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1926—　／　英文名Tsung-Dao Lee，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因在宇称不守恒、李模型、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扑孤立子场论等领域的贡献而闻名。1957年，31岁的他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当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还沉浸在兴奋之中时，校方突然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紧急通知：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要会见吴大猷、华罗庚和曾昭抡3位教授，并希望他们即日启程前往重庆。很快，3人乘飞机来到了战时的陪都山城重庆，一落地，便被接送到陆海空三军招待所。

历经战争摧残的重庆街道，到处狼藉一片，民不聊生。3位教授虽然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人物，但生活都十分清苦，根本无力添置像样的衣服。吴大猷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西服，脚上穿的是一双类似美国士兵才穿的皮鞋。曾昭抡仍是邋邋遢遢，趿拉着鞋子走路，一副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华罗庚更是衣履破旧，穿戴也算不上整齐，走起路来依旧是脚在地上不停地画圈。三军招待所守门的卫兵和服务小姐们，突见住进了如此怪模怪样的3位“大爷”，因而对他们满脸鄙意，故意刁难，服务没有一点热情。

第三天上午，正当3位教授自己打水拿饭往自己住所走时，一辆高级轿车开到了招待所的门口，总参谋长陈诚和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携众随员，前呼后拥地来拜访他们。这阵势，着实让门卫和服务人员大吃一惊，遂立即转变态度，将3位当作来路不明的一方神圣供奉起来。而此次会面商谈的内容，便是中国如何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经过商讨，双方达成初步共识：需成立研究机构，培植各项基本工作人员；初步可派物理、数学、化学人员外出，研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进展情形。这个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允准，由3位教授各选两名可堪造就的青年人共同赴美，并拨发50万美元作为这一计划的前期资金，这一行动的代号是“种子计划”。

计划既定，3位教授分别做出国考察准备并挑选随行的青年才俊。吴大猷挑选的是朱光亚和李政道，华罗庚挑选的是孙本旺和徐贤修，曾昭抡挑选的是唐敖庆和王瑞駪。其中，吴大猷推荐李政道留学美国攻读物理学博士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李政道此时正在就读西南联大二年级，本科学位都还没有拿到。吴大猷的这一选择，立刻引来不少教师的反对，在校园里引起一场波澜。

吴大猷不改初衷，坚信李政道是可造之材。于是，他前去找清华物理系居第一把交椅之尊的叶企孙教授商量，得到支持后，旋得到校长梅贻琦批准。就这样，在吴大猷的极大坚持下，20岁的李政道还未读完大学就告别祖国，踏上了留美的旅途。11年后，1957年，他因与杨振宁一起发现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共同站在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上。

三糊涂

1926年11月，排行老三的李政道出生在上海一个名门望族家庭里。曾祖父李子义是江苏东吴大学（即苏州大学）的前身苏州博习书院创建人之一。父亲李骏康是金陵大学农化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在上海做化肥生意。母亲张明璋毕业于上海启明女子中学，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受教育女性。据李政道回忆，父亲对儿女们不仅要求严格，而且非常注重道德伦理教育，要求他们不仅要立雄心大志，而且要爱祖国，有正义感，有同情心。

4岁时，李政道开始识字，并且体现出强烈的好奇心，“为什么？”“后来怎样？”是他的问话模式。他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才能迅速地表现出来，做数学题又快又准，常常得到父母和兄长的夸奖。李政道爱好读书，甚至读书成癖。每天，从早晨起床直到晚上休息，他都一直在看书。只要看见书，他便总是忘了吃饭、刷牙和洗脸，因而被全家送了个绰号“三糊涂”。

1937年抗战打响后，上海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李政道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读书生活。几经变迁，李骏康夫妇将宏道、崇道和政道兄弟3人，安置在江西联合中学读书。念高二时，由于表现突出，李政道还给教师缺乏的母校担任代课老师，给低年级的同学们教授数学和物理两门课。1943年，17岁的李政道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物理系。

此时，浙大已经迁址到贵州湄潭，地方偏僻，条件艰苦，但浙大理学院却集中了一些如王淦昌、束星北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知名教授。教室和宿舍是合在一起的，而里面既没有电灯，也没有桌椅，学生连看书的地方都没有。为了读书，李政道总是和同学们一起到外面的茶馆里，买上一个座位，泡一杯茶，就是为了可以看上一天书。物理实验没有仪器，仅有的实验室也是设在一个破庙里。为了做电子实验，束星北教授和学生们便一起修理一台破旧的发电机。

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

1944年，随着日军的炮声日益逼近，浙大的许多人不辞而别，学校形同解体，李政道也被迫离开，前往设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继续求学。吴大猷教授热情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小青年，经过积极争取，校方破例同意李政道做旁听生，等到暑假开始后再正式转入二年级就读。吴大猷后来回忆，那时李政道学习异常刻苦，“每日来我处，要我给他更多的阅读物和习题，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我无论给他怎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就做完了，又要来索要更多的”。

1946年8月，经吴大猷教授极力荐举而获得留学资格的李政道，由华罗庚教授带队前往美国。此时，美国将原子弹的研制过程列为绝密，中国人到有关研制机构和工厂学习考察已不可能。于是，在得到国民政府当局同意之后，这些青年才俊分头行动，陆续进入不同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潜心学习，以图将来。本科尚未毕业的李政道，在学制严格的美国，再次面临困境。

据吴大猷回忆说：“我没有办法把他推荐给任何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因为他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写了几封介绍信，其中一封是写给戈登斯米特（Coudsmit）教授的。那个时候，他在西北大学，当然我说了几句关于年轻的李政道的话。我说，李政道是那样的聪明，我发现他对于解决问题简直有着不可思议的洞见、看法。”几经周折，李政道来到被称为“原子弹诞生地”的芝加哥大学，获得了试读的资格，并由于他的天才和勤奋很快成为正式研究生。

此前的1945年末，杨振宁获取庚款留美名额，提前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当时，他想成为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教授的研究生，但没有人告诉他费米在哪里，因为费米是世界上第一座可控原子核裂变链式反应堆的建造者，行踪保密。而李政道则幸运地成为费米的研究生，1950年，24岁的他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白矮星的含氢量》的答辩，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被列为当年博士论文第一名，奖金1000美元。芝加哥大学校长在授予李政道博士学位证书时说：“这位青年学者的成就，证明人类高度智慧的阶层中，东方人和西方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创造能力。”

自尊向上，不进则退

1948年，是李政道和杨振宁正式开始事业上合作的一年。在费米教授的指导下，他们和罗森布鲁斯一起写了一篇关于粒子物理方面的文章。1951年，李政道来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工作，与杨振宁再次会合，两人开始了更加密切的合作。1956年，两人共同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得到另一位中国赴美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的实验证明。随着这一伟大成果横空出世，李政道和杨振宁于1957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2年夏，李政道和杨振宁的最后一次科学合作终结，两人从此决裂，成为华人学术界的憾事。关于关系破裂的原因，李杨双方偶有公开叙述，然而各有说辞，令外界对真实原因依然不得而知。1986年，李政道在撰写的《破缺的宇称》一文中，对于李杨关系有生动的比喻：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李政道接着说：“我和杨的合作在20多年前结束了。它的价值，不需要更多的说明，就如我们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所表现出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杨振宁曾形容他和李政道的关系，“有时候比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这样深厚的一个关系，破裂的时候，我想跟一个婚姻的破裂，是在同一等级上的痛苦。”杨振宁表示，李政道是自己最成功的合作者，与李政道的决裂是他今生最大遗憾。

作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还十分关心中国物理学的发展，积极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议和协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设立CUSPEA中国留学生计划，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大学及浙江大学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学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