自己在她的羽翼下写作,被她轻柔地保护着,用她那鸟类的温和、鸟类的言语,还有如此之多的纯洁心地与可爱颤抖保护着。”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他的人生伴侣并不是一个奉献一切,接受一切,符合某种在如今看来已经过时的社会正统观念的人,而完全是另一种人,她隐约可见,稍纵即逝,在瞬间的恩宠中做出允诺,“如果我追求您,您却难以琢磨,是因为有一道光曾经把我照亮过一次,有一种语调曾谦逊过一两次,有一种声音曾温柔过一两次,我很清楚,我有死于干渴的风险。”“在您身体里存在一个我爱的人,她的喜悦就像四月的苜蓿一样新鲜。”某个人的生命与之联系在了一起,“曾经您的几秒钟对我来说就像黎明一样。微不足道的小哭闹、不值一提的小欢喜、一缕光照亮的几秒钟,也许,就是它们让我献出了自己的人生。”

在这里很难不胡思乱想。在谷仓嘎吱作响的横梁下面,一个有点喜欢幻想的孩子,在一个月光有点刺人的梦幻之夜,分辨出一颗星星穿过屋架的光芒。这决定了他在人类中的生活:他跟着星星在夜间飞行,面对风暴与敌人的炮火。这个故事在爱情中重演,它也同样是一种历练方式,当他懂得如何摆脱社会阶层的陈规与安排。我们永远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他用来立身的寥寥之物。“我热爱一种自己不太理解的生活,一种不太忠于原样的生活”,安托万在他的处女作《南方邮航》(1929)中写道,“我甚至不太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这是一种轻松的渴望。”

这道光萦绕在安托万身上,因为,感觉到某种召唤并不意味着实现其目标。几秒钟的恩宠之后,随之而来的有可能是多年的痛苦,每个人都指责对方歪曲其内心的真实形象,歪曲爱情理应“发扬”的东西。那么多谎言,那么多不可理喻,在其中,一个人的真实形象必然是另一个人的真实形象的充分反映。“我大力栽培、庇护的花朵,终于愿意挥洒一点它的光芒作为回报了”,东尼奥绝望地写道。

“沉重的夜晚”。这是安托万在康苏爱萝的建议下最开始打算给《夜间飞行》起的标题,《夜间飞行》在1930年至1931年写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其在阿根廷邮政航空生活经验的果实。作者曾向他的母亲透露了全书的真意:“这是一本关于夜晚的书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本抽象的书,即便它被视为一本伟大的冒险小说——当然它确实如此。关于这个隐喻之夜,康苏爱萝与安托万经常在他们的信件里加以暗示,好似在寻找光明与理想时的人间对称物。当1941年圣诞前夕,康苏爱萝在分别三年后来到纽约与丈夫团聚之时,她给他写了这张震撼人心的短笺,在其中,爱情与爱情的痛苦不加区分地融入了同一个恳求之中:

因为,有一天,我看见你脸上的一滴眼泪,它来自无比遥远的国度,你在那里沉睡,你在那里受苦,你在那里躲藏,于是我懂了爱。我知道自己爱你。我也同样知道,爱情所有的苦涩都融化在这一滴泪、一秒钟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曾放弃立即嫁给你。就像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放弃穿过黑暗的房间抵达她的床铺,她的朋友,她的玩具,她的漫步,她的光明。

我和你谈论这件事,我的丈夫,因为我害怕这个暗夜,我害怕无法抵达我的床铺,我的光明,我的平安(我穿不过黑暗的房间吗?如此靠近我的鲜花、我的乐曲还有你的双手,如果我穿不过黑暗的房间,我会摔倒吗?),与你的双手如此靠近。

这些句子呼应了那个发现了一座超出其估量能力的宝藏的孩子感到的忧郁。不过,它们给悲伤、困惑与慌乱增添了危险——死亡的风险,压制一切事物尤其是爱情方面的事物。然而,在走廊尽头,在和解时刻,安托万依然写道:“您对我造成过太多伤害。那么频繁。那么强烈。不过这一切都已经被忘掉了。我只记得我对您造成的伤害了。属于您那些眼泪的康苏爱萝。属于您那些孤单夜晚的康苏爱萝。属于您那些期待的康苏爱萝。康苏爱萝,在这个世界上我爱的只有您,感谢您知道我爱着您。”

寓言与生活密不可分。康苏爱萝非常了解这一点,在等待1943年重新投入战场的安托万时,为了防备关于她丈夫的那些一路传到纽约的谣言,她将他们的结合永远扎根于此:“我一直忠于你。我在等你。我是你的妻子,我会等你醒来,等你在永恒中睡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爱你,我爱我们梦中的世界,我爱小王子的世界,我去那里散步……没有任何人能碰到我……哪怕孤身一人带着四根刺……”

这又是不可见之物的援助,令恋人们结合,将心灵的真理凝固在一个不适合谎言的领域:确切地说,就是梦的领域。少儿童话承载着伟大的真理,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曾经写道,承载着那些不死之人。令人惊愕的是,在康苏爱萝写于1940年的一封信件中,尽管关于《小王子》安托万还没有写下一行文字,画出一幅水彩画,却出现了从女人蜕变为玫瑰的描写:“一个真正的奇迹。很快我就会成为地榆花了。但是这位美人,她并不顾世界残酷,不顾绵羊犯下的又傻又坏的蠢事。地榆花消失了——她死了。这位美人,人们领着她在青草地上散步,给她穿上鲜花与歌谣,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伤害她了。她将成为帕普的一首诗,用他的心血写成!”

“现在我老了,我知道自己经历过的最美丽的冒险,就是与你一同穿越那些黑夜,跨向白昼之神的礼物。”安托万写道。他仍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和他的妻子重逢,1943年4月2日,他把她一个人留在了纽约。他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她了。安托万在1940年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随着战争越发激烈,对未来的危险与威胁越来越多,我对于所有那些需要由我负责的人就越发关切。可怜的小康苏爱萝非常脆弱,完全被遗弃,引起我无限的怜惜。”身处遥远的沙漠之中,很快就会变得焦虑,哪怕这次远离是由另一种同样值得称赞的积极性导致的:救助他的同胞。1943年的阿尔及尔是一个装满螃蟹的篮子,对他而言,这里和流亡者会聚的纽约一样不值得向往,同时,他的年龄导致他无法长时间飞行,安托万向康苏爱萝祈祷。不过,就像梦想比祈祷更有价值一样——《小王子》也不是一部福音书——安托万向她讲述自己的梦境,就和最初相遇时一样:

在一片原野中,我靠在您身边。大地死去了。树木死去了。任何东西都没有香气或者滋味。

突然之间,尽管外表上没有任何变化,一切都变了。大地又活了过来,树木也活了过来。一切都拥有了那么多的香气和滋味,以至于味道太强烈了,对我来说几乎太强烈了。生活回到我身边的速度太快了。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说:“康苏爱萝复活了。康苏爱萝在那里!”你是大地之盐,康苏爱萝。你仅仅通过你的回归便唤醒了我对于万事万物的爱意。康苏爱萝,于是我明白了,我爱您直到永远。

这个被无数人、被他的时代、被各类误解严重伤害的男人回归了本质:一位女性的爱拯救了他。小王子看着他的玫瑰,就像在看那些落日,在他心中涌动的,是一个关于把我们与生存紧密连接之物的奥秘,那个由血、肉、梦境与理想组成的奇妙合金。这是某种对于我们而言过于庞大的东西,但无论选取过何种轨迹,无论心灵具有怎样的深度,这始终是共同的命运。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很清楚这一点,他恳求康苏爱萝告诉他一些关于《小王子》的新闻,它在他离开几天之后在纽约面世。大家对此有何看法?这不是敏感的作者略显肤浅、追求私利的关切。对于一个艰难的时代而言,这是一个缺失的大问题,它需要一个神话——“去给那些口渴的人饮水”——一个关于小王子和他的玫瑰的神话。

“在你的家里有光。你当初是怎么得到它的?你怎样才能把它再次交托出去?月光之匙从那里穿过,你令它歌唱并复活流亡中的小王子们。”

[1] 马尔蒂娜·马丁内斯·富图奥索(Martine Martinez Fructuoso):康苏爱萝的秘书何塞·马丁内斯·富图奥索(José Martinez Fructuoso)的遗孀,康苏爱萝作品的版权所有者。

[2] 康苏爱萝的回忆录,以“玫瑰”的身份回忆她和丈夫的故事。

[3] 安德烈·纪德在1931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他(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从阿根廷带回来一本新书(《夜间飞行》)和一个未婚妻。读了前者,见了后者。向他大加祝贺,不过主要是为了书。”

[4] 指《小王子》。

[5] 阿尔班·塞里西耶(Alban Cerisier):法国伽利马出版社编辑,负责出版过圣-埃克苏佩里的一系列作品集,是法语版《小王子的情书集》的责任编辑。

[6] 法语里的童话故事“contes de fée”一词直译为“仙女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