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1892—1982／　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被称为现代汉语语言学之父。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我懂得20种方言，还懂得他所懂的一些古怪的东西”。温源宁曾说，和赵元任初次见面就会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沉默寡言和腼腆孤僻”。然而，沉默的赵元任却天生口齿清晰，加之知识渊博，每到一个地方都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赵先生贵处是湖南哪一县？”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作“老乡”。“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在清华任教时，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中国语言学之父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1892年，赵元任出生在天津一个书香、官宦之家，著名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的作者赵翼（乾隆进士），就是他的六世祖。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又从大姨妈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当他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3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听他的家人说，他从小就喜欢学别人说话，并善于辨别出各地方言和语音特点。

赵元任告诉女儿赵新那，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他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失食。”

赵先生永远不会错

赵元任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赵先生永远不会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他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1927年春天，赵老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时，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他曾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吴语，经常是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住在农民家里。

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身体太疲乏，上车后躺在长板座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把这节四等车厢甩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在那次调查吴语的行动中，他不辞劳苦，经镇江、丹阳、无锡，每站下车，再乘小火轮到宜兴、溧阳，又转回到无锡等地，冒着严寒，辗转往复，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采用国际音标，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这本书出版后，为研究吴语和方言做出极为珍贵的贡献，赵元任也成为中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中国的舒伯特

赵元任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有人说，“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赵元任年少时，曾将牵牛花摘下来当作号角吹，甚至曾试图以之吹奏乐曲。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曾花220美元分期6年买了一架旧钢琴。为了买到廉价的音乐票，他经常半夜起床去排队买票。

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家庭而作，他常为女儿写歌，并教她们演唱。他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进行创作、修改。大女儿赵如兰说：“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剃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赵元任所谱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他曾深情地写一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1936年，赵元任在“百代”公司灌录了那首《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唱片，此后这首歌一直脍炙人口。

陈原认为，赵元任的乐曲中，“是一颗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萧友梅在《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词集》中，认为他的艺术歌曲“替中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赞扬其为“中国的舒伯特”。

别逼我做官

1920年，赵元任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到清华大学任教，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出身皖南名门望族的杨步伟女士。杨步伟在考入南京旅宁学堂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竟大胆地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步伟”这个名字，就是她的同学、好友看她抱负不凡为她而取的。赵元任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慧眼识金，一眼认定了大他3岁的杨步伟。他非常敬佩这位女医生的才能和魄力。

1921年6月2日，有情人终成眷属，赵元任只对杨步伟提出一个要求：“别逼我做官。”结婚当天，俩人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当天下午，他把好友胡适和杨步伟在医院工作时的同事朱征请到家中，由杨步伟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宴请了这两位证婚人。然后，赵元任从抽屉里取出结婚证书，新郎新娘先签了名，接着两位证婚人也签了名，为了合法化，还贴了四角钱印花税，就这样完成了简单而浪漫的婚礼。当这消息传出后，第二天报纸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为大标题，宣扬了一番。连英国哲学家罗素当时也认为这个婚礼“够简单了，不能再简单了”。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朱家骅再请杨步伟劝说赵元任，杨步伟说：“我从来不要元任做行政事。”

一位最可爱的人

赵元任“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杨步伟“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二人性格迥异，却携手走过60年。

温源宁曾提及赵元任有个收集“17”的癖好，而这种癖好是从他上一位老师的数学课时开始的。这位老师常说：“取任意一个数，不论是1、2、3，甚或是17。”从那个时候起，他发现不少人喜欢把17当作他们喜欢的“任意数”。有一次在纽约一家旅馆，他拿起电话听筒，听到一个姑娘的声音只是自报了一声“17号接线员！”，他几乎就要说“非常感谢！”

胡适生前这样评价赵元任：“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二人留学美国时，胡适便对赵元任推崇备至：“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赵元任为第一。其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1959年，赵元任夫妇赴台访问。回美国前，胡适握住赵元任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对赵元任说：“退休后早点回来工作，训练我们国家的青年！”1968年深秋，76岁的赵元任再一次来到台北南港，在胡适墓前徘徊良久。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及时回柏克莱，也不能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即追杨步伟而去，享年90岁。

赵元任去世后，他的女儿惊讶地发现，父亲故去的时间竟与他的至交胡适逝世的月日历时间为同月同日且为同时辰，只是前后相差了整整20年。后来，子女遵其遗嘱，对两位老人均未举办葬礼，将骨灰撒入太平洋，将他们的房产赠送给加州大学，书籍和遗物分送给亲友，杂志赠给北京大学和语言研究所。